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政权的继承和交接是一个大难题，它困扰着几乎每一个朝代，造成无数的逼宫、夺嫡的骨肉相残的惨剧，而且，只要掌权的先一辈一息尚存，和平交接就几乎不可能。

        儒家经典《周礼》为了维护宗法封建制度，规定了“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的继承制度。然而，东周以后，宗法封建制度就变得残破不全从而变形了。因此。这一制度很难再不走样地执行下去。嫡长子不再承负西周时代的大宗的意义，或者至少这种意义已经淡化。所以对他们的能力、德行诸方面的要求就突出起来，老国君的喜好也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在实际的皇位继承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局面，老皇帝在自己尚年富力强时，就预先选定太子，安排专人培养教育乃至专人辅佑（这种太子可能是嫡长子，也可能不是），往往老皇帝尚未现老相，而太子却已成年，有的甚至聚拢了一定势力。这样一来，储君与现君之间，虽然是儿子与老子的关系，也不免隐然出现权力之争。即使并无真正的冲突，双方也会十分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酿成骨肉相残的权力冲突。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的悲剧，是老子处理掉了儿子，也有儿子逼宫弄死老子的，如齐桓公困死别官。

        但是，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老皇帝出于各种原因，还没有死就提前把皇位让给儿子，自己去做太上皇。赵武灵王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而唐高祖和唐明皇则是出于无奈。清代的乾隆居然是出于他的誓言，他发誓不超过他爷爷康熙的在位年限，因此退居太上皇。

        至于老皇帝死得太早而嗣君年幼无法亲理政事的情况，在清朝之前有太后临朝的惯例，在清朝则由摄政王或辅政大臣来代行“君职”。如果是太后临朝，因为这是一种非制度化行为，没有什么归政不归政的问题，除非野心极大如武则天，可以干脆做了女皇，其余的早晚会将决定权交给儿子，而所谓的摄政王和辅政本身就不是君王，除非想篡位，否则也不存在赖住权柄不放的问题。

        西太后与光绪之间，从表面上看有点像清以前的汉族政权的太后临朝，但实际又不是，因为汉族政权没有什么皇帝亲政不亲政的问题，但清朝却有幼君成年（十六岁）必须亲政的严格制度规定，这是满清的祖制。西太后面对长大成人的光绪，既像是临朝称制的汉家太后，又有点像当了太上皇但仍不肯放权的乾隆。此时的西太后，其心态其实与太后的身份并不相符，倒像是执政的老皇帝。亲裁政务三十几年，突然之间要交权，心有不甘其实很正常。

        传统王朝每逢新老交替，总要大拆大换，改弦更张，俗称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老子信任的宠臣，往往是儿子的眼中钉，肉中刺，只要一朝大权在握总要有一班新人袍笏登场，一些新政出台。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对于皇权来说那都是儿戏。如果前任已入黄泉，眼不见心不烦，倒也没事，只是倒霉了那些没有随老皇帝于地下的宠臣们。可是如果老的还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政策被“篡改”，自己政绩被人享用，自己信任的人七零八落，这口气又怎能咽得下？如果是后来人以实力逼宫夺的权，当然也只好容忍，但对方并没有实力，全由自己把权交出去，然后再任凭后来人在自己开出的田地上折腾，叫人怎么能心甘情愿呢？西太后从1889年光绪亲政大典之后，面临的就是最后的一种情况。

        我们前面说过，西太后是一位政治野心极强，权力欲极旺盛的女人。秉政以来她的政治才能所带来的所谓“同光中兴”的政绩，水涨船高般地煽旺了她的权力欲。为了把持权力，甚至她的亲儿子她也不放手交权。同治死后，为了能继续垂帘，她不惜让她亲儿子绝嗣，偏要立一个与儿子平辈的人当皇帝，她好接着当太后。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朝野的议论纷纷。再加上同治皇后阿鲁特氏以“不得宠于慈禧皇太后，穆宗（同治）崩，慈禧皇太后训责备至。后本已恸极，誓以身殉，遂不复食，至是崩。距穆宗之崩未百日也”。一时间，居然沸沸扬扬，竟有御史借给同治后上谥号的名义，说三道四。到了给同治下葬的时候，前御史（时任吏部主事）吴可读居然“自清随赴襄礼。还次蓟州，宿废寺，自缢未绝，仰药死，于怀中得遗疏，则请为穆宗立嗣也”。以尸谏的方式表示抗议。

        但是，事情涉及她能否继续掌权的“原则问题”，她半步都不让。她一面靠亲信大臣的弹压，一面靠宝廷、张之洞这些清流党的巧舌如簧，再退一步说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还是将物议压了下去。不过，通过这场风波，也让朝臣们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了西太后揽权的欲望和决心。

        但是尽管如此，“凡鸟偏从末世来”，西太后毕竟没有像武则天那样做女皇的魄力，她也不敢公然不让光绪亲政。太后临朝，虽然汉家朝廷习以为常，但清朝却从无先例，也就是说，在制度上，她的权力没有丝毫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她一方面死死抓住权力不放，一方面又要不断放出空气，好像她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做。再三声称“垂帘听政之举，本属一时权宜”，“一俟嗣皇帝学有成，即行归政”。甲午战败后，一次与光绪同在养心殿召见翁同稣，居然假惺惺地表示：“热河时，肃顺似篡位，吾徇王大臣之请，一时糊涂，允其垂帘。”虽然一肚皮不情愿，她还是得让光绪“大婚”，亲自为之操办“亲政大典”，然后自己无限恋栈地离开紫禁城，住进了颐和园。

        尽管只是交出了处理琐碎事务的权力，她还是可以照样在奏折上批“懿旨”，但离开紫禁城和臣工奏折上出现另一个人的批语还是令她十分不快。“一日荣禄侍西后看官内扎花，西后问此花我扎，你看好不好，荣谓后不独扎花好，西后即谓我亦只可扎花”。无限的惆怅和感慨，当着亲信荣禄随着这一声长叹，“我亦只可扎花”都发了出来。

        对维新变法来说，最可悲的事是随着光绪亲政这几年的磕磕碰碰，光绪与他的“皇爸爸”之间已经开始出现裂痕（这种情况是必然，只要有二元体制，就必有不和与矛盾，除非有一人是木头），在西太后眼里，光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不听话，越来越碍眼。而且，在光绪周围由于政务的需要，也开始出现一批朝臣，这些人开始被称为“帝党”。显然，这种情况是西太后所不愿看到的，因为她从中依稀看到了一旦她全部失权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远景。更为令西太后难堪的是，几年归政，她满心让光绪出丑的计划并没有实现，大家都明白真正行使权力的实际上是她，因此，事情办得不好，大家嘴上不说，可心里都想着坏事的缘由必定是她的牵制和掣肘。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舆论将罪过一方面归于李鸿章，而另一方面就怪罪于她西太后，这倒是她始料未及的。甲午战争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进京，她忍不住对刘发牢骚说：“我赏李鸿章内帑银二十万作军饷，言者遂谓我存银数百万，不思我存银何用？前代后妃多顾外家，我外家衣食粗足，谁不知之。”过了一会儿又说：“我本年生辰原饬内外诸臣不许上礼，尔何竟至过费。”当刘坤一劝她不要听信宦官的话时，“语未毕，太后谕曰：‘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当时朝中舆论对西太后贪财好货，借寿聚敛，不恤国难，大开寿庆，以及信用宦官，抑制光绪种种倒行逆施已经很不满了。不仅有御史高燮曾、安维峻的上奏，还有大批官吏的腹诽，连刘坤一也在婉劝西太后不要宠信太监（实际上等于指责她），无怪乎西太后要大光其火，不等刘把话说完就打断滔滔自我辩解。当然，这些舆论有出自开明者一方，也有出自顽固派的一方，更有那些纯然看重传统义理之人。但不管怎么说，经过近六年的亲政摩擦，尤其是甲午战争中的政务纠纷，一方面舆论对西太后彻底交权的压力更大了，另一方面帝后也开始真正出现了矛盾的裂痕。在甲午战争期间，因军费短缺，光绪曾请西太后暂停颐和园工程；而西太后则将光绪的二妃（珍、瑾）降为贵人，还以颜色。这一切都为日后到来的变法政治，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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