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作者白羽本无心写武侠小说，却以这一部作品成了著名的武侠小说家。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白羽原名宫竹心，出生于官宦之家，因家道中落，只得卖文为生。他懂英文，能译小说，在专事写武侠小说前，曾做过书记、邮员、税吏、教师、局员，又从军当过旅书记官，在穷途末路之时，也做过小贩，卖过书报。他性情有点孤僻，脾气很大，对朋友热情，可是好顶嘴抬杠。他在税务局当小职员时，会被人疑为有盗窃行为，后来真犯被破获了，他的嫌疑得以洗刷，心里却留下一个深刻的创伤。从此他一改过去办事认真、对人郑重的态度，变得嬉笑怒骂，调皮喧闹；人们却反而觉得他诙谐可笑，倜傥可亲了。

        白羽本有志于文学事业，极喜欢从事文艺创作。他读中学时，便在《述志》的作文中，表达了他日后“讲学著书”的理想。他曾有幸得到文坛巨星鲁迅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指导。鲁迅曾多次推荐他的小说和译作到报刊上发表。如果白羽循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定会在新文学的阵地上作出贡献的。但是造化弄人，家庭生活的重担迫得他背离了自己的志向，他不得不违心地写自己一向不愿意写的武侠小说。

        抗战前夕，白羽在霸州的简易师范学校任教，班中有一学生因看武侠小说入迷，想到峨眉山寻师学武而离家出走。此事震动学校。白羽的好友兼校长叶冷，便命他用一个月时间读武侠小说，读后在学校大会上作一演讲，以纠青年学生之失。白羽经过充分准备后，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他大声疾呼地说，那些长卧在烟榻上的文人，在口喷烟雾之余所冥想出来的剑侠与武功，是极其荒诞的。世上既无耸身一跃可上半空之人，亦无口吐一道白光取人性命之事，青少年万不可信以为真而入山学剑。但白羽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在霸州慷慨激昂地声讨武侠小说之后不到一年，他自己就在天津写起武侠小说来了。这一部武侠小说就是名噪京、津的。而促成白羽写武侠小说的，却是曾经动员他登台演讲痛斥武侠小说的叶冷。当时华北已沦于日寇之手。日本侵略者对报刊杂志控制甚严，凡有抗日言论者悉被抽出，且迫害进步作家。白羽别无所长，只有手中一支笔可以谋生。但他不愿写歌颂“王道乐土”的汉奸文章，便只好听从叶冷的劝告，去写那既不歌颂侵略战争，又不宣扬色情凶杀的武侠小说了。于是他去找擅写技击武侠小说的郑证因帮忙，共同撰写。郑证因帮他修改了前三章的武打场面后，因去北京谋事，便留下几本拳谱剑谱走了。白羽只得硬着头皮独力完成。他对武术外行。但对人情世态却感受甚深。因此在中，他扬长避短，不多写武侠打斗场面，而着意通过武林中的恩恩怨怨，去刻画人间百态。这种着意以武侠故事来反映世态人情的写法，是白羽小说的基本格式，故有人称之为“社会武侠小说”。由于白羽受过鲁迅先生的教导和影响，他本人又译过外国小说，具有新文艺写作的基础，因此同是写武侠小说，他的作品是比较切合人生，能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实的。

        写“飞豹子”袁振武因不忿师弟俞剑平被越次选为掌门人，而且自己一向钟情的师妹丁云秀又嫁与俞剑平为妻，于是怒而离开师门，远走辽东。二十年后，练成高深武艺，乃纠众劫镖，以雪宿怨。本已闭门封剑的“十二金钱”俞剑平只得拔剑出山，纠集众镖客四出寻镖。终于侦出盗踪，定下六路排搜之计。而飞豹子亦布置罗网，诱捕诸镖客。最后激起群雄一场恶斗。这场恶斗，后因官军突然介入而暂告结束。但飞豹子误以为俞剑平勾结官府，有违江湖规矩，竟至仇恨越结越深，直到书之终卷，仍未得解。俞剑平后虽寻到镖银，但已被沉入射阳湖底。经多方打捞，仍未足全数。所失部分，只好作赔了。书中“豹”踪飘忽，扑朔迷离，情节极具吸引力；而人物刻画颇细，个性突出，令人印象深。如飞豹子的神出鬼没，狡狯多智；俞剑平的侠气纵横，精明老练；黑砂掌的玩世不恭，幽默风趣；九股烟的色厉内荏，小人心性，都写得栩翔如生，跃然纸上。叶冷认为白羽的虽是投时俗之所好，但到底与其他武侠小说不同。第一，他借鉴于法国的大仲马，描写人物很活，所设故事亦极近人情，书中的英雄也都是人，而非“超人”；好比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壮美的图画”。但非神话。第二，他借鉴于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作武侠传奇而奚落侠客行径，如有关“行侠受窘”“学武受骗”的描写，就很有堂·吉诃德的影子。所以他的故事外形虽旧，但作者的态度、思想、文学技巧，却是清新的，健全的。至少可以说他的武侠著作是无毒的传奇，无害的人间英雄画。从借鉴于外国文学和以新文艺手法写武侠小说这一点看，白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很了不起的。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为今日港、台盛行的新派武侠小说开了先河。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就自认最初写武侠小说是受白羽影响的。

        白羽的最后一本武侠小说《绿林豪杰传》，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曾在香港报纸上连载。这本既描写农民起义，又夹杂技击武打的小说，既不像武侠小说，也不像历史小说。据当年与白羽经常接触的《泪洒金钱镖》的作者冯育楠说，白羽认为自己这部“新作”，是他自写武侠小说以来写得最辛苦的一部。他苦笑着说：“写武侠小说，还要有进步意义，有阶级斗争，这样的书太难写了。我这一辈子，写了几十部书，水平怎样，我不敢说，但皆是我随心所欲之作，只有这一部，却是在教师的指挥下写的，于是变成了非驴非马的一头四不像！”勉强写成的作品，自然是很不惬意的。

        白羽以武侠小说家名世，固然有违他的初衷。但他借鉴大仲马和塞万提斯的写法，运用新文艺的写作技巧进行创作，写出了自己的风格，为武侠小说开了新面，却是功不可没的。作为白羽本人，不能写他喜爱的文艺作品，而自挝其面地写自己一向反对的武侠小说，是一个人生悲剧；作为武侠小说，由于白羽作品的问世，给它注入了清新的气息，却又是值得庆幸的。是非功过如何，历史总会有公正的评价。

        白羽除了一些自认为是“开倒车”的武侠小说外，还留下几本能够显露他本色的小册子。这就是短篇小说集《片羽》、回忆录《话柄》、自传体长篇创作《心迹》，以及小品文《雕虫小草》《灯下闲书》和考证文《三国话本》等。（其中《片羽》所收的小说《包》，写一名女仆因家贫儿女挨饿，偷偷藏起两张饼，后被主人发现，只得以“吃得多”为掩饰，把那两张饼当着主人的面强吃下去，几乎撑破肚子。而家中的孩子却快要饿死了。鲁迅极赏这个短篇，认为它描写深透，催人泪下。）抗战胜利后，他不再写武侠小说。他把十几部武侠小说的版权卖给了上海的北新书局。他在沪版自序中说，此后“小说这行子矢不更为”。他转而埋头钻研甲骨文、金文去了。他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写下了不少的札记，想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很可惜，命运又一次和他开玩笑，他这些研究成果并未能问世；而且就在他逝世后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袭来，把这些寄托着他晚年心血的手稿和资料，一扫而光了。据当年曾为《话柄》作序的吴云心说，白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曾去拜访天津研究甲骨文的前辈王襄先生，讨论过他的研究心得。这些心得，有些是颇有见解的。如古字可能有音符的考证，发音与文字的关系，等等。白羽一心想在晚年以研究甲骨文的成绩，去冲淡他始终不愿获得、但却已是既成事实的“武侠小说家”的头衔，可是他又一次失败了。——这就是白羽的人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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