说穿了，人的年龄只是九个数目字凑来凑去凑出来的游戏，却始终教人悬念、教人惊慌、甚至教人撩起淡淡的哀愁。吴鲁芹先生生前有一篇文章叫，说人生已经沦落到仅剩几个数字了：保险单号码、身份证号码、驾驶执照号码、护照号码、病历卡号码等等等等，“好像贱名无足轻重，可以等闲视之”。这些号码固然可恶，却还不算是刺到肉的针。贱名加上年龄的数字，那才要命。公私机构招兵买马往往写明只考虑二十五至三十五岁的人。应徵中级职位，三十九岁跟四十一岁的差别可能会非常的大。四十五岁的人失业，男的似乎注定只配当大厦看更，女的也许只剩清洁厕所之一途了。幸亏鲁芹先生走得早，不必目睹这种年龄歧视的景观。开始跟他通信的时候，我已经快到申请当看更的年龄了，他竟“小董”长、“小董”短地称呼我，害我心头甜到现在这把退休看更的年纪。我不禁慨叹鲁芹先生走得早，连我青春的假象都给带走了。

        世界变了，现在的年轻人真可怜，二十出头念完书，拚搏的岁月只有十几年，四十岁之前还搞不出个名堂来就没有人要了。我们刚出来混饭的那年头，四十岁以下谁都瞧不起，嫌你嫩，嫌你没读过几本书，嫌你没见过大场面，嫌你笔下的玩意儿上不了桌、镇不住人。总要熬过四十岁才看得到一丝曙光，长辈们开始把你当人看，说是“看出苗头来了”。干文字工作的尤其讲辈份，讲资历，讲名气，办公室里坐得进大班房间的，绝不会是刚断奶的人。

        （二）

        陈子善编出了一本叫《未能忘情》的书，收集几十位“台港暨海外学者散文”，全书依作家岁数的秩序编排，长者带，越排越年轻，十足江湖上的规矩。林语堂一八九五年出生，排在榜首，一九零二到一九一九出生的，依序是台静农、梁实秋、乔志高、饶宗颐、吴鲁芹、思果、殷海光、林以亮。二十年代出生的有夏志清、金庸、王鼎钧、陈之藩、木心、余光中。三十年代则是逯耀东、庄因、梁鍚华、林文月、林毓生、刘绍铭、金耀基、水晶、叶维廉、隐地、戴天、西西、黄继持、李欧梵和小思。四十年代有杨牧、许达然、陈耀南、王润华、何怀硕、张晓风、董桥、周志文、潘铭燊、方瑜、黄碧端、远人、黄国彬、黄维樑、蒋勳、也斯。五十年代是郑明娳、古蒙仁、迈克、陈黎、焦桐、庄裕安。简媜、林耀德、陈辉扬、杨照四位都是六十年代出生的小弟弟小妹妹了。

        林语堂先生的压卷之作题为《论趣》，开笔说乾隆游江南，有一天登高观海，看见海上有几百条船，或往北，或往南。乾隆问左右：“那几百条船到那里去？”一位随从说他只看见两条船。“怎么说？”皇帝问。随从说：“老天爷，实在只有两条船，一条叫名，一条叫利。”乾隆点首称善。林老先生的文章确有前辈风范，娓娓道来，故事很多，起承转合，井井有条，译成英文都合逻辑，却不失中国风味。年纪轻轻的杨照那一篇收卷之作题目新颖，叫《跨越边界》，开头直截了当：“我们的车离开圣地牙哥，直接上了五号公路，笔直向南。”现代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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