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失守的奏报尚未到京，北京先已从外国的电报中，得知详细情形。朝廷大震，言路大哗，翁同和与在京的曾国荃，主张设法转圜求和，但以清议愤激，连恭王都不敢附和了。

        醇王左右的人献议，仿照吴长庆朝鲜平乱的办法，以“越南嗣王被弑，祸乱方殷的理由，”降旨派两广总督张树声，“统带兵勇，直赴顺化，相机勘定，令该国择贤嗣位。”

        此外又派吴大澂帮办广东军务，北洋水师统带丁汝昌听候张树声调遣。加上已到广州，正在虎门布防的彭玉麟和左宗棠所派，已在中途的王德榜一军，足可与法军大大地周旋一番了。

        但是，请缨气壮的张树声忽生怯意，打了个电报回京，说越南顺化海口，久为法军占据，广东亦并无军舰可以运兵。如果由钦州越十万大山到越南，路僻难行，仍旧打算绕道广西龙州出镇南关。同时李鸿章亦舍不得放丁汝昌到广东。不是不舍丁汝昌，是舍不得丁汝昌所统带的七艘兵舰，因而以北洋密迩京畿，根本重地，不能不严加防守作借口，提出异议。

        这一下，不惜一战的计划，大大打了个折扣，而且也很明白地显示出来，战守大计，关键是在李鸿章身上。恭王当然不愿打仗，但有醇王在，不便公然倡议，便动用他预先埋伏的一着棋，跟李鸿藻谈妥，派张佩纶到天津，跟李鸿章当面商谈。问一问他，如果跟法国开战，到底有没有致胜的把握？

        “怎么谈得到把握？幼樵，你亦是知兵的，倒想想把握在那里？”李鸿章说：“唐、徐二人，照我看，无甚用处，不过你们大家捧他，我亦不便多说什么。”

        “老世叔！”张佩纶只好老实请教：“然则计将安出？”

        “难，难！将来不知如何了局？坏事的就是刘永福，偏偏又加上一个大言炎炎的唐薇卿，局势搞僵了。”李鸿章又说：“唐薇卿出关之前，先去看曾沅甫，沅甫大加激励，资助行装，才得出关。然而沅甫现在持何论调？你在京里总知道。”

        “我也是听翁叔平所说，翁曾颇为接近。”张佩纶答道：“曾沅甫的论调，大致三点：第一、宜恤民生；第二、越事不可动兵；第三、听言宜有选择，不可轻发。”

        “这三点，确是有道之言。民生宜恤，实不其然？直隶现在闹水灾，如果还要征遣调发，民命何堪？越事本不宜动兵，可见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至于听言宜择，当然是指言路而言。老世侄，清议有时不免误国，前东党祸，不可不鉴。你我世交至好，我说这话，你不要动气。”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张佩纶非动气不可，但对李鸿章，只有报之以苦笑。

        “局面实在很难，朝里的情形，我亦晓得，醇王‘见人挑担不吃力’，总有一天会后悔。这是后话，眼前不必去谈它。照上头的意思看，逆耳之言，未见得有用。幼樵，你倒说，兰荪是怎么个打算？”

        李鸿章说话，一向有条理，但这几句话，杂乱无章。张佩纶不知他用意何在？想了一下，依然只好求教：“原是要跟老世叔讨个主意。”

        “我的主意没有用，曾劼刚在巴黎，跟法国政府闹得很僵，想越事能在巴黎了结，已成奢望，如今只有坚持待机。”

        “坚持待机。”张佩纶将这四个字重重念了一遍，连连点头。

        “如今大家都谈洋务，到底有多少人懂得外国？”李鸿章在张佩纶面前，倚老卖老，以发议论作讽劝：“我们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念头，早该收拾起来了。并世东西洋各国，敢于欺侮人，也不全靠船坚炮利，人家也讲策略、讲道理。虽然国情不同，万国公法，是必得守住的，不守万国公法，他国纵使想帮忙也帮不上。所以，我们跟人家办交涉，要请人帮忙，想蹈瑕乘隙拣人的便宜，要先懂万国公法，不然处处授人以柄，到要讲理的时候，就讲不过人家了。目前，这一层上头，真正没有几个人懂，真教我着急。”

        “老世叔这话，”张佩纶说，“自是有感而发，不妨明示，我们在总理衙门，也好留神。”

        “凡事总要先朝坏处去想。两国交战，常有之事，不过总有和的时候。从古以来，几曾见两国之间，数十年干戈不息？若有其事，亦必是两败俱伤。”李鸿章说，“现在谈到越事，我说句粗鲁的话，你们是拆烂污的人，我是替你们揩屁股的人。

        不过拆烂污也有拆法，总不能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

        说到这里，张佩纶大为动容，七分惶恐，三分羞恼，正一正脸色，带着责问的语气说：“老世叔何出此言？”

        “你不明白是不是？说到这上头，我明白，曾劼刚更明白，他为什么一再打电报回来，说是只好暗中接济刘永福？他的主张对不对不说，这样做法是有深意的，为了将来议和，法国抓不住中国的辫子。”李鸿章说到这里停下来问道：“幼樵，你说法国在越南用兵，有些什么好处？”

        “无非割地赔款，沦为附庸。”

        “割地有之，赔款如何？越南赔不出兵费，真所谓‘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法国难道就空手而回？”

        “莫非……，”张佩纶恍然大悟，“莫非法国要将赔兵费的责任套在中国头上？”

        “正是！”李鸿章点点头说，“你算明白了。人家千方百计要套上来，你还伸长脖子唯恐他套不上，岂不是太傻？目前调兵遣将的廷寄，颇有泄漏出去，落在新闻纸的访员手里，大登特登的。将来交涉追究到责任，我们自然可以不承认。但如说下诏宣战，或者用‘明发’激励军民，煌煌上谕，天下共见，要想赖都赖不掉：那时候人家求索兵费，请问何词以对？”

        果然，照李鸿章所说，如果公然宣战，脱不了责任，岂不是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张佩纶大为领教，当即表示：

        “以后我在总理衙门，这方面倒要下点功夫。”

        “对了！正该如此！”李鸿章很欣慰地说，“我可以送你几套书，着实是经世致用之学，幼樵，你在总理衙门跟洋人打交道，总要记住四个字：站稳脚步。尤其是讲到交战，千万不可先开衅。万国公法上最讲究这一点，切记！切记！”

        就这样长谈了两日，张佩纶才知道军务一无把握，回京复命，不敢再一意主战。指派岑毓英派兵直赴越南京城顺化定乱之议，不再提起。事实上岑毓英亦不敢冒失，上折表示异议，说云南是西陲的门户，关系紧要，而且出关伊始，军心未定，不便舍近图远。这条“奇计”，就此搁置了下来。

        转眼新年。皇帝临驭，正逢十年之期，慈禧太后亦整整五十岁了。皇帝亲政、大婚、太后万寿三件大事，已有人在谈起，只是边疆不靖，不敢公然谈论。所以尽管新年里风和日丽，上上下下却都打不起兴致。

        也许，唯一的例外是曾国荃，到底得遂心愿了。

        正月十二，两江递来一道奏折，左宗棠奏请开缺。他的眼疾相当严重，上年十月里就曾上奏辞官，奉旨赏假三月调理。假满未见痊可，在这个时候，自然以引退为上策，奏折中的话，相当恳切。为了表示坚决求去，还加了一个“择人自代”的夹片：

        “两江地大物博，全赖得人而理，而人才由历练而成。如果质地端方，志趣向上，则制治有本，将来成就，亦必卓有可观。

        窃见安徽抚臣裕禄，操履笃诚，宽宏简重，懋著才猷，在疆臣中实罕其比。

        漕督臣杨昌濬，守正持平，性情和易，而历任繁剧，均得民和，臣与共事多年，知之最深。

        前两广督臣曾国荃，任事实心，才优干济，遇中外交涉事件，和而有制。去任之日，粤中士庶，讴思不替，远人敬之。”

        保举人才有“正陪”之分，刊在第一名的，自然是

        “正”。慈禧太后亦知裕禄其人，他是咸丰初年，湖北巡抚崇纶的儿子。崇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裕德，德胜于才，有名的不通的翰林，读《史记·封禅书》，茫然不解，称之为“仙书”。但是老二裕禄，却是旗人中的能员，以笔帖式当到司官，外放为热河兵备道，升调安徽藩司。同治十三年就当安徽巡抚，年纪还不满三十。

        那时安徽有个土豪，就是为胜保招抚的李世忠。此人虽然官拜提督，而贼性不改，盘踞淮扬，陆通盐枭，水通湖匪，声势惊人。因为他原名兆寿，所以外号“寿王”。

        李世忠有个死对头，就是陈国瑞。但陈国瑞是醇王的爱将，有此奥援，自然占了上风。因此，李世忠益发仇视官府，有起事造反的密谋。但两江多湘淮百战的老兵，一旦有警，荷戈而起，占不了便宜，所以李世忠改在河南招兵买马。

        日子一久，风声外泄，裕禄密疏请诛李世忠，以绝后患。

        朝命相机办理，郑重告诫，不可打草惊蛇，激出变故。

        由于李世忠的党羽众多，裕禄当然不能公然进剿，与幕友密议，定下了一条智取之计。正好李世忠由河南回安徽，经过安庆，裕禄便下了个帖子请他赴宴。

        酒到半酣，裕禄取出密旨，叫人念给李世忠听，同时埋伏着的亲兵一拥而上，缚住李世忠，就在督署后园一刀斩讫，买棺盛殓。等一切妥帖，才通知李世忠的家人，说是奉旨处分，但为顾全李家颜面，不必明正典刑，对外只说筵前暴毙，此外还有一笔抚恤。问李家的意思如何？

        李家还能有什么话说？蛇无头而不行，乌合之众的党羽，难道还敢纠众造反？李家反倒感激裕禄的曲曲周全。一场隐患，消弭无形，裕禄的处置，朝廷激赏，同官推服，就此出名。安徽巡抚一当十年不倒，并且能将左宗棠敷衍得推心置腹，荐以自代，手腕也真不弱了。

        因此，慈禧太后在准许左宗棠开缺，赏假四个月的回籍养病的同时，就派裕禄署理，并兼置办理通商大臣。

        左宗棠有荐贤的附片，外面并不知道。因此，这番朝命，颇予人以突兀之感，也可说是意外之感。两江总督几乎可说是疆吏中第一要缺，裕禄的资望，实在不足以当此重任。虽说主持东南海防的南洋大臣，并未派裕禄兼署，意示朝廷将另简重臣接替，但是南洋大臣究竟不比北洋大臣自成局面，如非由江督兼任，便很难有所为。

        另一方面，亦有人以为当此局势艰难之际，左宗棠引退，迹近畏难躲避，言路上不满的更多，上折“请旨责以大义，令其在任调理”。这也就等于表示，在这个时候应有负威望的元勋镇守两江。“闻鼙鼓而思将士”，于是从慈禧太后到军机大臣，一致认为应该让曾国荃去当两江总督。

        曾国荃署江督，裕禄回任安徽巡抚的上谕明发时，岑毓英已经出关，王德榜在湖南永州招募的八营新军，将到龙州，而法国军队，分分水陆两路逼近北宁，大战爆发在即了。

        岑毓英是十一月里由昆明启程，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半个月才到蒙自。由此往南，进入越南边境，路上就苦了，一路披荆斩棘，抵达保胜，跟云南巡抚走马换将，唐炯回省，岑毓英接替主持防务。

        行辕设在一座关帝庙内，地方不大，岑毓英每天就在大殿上召见部将，接见越南官员。细细询问之下，才知道局势不妙，于是星夜拜折，陈明困难：

        “山西既失，越事愈加棘手，法人可由兴化、宣光分道犯滇，且兴化城在江边，形势山西尤为难守。宣光无兵驻守，更属堪虞，必须面面兼顾。而由蒙自至兴化，陆路一千六百余里，由开化至宣光，陆路一千二百余里，即有蛮耗至保胜，亦有四百余里，皆偏僻小道，路极崎岖，沿途人烟稀少，猛兽甚多。军士裹带行粮，披荆斩棘，跋涉维艰。自蛮耗至保胜，虽水路可通，仅有小船二三十只，可装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需十余日。若由保胜水路至兴化，往返必需三十余日，欲速不能，臣焦灼万分。再三筹划，只有水陆并进。爰派记名提督吴永安统带三营，驰往开化。督同前派分道出关之副将陈安邦等三营，共合六营，由河阳驰赴宣光，择要驻防。其余总兵马柱、雷应山等各营，由蒙自陆续进发，臣带亲兵小队，驾轻舟先行前进，于十二月十一日驰抵保胜。与唐炯面商分布，意见相同。现据记名总兵丁槐，参将张永清等禀报，已于兴化城外扼扎防堵。主事唐景崧所带兵勇，自山西退至兴化，已于十二月初四日绕道撤回北宁。南将刘永福驻兴化，惟大炮全行失落，各项小枪，亦多遗失。兴化上游之清波、夏和等县，教民纷纷变乱，文报几至阻塞。臣等现切嘱总兵丁槐等多方预备，严密附守。又派知县李艳枝等二营往清和、夏波驻扎安民，并分给湖永福快枪子药，俾资整顿，令其严束所部，恪遵纪律。又行文南官，革除苛政，收拾民心。俟总兵马柱等各营到时，臣毓英即亲往兴化一带，查勘布置。一有头绪，即由兴化旁出宣光，督促提督吴永安等，相机前进，并与广西抚臣徐延旭联络会商，和衷共济，仰副圣意谆谆告诫之至意。其保胜、兴化一路，滇军与刘团共事，须得两军信服之员，驻扎调和，拟将臣毓英胞弟，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岑毓宝调来，协同照料。”

        这是岑毓英重视刘永福，苦心布置的一着棋，因为刘永福与滇军并不和睦，这是阵前大忌。而此外的困难还多：

        “闻此番法人以全力经营，又加越南各处从教匪党，已有一万数千人，船多炮利，势颇猖獗。滇军既无轮船，又少大炮，挽运更难，必须广东、福建水师有兵轮攻击越南海防，以分贼势；广西、云南增兵添饷，通力合作，水战陆战，各尽其长，方可迅图恢复。而广东、福建各有应守海口，不识兵轮，能否分拨？臣等不敢妄拟，应如何办理，出自圣裁。”

        由广东、福建调拨兵舰，自水路进击，也是徐延旭的希望，无奈事实上办不到。朝廷接得岑毓英的奏报，对这个要求，根本不提。但“边外备军，必当有所统摄，以一事权”，所以明定边防各军，包括徐延旭的部队，统归岑毓英节制调度。

        当然，岑毓英所最看重的是黑旗军，而刘永福所最看重的是唐景崧。因此，岑毓英将唐景崧请到保胜，替他制了全副冬装，补送薪水，每日设宴，奉为首座。这一番刻意笼络，使得唐景崧感激涕零，自告奋勇，为岑毓英去向刘永福规劝，与滇军和衷共济。

        刘永福受尽官军的气，提起来就会咬牙切齿，所以唐景崧不得不用手段，摸透血性男儿的性情，苦劝以外，责以大义，甚至言语相激。近乎灰心的刘永福肠子终于又热了起来，表示暂时一切都隐忍，等好好打一两场胜仗，大家再算帐。

        经过这一番疏通，岑毓英开了年才乘舟东下，驻扎距兴化三十里的嘉榆关，刘永福由唐景崧陪着来见。岑毓英阴鸷沉毅，城府极深，知人处事，另有一套不易测度的手腕，他看刘永福是个草莽英雄，想用“七擒孟获”的办法来收服他。

        因此，等刘永福一到，先临之以威，材官亲兵摆队，刀枪如林。但刘永福倒也不大在乎，虽微有怯意，并非见了武器害怕，只不过象新郎官拜堂，觉得过于受人注目而已。

        当然，岑毓英摆这个场面，是为了衬托他对刘永福的降尊纡贵，降阶相迎，亲热异常，口口声声喊着刘永福的号：“渊亭、渊亭！”刘永福是预先听唐景崧教导过的，称他“大帅”，也行了大礼，岑毓英逊席相谢，长揖相答。

        “我本来可以早一天到的。大前天下船，忽然天昏地暗，疾风暴雨，看样子船都会沉，只好上岸。”岑毓英神色自若地说：“到了前天下船，又是这个样子，看来是有灵异，我就叫人取了一张黄纸来，亲笔朱书四个大字‘诸神免参’。向空焚化以后，渊亭，你知道怎么样？”

        刘永福老实答道：“我不知道。”

        “说也奇怪，就此云开日见，风平浪静，才开的船，不过耽误了一天工夫。渊亭，”岑毓英似乎很认真地说：“你下次出门，如果遇着这种情形，不妨照这样子做，自然化险为夷。”

        这意思是说，刘永福将来也会象他那样，封疆开府，当到一品大员，冥冥中有诸神呵护。刘永福自然懂他的恭维，却不觉得高兴，反而深深叹口气。

        “渊亭，你何以长叹？”

        “大帅！”刘永福答道：“我决没有大帅的福分，生来是苦命。”

        “我也是，从小父母双亡，是姑母抚养长大……。”

        接下来，岑毓英便又谈他的身世，却离不了鬼话。如何七岁得病而亡，如何身到森罗宝殿，如何不肯喝“孟婆汤”，如何一提岑毓英的名字，阎王大惊失色，呵斥小鬼乱提贵人，又如何令判官送他回阳？

        刘永福静静地听着，两个人的脸，除了肤色极黑相同以外，表情大异其趣，一个十分起劲，一个相当落寞。岑毓英看看不大对路，收拾闲话，谈到正题。

        “渊亭，你现在有多少人？”

        “三千二百多。”

        “编不了多少营。”岑毓英看着唐景崧问：“你看呢？”

        刘永福在上谕上称为“刘团”，认作团练，而边臣的奏折上称他为“南将”，现在要正式改编为官军，这是唐景崧早就跟刘永福谈过的。

        于是唐景崧陪着刘永福星夜拔营南下，驰援北宁。第二天到了山西北面三十里的屯鹤地方。此处泸江、洮江、沱江，也就是俗称绿水河、红水河、黑水河的三水交会之处，所以又名三江口，向来是商贾辐辏的交通要冲，如今因为法军已占山西，市面极其萧条，无法补充给养。刘永福便即下令，即刻渡过沱江，向东而去，近在咫尺的法军竟未发觉。

        到了北宁，刘永福不肯进城，十二营都驻扎在离北宁七里的安丰县，由唐景崧带着十几名亲兵，去见黄桂兰和赵沃联络。

        黄桂兰和赵沃在军前都称统领，两军分治，一右一左。轮官位，黄桂兰是提督，比赵沃这个道员大得多，但文官的品级比较值钱，而且赵沃是徐延旭的亲信，所以北宁防务，是外行的赵沃作主。而赵沃又信任一名副将党敏宣，此人是绿营中有名的一块“油抹布”，既脏且滑，唐景崧对他早具戒心，见赵沃时有他在座，淡淡地不甚理他。

        “我身子不好，又多病痛，万里投荒，真不知所为何来？”

        赵沃一面咳嗽，一面吞吞吐吐地说。

        见他那副形容憔悴的样子，再听他这番有气无力的言语，唐景崧的心，先就凉了一半，然而不能不勉励他几句：“大敌当前，还要仰仗庆翁的威望……。”

        “什么威望？”他摇着手打断了唐景崧的话，“营官士兵，骄蹇不法，桂军的饷又比滇军来得少，实在很难带。老兄，我真想让贤了！”

        听口气还当唐景崧有意来取而代之。这就话不投机了，而且看样子也谈不出什么名堂，唐景崧敷衍了一会，随即起身告辞。

        黄桂兰却不如想象中那么不堪。他是李鸿章的小同乡，一口浓重的合肥土话，听来非常刺耳，不过此人倒知书识字，出口成章，所以话还不难懂。加以长身修髯，仪表不坏，唐景崧对他的观感，比对赵沃好得多。

        他的号叫卉亭，所以唐景崧称他“卉帅”，略作寒暄，请教战守之计。

        “薇翁明达，想必已有新闻，赵庆池左右有小人，多方掣肘，教人很难展布。”黄桂兰首先指责党敏宣，接下来谈他的做法：“我带右军，只能量力而为。布置大致还算周密，北宁城坚可守，等王方伯楚军出关，再议进取。”王方伯是指王德榜，他以前的官职是福建藩司，所以称他方伯。

        “卉帅，法国军队愈逼愈近，楚军怕一时到不了。”唐景崧答道：“恕我率直，我看北宁战守两不可恃。备多力分，扎营太散，呼应不灵，不能战。”

        “我原主坚守。”

        “守亦甚难。北宁城虽坚，如今法国的大炮不同了，一炮轰进城，请问守军何处藏身？”

        黄桂兰听见这话，不由一愣，掀髯问道：“那倒要请教，计将安出？”

        “最好在离城数里地以外的要隘处所，开掘‘地营’，以守野为守城。”

        “什么叫‘地营’？”

        “地营”是滇军的规制，掘地为坑，深约六尺，大小视地势而定，坑内四周安上木柱，高出地面一尺许，柱间空隙，作为枪眼。柱子上面再铺木料，上覆泥土。这样不但低不受炮，而且远处了望，不易发见，可以瞒过敌人。

        “想得倒不错。”黄桂兰问道：“出路呢？”

        “出路在坑后面，开一条斜坡路入坑。坑口加木栅，放下木栅，只要一个人守在那里，坑内就没有人出得去，可免溃散之弊。”唐景崧很起劲地说：“如果人多，可以多开数营，地下开槽，各营相通，弹药粮秣，亦不妨贮存在地营里面。地营之外，又可以开明槽，高与人齐，宽约五尺，长只一丈，每一丈就应该有转折。为什么呢？太宽则炮弹容易打中，不过就打中了，也只是这一丈之地受损害，这就是一丈一转的好处。”

        “既有暗槽，又何用明槽？”

        “明槽是为了便于侦察敌情。全在暗坑，敌情不明，亦不是好办法。”唐景崧又说：“地营之外，最好用槎丫树枝，用藤裹缠，密排三层，这就是古时候的所谓‘鹿角’。倘或在地营四周，埋上地雷，更是有备无患，不过总要远在本营二十丈以外，才不致于炸到自己。”

        书生谈兵，居然头头是道，但黄桂兰却听不进去，认为这样的做法太离奇，也太费事，所以大摇其头。

        “我决心负城而守。”他固执而显得极有信心地，“我有四营人，法军没奈何我。”

        又是个话不投机的。唐景崧这时打定一个主意，自己先踏勘四处，决定了战守方略，直接向徐延旭建议，请他下令赵黄两统领照办。

        两天以后，唐景崧由北宁出发，向东北到镇南关外的谅山，去见广西巡抚徐延旭。

        徐延旭是山东人，字晓山，咸丰十年的进士，分发广西当知县，以此起家。他跟鹿传霖是儿女亲家，而鹿传霖是张之洞的姐夫，就跟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子一样，以此渊源，得为清流所保荐。徐延旭虽有能员之名，亦是早年的事，如今既老且病，却为清流看成伏波将军马援，期望他在镇南关上再树铜表，真正有苦难言。

        “北宁保不住了！”徐延旭黯然长叹，“唉！赵庆池、黄卉亭误我太深！”

        一句话没有完，闯进一个人来，看模样不过一名小武官，却旁若无人地大声说道：“怎么样，我说陈得贵不行吧？扶良失守了！”

        唐景崧久闻徐延旭有个心腹听差，由军功保案中弄到一名把总，平时常奉主人之命，到各营传话，大家都叫他“老韩”，此人猖狂无礼，喜欢任意批评将领，而徐延旭资以为耳目，颇加信任。现在看他的样子，想来就是老韩了。

        果然，徐延旭仓皇问道：“老韩，你慢慢儿说，是怎么回事？”

        “法国兵攻扶良，陈得贵把炮台失掉了。”老韩说道：“请北宁派援兵，黄统领又不肯马上发兵，耽误了好久，才发了三营守城的兵去救，走到半路上，听说扶良垮下来了，赶紧又逃回北宁。”

        “糟糕了！”唐景崧在一旁听着，不觉顿足失声，“北宁完了！”

        “怎么、怎么？”徐延旭急急问道：“何以见得？”

        “那里有守城的兵，可以远援六十里外的扶良的？倘或一败，就回不得城了。如果开城相纳，敌人正好跟踪而至，等于开门揖盗。黄军门这样用兵，北宁岂不危乎殆哉？”

        “说得是，不过，有黑旗军在……。”

        “说什么黑旗军？”老韩大声插嘴，“人家根本就不肯打。”

        “不会的！”唐景崧有些发怒，瞪着老韩，不客气地叱责：

        “你凭什么说这话？”

        “是真的嘛……。”

        “老韩，”徐延旭不能不尽敬客的道理，向哓哓声辩的听差喝道：“你先下去。”

        徐延旭当然知道刘水福对桂军的憾恨甚深，虽然奉命驰援北宁，但未必肯听自己的命令。所以嘱咐总办营务处的道员黄彭年，跟唐景崧去情商，托他到北宁去督战，好策动黑旗军出队抵挡法军。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唐景崧慨然允许，立即去见徐延旭辞行。但是徐延旭却又迟疑了，因为唐景崧上承慈眷，是朝廷所很看重的人，上次山西失守，谕旨中特别关切他的下落，此番如再失陷危城中，对朝廷似乎不好交代。

        “北宁危地。”徐延旭迟疑着说，“你不去也好。”

        “没有不去的道理。我马上就走。”

        于是徐延旭特选了几匹好马，让唐景崧带着亲兵，即刻赶往北宁。事后想想，还是怕刘永福负气不肯出兵，便又亲笔写了一封信，拔一枝令箭，派老韩与一个姓关的千总，传令刘永福即刻出战。

        唐景崧星夜急驰，第三天到了距离北宁不远的郎甲地方，这里设着粮台，军火辎重甚多，消息应该容易打听。但问起来只知道北宁以东的涌球山顶，已为法军所占领，扼住了北宁的退路，情况极其危急。唐景崧忧心如焚，连夜渡谅江。再想渡涌球江到北宁时，得到消息，北宁已经失守，败军无法撤退，赵沃和黄桂兰行踪不明。

        黑旗军呢？唐景崧判断情势，刘永福一定往北退守保胜一路，在桂军，当然要守郎甲，自己也只有先回郎甲再说。

        到了郎甲，从间道逃回的溃卒口中，得知北宁的详细情形。法军由扶良大举进犯北宁时，赵沃和黄桂兰各领亲兵，督促守城四营在城东十里迎战，双方僵持不下，而黑旗军在后路观望。黄桂兰派人求援，刘永福的黑旗只招展了一会，就让法军起了戒心，攻势顿见缓和，但是刘永福却不肯有进一步的行动，亲持令旗，在各营巡视，只勒兵不发。前营黄守忠忍不住想出队，也让刘永福喝止住了。

        事急无奈，黄桂兰悬犒赏二万两银子，刘永福置之不理。就在这时候，法国炮舰驶入涌球江，拉炮上岸，曳到涌球山顶，居高临下，轰击北宁。一连三炮，都打入北宁城内，市面大乱，越南的北宁总督张登憻，仓皇而遁。后方有变的消息传到阵前，军心大乱，赵沃和黄桂兰想全师而退，已办不到。

        逃是逃回城了，但想守已守不住，黄桂兰一看这情形，关起房门，悬梁自尽，为他的部将救了下来，提着广西提督的大印，匆匆扶他上马，退向北宁以北的太原。第二天，刘永福的十二营亦退到太原，见了黄桂兰自不免愧歉。他的意思是想让黄桂兰和赵沃吃点苦头，到最危急时，才出兵相救，一则报宿怨，再则炫耀黑旗军的战力。那知后方突变，而前方的四营又太无用，以致误丧北宁。

        在谅山的徐延旭，对刘永福还抱着极大的期待，而捷报未至，老韩却已回来缴令了。

        “回来得这么快？”徐延旭问：“信投到了没有？”

        “没有。”

        徐延旭大惊：“为什么不投？”他定睛看着老韩，有了新发现：“你怎么搞得鼻青眼肿的？”

        这是为关千总揍出来的伤痕。两个人走到谅江，听得对岸已有炮声，老韩胆怯，不敢渡江。

        “你不去随你，俺去。”关千总将手一伸：“你把抚台的信跟令箭给俺！”

        老韩不肯给，不然对徐延旭无法交差。“不行！”他悍然答道：“信是交给我的，我说不投就不投。”

        “拿来！”关千总脸一沉，“你不识相，别怪俺不客气。”

        “你敢怎么样？”老韩比他还狠，“莫非还敢揍人？”一句话未完，脸上狠狠着了一掌，“你当俺不敢揍你！”关千总下面又是一脚，将老韩踹倒在地，一面拳打足踢，一面骂道：“入你奶奶的！揍你个小舅子。徐抚台瞎了眼，尽用些忘八蛋。俺，”他将头上的大帽子取下来，使劲往地上一摔：“俺不做他的官了。俺去投滇军。”说完，他重又捡起大帽子，掸掸灰尘，戴在头上，大踏步沿谅江往北，去投岑毓英。

        这是很丢脸的一回事，老韩当然不肯实说，好在关千总已投滇军，撒谎不怕拆穿，便支吾着答道：“路上不好走，摔了一跤。”

        “信呢？”徐延旭指着他的手问：“你拿的什么？”

        “信没有投。我想了又想，不投比投好。”

        “什么？”徐延旭气得脸色发白，“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

        也、也罢，你先说个道理我听听！”

        “我自然有道理。”老韩象青蛙想拒捕似地鼓起了肚子，“我怕信里有骂老刘的话，投了惹他发火，所以不投。”

        “嘿！”徐延旭连连顿足，“你真是自作聪明！我骂他干什么？我信里是许他的花红，克复北宁，赏两万银子。你、你，”他揎一揎衣袖，一只指头直点到老韩的鼻头上，“你误了我的大事！我可再容不得你了。”

        老韩一听这话，心往下一沉，看来是要军法从事。照平日言听计从的情形看，却又不致于如此。不过，无论如何已闹了个大笑话，传出去不好听。事急无奈，只有横起心在没道理中找出一个道理来。

        “那知道是这么一封信？平常提起刘某人就骂，谈到黑旗军也骂，人家自然当这封信里没有好话。”说完，将信和令箭往徐延旭怀里一塞，昂然而去。

        徐延旭没工夫去理会这件事，接二连三派出探马去打听前方的情形，兵败的消息亦接二连三地报到谅山。郎甲一失，辎重尽弃，越发枪法大乱。一会儿要改变营制，抽调精锐，重新编组；一会儿要责成各军，划地分守；一会儿要调动各军，改变防区，只见他一个人如掐了头的苍蝇似的，奔进奔出，仓皇万状。

        惶乱之中，亦有定见，那就是星夜奏劾败将，在呈报北宁失守的奏折中，附了三个夹片：第一片严劾陈得贵失却扶良的炮台；第二片参黄、赵二人“弃地先逃”；第三片弹得不错，赵沃的副将党敏宣，所领六营，不战而退；党敏宣以找寻右路统领赵沃为名，星夜后撤，真正是“弃地先进”。

        赵沃和黄桂兰辗转逃回谅山，两个人住在一起，闭门思过，不见外客。不久，黄桂兰接到两广总督衙门一封文书，紫花大印，是张树声的亲笔，痛骂他丧师失律，将淮军的面子丢得光光。黄桂兰看完信烧掉，默无一言，到了半夜里，吞了一牛角盒子的“洋药”倒在床上，闭目待死。

        很快地为家人所发觉。黄桂兰的部属，一半抽“洋药”，一半带眷属，他本人亦带着姨太太在营里，发觉他寻了短见，一面急救，一面去告诉同住的赵沃。

        “不用来叫我！”赵沃在屋中答道：“黄军门约我一同寻死，我正在写家书，还没有到死的时候。他志在必死，你们不必救他，救亦无用。”

        果然。黄家请了医生来急救，黄桂兰拒不受药，延到第二天中午，一命呜呼。

        北宁失守的电报，是由李鸿章发到总理衙门的，语焉不详，而徐延旭却有个奏折到京，说北宁并无警报。这是二十天以前的事，相隔未几，何致有此突变？军机大臣相顾惊疑，只等恭王来拿主意。

        恭王从大病以后，就不大入值，要来亦常常晚到，这天直到午前十一点钟才坐轿进宫。看了一电一折，半天不响。

        “先拿电报递上去吧？”李鸿藻问。电报已经由军机章京另外用正楷抄了一份，预备用黄匣子呈上御前。

        “北洋的消息也未见到靠得住，这么三两句话，连个失守的日子都没有，上头问起来，怎么回奏。明天再说好了。”

        到了明天，北洋大臣李鸿章又来一个电报：“北宁十五失守，华兵亡者无数。”不说“官兵”或者“我军”而说“华兵”，可知所根据的是外国新闻纸的电报，而“亡”之一字，大家却都知道，不是死亡之亡，是逃亡之亡。

        恭王不曾入值，上头却已在叫起，而北洋的第二个电报又到了，证实北宁确于二月十五失守，又说徐延旭株守谅山，并以北宁无警，拒绝“刘团”请援。

        “怎么办？”李鸿藻面色凝重地说：“赶紧把六爷请来吧！”

        “来不及了。”宝鋆摇着手说，“咱们上去。”

        “上去得有个说法……”

        “说什么？”宝鋆抢着说：“早就知道不能打的！事到如今，反正总要有人倒霉，第一个当然是徐晓山。”

        说完，他领头先走，进养心殿行了礼，当面递上电报。慈禧太后勃然色变，“怎么说？”她的双眼睁得极大，“到底把个北宁丢掉了！徐延旭一再上折子，说北宁不要紧，问到大家，亦总说守得住，弄到临了，是这么一个结果，再下去不就应该丢云南、丢广西了吗？”

        “镇南关是天险，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法国兵大概不敢进犯。”宝鋆又说，“徐延旭措置乖方，请旨严谴。”

        “这自然要严办。不过就杀了他又何济于事？你们总要有个切实办法拿出来才好。”

        “事情总归于和局……。”

        “和，和！”慈禧太后厉声说道：“除了议和，你们就不会办别的事吗？”

        宝鋆碰了个大钉子，面色灰白，额上已见了汗，只是连连碰头，没有话说，于是李鸿藻开口了。

        “北宁一失，不独云南吃紧，广东琼州的防线，亦要当心。臣的意思，一方面责成岑毓英督促徐延旭戴罪图功，极力进取；一面饬知张树声、彭玉麟实力筹备，严密防范。”

        慈禧太后不作声，好半天才很不情愿似的说了声：“也只好这样了。”

        “是！”

        “我看徐延旭不行。”慈禧太后又说，“得要找个人替他。”

        徐延旭的底蕴已经大白，粉饰推诿，一无是处，其人本就既老且病，如果军务方面不行，其他就没有用处了。这样的人，自然应该立刻解职，但谁是继任其职的适当人选？只为此难，所以从宝鋆到翁同和都不开口，现在慈禧太后一口说破，枢臣不能不承旨办理。

        “张佩纶、张之洞都曾力保徐延旭、唐炯，不想如此辜负圣恩！”宝鋆答道：“容臣等与恭亲王商议了，再回奏请旨。”

        “对了！还有个唐炯，上年擅自进关，就跟临阵潜逃一样，可恶得很，应该跟徐延旭一案处分。”

        宝鋆答应着，先拟旨分寄云南岑毓英，广东张树声和彭玉麟，给了徐延旭革职暂留顶戴的处分。然后宝鋆约了李鸿藻，添上一个张佩纶，一起去见恭王，商议广西和云南两巡抚的调动事宜。

        “人是有。不过赤手空拳，那个肯去？兵在何处，将在那里，枪炮子药何在？这些不替人筹好了，请问，”恭王环视一周，眼光落到自己身上：“叫我也不肯去。”

        “现在该是掌兵权的重臣效命的时候。”李鸿藻说：“左季高总算难为他，已经派了王朗青，李少荃的淮军，也该出出力才是。”

        “就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我看和也好，战也好，都少不得一个李少荃，自然也少不得淮军。”

        于是顺理成章地决定了正率军援桂的淮军将领，现任湖南巡抚潘鼎新接替徐延旭，再就近调一个早就当过云贵总督，因案革职，光绪六年复起的贵州巡抚张凯嵩接替唐炯为云南巡抚。

        “王爷，”张佩纶说道：“法国索兵费六百万镑，此事所关非细，总不宜授人以柄？”

        “何为授人以柄？”

        “崇地山的前事可鉴。当年逮问崇地山，俄国以为按万国公法，是敌视该国的明证。如今与法国正在议和，而以与法军开仗失律的疆臣革职，另简将领接替，岂不明示我国不惜周旋到底并无求和的诚意。倘或法国公使以此质问，颇难自解。”

        “这倒也说得是。”恭王踌躇着说：“难道不作调动？这对上头又如何交代？”

        “好办得很！”宝鋆接口，“不用明发，不必知照吏部就是了。”

        “疆臣调动，不用明发，”恭王大摇其头，“从无此例。”

        “事贵从权。”宝鋆大声说道，“而且例由人兴。”

        这话似乎有些强词夺理，但除此以外，别无良策，恭王便看着其余两个问：“你们看呢？”

        李鸿藻不作声，张佩纶亦不作声，宝鋆的办法，算是在沉默中确定了。

        “此外呢？”恭王又问：“宿将中还有什么人可以起用？”

        “宿将甚多，但要人地相宜。”张佩纶说，“第一要与淮军有渊源；第二要能耐蛮瘴。不然无用。”

        于是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黄桂兰的前任冯子材。他与张国梁同时，当咸丰初年，江南大营解体，张国梁阵亡，何桂清仓皇从常州逃走，李秀成席卷吴中时，只有他始终扼守镇江。但既不展湘，又不隶淮，派系不同，自受排挤，熬了好多年才当到广西提督，却又因徐延旭，跟他不和，彼此互劾，徐延旭占了上风，冯子材解职，改用黄桂兰接了他的位子。于今徐、黄兵败，相形之下，自然见得冯子材高明了。

        但是，冯子材的年纪到底大了，是不是老当益壮，肯不肯复起效劳，都成疑问。所以一时未作结论，要看看西南边境的情形再说。

        边报其实是可想而知的，关外败退，关前坚守，倒是京里的情形想不到：清流内讧。

        由于张佩纶的气焰太盛，清流之中，早就暗树壁垒。反张的是小一辈的名士，隐然以谦恭下士，谨饬自守的翁同和为宗主。其中知名人物推盛昱为首，其次是福州王氏弟兄。哥哥叫王仁堪，字可庄，光绪三年的状元，弟弟叫王仁东，字旭庄，虽还在读书，却已是响当当的少年名士，他最看不起张佩纶，因为张佩纶搏击满朝，而独独亲附李鸿章，不是欺善怕恶，便是趋炎附势。

        北宁失守，在王仁东看，当然是张佩纶误保唐、徐的罪过，少年气盛，不免在稠人广座之间，大加指责，同时觉得本乎爱人以德的道理，想劝张佩纶以“徒采虚声，滥保匪人，贻误大局，自请议处。”去了两次，张佩纶不见，一怒之下，决意绝交，正在写信的当儿，来了一个熟客。

        这个客人就是张树声的儿子，外号“清流靴子”的张华奎。自从张树声贸然奏调张佩纶不成，两下结了怨，而张树声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时，朝鲜内乱，张树声不听李鸿章不轻用兵的告诫，指派吴长庆渡海平乱，且因得袁世凯的力，处置得宜，益发遭李鸿章的忌，所以张、李亦有貌合神离的模样。这一下，越发要防张佩纶有受李鸿章的指使，有所攻击，因而张华奎代父谋干，一心想去此心腹大患。

        然而张佩纶不但上蒙慈眷，且有极硬靠山李鸿藻，所以要去张佩纶，必先去李鸿藻。张华奎认为时机到了，拟了一个奏疏来看王仁东。打开稿子一看，写的是：

        “唐炯、徐延旭自道员起擢藩司，不二年即抚滇，桂，外间众口一词，皆谓侍讲学士张佩纶荐之于前，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保之于后。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才看了第一段，王仁东就明白了，“劾李相不如专劾丰润。”他说。丰润是指张佩纶。

        “是！”张华奎答道：“擒贼先擒王。”

        王仁东点点头，将整个折子看完，徐徐问道：“蔼卿，你有什么主意？”

        “我先请问，旭庄，你看这个折子怎么样？”

        “清流见重于人，不独在于见识文采，尤在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王仁东又发了议论：“象张篑斋，处处说得嘴响，只遇到李合肥，就闪转腾挪，曲意回护，这算什么名堂？这个折子自然痛快。”

        “那么，再请教，怎么递上去？”

        “你看呢？”

        “令兄如何？”

        王仁东知道，他那位老兄的态度不如他激烈，未见得肯依从，倘或不肯，自己一定要争，伤了手足的友爱之情。再以清流中的地位来说，他老兄虽是状元，分量究竟还不够，够分量的有一个人，却无把握。因而答道：“你先摆在我这里，等我琢磨琢磨，行不行？”

        “有什么不行？”张华荃又试探着问：“近来跟盛伯羲常过从否？”

        王仁东笑笑不答。心里更打定了主意，所见相同，决定找盛昱出面。

        为了言路大哗，无不以为唐炯、徐延旭丧师辱国，因而朝旨革职拿问，责成新任云南巡抚张凯嵩和广西巡抚潘鼎新派员解送刑部。这两道上谕，依照张佩纶的意见，不“明发”，用“廷寄”。当然，知道的人很不少，对此不满的人亦很多，朝廷刑赏，必须明白宣谕，示天下以至公，那有这样偷偷摸摸的道理。

        就为了这个缘故，盛昱认为军机的失职，非比寻常。他本来就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想法，此时越发觉得该轰轰烈烈搞一下，于是关紧了书房门，改好了张华奎的原稿，亲自誊清，密密固封，递入内奏事处。

        慈禧太后打开来一看，事由是：“为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以振纲纪而图补救。”不觉瞿然动容。近来论越事的折子不少，大多痛斥唐、徐，弹劾军机大臣的却还仅见。

        因此，她命宫女剔亮了灯，聚精会神地细读。第一段是责备张佩纶，牵连及于李鸿藻，再下去就谈到恭王了：

        “恭亲王、宝鋆久直枢延，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和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然此犹共见共闻者也，奴才所深虑者，一在目前之蒙蔽，一在将来之诿卸。北宁等处败报纷来，我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将唐炯、徐延旭拿问，自宜涣大号以励军威，庶几敌忾同仇，力图雪恨，乃该大臣等犹欲巧为粉饰，不明发谕旨，不知照内阁吏部，夫一月之内更调四巡抚，一日之内逮治两巡抚，而欲使天下不知，此岂情理所有？”

        慈禧太后不自觉地叹了口气，接着再往下看：

        “该大臣等唯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纲于不顾，试思我大清二百余年有此体制欤？抑我中国数千余年有此政令欤？现在各国驻京公署及沿海各国兵船，纷纷升旗，为法夷致贺。外邦腾笑，朝士寒心，奴才窃料该大臣等视若寻常，未必奏闻也。”

        看到这里，慈禧太后便问：“李莲英呢？”

        李莲英正在分派慈禧太后出宫随行的太监和宫女，听得传唤，飞快而至，等候示下。

        “各国使馆，这几天都升旗了没有？”

        这话问得人摸不着头脑，东江米巷的使馆他亦见过，记得是升着五颜六色的旗子，但这几天是不是升旗可就不知道了。

        他当然不敢也不肯回说“不知道”，答一句：“奴才马上叫人去瞧。”

        “快！我等着回话。”

        李莲英答应着出了长春宫，找到一个骑马骑得极好的御前侍卫，传宣懿旨，限他半个时辰去瞧了来回话。

        “不用去瞧，是升着他们的国旗。”

        “你怎么知道？”李莲英责备他说：“年轻轻的，别的没有学会，就学会躲懒。”

        “李大叔，不信你亲自去瞧！洋人的规矩，除了下雨飘雪，每天一早升旗，上灯下旗，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这个样，错不了的。”

        “不会错？”

        “错了，你老凭我是问。”

        李莲英谅他不敢撒谎，便点点头说：“好吧！你别跟人说什么。”

        虽有了结果，他却不立即回长春宫，将自己的事情料理停当，取出李鸿章所送的一个金表看了一下，够了用快马去一趟东江米巷的工夫，才去回奏。

        “跟佛爷回话，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俄国，各国使馆都升着他们的国旗。”

        “真的有这回事！”慈禧太后带着恨声，接着倏然抬眼：

        “德国呢？”

        这是数漏了一国，但不能说没有看明白，也不能答得迟疑，不然就是差使办得不够漂亮，李莲英毫不含糊地答道：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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