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我们还要申明，中国政治文化中拉住变革的那只无形的手，并非只来自于儒家文化。“五四”以来政治变革或革命的先锋们常常不约而同地将文化批判的火力对准孔家店，按说也情有可原，因为儒家文化早就变成了一锅杂烩，在政治文化领域尤其如此，而孔家店则成了这锅杂烩的招牌。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骨架绝非儒家一家拼凑的，道家的阴柔风格、法家的统治权术、阴阳家的神秘气氛、墨家的实证精神，都体现在传统政治的制度、运行与技术诸方面。它们与儒家一道，使中国政治文化充斥道德气息，充斥权术和阴谋，也充满了智慧。

        自文化热以来，文化成了神通广大、无所不包的通天教主的“马桶”，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把屎盆子扣到文化头上肯定没事，谁也不敢说不对。显然，我在此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把文化当成变法失败的替罪羊，更不是说由于文化的沉滞是变法难以逾越的阻碍，而在我看来，文化的因素只是导致变法失败的诸因素中的一个，而且占的份额并不大。

        袁世凯的确是个投机分子，但是在维新运动之初，他还算是一个希望变法（虽程度有限）的官僚（如果不是被卷入政变的旋涡，他也许不一定会变成无耻的告密者），至少他的意见能代表一部分人，一部分对变法并不反感的官僚的意见。在戊戌年年初，袁世凯曾上了这样一道奏折：“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光绪帝还真的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下诏宣张之洞进京，结果刚走到上海，沙市发生教案，本来就不愿张进京的翁同稣就以此为借口阻止了张的进京。

        在维新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即掀起轩然大波的康有为、梁启超常常被人比作中唐时代变法的“二王八司马”，其潜台词即为“小人轻进”。要知道，这些议论并非出自那些反对变法的顽固派，而是一般的官僚士大夫。对于他们来说，康梁等人的确缺乏足堪孚众的声望与资历。

        我们曾经讲过，清代是个比较讲究祖制的朝代，也就是说这个朝代的求稳倾向更重，保守空气更浓。官员从入仕到公卿，平均年限比任何朝代都长。即使熬到极品的位置，也未必能对政治演变起多少作用（大家不愿建言，朝廷也不甚喜建言，除非皇帝有意发问）。“旧制，京官循资至老髦，乃跻一二品，非兼领枢要，终岁不得面陈一言。”政治的运作主要依赖惯例和制度（各部有则例），对官员的考核主要看其操守，而参劾官员的“六法”，首要的三条就是“不谨”，即行止有亏；“罢软”，即庸怯无能；浮躁，即“轻稚妄比”。循规蹈矩，即使毫无建树，也会“无灾无害到公卿”，而有所创制就非常危险，稍一不慎就会被上司以“不谨”或“浮躁”的借口参劾，丢掉乌纱。所以清朝政治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熬资历的政治，没有资历的康有为，连皇帝想要召见他都会受到阻挠，因为清朝惯例非四品官以上皇帝才能召见。

        任何政治变革，总要遇到些无形的阻力。不是来自人为的反对，甚至也不是谁有意阻挠，可变革就是走起来磕磕绊绊。这种阻力往往来自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文化。

        讲究资历，排斥后进的治心理；推诿拖沓，相互牵制的官习；权力合法性依据的模糊；政治与普通老百姓的隔膜（愚民政策与黑幕政治的恶果），以及维新派自家的求全心理，这一切，构成了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近代以来，中西碰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往往显得滞后与不合拍。这其中的确有它不适于近代工业文明的一面，但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的隔膜的因素。文化不见得与经济发展相合拍相对应，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某些因素也能为补充西方政治文化起到作用（如考试的精神与制度）。但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向西方近代制度靠拢的努力中，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确实阻碍处多，顺畅时少，虽然不好用进步与落后的框架全然框之，但在当事人的眼中，其形象的确不佳。

        在人们的政治习惯中，说话必须依官阶大小，同官阶时依资历先后，而官阶的大小又往往与资历有关，一个人从中进士开始（以按正常年龄二十几岁中进士计算）人仕，要熬到公卿一般都得胡子白了，破格提拔的事不是没有，但在平常年景是很难一遇的，偶尔碰上一回就成了旷世奇典。年轻后进如果骤登高位，不唯招人嫉妒，而且也难孚众望。年轻人的发挥作用，往往是在有眼识的老人遮蔽下方能运作，如果只凭自己单打独斗，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中国政治不习惯、也不欣赏冒险犯难的闯劲和冲劲，除非在军情紧急、火烧眉毛之际，快节奏乃至高效率都不为赏识，反易导致整个官场的紧张与不安。大家所尊崇与钦佩的官僚形象，除了清正廉洁之外，就是按部就班，老谋深算，东晋谢安那种“谈笑静胡沙”镇定安闲的“宰相风范”，是为多少代士大夫所无限推崇的（许多大诗人，如李白、白居易等均有赞颂的诗篇）。这种风范是当然的“老人风范”，有“小儿辈破贼”作为铺垫。年轻人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在作铺垫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如果离开了“老人”赏识重用（注意：用而已），很难有什么作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有些士大夫当他还年轻时往往富有朝气，勇于改革，但等熬到元老的时候，却锐气顿消，火气全无，发言权大了，所发的言却只是无关痛痒的话。北宋的富弼、韩琦等人在庆历新政时锐意改革，而到了王安石变法时就站到反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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