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欧游归来，在众多的记忆之中幢幢然有一座苍老的城堡，悬崖一样斜覆在我的梦上。巴黎的明艳，伦敦的典雅，都不像爱丁堡那样地祟人难忘。爱丁堡确是有一座堡，危踞在死火山遗下的玄武岩上，好一尊千年不寐的中世纪幽灵，俯临在那孤城所有的街上。它的故事，北海的风一直说到现在。衬在阴沉沉的天色上，它的轮廓露出城墙粗褐的皮肤，依山而斜，有一种苦涩而悲壮的韵律，莫可奈何地缭绕着全城。

        从堡上走下山来，沿着最繁华的王侯街东行，就看到一座高傲的黑塔，唯我独尊地排开四周不相干的平庸建筑，在街的尽头召你去仰拜。那是一座嶙峋突兀的瘦塔，一簇又一簇锋芒毕露的小塔尖把主塔簇拥上天，很够气派。近前看时，塔楼底下，高高的拱门如龛，供着一尊白莹莹的大理石雕像，是一个长发垂眉的人披衣而坐，脚边踞着一头爱犬。原来那是苏格兰文豪司各特的纪念塔（Sir alter So）。

        司各特死于一八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苏格兰人为了向他们热爱的文豪致敬，决定在他的出生地爱丁堡建一座堂皇的纪念塔，并在塔下供奉他的石像。建筑的经费由大众合捐，共为一万六千一百五十四镑。建塔者先后二人，为康普（Gee Meikle Kemp）与庞纳（illiam Bonnar）。雕像者为史悌尔（Sir Joeel）。一八四〇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司各特六十九岁冥诞的那天，纪念塔举行奠基典礼，仪式十分隆重，并鸣礼炮七响。六年后的八月十五日，又行落成典礼，各地赶来观礼的苏格兰人，冒着风雨列队在街头，看官吏与工程人员游行而过，并听市长慷慨致词颂扬文豪，礼炮隆然九响。

        司各特的坐像用名贵的卡拉拉大理石雕成，雕刻家的酬金为两千英镑，这在十九世纪中叶是够丰厚的了。甚至三十吨重的像座也是意大利运来的大理石，因为太重了，在来亨起运时竟掉进海里。纪念塔高达二百英尺又六英寸，四方的底基每一面都宽五十五英尺，这样的体魄难怪要气凌全城。塔的本身用林利斯高附近页岩采石场所出的宾尼石建造，据说这样的石料含有油质，可以耐久。塔外的回廊分为三层，攀到顶层要踏二百八十七级石阶。塔上高高低低有六十四个龛位，各供雕像一尊，以摹状司各特小说里繁多的人物。一个民族对自己作家的崇拜一至于此，真可谓仁至义尽了。莎翁在伦敦，雨果在巴黎，还没有这样的风光。西敏寺里的壁上也有司各特的一座半身像，却缩在一隅，半蔽在一个大女像的背后。

        二

        司各特不能算怎么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无论是早年的叙事诗或是后期的传奇小说，都未达到最伟大的作品所蕴含的深度。他的诗可以畅读，却不耐细品，所以在浪漫派的诗里终属二流。他的小说则天地广阔，人物众多，文体以气势生动见长。以《威夫利》为首的一套小说，纵则探讨苏格兰的历史与传统，横则刻画苏格兰社会各种阶层的人物，其广度与笔力论者常说差可追拟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司各特熟悉苏格兰的民俗，了解苏格兰的人物，善用苏格兰的方言与歌谣；这些长处，再加上一支流利而诙谐的文笔，使他的这一套小说当日风靡了英国，为浪漫小说开拓出一个新世界，而且流行于欧洲，启迪了大仲马和雨果。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类小说是“历史乡土”；司各特真正为自己的人民掘土寻根，当然苏格兰人要崇奉他为民族的文豪。

        司各特后期的小说将时空移到他不太深知的范围，例如法国与中东，成就便不如写他本土的《威夫利》系列。不过他博闻强记，加以上下求索，穷寻苦搜，一生的作品十分丰盛。除了之外，他还编了德莱顿与斯威夫特的作品集，为十八世纪的小说家作序，并在《爱丁堡评论》及《评论季刊》上发表文章，足见这位小说大家也有其学者的一面。

        在十九世纪，司各特名满全欧，小说的声誉不下于拜伦的诗。到二十世纪，文风大变，他的国际声誉也就盛极而衰。西印度大学的英文教授克勒特威尔（Patrick Cruttt）里，便推崇司各特为真正的浪漫作家，并非徒袭十八世纪新古典的遗风。

        我一面攀登高峻的纪念塔，一面记起在大学时代念过的《护身符》（talisman）。在我少年的印象里，司各特是一把金钥匙，只要一旋，就可以开启历史的铁门，里面不是杳无人踪的青苔满地，而是呜咽叱咤的动乱时代。他的小说可以说是历史的戏剧化：历史像是被人点了穴道，僵在那里，他一伸手，就都解活了过来。曾几何时，他自己也已加入了历史。我从伦敦一路开车北上，探豪斯曼的勒德洛古城，华兹华斯的烟雨湖区，怀古之情已经愈陷愈深。而一进了苏格兰的青青牧野，车行一溪独流的荒谷之间，两侧嫩绿的草坡上缀着点点乳白的羊群，一直点洒到天边。这里的隐秘与安静，和外面世界的劫机新闻不能联想。于是彭斯的歌韵共溪声起伏，而路侧的乱石背后，会随时闪出司各特的英雄或者乞丐。一到了爱丁堡，司各特的故乡，那疑真疑幻的气氛就更浓了。城中那一座傲立不屈的古堡，司各特生前曾徘徊而凭吊过的，现在，轮到我来凭吊，而司各特自己，立像建塔，也成为他人凭吊的古迹了。

        在一条扁石铺地的迂回古巷里，我找到一座似堡非堡的老屋，厚实的墙壁用青白间杂的糙石砌成，古朴重拙之中有亲切之感。墙上钉着一方门牌，正是“斯黛儿夫人博物馆”（lady Stair''s house）。馆中陈列的画像、雕像、手稿、遗物等等，分属苏格兰的三大作家：彭斯、司各特、史蒂文森。楼下的展览厅居然有一只残旧脱漆的小木马，据说是司各特儿时所骑。隔着玻璃柜子，我看见他生前常用的手杖，杖头有节有叉，上面覆盖着深蓝色的便帽，帽顶有一簇亮滑的丝穗。名人的遗物是历史之门无意间漏开的一条缝，最惹人遐想。一根微弯的手杖笃笃点地而来，刹那间你看见那人手起脚落，牵着爱犬，散步而去的神态。正冥想间，忽然觉得眼角闪来一痕银白的光。走近了端详，原来邻柜蜷着一绺白发，弯弯地，有五六英寸长，那偃伏的姿态有若饱经沧桑，不胜疲倦。旁边的卡片说明，这是司各特重病出国的前夕，某某夫人所剪存。一年之后，他便死了。只留下那一弯银发，见证当日在它的覆盖之下，忙碌的头颅啊曾经闪动过多少故事，多少江湖风霜，多少历史性的伟大场面。

        三

        司各特的小说令人神往，我却觉得他的生平更令我感动。他那高贵品格所表现的大仁大勇，不逊于出生入死的英雄。在五十五岁那年，他和朋友合股的印刷厂和出版社因周转不灵而倒闭，顿时陷他于十一万七千镑的债务。那时英镑值钱，他的重债相当于当日的五十多万美金。司各特原可宣布破产或接受朋友的援助，却毅然一肩承担下来，决意清偿自己全部的债务。他说：“我不愿拖累朋友，管他是穷是阔；要偿债，就用自己的右手。”

        他立刻卖掉爱丁堡城里的房子，搬回郊外三十五英里的别墅阿波慈福（Abbotsford）；本来他连阿波慈福也要拿来抵债，可是债主们不忍心接受。司各特夫人原已有病，迁下乡后几星期就死了。在双重的打击下，他奋力写书还债，完成了九卷的巨著。两年后他竟偿还了约值二十万美金的债，其中一半即为的收入。事变之初，他的身体本已不适，这时更渐渐不支，却依然努力不懈。事变后四年，正值他五十九岁，他忽然中风。翌年又发了一次。他勉力挣扎，以口述的方式继续写作。他的日记上这样记道：“这打击只怕已令人麻木，因为我浑似不觉。说来也奇怪，我竟然不怎么张皇失措，好像有法可施，但是天晓得我是在暗夜中航行，而船已漏水。”

        英王威廉四世听到这件事，更听说地中海的阳光有益病人，就派了一艘叫“巴伦号”（hMS Barham）的快舰，专程把司各特送去马耳他岛，后来又驶去那波利和罗马。这样的照顾虽然比杜甫的“老病有孤舟”要周到得多，司各特的病情却无起色。他的心仍念着苏格兰。这时传来歌德的死讯，他叹道：“唉，至少他死在家里！”在回程的海上，他因脑溢血而瘫痪。回到阿波慈福后，重见苏格兰的青山流水，听到自己家里的狗叫，他迸出了去国后的第一声欢呼。几星期后，他死在自己甘心的阿波慈福，时为一八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他的遗体葬在朱艾波罗寺的族人公墓，和亡妻并卧在一起。

        不愿损害他人，是为大仁；不惜牺牲自身，是为大勇。这样的道德勇气何逊于司各特小说中的英雄豪侠。今日的富商巨贾，一旦事败，莫不携款远飞，哪里管小民的死活。这种人在司各特面前，应当愧死。司各特不愧为文苑之豪侠。这一点，加上他笔下的阳刚之气，江湖之风，是召引我从伦敦冒着风雨，北征爱丁堡的一大原因。而现在，我终于攀他的纪念塔而上，怀着远客进香的心情。

        四

        八十年前，林琴南译罢《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在序中推崇作者为“西国文章大佬”，又称他文章之隽妙“可侪吾国之史迁”。林老夫子不懂英文，“而年已五十有四，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请业于西师之门……虽欲私淑，亦莫得所从”。但是他把司各特比拟司马迁，却有见地。太史公的至文在他的列传，写的虽然也是历史，但其中人物嬉笑怒骂，事事如在眼前，也真是历史的戏剧化。况且在人格上，两人的巨著都是在常人难忍的心灵重压之下，努力完成。后面这一点林琴南大概不很知道，不过此刻，如果他能够偕我同登这“西国史迁”之塔，一定会非常兴奋。

        顺着扇形的回旋石梯盘蜿攀升，一手必须拉住左面壁环上串挂如蟒的粗索，每一步都像是踏在扇骨上，每一步都高了一级，也转了二十级弧度的方向。哥特式尖塔的幽深回肠里，登塔者不小心一声咳嗽，就激起满塔夸张的共鸣。如果一位胖客回旋地自天而降，狭路相逢，这一边就得紧贴着墙做壁虎，那一边只好绕着无柱之柱的扇心，踮着扇骨的锐角，步步为营，半跌半溜地落下梯去。爱丁堡，你怎么愈来愈矮了呢？每转一个弯，窄长的窗外就换一框街景。司各特的小说人物，狮心理查、沙拉丁、艾文霍、大红侠、查理王子、芭萝丝、丽碧佳、奇女子基妮·定思、最后的江湖歌手……六十四个雕像，在各自的长石龛里，走马灯一般地闪现又逝隐。梯洞愈尖愈窄，回旋梯变成了天梯，每一步，似乎都半踩在虚空，若在塔外，忽然，已经无可再登。下面的人把你挤出了梯口，你已经危靠在最高层回廊的栏杆上，背贴着塔尖，面对着爱丁堡阴阴的天色。

        到了这样的高度，爱丁堡一排排一列列的街屋，柔灰而带浅褐的石砌建筑，平均六七层楼的那种，就都驯驯地蜷伏在脚底了。跟上来的，只有在半空中此呼彼应的几个塔尖，瘦影纤纤，在时间之外挺着哥特式的寂寞。虽然七月底了，海湾的劲风迎面扑来，厚实的毛衣都灌满了寒气，飘飘然像一件单衫。迎风的人微微晃动，幻觉是塔在晃动，幻觉自己是站在舰桥上，顶着海风。

        东望高屯山，轮廓黑硬触目的是形若单筒望远镜的纳尔逊纪念塔，下面石柱成排，是为拿破仑之战告终而建的神殿。北望是行人接踵车潮汹涌的王侯街，威夫利旅馆就在对街，以司各特的名著为名。斜对着它的是威夫利桥，桥下铁轨纵横，是威夫利车站。爱丁堡的人不忘司各特，处处都是庞大的物证。

        西望就是那中世纪的古城堡了，一大堆灰扑扑暗沉沉的石墙上，顽固而孤傲地耸峙着堡屋与城楼，四方的雉堞状如古王冠，有一面旗在上面飘动，成为风景的焦点。建筑的外貌，从长方形到三角形到四边形，迎光的灰褐，背光的深黛，正正反反的几何美引动了多少远目。我不禁想起，那里面镇着的正是苏格兰的国魂和武魄：皇冠室里供着的皇冠，红绫金框，上面顶着十字架，周围嵌着红宝石，下面镶着白绒边；皇冠旁边放着教皇赐赠的权杖和剑。三物合称苏格兰王权的标帜（ttish Regalia），苏格兰并入英格兰后均告失踪，百多年后，官方派遣司各特领队搜寻，终于在一只锁住的箱子里找到。司各特掀开箱盖的一刹那，他的女儿在场，竟因兴奋而晕倒。苦命的玛丽女王曾住在堡上，正殿的剑戟和甲胄，排列得寒光森然。国殇堂上，两次大战阵亡的英魂都刻下了名字，而武库里，更有从古到今的戎装和兵器，号鼓和旌旗，包括中世纪攻城的巨炮，深入堡底的古井……当我想起这一切，想起多么阳刚的武魄，阴魂不散正绕着那堡城，扑面的寒风就觉得有些悲壮。

        堡在山上，塔在脚底，这两样才是爱丁堡的主人，那些兴亡匆匆的现代建筑，建了又拆，来了又去，只能算过客罢了。如果此刻从堡上传来一阵号声，忽地把司各特惊醒，这主客之比他一定含笑赞成。然而古堡寂寂，号已无声，只留下黄昏和我在黑塔尖上，犹自抵挡七月的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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