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从总体上看，主要是一场政治变革，不仅发动运动的维新派的先期意图是以洋务运动为前车之鉴，立意“变制”，而且，百日维新的种种措施也以政治变革为主。但是，无论是维新派还是光绪都没有打算将改革只局限在政治领域。这里，就有一个改革的次序问题。

        维新派的改革思路前后是有变化的。在运动之初，他们在批评洋务派改革本末倒置时，集中强调了改革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无意中暗示了这样一种次序：要以政治改革为龙头，拉动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尽管他们在向皇帝上书时往往提出的是一揽子变法方案，但每次上书的重点所在却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这种思路的延伸，在百日维新前后，变制的努力变成了组织变法中枢之争，实际上是掌握政权之争。

        但是，在运动过程中，显然是受了文化整体论的影响，维新派开始倾向于整体一揽子变法全面铺开。康有为对日本伊藤博文的谈话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路，所谓：“行改革事，必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当然，在全面开花的同时，也需有重点和主次，即有“本原”和“枝叶”的分别。

        除了康梁等维新派主流的改革思路而外，社会上还存在另外的思路。对变法表示支持，并不同程度地参加变法实践的士大夫们，其中有不少人始终将开民智、兴学校作为自己的首要事业。自甲午战败之后，他们即着手兴办新式教育，像张元济、孙治让等人即是如此。他们在变法中对政治的热情远没有办学的热情高，只是对废八股有很大的积极性。在他们看来，中国现状的改变，最要紧的是开民智、开士智，只要废掉了八股，将仕进的主渠道疏浚，以后的改革慢慢就会上轨道。所以对他们来说，改革的次序首要一步是兴新学，实行教育改革。

        还有一种思路是先实行经济变革，即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执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批投身实业的士大夫，张謇就是他们的代表。在状元公张謇看来，救国拯世，书生当仁不让，而救世不在于空言，关键是切实的行动。“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书生要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就不能再恃清高，抱残守缺，视工商为可不为的贱业，须以佛入地狱的决心，投身“实业救国”的事业。而在工商之间，工业尤其为中国之必需。张謇承袭了先期投身实业的郑观应等人的观点，认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徙之利。”要振兴工业，走洋务运动的老路肯定是不行的，以衙门方式来经营近代工业，方凿圆枘，非失败不可，就是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只要沾上官字，也难免被扯到背离市场规律的“官营工业”轨道，不然就被侵吞盘剥，让你难以为继。官督商办最后变成了侵夺商人的借口。所以，张謇认为振兴近代工业，只有走“民办”这条路，：“听民自便，官为持护，则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器制造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也。”也就是说，兴办民族t商业，不能让官府来经办，而官府只需“持护”即可，即制定相应的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法规，实行相应的税务保护和奖励工商业发展措施，而不是插手其间，横加干涉。

        然而，作为士人，张謇的“实业救国”设想与他的一些好友“教育救国”路线并不抵触，他甚至认为兴办实业只是为教育救国提供物质基础，只有发展实业，才能兴办教育。他后来回忆道：

        自前清甲午中国师徒败衄，乙未马关订约，国威丧削，有识蒙诟，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已。普及有本，本在师范，乃知师范之设立不可以已。设师范之资，其数非细，他国师范，义由国家或地方建设而扶助之。当是时，科举未停，民智未启，国家有文告而已，不暇谋也。地方各保存固有公款之用而已，不肯顾也。推原理端，乃不得不营实业。然謇一介穷儒，空弩蹶张，于何取济？南通固有名产棉最旺之区也，会有议兴纺厂于通而谋及者，乃身任焉。

        张謇也确实像他说的那样做的，他办起了大通纱厂，赚了钱之后就兴办了南通师范学校。南通师范与另一位实业家叶衷澄办的衷澄学堂等新式学堂由于有实业支持，办得十分红火，而孙治让等人的兴学，则左支右绌，十分艰难，一受制于顽固派官绅，二困于经费短缺。

        哪一种改革次序更合理一些？这是一个现在不好评判，当时几乎没法判断的问题。把开民智放在改革的首位，从道理上讲没有什么不对，但此举如果没有政府有力且长期的支持，缺乏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似乎有难以为继的危险，所以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不能不相伴而行，如果没有后两者的伴行，那么教育救国就会变成以一桶水浇灌千顷沙漠的努力，很难改变国民素质低下的国情（我们在日后的历史中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努力，像陶行之、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事业都很感人，但对于中国几亿农民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政治改革往往会流于形式，而资本主义化的经济改革也会变味。中国辛亥以后的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也是这样，按道理政治改革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可是当时中国的状况，等到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有这个可能，“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仁人志士也断不会坐等，他们断不会眼睁睁看着中国变成殖民地。所以，必须从政治变革人手，解开近代化进程的结，可是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政治变革每每是乏力的。看起来，政治变革、经济变革与教育变革谁应放在前面的问题，似乎像在一个环中旋转的三匹木马，说谁是第一都可以，但将谁放在第一又都有问题。

        世上的事没有解不开的结，解结的办法就是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经济改革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放在首位，事实上，如果没有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历经几十年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中国在1895年还处于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的状况，穷尽人们的想象力，也不会想到在中国进行“变制”的改革。可惜的是洋务运动只是使中国出现了大机器，但新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确立，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更是谈不上，至于相应的法律框架更是匪夷所思。所以维新运动必须补课，补上发展私人资本的这一课。

        但是，中国当时不存在可以避开政治变革在政治势力夹缝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所以维新运动必须也从事政治变革，尽可能地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一些条件。能建立西式的民主政治当然很理想，可惜只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其次，能如维新派所努力的那样，建立由维新派掌握的中枢政权也很好，如果还不行，也可以再退而求其次，维持一个能容忍资本主义发展的半新不旧的政府，只要它能对民族资本主义持一种表面上的“持护”，就可以使中国经济发生缓慢的变化。至于教育改革，理应与经济改革同步，只是在实施过程中，须稍缓半拍。

        所以，合理的改革次序应该是首先注重的应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和教育启蒙，对政治变革应视政况的许可程度，尽可能争取一个较好的结果。指望一举在中国变制成功，从而在一个西式化的政府领导下迅速走向近代化，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面貌，走向富强，理想虽然可观，其实很不现实。至于在政权尚未掌握的情况下就推出一揽子全面变法的规划，更是不现实的毛毛雨。虽然从理论上讲，改革应该系统全面，否则改此不改彼会发生扦格与滞碍，但在现实的改革实践中只能一点点地来，绝对不可能一下子把一切都改好，一新全新。可以说，全面改革的设想是一种改革的理想主义，将这种理想主义推行到变法的实践中，不仅不能保住甲午之后举国求变的好形势，将政治改革推进一步，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反而导致大的反动，差一点倒退到洋务运动之前的中国政治状中去。

        改革的次序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近代化变革的速度问题。当时中国危迫的政治情势，迫使着人们期望尽快地改革现状，走向富强，摆脱目前的屈辱，所以大家都想走捷径，幻想着通过政治改革，以强有力的政府力量来推动经济改革与教育改革，三五年就走完西方几百年，日本几十年才走完的路。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中国的现实是，改革性急不得，一性急，似快实慢，进一步可能要退两步甚至三步，冒进从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这样说不是批评维新派政治改革不应该进行，而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白政治改革的目的，应该看清当时中国政治改革所能进行的限度。在十分清楚大太后小皇帝政治格局的情况下，贸然设计以光绪为核心的变法规划，幻想手中毫无实权的皇帝可以自立单干，为之设计出抛开太后的中枢机构，其不现实、不冷静已经达到了热昏的程度。对于历史文化包袱十分沉重的中国，改革只能一点点来，尤其在披榛辟莽以启山林的时候，急性病是万万要不得的。维新派当时即使不能走太后路线，也应清楚依赖光绪变法的限度，只要能达到政府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逐步建立相应的法律框架，在教育系统中废除八股，兴学校，逐步建立新的知识分子上升梯阶体系，维新运动已经算是小有成就了。想一步到位的变法，美固美矣，可在事实上却使中国向后退了几步。在康梁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国全面变制的时代尚未到来，首要的任务仍是经济变革，如果康梁变法能围绕这个中心那就好了，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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