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采尔把自己关进悲苦之屋三百年，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国家已被东方帝国永远吞没了。他错了。对未来，任何人都会出错。人只能对现时有把握。可果真如此吗？人真能认识现时？能对现时作出判断吗？当然不能。不知晓未来的人怎能理解现时的意义？如果我们不知道现时会把我们引向何种未来，我们怎能判断这一现时是好还是坏，怎能说它值得我们支持、怀疑还是憎恨呢？

        一九二一年，阿诺德·勋伯格宣称德国音乐会因他本人而在以后的一百年内一直主宰世界乐坛。十二年后，他不得不永远地离开了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美国享有盛誉，他一直坚信自己的作品永远不会被辉煌所抛弃。他指责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太为当代人着想而忽略了对未来的判断。他把后人视为自己最坚定的同盟。在一封致托马斯·曼的措辞严厉的信中，他要“两三百年以后”的时代作证，他与托马斯·曼谁更伟大会在那时见分晓！一九五一年阿诺德·勋伯格去世。在此后的二十年内，他的作品被冠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品，自称其弟子的才华横溢的青年作曲家们对其作品推崇备至；但是此后，其作品就远离了音乐厅，也走出了人们的记忆。世纪末的今天，还有谁在演奏他的作品？还有谁会提到他？不，我不想愚蠢地嘲笑他的自大，也不想说他高估了自己。一千个不！是他高估了未来。

        他的想法出错了吗？不。他的想法是对的，只不过他生活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世界里。他与巴赫、歌德、勃拉姆斯、马勒等最伟大的德国人探讨问题，尽管闪现着智慧的光辉，但是，在精神的高层展开的讨论，对下面毫无因由、不合逻辑地发生的一切总是视而不见：两支大军为了神圣的事业浴血奋战；可一个小小的鼠疫病菌却最终将它们统统掀翻在地。

        勋伯格意识到了细菌的存在。早在一九三〇年，他就曾这样写道：“收音机是一个敌人，一个冷酷无情的敌人，它不可抵挡地勇往直前，对它的任何抵抗都注定没有任何希望。”收音机“将音乐灌入我们的大脑……却不问我们是否喜欢听音乐，是否具有感受音乐的能力，”就这样，收音机将音乐变成了一种普通的噪音，众多噪音中的一种噪音。

        收音机是一条小溪流，一切由此开始。接着出现了许多其他的技术手段用以复制、扩充、增强声音，溪流变成了宽广的大河。如果说，以往人们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而听音乐，那么今天，“不问我们是否喜欢听音乐”，音乐都在嚎叫，随时随地。在高音喇叭里，在汽车上，在饭店里，在电梯里，在大街上，在候车室里，在健身房里，在随身听的耳机里，音乐在嚎叫，音乐被改写、被重新配器、被删节、被肢解，一段段摇滚、爵士、歌剧，声浪滚滚，成了大杂烩，弄不清谁是作者（成为噪音的音乐是匿名的），也分辨不出头尾（成为噪音的音乐是没有形式的）。音乐就这样牺牲在音乐的脏水中。

        勋伯格了解细菌，意识到细菌的危害，但是在内心深处对它并不十分重视。正如我在上面讲到的那样，他生活在精神的极高层，傲气阻止了他认真对待一个如此渺小、俗气、令人反感、令人鄙视的敌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是他惟一的旗鼓相当的伟大对手，伟大的竞争对手，他满怀激情，严肃地与之斗争。为了赢得未来的青睐，他与之决一死战。

        但未来是一条大河，是由音符汇聚而成的洪水，作曲家们的一具具尸体漂浮在枯叶断枝中间。一天，勋伯格的尸体在翻滚的浪潮撞击下与斯特拉文斯基的尸体相遇，在姗姗来迟，应当受到谴责的妥协中，两具尸体继续朝着虚无（朝着音乐的虚无，即绝对的喧嚣）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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