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用作任何努力，因为那些故事仿佛自己出了她的口，有时，就好像她预见到了真相。她会编个谎话，然后就真的发生了。她喜欢拥有这种奇异的能力。

        仿佛她能够通过撒谎并让谎言变为现实，来右周围的世界。

        那些钱一直撑到她从哥本哈根赶到斯德哥尔摩，她在中央车站外面，把那个从斯楚厄的农舍里偷来的十八世纪的音乐盒给了一个醉汉。早上八点一刻，维多利亚登上了从古尔马斯普兰开往蒂勒瑟的巴士，坐在最后一排，拿出日记本。

        因为道路施工，路面变得非常糟糕，司机又开得太快。这让她很难写字，写出的字母都颤颤巍巍的。

        她陷入了自己与那位心理专家见面时的记录。一切都被她记在了日记里，她们的每一次会面。她把笔放回包里，读了起来。

        她的眼睛能够理解我，这让我感到很安全。我们谈论了潜伏期。它就是等待的意思，也许我的潜伏期很快就会结束了？

        她的眼睛问我关于索乐思的事，我告诉她她搬出了壁橱。现在我们同睡一张床。从桑拿房里带来的臭味伴随我们上床。我已经病了吗？我告诉她潜伏期开始于塞拉利昂。我们离开的时候我就携带了那种病，但是到家以后我并没有摆脱它。

        那种传染病还在我的体内，让我发疯。

        维多利亚更愿意不直呼心理专家的名字。她喜欢想那个老妇人的眼睛，它们让她感到很安全。那位治疗师就是那双眼睛。在这双眼睛里，她也觉得很自在。

        巴士停下了，司机下了车，打开了一侧的车门。她抓住机会，抓起笔，写了起来。

        德国和丹麦狼狈为奸。北弗里西亚群岛，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罗斯基勒音乐节上被一群德国仔强奸了，然后是一个丹麦籍德国杂种。两个红白黑的国家。老鹰飞过平坦的田野，在灰色的成块的田地上拉屎，然后落在了黑尔戈兰岛，一个北弗里西亚群岛岛屿，当德拉库拉伯爵把瘟疫带到不来梅时，老鼠都逃窜到了那里。那个岛看上去像丹麦国旗，锈红色的峭壁，白色的浪花。

        巴士又停下了。“很抱歉延误了行程，我们现在正在前往蒂勒瑟的途中。”

        在剩下的二十分钟的路程中，她把日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下车以后，她在车站的木制长椅上坐下，继续写起来。

        孩子们都出生在BB里，产房，而BB也是本特·伯格曼，如果把字母B贴着镜子，就能得到数字“8”。

        8是希特勒的数字，因为h是字母表中的第八个字母。

        她收拾好东西，朝那双眼睛的房子走去。

        位于蒂勒瑟的别墅的客厅里很明亮，阳光透过敞开的阳台门前面的白色蕾丝帘子照进来。她躺在被阳光晒得暖暖的沙发上，老妇人则坐在她对面。

        她要把一切都说出来，仿佛她有说不完的话。

        维多利亚·伯格曼必须死去。

        她先讲述了一年前的旅行。关于巴黎的一个天花板上爬着蟑螂、水管漏水的房间里的一个陌生男人。关于尼斯的海岸线上的四星级酒店。关于床上躺在她身边的男人，一个房产中介，一股臭汗味。关于苏黎世，但是她完全不记得这个城市了，只有白色的雪和夜店，以及她在一个公园里帮一个男的打手枪。

        她告诉那双眼睛，她相信外部的疼痛能抹去内心的痛。老妇人并没有打断她，只是让她随心所欲地说。窗帘在微风中摇摆，她给维多利亚拿来了咖啡和蛋糕。自从离开哥本哈根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吃东西。

        维多利亚讲到了一个叫尼科斯的男人，她们到了希腊以后她认识的。她记得他那块昂贵的劳力士手表戴错了手腕，以及他身上的大蒜味和须后水的味道，却不记得他的模样，或是他的声音。

        她努力不说假话。但是当谈到在希腊发生的事时，却很难实话实说。她能听出那是多么疯狂。

        她在尼科斯的家里醒来，走进厨房，接了一杯水。

        “汉娜和杰西卡都坐在餐桌边，朝我大喊大叫，我必须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她们说我浑身发臭，说我把手指甲咬得一定很疼，说我有赘肉和静脉曲张。还说我对尼科斯太残忍了。”老妇人像往常一样笑着看着她，但是她的眼睛没有笑，而是看上去有些担心。

        “她们真的那么说了吗？”

        维多利亚点点头。“汉娜和杰西卡其实并不是两个人，”她说，仿佛她突然理解自己了，“她们是三个人。”

        治疗师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三个人，”维多利亚继续说，“一个是工人，尽职尽责，而且……嗯，顺从，品行端正。一个善于分析，聪明，理解我需要做什么才会感觉好一些。另外一个则总是责备我，只知道发牢骚，她让我感到良心不安。”

        “一个工人，一个分析家，还有一个抱怨者。你的意思是汉娜和杰西卡是两个有不同性格的人？”

        “不是，”维多利亚回答，“她们是两个人，但是有三个人。”她犹豫地笑了。“这听起来有点混乱吧？”

        “不，我觉得我能理解。”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她问维多利亚是否愿意说一说索乐思。

        维多利亚想了想，但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好。“我需要她。”她最后说道。

        “那尼科斯呢？你想谈一谈他吗？”

        维多利亚笑了。“他想娶我。你能想象吗？太荒唐了！”

        老人什么也没说，只是换了换姿势，靠在扶手椅的椅背上。她似乎在思考接下来该说什么。

        维多利亚突然觉得又困又无聊。谈话没那么容易了，尽管她还想说，但是她说出的词句很迟钝，她必须费一番功夫才能不让自己撒谎。在那双眼睛面前，她觉得很羞愧。

        “我想折磨他。”过了一会儿，她非常平静地说道。

        维多利亚禁不住咧嘴笑了，但是当她看到老妇人并不觉得好笑时，她用手挡住嘴，好掩盖自己的笑容。她再次觉得羞愧了，不得不努力找回那个帮助她讲述的声音。

        不久之后，心理专家离开客厅去上洗手间，维多利亚控制不住，想看看她都写了什么，于是她一走开，就翻开了那本笔记本。

        非洲恋物面具，象征着索乐思。

        布狗玩偶特拉姆普，象征童年时的安全感。

        是谁？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可能是童年时期的朋友的亲戚。很可能是个大人。艾尔莎姨妈？

        她不明白，并且很快被门廊里的脚步声打断了。

        “什么是过渡对象？”维多利亚有些失望，因为治疗师写的都是她们还没谈过的东西。

        老妇人重新坐下来。“过渡对象，”她说，“就是一个代表着你很难割舍的人或者事物的物品。”

        “比如说？”维多利亚回呛道。

        “嗯，一个填充玩具或者一条毯子能够给孩子带来安慰，因为那个物品代表着他的妈妈。当她不在的时候，这个物品就代替她，帮助孩子从对母亲的依赖逐渐走向独立。”

        维多利亚还是不明白。毕竟，她已经不是孩子了，她长大了，是个成人了。

        她想念索乐思吗？那个木质面具是个过渡对象吗？

        她不知道那只用真兔皮做的小布狗特拉姆普是从哪里来的。

        “什么是DID和MPD？”

        老妇人笑了笑。维多利亚觉得她看上去有些伤心。“看得出来你看我的笔记了，但是那些并非千真万确。”她朝桌子上的笔记本点点头，“它们只是我对我们之间谈话的思考。”

        “可是DID和MPD是什么意思？”

        “它们只是描述有多重自发人格的人的一种方法。它不是——”她停住了，露出严肃的神情，“它不是诊断，”她继续说，“我想让你明白这一点。它更像是一个人格特性。”

        “什么意思？”

        “DID就是分离性人格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它是一种合理的自我保护机制，是大脑处理困难事物的方式。一个人会形成不同的人格，各种人格独立行动，彼此分离，以最好的方式应对不同的情形。”

        这是什么意思？维多利亚想。自发，解离，分离，独立？她通过体内的其他人而独立于自己吗？

        听起来太荒唐了。

        “对不起，”维多利亚说，“我们晚点再继续谈好吗？我觉得我需要休息一下。”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她醒来时，外面还是亮的，但是窗帘一动不动，光线变暗了，很安静。老妇人正坐在扶手椅里织衣服。

        维多利亚向治疗师问起索乐思。她是真实的吗？老妇人说她可能是个收养对象，但是这是什么意思？

        汉娜和杰西卡肯定都存在，她们跟她在锡格蒂纳是同班同学，但是她们在她心里也是工人、分析家和抱怨者。

        索乐思也是真实的，但是她住在塞拉利昂的弗里敦，她的真名不叫这个。但是索乐思·马努提在维多利亚体内，她是帮手。

        她自己则是那只为所欲为的爬行动物，也是个眼睁睁看着生命流逝而不为所动的梦游者。爬行动物只知道吃和睡，梦游者则置身事外，看着其他的维多利亚的所作所为，并不干涉。梦游者是她最不喜欢的，但是同时，她也知道她活下去的机会最大，这是她必须培养的部分。其他的则需要除掉。

        然后就是乌鸦女孩，维多利亚知道这是她无法去除的部分。

        乌鸦女孩不受控制。

        周一，她们去了纳卡。治疗师安排了一次体检，以确认维多利亚小时候是否遭到了性侵。她并不想举报她的父亲，但是治疗师说医生可能会给警方出具一份报告。

        她也可能会被转移到索尔纳的法医鉴定单位进行更加细致的检查。

        维多利亚向老妇人解释了她不愿报警的原因。她把本特·伯格曼视作死人，她无法在法庭上面对他。她之所以记录下自己受到的伤害，还有其他目的。

        她想要重新来过，换个身份，新名字，开始新的生活。

        治疗师说，只要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她可以换个身份。也正因为此，她们需要去医院。

        当汽车停在纳卡医院的停车场里时，维多利亚已经开始规划她的新生活了。

        之前的未来不存在了，因为本特·伯格曼把它夺走了。

        但是现在，她将有机会重新开始。她将得到一个新的名字和一个保密的身份证号码。她会规规矩矩地接受教育，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一份工作。

        她将挣钱养活自己，照顾自己，还可能结婚生子。

        做个正常人，像其他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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