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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的开会与中式的清谈

        在近代西式民主政治中,开会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还真是一件必须要有人教的难事。孙中山先生写过《民权初步》,其中有些内容就是告诉人们如何开会。也许他是听说了国民党成立之初开大会,主持人宋教仁当场挨了女豪杰唐群英的耳光,差一点就把会给搅黄的故事。后来的鲁迅也曾写过文章教人们怎么开会,其中一条建议就是会不要开得太长,如果开长会就最好准备一些面包,以防人们因饥饿而心情烦躁云云。

        就像中国人乍进入近代生活不会使用洋枪洋炮,好长时间兵丁们瞄准射击时眼睛不看着前方一样,就像中国人没见过工厂与机器,担心大烟筒会把自己吸进去而不敢进工厂一样,就像中国人乍见照相机以为它能将人的灵魂吸进去一样,中国人也不会开会,不懂开会的程序,更不知道遵循这种程序;不懂开会也要有规矩,更不知道要遵守这些规矩。中国官吏们以前也有过开会的经历,像御前会议什么的,但那与其说是会议,不如说是皇帝的挨个提问,一旦没有了天然的权威,传统的中国人似乎开不成会。

        但是,中国土大夫却从来都是喜欢结社议事的。东汉的太学生们与外戚斗,与宦官斗,小会议政,大会声讨乃至行动,最终酿成党锢之祸。曹魏时的建安七子的诗酒酬唱,好朋友死了还一块儿到他坟上学驴叫。魏晋之际政治环境恶劣,竹林七贤不敢议政,还是凑到一块儿吃药,喝酒,行散,玩女人。明代的文人结社最盛,东林党、复社、几社,都是干政议政的好家伙。一群群志同道合或者说臭味相投的文人,凑到一块儿,或是诗酒女人,或是讥讪朝政,臧否人物。清代皇帝推崇欧阳修的《朋党论》,屡颁禁令限制文人结社,严禁处士横议。但据说还是没能禁得了。到了晚清,朝廷控制力锐减,不仅朋党出来了,士大夫的清谈也再次光复旧观。清流党人不论牛角牛腹还是牛尾与众多的牛毛,看来都免不了士大夫干政之嫌。而甲午之后,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更是把陶然亭当成了清议的据点。

        士大夫清议是没什么规矩的,既无主题,又无目的,更无程序和规矩,大家凑到一块儿,七嘴八舌,你言我语,能从军机大臣的花翎扯到女人的小脚,还免不了要夹着茶点和酒菜佳肴乃至于鸦片,如果是明代的士大夫,那肯定少不了那些色艺俱佳的名妓的调和。

        应该承认,这种士大夫的清议也是能议出些名堂来的,比如明代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斗法,许多主意肯定来自清议;晚清清流党人的许多好的弹章,也由清议而孕育。清议也有威慑力,东汉臧否人物的月旦评,就使官宦们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是比较起近代政治的开会来,士大夫清议就显得太无目的性,无计划性,太随意,太没有约束力了。

        维新运动是中国先进士人开始学习西方政治规则的一次实践,很显然,刚刚从士大夫脱胎而尚且有大半截身子还留在传统的维新派及同情、赞同变法的士大夫们,对西方政治的一切尚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而且他们似乎还不屑于请教如何开会这种琐屑小事,因此,即使身在维新派组织的各种学会的会场之中,还仍旧按老习惯行事。

        在组织强学会时,毫无经验的维新派常常控制不住局面,开会议事不是成了康有为一人演讲的独角戏,就变成了大家吵吵嚷嚷,议而无决的“举座不欢”之局。而开会与“游宴”也分不太清,反而有酒有游的“会”倒开得好一点。开会时来看热闹的居多,虽有时“士夫云从”,但喧嚷异常,像是在逛庙会。最终不待顽固派参劾,会中已因意见参商而七零八落。而康有为由此得出教训竟是,“从来意见不合,是以害事”。

        其实,作为一个团体,意见不合是应有之义,开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讨论和协商达成共识,达不成一致也可以求同存异,或者通过最后的表决以形成多数意见。如果是一唱百诺,那么这个会也大可不必再开了。康有为大概是习惯了万木草堂那种众星拱月,亲善友好的气氛,碰到了京城一个个谁也不服谁的京官们,难免有点掉转不开。

        不管怎么说,通过强学会等学会的实践,维新派还是积累了组织团体的经验,也有了开会的经验,及到1898年再开保国会的时候,准备就比较充分了。预先制定了一些章程和规矩,其中对于如何开会就制定了“保国会讲例”:

        一、会中人数既多,谈话难合,外国开会,皆有演说,由众公举,通中外博古今之才,立题宣讲,以便激发而免游谈。

        二、公推通博之才,由大众公举或投阄密举。

        三、投阄者席前各置纸笔墨及一碗,听客书自己姓名,及所举之人,汇齐置中间一案,一人开阄,一人宣读。

        四、公举宣讲之人,当拟出数题宣讲。

        五、拟题当关切保国、保教、保民、保种、切近有益之事,不得旁及。

        六、凡宣讲者既为大众公推,可在中堂宣讲,以便听讲者,四面环听,讲毕仍就旁坐。

        七、每会可公推数人转讲,每讲酌定钟数,以一时为度。

        八、听讲者,东西北向三面环坐,其曾被单宣讲之人,讲毕,复听讲者,亦就听讲之位。

        九、同会有欲问辩者,须待讲毕乃问,或条写出,唯有意法难,及琐碎无关大旨者,讲者可不答。

        十、辩问可同时二人并问,不得过二人以外。

        十一、凡问辩者,起立乃问,问毕乃坐,其望远者,就座前问亦可,讲者起立听候,问者复坐,乃坐,听者不起。

        十二、讲毕随意同人谈论,及入茶室茶点,去留皆听自便。

        十三、宣讲者于讲时供茶。

        十四、讲时客复到者,随意就座,不必为礼,以省繁嚣,有事不待讲毕,而先行者亦听。

        十五、讲时会中听者,不得谈论,致喧哗乱听。

        十六、公推宣讲之人,以多者为先,次者留作第二次宣讲。

        十七、讲时皆立书记人写所讲者,有答问者亦录之,汇登时务报,并将每会姓名,皆登《时务报》端,并译登外国报以告天下。

        十八、散讲及讲前随意谈话者不录。

        这份由康有为亲拟的“开会章程”,非常详细,以致让今天的我们看了感到哕唆而絮叨。而且除了演讲式的开会之外,其他诸如辩论、讨论、议事、表决等种种开会形式均未提及。在康有为原来的计划里,是打算将保国会办成一个准政党,可在操作中,他依旧按书院教育的框架来办,只指望讲的有听的,还有提问。活像是万木草堂的北京版。

        当然,毕竟与在广州办学时不大一样,因为在保国会里,他不可能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而且他也知道只有把保国会办成一个会众的讲坛,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

        也许是吸取了从前办会的经验教训,也许就此请教了他们的良师外国传教士。总之,这个“讲例”中出现了许多古代文人结社所没有的东西。反过来我们可以从这一条条烦琐而缜密的规定中,看出他们从前开会的种种毛病。

        比如推举演讲人的程序,“讲例”规定得很详细,共有四条之多,而这种事在现代,写上一句就足够了。由此可见,在这以前,大家并不知道应该推举演讲人和怎样推选。

        再如“讲例”规定演讲要切题,可见以前离题千里的事经常发生。还规定演讲人要限定时间,由此可见以前是没有时间概念的。

        还有规定提问须讲完再问,同时提问最多不能超过两人,以及问及琐事和有意为难可以不答,可见从前提问常常随意进行,七嘴八舌,别有用心的人往往还有意刁难。

        最有意思的是规定迟到的人请随意就座,不必为礼。从前出现这种情况,肯定大家相互作揖打千,忙乱不已,这个刚刚安顿好,又进来一个,再一通忙乱,而且中国人又喜欢迟到,如是这般,一次开会有几个迟到的,会就几乎给搅黄了。

        最奇怪的是康有为将开会的演讲人推举、提问、答辩、会中纪律以及书记员记录都规定好了,可是就是忘记了主持人这一条,主持人谁来做?做什么?一点也没提起,是不是他以为他自己就是当然的主持人呢?可能。

        即使康有为如此良苦用心,规定得一条条明明白白,可是保国会开起会来仍然士大夫积习不改,大家散散漫漫,与往昔清谈别无二致。一位同情变法的名为李宣龚的京官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迨保国会发起,弟虽到过一两次,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有所谓政治思想。即如开会第一日,南海(康有为)演说俄罗斯问题,容纯甫、沈子培诸人均在场,而杨叔峤偏当众假寐。八月难作,叔峤且列康党,是一可笑之事。且是日听众,尔我漠不相属,论议未毕口口狼藉,此真郑稚所谓保国会如此,天下事可知矣。”这里需加一点说明,杨叔峤即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他的“假寐”大约是出于士大夫积习,并非有意让保国会出丑,或者蔑视维新派。容纯甫即为容闳,沈子培即是沈曾植,他与其弟均为变法的热心参加者。

        从这些记叙上看,当年康有为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将这一群散漫惯了的士大夫组织到一起,召集他们开会,简直比放牧野马还难。开会时提问刁难还是小事,有的人开过几次会,书记员将之列名会中,可题名录一公布,人家就不干了,反而来问罪。说起来中国到戊戌年,大门已经让洋鬼子轰开了五十几年了,可是大多数在京城的士大夫对于西方政治还是一知半解,有的连一知半解都没有,维新派在这样的环境中闹变法,焉能不步履维艰?

        与西方近代政治的常识需要学习一样,西方政治的操作同样需要实践。从本质上讲,没有通过训练的中国士兵不能使用洋枪洋炮,同样,没有经过训练的士人也不懂得怎样操作新式政治。今天我们看起来再“常识”不过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却是很多有学问的人都做不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开会这个问题上,那时许许多多学富五车的士大夫,其知识水平不抵我们今天小学校里一个主持过班会的少先队中队长。关于如何立题,制定程序,付诸表决,投票等事项,那些大人先生们都不懂。

        戊戌变法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场启蒙运动,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西方政治的操作上都是一场启蒙。可惜的是后一种意义的启蒙力度太小,以致所有经过运动由康党转向革命党的人们,仍然不太会开会,不得不由孙中山出面再来补课。其实,这种课还是要上下去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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