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五明发上谕，以督政务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为军机大臣。由于他的爵位，虽是初入军机，自非“学习行走”的“打帘子军机”，而是每日进见时，拥有全部发言权的“领班”。

        于是盈门的贺客，从保定到京师，每天不断，外国使节中首先来道贺的是俄国的署理公使普拉嵩，致了贺词以后，随即面交一件照会，只说是东三省二期撤兵有关事项，未言细节。

        原来中俄东三省交涉，自李鸿章一死，无形停顿，直待回銮以后，由奕劻、王文韶受命继续谈判，方于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订立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四条”，规定俄国应分三期撤兵，每期六个月。第一期于上年九月期满，俄国总算照约履行，将盛京西南段的占领军撤退，并交还了关外的铁路。现在第二期将于十天以后的三月底期满，奕劻以为俄国会象半年之前那样，将奉天、吉林境内的俄兵撤尽，照会中无非提出征用骡马伕子的要求而已，所以全未放在心上，只将原件交了给外务部右侍郎联芳去处理。

        到得第二天，三月二十二日凌晨，正待上朝时，联芳叩门来谒。“王爷，”他说：“麻烦大了！”

        “什么麻烦？”

        “俄国照会的译件，请王爷过目。”

        奕劻接过来一看，大惊失色。俄国的照会中表示，条约无法履行，而且提出七条新要求：“第一、中国不得将东三省土地，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二、自营口至北京电线，中国宜许俄国别架一线；第三、无论欲办何事，不得聘用他国人；第四、营口海关税，宜归华、俄道胜银行收储，税务司必用俄人，并委以税关管理检疫事务；第五、除营口以外，不得开为通商口岸；第六、蒙古行政，悉当仍旧；第七、义和团事变以前，俄国所得利益，不得令有变更。”

        “这不是又要并吞关外吗？”

        “是。”联芳答说，“今天荣中堂开吊，各国公使都会来，倘或有人问起，该怎么回答？”

        “不会有人知道吧？”奕劻困惑地，“俄国岂能自己泄漏，招各国干涉。”

        “那么，请示王爷，咱们自己可以不可以泄漏呢？”

        这是以夷制夷的惯技。但如运用不当，便是治丝愈棼，奕劻颇有自知之明，不敢出此手段，却又别无善策，只说一句：

        “回头再商量。”

        联芳对世界大势，比奕劻了解得多些。为了俄国盘踞在东三省，日本所感受的威胁，恰如卧榻之旁，有人鼾睡，因而在中俄重开交收东三省条约谈判之初，就着手缔结英日同盟，目的在对抗俄法同盟。如今俄国有此新要求，即令中国愿意接受，日本亦必全力反对。既然如此，何不以日制俄？

        辞出庆王府，联芳驱车直到东厂胡同荣宅，此来既是一申祭奠的私情，亦是为了公事。因为外务部的堂官，一是总理大臣奕劻，而依照定制，亲王与汉人不通婚丧喜庆的酬酢，可以送礼，不得亲临，再是尚书瞿鸿玑，身为军机大臣，无法在荣宅久坐。这样，接待赴荣宅吊唁的外宾之责，便落在联芳与另一侍郎，总署总办章京出身的顾肇新肩上了。

        各国公使是约齐了来的。公使领袖，照例由资深公使担任，从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回国以后，便推美国公使康格驻华最久，所以由他领导行礼。少不得还有一番慰问，联芳为康格绊住了身子，无法与再度使华的日本公使内田康哉接触，心里不免着急。因为除却这个场合以外，别无机会可以交谈，如果专访内田，或者致送秘函，未免擅专，所负的责任极大，同时也要防到俄国公使派人在暗中窥视刺探，不宜有骤然交往的痕迹。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了一个机会；原来丧家备着点心，替外宾预备的咖啡、蛋糕之类，而内田因为会用筷子，改为素面。联芳灵机一动，招待他到另一桌去吃面，三言两语，便透露了这个国际外交上的大秘密。

        内田很深沉，当时声色不动，入夜冒着大雨去访奕劻，巧的是，那桐先一步到达，奕劻便说：“琴轩你代见一下好了。”“不！”那桐平静地答道：“还是请王爷亲自接见为宜。”

        “喔，”奕劻细看一看那桐的脸色，“你跟内田很熟，想来知道他的来意。是为的什么？”

        “入夜来见，又是冒雨，自然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机密大事。”

        奕劻想了一下，站起身来，“好！”他说：“你可别走，等我见了他以后再谈。”

        由于有那桐事先提醒，奕劻在他的书房中接见内田与他的翻译清水书记官。略一寒暄，内田开门见山地问道：“俄国已有七项新要求送达中国，中国准备采取如何的态度？”

        原来为此！奕劻反问一句：“依贵公使看，中国应该持何态度？”

        “如果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我敢断言，东三省将不再为中国所有了。”

        “是的，我们也知道。不过，贵公使应该了解中国的处境，自八国联军以来，中国的元气大伤，现在需要休养生息，其势不能与强邻交恶。”

        “阁下所说的强邻是指俄国？”

        奕劻知道内田“挂味儿”了，微笑答道：“我想应该还有贵国。”

        “日本只想做中国的一个好邻居，帮助中国对付恶邻。”内田略停一下又说：“阁下应该记得李大臣与俄国‘友好’的结果，如中国一句宝贵的成语，引为‘前车之鉴’。”

        “是的，我很感谢贵公使的忠告。”

        “这样说，”内田很兴奋地，“阁下是打算拒绝俄国的要求？”

        奕劻想了一下说：“我个人愿意如此，但是，我一个人不能作主，要跟同僚商议之后，奏请上裁，才能决定。总之，我一个人不能左右大局。”

        “阁下太谦虚了。”内田一半恭维，一半嘲弄地说：“阁下是首相，内政、外交都由阁下主持，而且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中国的大计，掌握在阁下手中，相信阁下必能作出最有利于中国的决定。”

        “我希望如此，”奕劻加重了语气说：“可是得罪俄国，对中国来说，决不是最有利的事。”

        听得这话，内田面现沮丧，与清水用日语略略交谈了一会，便站起身来，双手交叉着放在腹前，眼睛看着清水。

        “王爷，”清水用很流利的中国话说：“内田公使要跟王爷告罪，暂时避开。”

        “喔，”奕劻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答应：

        “好，好，请便！”

        到书房中单独相对时，清水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存折，双手奉上，“王爷当了军机大臣，开销很大，”他说：“一点小意思，请王爷留着赏人。”

        清水不但是“中国通”，而且是“中国官场通”，也懂得向贵人进献现款，有个“备赏”的冠冕说法，奕劻看他行事不外行，也就不必客气了，拿起日本正金银行的那个存折来看。户名叫做“庆记”，内页登载着一笔存款，是日币二十万元，日本钱一元值龙洋六毛多，算起来约莫十三万元，说多不多，说少也不算少。

        “好吧！这个折子，姑且存在我这里。我不必跟你们公使再见面了，请你转告他，我总尽力就是。”“是！这是彼此有益，公私两利的事！”清水双手按膝，折腰平背地鞠一大躬，转身而去。

        等他一走，奕劻才发现事情不大对，光有存折，没有图章，款子怎么提啊？莫非是清水疏忽，忘记把原印鉴留下了？想想不会，日本人办事，一向注重小节，不该有此重大疏忽。再想一想，恍然大悟，只要拒绝俄国要求的照会送出，日本公使馆自然会将取款的图章送来。

        “哼！”奕劻不由得冷笑，“鬼子，真小气！”

        话虽如此，仍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奕劻心想，拒绝俄国的要求，是天经地义，而居然还有人送钱来用，世上那里觅这件好事去？这笔钱，决不会象李家父子用俄国的卢布那样，惹出极大的麻烦，看起来自己着实交了一步老运。

        “王爷！”门口有人在喊。

        抬头一看是那桐，后面还跟着他的长子载振，便点点头说：“都进来。”

        “内田怎么说？”

        “还不是俄国那件事。”奕劻毫不避忌地指着存折说：“留下这么一个折子，还没有图章，简直是空心汤圆嘛！”

        那桐收了内田三十万，载振也有二十万，自然都帮着日本人说话：“一定是忘记留下了。”那桐说：“内田表示过，这是第一笔，事成之后，另外还有孝敬。”

        “喔！”奕劻想了一下说：“这件事在这里耳目众多，行迹不宜过密。好在你们马上要到日本去了，有事我打密电给你们，你们跟小村接头好了。”

        那桐也是这样想法。现任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即是内田康哉的前任，相知有素，在日本跟他联络，比奕劻在这里跟内田接头，更为方便。

        “你们是后天上船不是？”奕劻问他儿子。

        “是！”

        “你虽是‘正使’，阅历什么的，都远不如琴轩。这一趟出门，处处要请教琴轩，不可乱作主张。”奕劻格外又告诫：

        “更不可以荒唐！当心闹出笑话来，丢人现眼！”

        “不会的。”那桐为载振卫护，“王爷请放心好了。”

        ※ ※ ※

        封疆大臣又有了一番大调动。

        调动之起，由于闽浙总督许应弢，为人参奏贪污，朝旨命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彻查。复奏开脱了许应弢，但他手下文如臬司，武如督标中军副将，都有或多或少的溺职情事，因而许应弢还是被开了缺，由曾任山西巡抚的锡良继任。

        锡良尚未到职，广西却又出了事。本是土匪打家劫舍，只为巡抚王之春处置失当，渐有成为叛乱之势。王之春早在上年十月里就打了电报给军机处，说广西除梧州、桂林、平乐三府以外，几于无处无匪。可是朝廷除了一纸电旨，责成王之春尽力剿治以外，别无善策。王之春计无所出，异想天开，竟打算借法国兵平乱。消息传到上海，广西同乡大哗，集议反对，联同各省电京力争。朝廷亦觉得王之春此举，无异引狼入室，过于荒唐，因而一面严饬不得轻举妄动，一面考虑另简大员到广西剿匪。

        仔细研究下来，以调四川总督岑春煊担当此任，最为适宜。

        原来岑春煊经庚子勤王数千里的磨练，对兵事已大有阅历，上年春天由山西调广东，尚未到任，由于四川有匪骚动，特命署理川都，负责剿匪。岑春煊日行二百里，在二十天内，由山西赶到成都，随即出兵围剿，擒获匪首“活观音”，请王命斩于闹市。不过三数月工夫，奏报全境肃清。加以广西为岑春煊的老家，不凭威望，只讲乡谊，土匪亦当就抚。

        原任的两广总督德寿，是内务府司员出身。这个督抚中的肥缺，一向是皇家的外府，所以内务府出身的人放此缺的特多。官声不好不要紧，只要对“交办之件”能如上意，将内务的人敷衍好了，便无大碍。德寿的官声不算太坏，虽少才具，却能谨饬，但因此得罪了慈禧太后。两官西狩时，各省都是进贡不绝，有的丰腆，有的礼贴，如张之洞进贡，连行在怕无书可看都想到了。独有德寿的贡品，比较菲薄，李莲英跟他“借”两万银子，竟以婉言谢绝。这一来，就是没有广西的土匪，亦难安于怀了。

        不过，德寿毕竟没有什么劣迹，不能无端解任，更不能降调，所以总督还是总督，只是调了去管几已名存实亡的漕运。

        漕都是荣禄所激赏，而圣眷亦颇优隆的陈夔龙，至少得要替他找一个巡抚的缺。而巡抚的调动，首先该考虑的是广东。

        广东巡抚叫李兴锐，湖南浏阳人，底子是秀才，而以军功起家。曾替曾国藩办过多年的粮台，人品不坏。可想而知，这样一个肯实心任事的巡抚，与好作威福的岑春煊“同城”，必成水火，结果毁了李兴锐，亦未见得对岑春煊有好处，岂是保全之道。

        因此，李兴锐必须调开，另给岑春煊一个老实无用脾气好的巡抚。这个人挑中了河南巡抚张人骏。张人骏是张佩纶的侄子，为人与德寿差相仿佛，不过肚子里的墨水比德寿多得多，是翰林出身，凭这一点，可以使得他少受岑春煊的欺侮。

        这一来，陈夔龙有出路了。河南巡抚不是很肥的缺，但是很有名的一个缺，大致巡抚上面都有一个“婆婆”——总督管着，没有“婆婆”的，只有山西、山东，河南的巡抚，但山西、山东犹不免要看直隶总督的颜色，唯独河南巡抚，从文镜以来，就是不受任何总督牵制的。

        至于李兴锐的出处，却又与锡良有关。他是蒙古人，两榜出身，廉惠勤朴，在旗人中是上驷之才，本来是河道总督，此缺裁撤，调为热河都统，再继许应弢为闽浙总督，但此人长于军事，而李兴锐对整顿税务有办法，为事择人，以锡良调川，李兴锐署理闽都，就各得其所了。

        这番允当妥帖的细心安排，出于瞿鸿玑一手的策划。但奏准之日，正当奕劻掌枢之后，因而无形中掠了美，都说姜毕竟是老的辣，庆王一入军机，令人耳目一新。这个不虞之誉，在奕劻自然居之不疑。可惜，扫兴的事，跟着就来了。

        说起来是奕劻自讨没趣！

        ※ ※ ※

        岑春煊有个癖好，喜欢参劾属员。督抚新任，满三月须将全省在任及候补各官，作一次考绩，奏请黜陟，名为“到任甄别”。岑春煊在四川到任之初，预备参三百人，其后幕友苦劝，也还是参了四十员。

        此时接得调任广东的电旨，岑春煊想放个“起身炮”。别人放起身炮是下条子补缺派差，他则反其道而行之。参劾的名单中，有个候补知县叫唐致远，他的父亲叫唐文耕，做过提督，与奕劻颇有渊源。唐致远被派过许多好差使，而声名不佳，得到消息，说岑春煊放起身炮，他亦是被轰的一员，少不得急电奕劻求救。

        隔不数日，奕劻给岑春煊的密电到了，说是“唐致远其才可用，望加青睐”。这个面子够大了，岑春煊只好将已经抄好的参劾名单，勾去了唐致远的名字，重新缮写。

        只是岑春煊的气量极小，心想唐致远拿大帽子压人，实在可恶！为此耿耿于怀，胸前始终横亘着一股不平之气，竟致寝食不安。到得要发炮拜折之时，突然一拳捣在桌上，狠狠地说道：“我偏不买帐，看你如何？”

        于是一面交代幕府，仍照原来的名单出奏，一面复了一个电报给奕劻，指陈唐致远的种种劣迹，末尾才说：“奉到钧示，劾疏已发”，表示歉意。

        奕劻碰了这么一个钉子，才知道岑春煊真个不好惹。无奈他先是慈禧太后的宠臣，自四川剿匪以后，声望渐隆，已成督抚中的重镇，只好先容忍着再说。

        除此以外，奕劻得意之事颇多，最令人艳羡的是，载振从日本参观博览会，并考察商务回来，密罗紧鼓的筹设商部，载振竟当上了第一任的尚书。商部经管铁路、矿务、工商，一切兴利的实业，都归掌握，谁都看出来，是比户部还阔的一个衙门。

        这是袁世凯的策略，利用商部来收盛宣怀的权，同时亦是为自己练兵筹划出一大饷源。

        “练兵要筹饷，筹来的饷，可不一定都用在练兵上头。”袁世凯向奕劻说：“太后不是想修佛照楼吗？”

        听到最后一句话，奕劻精神一振。他就领着管理奉宸苑、管理颐和园的差使，重修颐和园，有那桐在想法子，可以不管，重修西苑是前不久慈禧太后当面交代，责成办理，而经费无着。正当巧妇无米为炊之时，却说邻家有余粮可以接济，自然喜逐颜开了。

        “不是你提起，我再也想不到。李少荃当年办海军，就是因为上头要修颐和园的缘故。如今要重修西苑，你的兵就练得成了。”

        “是的。不过如今北洋，不比当年的北洋，当年北洋有‘海军衙门’……。”

        “这倒不要紧！”奕劻打断他的话说：“如今一样可以设练兵处。”

        “王爷说得是。”袁世凯略停一下说：“我的意思，就设练兵处，也别管筹饷，庶几远避嫌疑，名正言顺。”

        奕劻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你的意思我懂了。筹饷仍旧是户部的事，这样子，挪在西苑的经费，北洋可以不担任何责任了。是这话不是？”

        “什么事都瞒不过王爷。”袁世凯陪着笑恭维。

        “你的想法不错，不过不容易办。”奕劻微皱着眉，“鹿滋轩越来越刚愎自用了，崇受之说不动他。”

        “换个能说得动他的人就是了。”袁世凯很轻松地说：“不有个现成的那琴轩在那里吗！”

        于是，不到三天，户部尚书崇礼由协办大学士升为大学士，遗缺由那桐坐升。重修西苑的工程，亦就自此为始，渐有眉目了。

        ※ ※ ※

        “老佛爷的意思，仪鸾殿不必再修，就修好了，老佛爷也不能再住。为什么呢？瓦德西住过，何况，”那桐放低了声音说：“都说赛金花在仪鸾殿伺候过瓦德西。这么个窝囊地方，能作太后的寝宫吗？”

        “那么，”奕劻问说：“不修仪鸾殿，要干什么呢？”

        “老佛爷想修一座佛阁子，名字都有了，就叫佛照楼，图样也有了，是洋楼。”

        “佛阁子修成洋楼？”

        “不但修成洋楼，还要安上电灯。”

        “越出越奇了！”奕劻笑道，“菩萨也时髦了！闲白儿收起，先看看图样，问问工价。”

        “工价？”那桐答说，“最少也得五百万。”

        接下来就要谈钱了。回銮之后，百废皆举，又行新政，在在要钱，因此，筹划财政是朝廷格外重视的第一大事，特派奕劻、瞿鸿玑会同户部办理。一年多以来，清查屯田，整顿浮收，改铸银元，开办烟、酒、印花税等等，可开之源几乎都想到了，但成效不彰，奕劻不明其中的道理何在？“这个道理还不容易明白？‘人不为己’……，”那桐将那粗鲁俗语的下半句“男盗女娼”咽了回去，略停一下说道：“各省还是积习不改，只顾自己，不顾朝廷。照我看，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照庚子年春天，派刚子良到各省去清查坐催的办法，派人下去，一省一省调帐出来看，凡是截留的、亏空的、应收未收的，一概把它挤出来。”

        “不好！不好！”奕劻大摇其头，“那样一来把各省的地方官都得罪完了，以后不好办事。”

        “那么，用第二个办法，摊派！”

        奕劻想了一会，点点头说：“这个办法可以，反正朝廷要这么多钱，缺分的好坏，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平照派，谁也没话说。这件事，你跟瞿子玖去谈一谈。”

        瞿鸿玑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整顿财政，重在创行制度。而凡是制度初创，必然速效难期，行之既久，成效渐彰，才是一劳永逸之计。不然，何以谓之整顿？那桐听他这么振振有词地说出道理来，无以相难，只得把摊派的办法搁下下来。

        一搁搁到秋天，袁世凯着急了，因为简练新兵的计划，自袁世凯的得力部下段祺瑞、冯国璋从日本参观大回来，加紧拟定，业已粲然大备，决定在京师设立练兵处，由奕劻以管理大臣挂名，而袁世凯以会办大臣负其全责。以下有帮办大臣，提调襄助，下设军政、军学、军令三司，司下设科，科设监督。第一期练两镇兵，左镇保定，右镇小站，每镇一万两千人。另挑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的闲散兵员六千人，编练一支“京旗军”。至于各省则设督练公所，以督抚为督办，下设兵备、教练、参谋三处，练兵多寡，量力而为。

        各省练兵，袁世凯可以不管，左右两镇新兵，则已委出旧部，着手在招募了。有兵无饷，哗然生变，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袁世凯特派直隶藩司杨士骧进京公干，其实是专为去见奕劻，催询筹饷的切实办法。

        就在这时候，外务部与户部的堂官有了变动。王文韶以大学士管理户部，开去外务部会办大臣的差使，调那桐为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达因为外务部四司，其中“榷算司”管理关税及华洋借款，以及出使经费等等，无论开源节流，都与筹饷有重要关系。另一位会办大臣兼尚书就是瞿鸿玑，每天在军机处，不常到部，所以那桐调外务部，是为了“当家”去的。

        而那桐人在外务部，却仍能管到户部的事，这也是奕劻与那桐想出来的办法，在户部特设“财政处”，命“外务部尚书那桐，会同庆亲王奕劻、瞿鸿玑办理户部财政处事务”。这一来管理户部的大学士王支韶，满汉两尚书荣庆、鹿传霖的权力，便被大大地侵削了。

        这继那桐遗缺的荣庆，是蒙古正黄旗人，翰林出身，十来年工夫，爬到了内阁学士，翰林开坊，熬到这个职位，就快要出头了，内转当侍郎，外放做巡抚，入于庶境。但补缺有一定班次，蒙古学士却不易迁转。所以等了三年，内转为“大九卿”末座的鸿胪寺正卿，再转通政副使，外放山东学政，内调大理寺正卿，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做到仓场侍郎，还是署理。

        仓场侍郎驻通州，专管天瘐正供的京仓，是个肥缺。荣庆的操守不坏，而且颇能除弊兴利，因此，以和议成后会办善后事宜，及充任政务处提调的劳绩，调升为刑部尚书兼充管理大臣。

        兴学育才为新政要目之一，而举国普设新式学堂，筹措经费，犹在其次，第一大事是订学制。张百熙自受命为管学大臣以后，倾全力于此，每采西法，多所更张，而守旧派不仅大为不满，竟是大起恐慌。其中又夹杂着旗汉之争，以致新式学制备受攻击。荣庆得以脱颖而出，为了他是旗人，又是进士，而赋性保守，正好用来抵制张百熙。

        结果可想而知，必是彼此掣肘，一事无成。正好张之洞奉召入觐，他作过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名为《劝学篇》，本意是戊戌政变之时，为了自辩其非新党，写这篇文章表明“中学为体”，不悖历来圣贤的遗训。而结果却是获致了不虞之誉，都道新式学堂以两湖为最盛，全是张之洞的功劳，如今拟订学制，自非借重此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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