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寿恒和翁同稣都是问康有为应该怎样变法的，前者笼统一些，而后者身为大司农（户部尚书），主掌天下财富，时常为财政拮据而头痛，重点询问财政问题，怎样才能搞到钱（这也说明康翁以往的交往尚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密切）。廖翁的问话给了康有为以施展口才的机会，改革思路夹带着种种办法措施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康有为从政治到经济再到军事，整整谈了三个多小时。这次召见真正地成了“传语”，堂堂几位清朝顶尖的重臣，完全成了康有为的听众和传声筒。
这其实也是那个时代许许多多赞同变法者的共识。这些人里不论与康梁交情深浅、印象好恶，但几乎都认为他们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南州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光终于透过坚冰的裂缝射了过来，虽然微弱，却也使当时的中国看到了希望。
对康有为他们“奔走若狂”的努力，光绪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事实上，甲午之后，力图改弦更张的年轻皇帝对一切变革的呼声和建议都十分留意。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名。声，不久就为光绪所知，而康有为的第三本上皇帝万言书也在1895年7月几经周折转到了光绪的手中。但如果说这个时候光绪就对康有为十分看重恐怕也未必，设想康有为一本上奏就能打动皇帝，从而垂青于他，好像更多的是康梁等人经过美化后的幻觉。清代的皇帝处世以矜持闻名，唐太宗与马周的奇遇，在清代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他们更期望的是依靠制度和惯例来运作。事实上，光绪在看到康有为上书后，虽然也很“嘉许”，但并无更进一步的表示，所谓的“嘉许”也没有传到康有为耳朵里，当然更没有康有为所幻想的一步登天的“奇遇”，甚至连些许的口头表示都没有。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李鸿章关心的是康有为政治改革的限度。看来，他对康有为成立制度局和新政局以替代现存政治机构的打算不太以为然。在他看来，“六部尽撤，则例尽废”显然过于激进。但是他已然抱定隔岸观火之旨，所以也不便与康有为多辩，问了一句也就默不作声了。
不管怎么样，翁同稣从此与康有为相识了，而且，在以后的两年里，翁同龢对康梁等人办学会、办报纸的种种举动都给予了相当的关切和帮助。据康梁一边说法是翁同龢很主动，几乎对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无条件赞同，可据翁的日记，则翁对维新派的联络都出于光绪之意。当然，这日记可能会有篡改，翁借此为自己开脱。不过就算翁后来改过了，但作为天子多年倚重的近臣，总不会将没影的事安在光绪头上，他怎么可能预料年纪轻轻的光绪会活不过西太后，因而不给自己和后人留一点后路？所以，最大的可能是他和光绪总的来说对康梁印象都不错，翁同稣联络康有为确有光绪自己的意向，他想通过他的师傅去摸康的底，看看这个人有多少见识和才学，可不可以倚为变法的顾问和干臣。显然，直到变法开始，光绪还是拿不准康梁是否可以倚为行政人才，更吃不准任用康梁后所引发的风险。
戊戌维新又称百日维新和康梁变法。这两个称谓恰如其分地点出了这场运动的两大特点。一是时间短，虽然从甲午战争后就开始嚷变法，但真正开始变法不过是戊戌年那一百天的事。这样短的变法古今中外都少见（唐代的永贞新政号称短命，但也延续了近八个月），严格地说，只能算一次流产的政治改革。二是变法的倡导者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没有他们，也许就不会有这样一场变法，至少不会有这种样式的变法。虽然变法是甲午战争后几乎所有思想开通且有心救国的士人的共同心愿，但领头羊无疑就是康梁。参加过变法，后来成了中国出版业大王的张元济先生有诗曰：
在此之前，在康梁一方是拼命想要打动皇帝，以实现借君权变法，再现俄彼得、日明治的旧梦。1895年得中进士后，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留在京师，并没有为他那点政务操过心，而是日日为策动变法而奔走，不仅自己一本一本地上书皇帝（清制，主事无直接上奏折之权，需交他人代递），而且毛遂自荐地代为他人拟奏折，特别把眼睛盯在御史身上，许多御史都曾烦劳他的代笔，像宋伯鲁、杨深秀、陈其璋、文悌等，甚至还谋划发动御史联合伏阙上书要求变法（因文悌的变卦而止）。广泛交结，挖空心思，通过各种渠道以干“圣听”。时人曾这样描绘康有为的广泛结交，说他“目光炯炯射人”，“见人长揖大笑，叩姓名毕，次询何郡邑、物产几何、里中长老豪杰，必再三研诘，取西洋铅笔，一一录其名，储夹袋中。是时天子方开特科，四方高视阔步之士，云集辇下，争结交康先生；有为亦倾心结纳，终日怀刺，汲汲奔走若狂”。
总理大臣们召见康有为的日子，是正月初三，按中国北方的习惯，还是在大年头上，各衙门尚在放假。但是接到圣旨的总理大臣们除了两位亲王之外，都来到了总署的西花厅，他们分别是李鸿章、翁同稣、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和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两人也兼总理大臣）。这几人，翁与张支持变法，但怎么变心中无数，而廖则资历尚浅，不便多言（他其实也同情变法），李鸿章遭逢过维新派的闭门羹，实际上是隔岸观火，但也想知道康有为的打算。荣禄是西太后的亲信，在这几人中态度最为保守，而且这两年来听闻康梁的种种主张，不免大起反感，实际上对康很不以为然。
即使没有看到康有为那慷慨激昂的上书，光绪也知道他也真的可能“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危急的局势，终于使光绪痛下决心，不顾成例和皇帝的矜持，要求召见康有为了。然而，早已失却当年锐气和“鬼气”的恭亲王奕訢（恭王有外号称“鬼子六”），此时更担心的是朝廷的动荡，他深知他那心狠手辣的皇嫂并不是真心归政，一有借口就可能会卷土重来，半是出于对光绪的保护，半是老年的暮气，奕䜣闻知光绪要见康有为，居然出来挡驾，他借口清朝陈例非四品官以上不能召见为由，搁浅了光绪的打算。当然，奕訢也为光绪准备了台阶：“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没有办法，恭亲王的面子是绝不能驳的，光绪只好命总理衙门大臣传见康有为问话，不过定了调子：要他们向康“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把球又踢给了奕䜣，就让他来“传语”。就这样，中枢维新的大幕被拉开了。
戊戌维新从表面上看是历史给中国的一次机会，然而这个机会却又来得太不是时候。尽管我们不得不对康梁表示遗憾，认为他们缺乏政治经验，不懂策略，甚至胸无韬略，因此不知道选择对象，拉拢同盟者，犯了许多不该犯的错误，因此早早地输掉了大家都希望他们赢下来的这局棋。但是，在那个时代，谁又更高明呢？有经验富谋略者，如李鸿章，没有那个心胸；有见识的如严复，没有那个气魄。能够坚持不懈，反复上书呼吁，在下奔走联络的；能够办报启蒙、大声疾呼的；能够不怕挫折，不屈不挠的；能够振臂一呼，不怕罹祸的，也只能是康梁。也许，他们并不是那时最杰出的人才，也不是最通西学的学究，更不是合适于主持政治变革的政治家，但是，时代选择了他们，他们也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没有他们的不屈不挠，奔走呼号，这样深度和广度的变法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管怎么说，光绪也表现出了足以令维新派感到兴奋和鼓舞的举动，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臣工切实检讨过去，改弦更张。1895年会试完毕，梁启超对友人说他“本欲于日初出都，惟日来此间颇有新政。上每言及国耻辄顿足流涕，常熟（指翁同稣。笔者注）亦言变法，故欲在此一观举措”。于是，康梁联络同志，办起了强学会，印出了《万国公报》。当这一切受挫以后，他们又把阵地移到了风气开通的上海，结果康梁的名头终于打响了，“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康有为及其弟子，最大限度地在全国士子中造成了变法的声势。国民党的元老吴稚晖当年还是翩翩一少年，去见康有为，“不觉惊异是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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