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五，正当一场大雪以后，半夜里禁城之中起火，地点是在太和殿前的太和门。

        太和门九楹三门，一水环萦，上跨石梁五道，就是金水河与金水桥。门内东西庑各三十二楹，回廊相接，除了体仁阁与宏义阁以外，便是内务府的银库、衣库、缎库、皮库、茶库及武备院贮藏毡毯鞍甲之处。起火就在茶库，很快地延烧到了太和门西的贞顺门。

        大内有灾，百官都须奔救，一时九城车马，破雪而来。外城的“水火会”，一批接一批，鸣锣而至。门外虽有现成的金水河，但为坚冰所封，费了好大的劲，才凿开一尺厚的冰，而河底的水只有数寸，毫不得力，只有坐视烈焰飞腾，由西而东，烧到太和门，再烧到昭德门。重檐高耸，石栏缭折的太和门，四面是火，只听哔哔剥剥地爆响不断，眼看着画栋雕梁，霎时间都化为灰烬，急得内务府大臣福锟，只不断地顿足大喊：“断火路，断火路！”

        于是救火的护军，找到工匠，冒着炽烈的火势拆掉昭德门东的两间屋子。屋子大梁凌空而坠，伤了十几个人，不过火势终于不致漫延了。在场的王公大臣，相顾喘息，总算可以松一口气。

        就这时有两乘轿子，飞奔而至，轿前有“顶马”开路。到太和门前，轿子停下，一先一后出来两个人，须眉皆白，前面是恭王，后面是宝鋆。

        所有的王公大臣，一齐上前迎接，恭王摇头叹息：“惊心动魄，奈何，奈何？”

        “这场火来得太不巧了！”宝鋆接口说道，“一开年就是大婚盛典，天子正衙的太和门，烧成这个样子，太难看了。”

        这一说提醒了大家，相顾忧急，竟忘了还在救火，谈起如何从速修复太和门的善后事宜？这样的大工，光是勘估议价、鸠工集材就非数月不办，如今只有四十天的工夫，看来纵有鬼斧神工，亦难如愿。

        ※ ※ ※

        外廷计无所出，深宫更为系念。慈禧太后从半夜里惊醒以后，一直到下午两点钟，得报火路已断，不至于再蔓延，方始松了口气。

        这是件太糟心的事。唯一的安慰是，听说王公大臣，包括恭王及所有请假不上朝的大员，无不亲到火场救灾，能急君父之难，都算是有良心的。其次是内外城的“水火会”、步军统领衙门、神机营、顺天府、大兴、宛平两县的兵丁差役，亦很出力。慈禧太后特别传旨，发内帑犒赏，兵丁伕役，每人二两，受伤的每人十两。因此，皇太后仁慈的颂扬，倒是传遍了太和门内外。

        其次就要查问起火的原因了。这场火起得很奇怪，值班的护军，在贞庆门东值宿之处烤火，半夜里，星星一火，窜入柱子的蛀孔中。太和门重修在康熙三十四年，将近两百年的木柱，不但风燥无比，而且柱中也蛀得空了，所以一点火星，酿成大患。先是闷在柱子中烧，等到发觉，已无法灌救。当然，典守者不得辞其咎，值班的章京及护军，拿交刑部严办，不在话下。

        但是，就拿失职的护军砍脑袋，亦无补于这一场火所带来的损失与烦恼。慈禧太后也跟外廷的王公大臣一样，着急的是大婚期近，如何能将太和门赶快修起来？纵不能尽复旧观，至少也要将火灾的遗迹掩饰得不刺眼才好。

        善于窥探意旨的李莲英，无须慈禧太后开口，就先已想到她必以此为忧，早就问过立山，得到了相当满意的答复，随即奏报：“老佛爷别为这个心烦。到时候准有照式照样的一座太和门。”

        “你又胡说了。”慈禧太后嗔道：“简直就是说梦话。”

        “奴才那敢撒谎？老佛爷倒想想，去年上西陵，一路的行宫，都修得四白落地，跟新的一样，那不都是赶出来的吗？”

        “啊！”慈禧太后想起来了，“是找裱糊匠搭一座太和门？”

        “是！奴才说呢，那里有瞒得过老佛爷的事？”李莲英说，“这要找搭棚匠、裱糊匠、扎彩匠，他们有法子，能搭出一座太和门来。”

        “行吗？”慈禧太后还有些疑惑。

        “行！”李莲英斩钉截铁地答道：“奴才问过立山了，他说一定行！这是多大的事，他没有把握就敢说满话了？老佛爷等着瞧吧，到了大喜的日子，准有一座看不出假来的太和门。”

        是这样斩钉截铁的答复，慈禧太后不能不信。不过这也只是消灭了她心头重重忧虑的若干分之一，更大更多的烦恼，即将接二连三地到来。她一想起来就揪心，真怕去触动这方面的思绪，然而她到底是经过无数大风大浪的，深知躲避不了的烦恼，只有昂起头来硬顶，所以咬一咬牙，决定自己先作打算。

        打算未定以前，先要有一番了解，“外头有什么话？”她问李莲英，“你总听到了，别瞒我！”

        李莲英也跟慈禧太后同样地烦恼，同样地担心，所不同的是，他多一分希冀之心，总觉得慈禧太后必能从容应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此时看到她是有担当的态度，心头先已感到安慰。

        不过，回奏的措词，却须谨慎，既不宜隐瞒真相，也不宜添枝加叶，免得激怒了慈禧太后。有此理解，说话就慢了，“总怨这场火不巧！”他说，“人心本来就有点儿浮动，这场火一起，好象更有话说了。”

        “说什么？”慈禧太后问：“说我不该在颐和园装电灯，西苑不该修铁路？”

        “西苑修铁路，他们倒不敢管，天津到通州的铁路，都说不该修。”李莲英说，“有句话，怕老佛爷听了生气，奴才不敢说。”

        “不要紧，你说好了！”

        “说这场火是，是天怒。”

        慈禧太后明白，这是半句话，原来那句话，必是由人怨激起天怒，太和门之灾，是天意示警。这句话听来当然刺耳，可是也无须生气。

        “还有呢？”

        “还有……，”李莲英觉得有句话瞒不得，“说是这两年花费太多了。”

        慈禧太后默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修三海、修颐和园、大婚，再加上兴办海军，花费是忒多了一些，如今重修太和门，又得几十万银子，看来非得收敛不可了。

        不过，可怪的是李莲英居然也这样说，虽是转述他人的话，却不妨看作他自己亦有此想法。这倒不能不问一问：“你说呢？是不是多了一点儿？”

        李莲英原是一种试探。两大工程，加上总司大婚传办事件这个差使，他也“搂”得很不少了。盈满之惧，时刻萦心，此时特地要试探慈禧太后的意思，果然有收敛之想，也是惜福之道。只不防她有此反问，倒觉得难以回答。

        这时候不容他犹豫，更不能惹恼慈禧太后，唯有先作违心之论，“其实也不能算多。”他说，“只为几件大事搁在一起办，就显得花的钱多了。”

        这两句话在慈禧太后觉得很实在，“说得不错。”她毫不考虑地表示，“先缓一缓吧！等缓过气来再说。”

        “是！”李莲英答道：“老佛爷圣明。”

        “你说给立山，看颐和园未完的工程，有什么可以暂缓的？让他写个说帖来我看。”慈禧太后又问：“皇帝呢？你听他说了什么没有？”

        皇帝只说过一句话。“早就知道要出事！”此外便只是两副面孔，在慈禧太后面前，勉强装出豁达的神情，背转身立刻就是阴沉抑郁的脸色，而且不断地吁气，仿佛撑胸塞腹，有数不清、理不完的积郁似的。

        那另一副面孔，慈禧太后看不到，而李莲英是看得到的。可是，他不敢告诉慈禧太后，并且还严厉告诫他所管得到的太监，包括“二总管”崔玉贵在内，不准到“老佛爷”面前搬弄口舌，否则重责不饶。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宫中从“东佛爷”暴崩以后，便是“西佛爷”唯我独尊的局面。维持这个局面最要紧的一件事，便是安静。倘或无事生非，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搞得鸡犬不宁，那不仅是极傻之事，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就因为他是持着这样的想法，所以也跟荣寿公主一样，无形中处处卫护着皇帝，这时当然不肯说实话。但如说皇帝一无表示，慈禧太后也未必会信。皇帝亲政在即，每天批阅章奏，要拿出办法来禀命而行，然则对当前这一连串拂逆，岂能默无一言？

        李莲英只有拣能说的说。能说的是国家政事，不能说的是慈禧太后的为了她自己享乐的一切作为，秉持此一宗旨，他这样答说：“万岁爷仿佛对修天津到通州的铁路，不以为然。”

        “喔，”慈禧太后很注意地，“他怎么说？”

        “奴才也不十分清楚。看意思是觉得北洋衙门管的事儿太多。”

        “修铁路是七爷上的折子。”

        慈禧太后这话的意思，一下子不容易明白。李莲英听到“七爷”跟“万岁爷”连在一起的事，总是特别小心，想了一下答道：“万岁爷只听老佛爷的话，七爷上折子，也得看他说得对不对？说得不对，万岁爷不一样儿的驳回吗？”

        慈禧太后不即答言，脸上却是欣慰的神情，好半天，才点点头说：“他能这么想，心里总算明白。往后有他的好处。”

        ※ ※ ※

        慈禧太后意料中的事，果然发生了。言路上接二连三有折子，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户科给事中洪良品，都有极其率直的奏谏。此外翰林与上书院的师傅，亦都说了话，而且除津通铁路以外，也隐隐然提到兴修颐和园的不足为训。这些折子先由皇帝阅看，看一个，赞一个，然而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却噤若寒蝉，什么话也不敢说。

        慈禧太后也知众怒难犯。好在心里已早有打算，召见军机，接连颁了两道懿旨，一道是就太和门灾，有所晓谕，她承认这是天意示警，应该“寅畏天威”，而在深宫修省以外，也勉励“大小臣工，精白一心”。

        另一道懿旨，是根据立山的说帖，决定颐和园的工程，缩减范围，除了正路及佛殿以外，其余的一切，全部停工。当然，正路及佛殿这两个主要部分的工程，究有多大的范围，并未明言。

        这两道上谕，是慈禧太后为自己稳一稳脚步，却不能弥补清议对醇王和李鸿章的不满。只是抗章搏击，也还有分寸，不过看起来对事不对人，其实是既对事亦对人，因而醇王的精神又坏了。

        皇帝也觉得修津通铁路一事，不能只是将原折交议，迹近拖延，所以悄悄向翁同龢问计。

        “师傅，”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如今该有个决断，自然是以公意为断。可是公意又在那里？老百姓的话，从那里去听？”

        “民间疾苦，不易上闻。”翁同龢答道，“臣亦只是听闻而已。”

        “你听到些什么？”

        “传言津通百姓，呈诉通永道衙门者，不下二三百起，该管衙门不理。向总督衙门申诉，因为是奏定办理的案子，不肯据情入告。据说百姓都含泪而去。”

        “岂有此理！只怕李鸿章也不知道这些情形，是他下面的人瞒着他。不然，李鸿章也不能置之不理。”

        皇帝太天真了，竟当李鸿章是汤斌、于成龙之流的好督抚。翁同龢不便直言，然而也不能附和，唯有保持沉默。

        “怎么？”皇帝醒悟了，“李鸿章是知道的？”

        “李鸿章不是懒于理政的人。”

        这句话就尽在不言中，皇帝黯然摇头，然后又问：“你知道不知道，百姓的诉状中是怎么说？”

        “无非庐舍坟墓，迁徙为难。子孙见祖父的朽骨，岂有不伤心之理？就算公家给价，其心亦必不甘。”翁同龢又说：

        “有人引用圣祖仁皇帝的上谕……。”

        一提到康熙，皇帝赶紧起身，翁同龢自然站起得更快，“那时的上谕怎么说？”皇帝问。

        “容臣检来呈阅。”

        检来一本《十朝圣谕》，翻开康熙一朝，有关河工的谕旨，其中有一条是：“所立标竿多有在坟上者，若依所立标竿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朕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时存己饥己溺之心，何忍发此无数枯骨？”

        “圣祖之为圣，仁皇帝之为仁，即此可知！”翁同龢忽然激动了，“转眼就是归政大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诚恐有累圣德，更恐埋没皇太后多少年操持的苦心，实在不妥。”

        “师傅，”皇帝立即接口，“你何不也上一个折子？”

        翁同龢这下才发觉“言多必失”，惹出麻烦来了。可是此时此地，不容他退缩，只能答应：“是！臣想跟毓庆宫行走诸臣，联衔上奏。”

        “好！你快办去吧。”

        翁龢下了书房，立刻草拟奏稿。以他的见识、文采，象这样的奏折，原可一挥而就，结果费了一个下午才能脱稿，因为顾虑太多，不能不仔细推敲。

        当天便将毓庆宫行走的另外两位大臣请了来，一个是兵部侍郎，也是状元出身的孙家鼐；另外一个是吏部侍郎松溎，他是正蓝旗人，进士出身，但教皇帝读“清文”，在毓庆宫的身分就差了，只是所谓“谙达”。向来师傅们有什么公折，谙达是不列衔的，翁同龢为了壮声势，所以将他亦算上一个。

        折柬相邀，专车奉迓，孙、松二人一到，翁同龢拿出折底来“请教”。看上面写的是：

        “查泰西之法，电线与铁路相为表里，电线既行，铁路势必可举办，然此法试行于边地，而不适行于腹地。边地有运兴之利，无扰民之害。腹地则坏田庐、平坟墓，民间哗然。未收其利，先见其害矣。

        今闻由天津至通州拟开铁路一道。查天津距通州二百余里，其中庐舍相望，桑麻被野，水路则操舟者数万人，陆路则驱车者数百辈，以及村酤、旅店、负贩为活者更不知凡几？

        铁路一开，本业损失，其不流而为盗者几希！

        近来外间议论，无不以此事为可虑。臣等伏思皇太后、皇上勤恤民隐，无微不至。偶遇四方水旱，发帑赈济，唯恐一夫之失所，岂有咫尺畿疆，而肯使小民穷而无告乎？况明春恭逢归政盛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似非所以光昭圣治，慰安元元也。

        夫稽疑以卜，众论为先，为政以顺民心为要。津通铁路，宜暂缓办，俟边远通行，民间习见，然后斟酌形势，徐议及此，庶事有序，而患不生。”

        松溎先看，看完递给孙家鼐，等他亦看完了，方始征询意见：“如何？”

        “比上斋诸公的公折，缓和得多了。”

        “不但语气缓和，持论亦平正通达。我谨附骥尾。”

        松溎说完，提笔在后面署了名，孙家鼐亦然如此。这在翁同龢自是一大安慰，也有些得意，觉得推敲的苦心，毕竟没有白费。

        处理了自己的事，要问问旁人的态度，“上斋诸公的公折，怎么说法？”他问。

        “上斋”就是上书房的简称。在上书房行走，亦称为“师傅”，但因为教皇子而非皇帝，所以地位、恩遇，都不及皇帝的“师傅”。但上书房的人多，加以是协办大学士恩承与吏部尚书徐桐任“总师傅”，在这两位卫道之士支持之下，上书房的公折，措词就严峻得多了，语气中明攻李鸿章，暗责醇王。恩承和徐桐虽以地位与翰林悬殊，不便列名上折，却以私人身分写了信给醇王。当然，词气恭顺而论事激切，使得醇王大为不悦。

        翁同龢是醇王很看重的人，平时礼遇甚周，就仿佛汉人书香世家敬重西席那样。因此，对于醇王在病中遭遇这种为清议所不容的拂逆之事，他自然觉得难过，同时也有许多感慨和惋惜。

        “醇邸完全是替人受过。”翁同龢还有许多话，到喉又止，只付之喟然长叹。

        孙家鼐了解他的意思，却不肯接口，松溎的性子比较直，立即说道：“替人受过，也要看值不值？替李鸿章受过不值，替皇太后受过就值得。”

        修三海，修颐和园，昆明湖设小火轮，装设电灯，以及紫光阁畔建造铁路，凡此为清议所痛心疾首的花样，说到头来都怪在醇王头上。不是说他‘逢君之恶”，而是本乎春秋贤者之意，认为他不能据理力谏，未免过于软弱。就这一点上，恭王与他的贤愚便极分明，这几乎已成定评。

        然而翁同龢却比较能体谅醇王的苦衷，“醇邸的处境甚难。”他说，“要避擅专的嫌疑，就不能不唯命是从，千错万错……，唉！”他又不肯说下去了。

        “千错万错，错在不甘寂寞。”松溎说得很率直，“如果不是他静极思动，就不会有恭王被逐，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

        到今天，安富尊荣，优游岁月，何来如许烦恼？”

        话说得太深了，翁同龢与孙家鼐都不肯再往下谈。做主人的置酒款客，取出珍藏的书画碑帖来展玩品评，而松溎对此道的兴致不高，所以谈来谈去又谈到时事了。

        几杯佳酿下肚，松溎趁着酒兴，越发放言无忌，“今上的福分，恐还不如穆宗。”他说，“就拿立后来说，当年穆宗远离中宫，是有激使然，加以宫闱中有‘大力’干预，以致有后来的弥天巨祸。然而穆宗与嘉顺皇后之间，相敬如宾，琴瑟调谐，至少也是一种福分。今上呢，方家园的皇后，未曾入宫，只怕就注定了是怨偶……。”

        “寿泉！”翁同龢唤着他的别号，打断他的话说：“酒多了。”

        “我不是醉话，是实话。外面有人说，皇后的福分，也只怕有限。试看，册立未几，有太和门的奇灾，这就象民间新妇妨夫家那样，不是好征兆。”

        “偶然之事，无须穿凿。寿泉，来，来，请！这松花江的白鱼，来之不易，别辜负了口福。”

        孙家鼐乱以他语，松溎却越说越起劲：“今上实在是天下第一苦人，五伦之中，仅剩得一伦，你想，可怜不可怜？”

        “仅剩得一伦！”翁同龢不由得要问，“是那一伦？”

        “就那一伦，也还得看将来。”松槻说道，“‘父子’一伦，在皇上最苦，这不用说；虽有‘兄弟’，并无手足之亲，这一伦虽有似无；做皇帝的没有‘朋友’，更何须说；‘夫妇’一伦，眼看也是有名无实的了。”

        话是有些过甚其词，但大致与实情不差，尤其是父子一伦，在皇帝是隐痛。所以翁、孙二人，默然无言，静听松溎再往下谈。

        “今上只剩下君臣一伦了。五伦的君臣，原非为君立论，圣人垂教，重在勉事君者以谨守臣道。为人臣者，能得君之专，言听计从，如昭烈帝之与武侯，所谓如鱼得水，亦是人生难得的际遇，即使其他四伦不足，“亦可以稍得弥补。”松溎略停一下又说：“我在想，今上实在是虽君亦臣，慈禧太后虽母亦父，母子实同君臣。归政以后，而慈禧太后果然能完全放手，以万寿山色、昆明湖光自娱，优游颐养不顾政务，那么今上的君臣一伦，总算是占到了。然而，今日之下，亦还言之过早。”

        这段话说得很深，翁同龢与孙家鼐，都在心里佩服，只是表面上却不能承认他所析之理。而翁同龢又有进一步但相反的看法。

        “君则君，臣则臣。纵如所言，我辈能谨守臣道，善尽辅佐，让皇上能畅行大志，这才算是全了君臣一伦。”

        “说得是！”松溎看着孙家鼐说：我辈亦唯有以此上慰圣心了。”

        ※ ※ ※

        一开了年，局势外弛内张。从表面上看，大婚费用一千多万，带来了很兴旺的市面，诸工百作，直接间接都沾着光，无不笑逐颜开。加以这年本是己丑会试正科，各省举子为了顺便瞻仰大婚盛典，多提早在年内到京。又因为明年还有恩科，如果本年场中不利，不妨留在京里用功，免得往返跋涉，所以都带足了盘缠，而且大都怀着得乐且乐，先敞开来花一花再说的念头，使得客栈酒楼、戏园妓馆，买卖更盛，纸醉金迷，好一片升平气象。

        暗地里却有许多令有心人不安的情势存在。正象新扎制的太和门那样，俨然画栋雕梁，几乎可以乱真，而外强中干，内里朽木烂纸一团糟。一个月以前，反对修建津通铁路的十几道奏折，都为海军衙门压了下来，一班看得透、想得深的清刚耿直之士，便计议着要用釜底抽薪的治本之计。

        其中最认真的就是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他是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的翰林，由编修转御史，风骨棱棱，是清流中的后起之秀。他对于醇王一系，千方百计攻击恭王，以及创立海军衙门，侵夺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职权，形成政出多门的混乱现象，深恶痛绝。所以凡是醇王及海军衙门的敝政，如变相卖官鬻爵的“海军报效”等等，无不大肆抨击。

        反对津通铁路的修建，屠仁守的态度极其坚决。这个把月以来，他一直在盘算，此事是李鸿章所主张，而恃醇王为护符。不去醇王，不能攻李鸿章，所以釜底抽薪之道，即在攻掉醇王。

        就在这时候，海军衙门与军机处奉旨妥议群臣奏请停办津通铁路一案，有了初步结果。由醇王与礼王世铎联衔复奏的折子，洋洋数千言，将言官、翰林、部院大臣所上的七个折子，驳得体无完肤，最后的结论是：“言者之论铁路，乃云：‘即使利多弊少，亦当立予停止。’此臣等所甚不解也。现当大婚，归政举行在即，礼仪繁重，诸赖慈虑亲裁。臣等以本分应办之事，若然局外浮议，屡事牴牾，哓哓不已，以致重烦披阅，实非下悃所安，而关系军国要务，又不敢为众咻牵制，遽萌退诿之志。惟有将臣等所见所闻，确切可查之事，据实胪陈，伏乞圣鉴。至于事关创办，本属不厌求详，然局外浮议，恒多失实。查防务以沿江沿海最为吃紧，各该将军督抚，利害躬亲，讲求切实，可否将臣等此奏，并廷臣各原奏，发交各该将军督抚，按切时势，各抒所见，再行详议以闻。届时仰禀圣慈，折衷定议，尤为审慎周妥。”

        这一复奏，对反对之词，用“哓哓不已”、“众咻”、“局外浮议”的字样，措词很不客气，而懿旨却认为“所陈各节，辩驳精神，敷陈剀切；其于条陈各折内似是而非之论，实能剖析无遗。”袒护之意，十分明显。当然也接纳了醇王的建议，分饬沿海沿江各省督抚“迅速复奏，用备采择”。

        “明发上谕”一经传市，促成了屠仁守的决心，一共拟了三个奏折，去跟盛昱商酌。他的第一个折子上说：“归政伊迩，时事方殷，请明降懿旨，依高宗训政往事，凡部院题本，寻常奏事如常例，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恳恩披览，然后施行。”

        盛昱骇然，“梅君，”他掩纸问道：“这是请皇太后当太上皇，比垂帘的权宜之举，更进一层。倘或见听，你考虑过后果没有？”

        “自然考虑过，深切考虑过。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让醇王把持朝政，不如请皇太后当太上皇。”

        “此话怎讲？”

        “试看妥议铁路一折，明明里应外合的把持之局已应，归政之后，醇王若有陈述，可以单衔共奏，径达深宫，这是挟太后以令皇帝。而下面呢，礼王唯命是听，只看这个折子，醇、礼两王复奏，而军机承旨拟上谕，完全照醇王的意思行事。如今虽交各省督抚妥议具奏，又有谁不敢仰承鼻息，而独持异议？皇太后、军机、督抚，都在醇王利用摆布之下，皇上将来的处境如何？不问可知！”

        “见得是，见得是！”盛昱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不让皇太后偏听。”

        “正是！”屠仁守答道：“虽然归政，皇上仁孝，有大事自然仍旧禀命而行，而皇太后将来的见闻，一定不如目前，凡事都听了醇王的先入之言，其弊何可胜言？皇太后毕竟是女中丈夫，精明强干，能广访博闻，圣衷自有权衡。无论如何比庸愔的醇王隐在幕后，把持朝政要好得太多。”

        不过，这个奏折，其实只是一个引子，倘或采纳，屠仁守便等于建了拥立的大功，慈禧太后当然另眼相看。退一步说，至少可以证明他的话说对了路，赓续建言，便有力量了。

        于是他要上第二个折子，也就是屠仁守全力以赴，力求实现的主张：醇王以皇帝本生父之尊，决不宜再与闻政事。然后还有第三个折子，继王先谦、朱一新之后，专攻李莲英。

        盛昱觉得他的步骤定得不错，大为赞成，而且作了承诺，只要第一个折子有了效验，上第二个折子时，他必定助以一臂。即令自己不便出面，亦必邀约些人，同声响应，壮大声势。

        ※ ※ ※

        各衙门正月二十一开印，屠仁守抢先递了他的第一个折子。送达御前，皇帝困惑之至，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想来想去，不敢擅作主张，亲手封入黄匣，派太监立刻送到储秀宫。

        一看是屠仁守的职衔，慈禧太后先就有反感，他奏谏省兴作、节游观的折子，已经不少，“留中”以后，专门存贮在一处，打算找个机会，跟他算总帐。所以看到折面，以为又是那一套专会扫兴的不中听的话，那知竟不是这么回事！这一下，使得她的困惑比皇帝更深。

        “看来倒是忠心耿耿？”慈禧太后自语着，弄不清屠仁守是好意还是恶意？

        如果是好意，此人不象是肯作这种主张的人，如果是恶意，他的作用何在？慈禧太后不相信屠仁守是好意，只往坏处去想，终于自以为想明白了。

        “可恶！”她拍着桌子生气，“居然敢这样来试我！”

        于是她派人将皇帝找了来，问道：“你见了这个折子没有？”

        “看过了。”皇帝答道：“屠仁守所奏，原是正办。”

        慈禧太后心里在想，皇帝莫非是违心之论？当然，这不便问他，只冷笑着说：“难道连你都不知道我的苦心？出尔反尔，让天下后世，把我看成怎么样的人？”

        这话责备得很重，皇帝十分惶恐，低着头不敢作声。

        “这件事关系甚重。”慈禧太后断然决然地说：“屠仁守该罚。”

        “他，”皇帝为屠仁守乞情，“他的奏折一向言过其实。皇额娘不理他吧！”

        “这样的大事，怎么能不理？如果不理，仿佛显得他的话说得有道理似的。以前的折子，或者言过其实，不理他也就算了，这一次可不行！”慈禧太后又说，“你也得替我表白、表白我的苦心。”

        这话说得更重了，皇帝唯有连连应声：“儿子听吩咐。”

        “且先见了军机再说。”

        召见军机，发下原折，礼王世铎茫然不知所措。孙毓汶在这些事上面最机警，心知其中必有缘故，所以格外注意慈禧太后的态度。

        “垂帘本来是万不得已的事，我早就想把这副千斤重担卸下来了。”慈禧太后激动的情绪，渐趋平静，所以语气变得相当缓和，但却十分坚定，“到今天还有人不明白我的苦心，这该怎么说？”

        “垂帘跟高宗纯皇帝的训政不同。”世铎答道：“屠仁守拿这两件事搁在一块来议论，是错了。”

        “大错特错！”慈禧太后说道：“这两年的言路上，还算安分，如今屠仁守胡言乱语，这个例子开不得！我不愿意处分言官，可是这件事关系太大，要交部！”

        慈禧太后问道：“皇帝，你说呢？”

        皇帝站起身来，答应一声：“是！”然后吩咐世铎：“你们禀承懿旨去拟上谕来看。”

        于是世铎示意孙毓汶先退出殿去，向“达拉密”述旨拟稿。慈禧太后便提到两度垂帘以来，种种惊疑危难的事件，如何苦心应付，最后很郑重地宣示：“二十多年当中，很有些人出了力，他们是为国家，可也是帮了我的忙。如今我可以说是功成身退了，对帮过我忙的人，该有个交代。皇帝，你说是不是？”

        “是！”皇帝建议：“可以开单子，请懿旨褒奖。”

        “说得不错！世铎，你们开单子来看。第一个是醇亲王。”

        “是。”

        “恭亲王实在也出过力。”慈禧太后说，“从咸丰十一年冬天到现在的军机大臣，都开上去。现任的在前，以前的在后。

        还有僧格林沁。”

        “是！”世铎问道：“王公贝勒，是不是另开一张单子？”

        “要有功的才开。王公贝勒，等皇帝大婚以后，另外加恩。”

        于是世铎回到军机处，与同僚商议着，一共开了九张单子，最少的三张都只有一个人，一张上面是醇王；另一张上面是头品顶戴赏花翎的总税务司赫德；再有一张是僧王。此外六张是：现任及前任军机大臣；现任及前任军机章京；各国驻京使臣；殉难的将帅及一二品大员；现任各省封疆大吏；以及下世的大学士、督抚、将帅。总数不下三百人之多，生者加官晋爵，颁赐珍物，逝者赐祭一坛，或建专祠。覃恩普施，泽及枯骨。

        在这些恩旨的对照之下，屠仁守所得到的，“为逞臆妄言，乱紊成法者戒”，“开去御史，交部议处，原折着掷还”的处分，格外显得令人瞩目。所以在第二天一早，当他捧着被“掷还”的原折出宫门时，已有好些慰问的人在守候着了。

        这一慰问，都是泛泛其词，大家只觉得他向有耿直的名声，不愧铁面御史的美称，而上折言事，招致严谴，应该寄以同情。但细细考究，竟不知因何而应慰问？劝皇太后学太上皇，不是一件好事，值得慰问吗？当然不值，而且反应该说他咎由自取。只是以屠仁守的为人，决不肯阿附依违，或者有意搏击，象张之洞、张佩纶当年那样，建言的作用在猎官。因此，交情比较深的朋友，便要率直相问：何故出此？

        屠仁守被逼不过，同时觉得所谋不成，开去御史职务，就不能再上折建言，等于事过境迁，谈谈不妨。因而将其中的原委曲折，细细诉诸于几位至交之前。并一再叮嘱：不足为外人道。

        那知道底蕴还是泄漏了，有人将屠仁守的秘密，悄悄告诉了新升任刑部尚书的孙毓汶。他想起前一天慈禧太后召见翁同龢时，曾表示屠仁守虽然妄言乱政，却不失为台谏中的贤者，看样子老太后有回心转意的模样，对屠仁守的观感果真有了改变，却是一种隐忧。

        因此，孙毓汶特地去见醇王，屏人密谈，决定下辣手将屠仁守逐出京城。不过此案由吏部主办，目前还不能运用军机的职权干预，只有静候“交部议处”的复奏到达，再作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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