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依然在自由地飞翔，像只洁白的鸽子，像只苍劲的雄鹰，在湛蓝的天空下无忧无虑而又不失尊严地振动着强健的羽翼。被囚禁着的躯体，却渐渐由树干般的挺立化作了弓样的弯驼。风霜如刀剑，岁月催人老，劳动让猿变成了人，奴役劳动又让人变回了猿。长期超强度的奴役劳动，使得季伯舜的腰杆渐渐地再也挺不起来了。频频地点头称“是”，频频地立正哈腰，更强化了这弯驼的深度。

        长期的思想和躯体的分离，造成了事实上的双重人格。在《忠于信仰的人》中，季伯舜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双重人格是客观存在的。这存在，在他思想被改造好了的1965年达到了顶点。这一年，他被提前释放，留场就业，并被批准到豫西老家探望自己年逾八十岁的老母亲。那一年，季伯舜也已六十二岁了。

        后来季伯舜才知道，他那次被提前释放并被批准回家探亲，是一位北京来的大首长发了话的。大首长说，我们连皇帝都改造过来了，十五年还改造不好一个托派分子么？如果十五年改造不好一个托派分子，我们还算什么共产党人呢？！

        这个北京来的大首长是郜明，郜明是南下清浦，视察工作时讲这番话的。

        季伯舜确实被改造好了，见谁都点头哈腰，见谁都卑怯地微笑。过去那个朝气蓬勃从不认输的革命者，在生命的流逝过程中完全消失了。以至于在豫西那个家乡小镇上见面的时候，连他母亲和弟弟，见他今天的模样都不敢相认了。他和他们说话时，总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堆着满脸恭顺的笑，没来由地吐出一连串单调而苦涩的“是”。和自己的侄儿侄女们打招呼，他也要垂下花白的脑袋，把腰弓成九十度。对那个正频频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弟媳妇，季伯舜几乎不敢正眼去瞧，有时无意中打个照面，也会像做了贼一样，连连“嘿嘿”干笑着，躲避一旁。

        侄儿侄女们都说季伯舜像个老特务，弟媳妇说他一举一动都像个劳改犯。弟弟——这个当年被母亲抱在怀里去上海国民党监狱探监时见过的弟弟，竟不承认他是他的亲哥哥，季伯舜不止一次听见弟弟对邻居们说，他是他们当年在上海时一个做小买卖的街坊。

        只有母亲承认他是她的儿子。他给母亲买来了他勒紧裤腰带才能买得起的五盒代藕粉，三斤干咸鱼和两斤硬糖块。母亲接过这些东西就呜呜地哭了。

        母亲只会哭。看着侄儿侄女对他翻白，母亲哭；看着弟弟、弟媳妇用白菜胡萝卜招待他，母亲哭；听到弟弟厚颜无耻地向左邻右舍介绍他的身份，母亲依然只能哭。第三天，母亲终于抹干了眼中流不完的泪，颤巍巍地从床上爬起来，撕开她自己枕的枕头套子，取出了积蓄了很久的八十三元钱，扯着季伯舜的手说：“舜儿，咱走吧，咱不在这家里住了，咱有钱，咱……咱去住店！”

        这对一个一生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母亲来说，简直是个壮举。他这个六十二岁的做儿子的心被这一壮举震撼了。季伯舜搀扶着老母亲走出弟弟家门的时候，腰杆一下子挺直了。

        镇上只有一家车马小店，季伯舜凭着那张释放证，在住宿簿上登了记，和母亲住进了一间潮湿阴暗的所谓“双人客房”里。季伯舜住进客房的第二天，镇公安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就赶来了，当着他母亲的面训斥了他一番，警告他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民警一走，母亲抚摸着季伯舜的肩头，浑浊的老泪又聚满眼眶，声音哽咽地问：“……舜儿，这都是怎么回事？你这一辈子咋总是坐牢？1933年，你在上海坐牢时，我去看你，你说你是共产党，是干革命。1947年光复以后，你还蹲在国民党的牢里，你没说，我也知道你还在干革命。可解放以后，共产党当家了，你咋还蹲在牢里呢？咋又变成了反革命？”

        季伯舜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母亲的问题。母亲不知道托洛茨基，不懂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更不懂得这种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残酷性。而他又无法在短短的几天里把自己的思想历程用通俗易懂的话说出来，以取得母亲的理解。于是，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娘，因为我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

        母亲仰起苍老而困惑的脸孔：“信仰？信仰是啥？”

        “是……是一种你相信的并愿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

        “舜儿，那……那你信仰的是啥？”

        “马克思主义！”

        母亲更加不理解了：“哎，你这信仰好啊！如今谁不信马克思主义？！你家兄弟和兄弟媳妇都信仰着哩！可为啥你信仰马克思主义还要蹲共产党的监狱？”

        问题又回了头，季伯舜苦苦一笑：“娘，你不懂，嘴上说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多着哩，可有的人是真信，有的人是假信！”

        母亲问：“你是真信么！”

        季伯舜庄重地点了点头。

        母亲舒了口气：“那敢情好！”然而，话音刚落，母亲又不放心地问：“既是真信，那你为啥还蹲共产党的监狱？莫不是你瞒着娘干了坏事？当了叛徒？”

        季伯舜动了感情，冲动地把母亲的手拉到自己怀里，低下头将自己花白的脑袋贴到母亲的手臂上，摩擦着，说：“娘，别人不理解我，你老人家还不了解我么？我十六岁的那年夏天，穿着一身蓝粗布衣服，从这儿去北京求学的时候，不是你说服了父亲，让我走的么？你对我说：‘舜儿，要跟好人，学上进’，这话我一直记到如今！”

        母亲陷入了无限深情的回忆：“是哟，那是民国八年，按现在的说法是多少年来着？”

        “娘，是1919年。”

        “是哟，那时，你二妹妹、三弟弟都出生了，咱家那个小铺子还对付着开下去。”

        “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我从上海回了趟家，你又对我说：‘舜儿，你是干大事情的人，娘知道，娘不拦你，可你得牢牢记着，不论干啥大事都得先做个好人！世道太乱，做个好人不容易哟！’”

        母亲眼中的泪喷涌而出：“是哟！是哟！那时你父亲已过世了，你小妹妹伯华才十二岁，你喜欢她，她也喜欢你。你要走了，伯华不放你走，抱着你的腿哭呀哭呀，哭得你眼圈都红了……”

        “1947年，你和我小妹伯华到清浦探监的时候，又告诉我，‘舜儿，这牢咱已是坐了，就得有点骨气，可不能向他们招供，坑害别人噢！’”

        “是的！是的！那年伯华二十一岁了，探监回来哭得那个伤心哟！唉！不能提。伯华就是那年秋天认识傅月文的。她说她要在清浦陪着你，后来，就嫁给了傅月文，那时傅月文当邮差哩！伯华说，她和月文常去探监看你，是么？”

        季伯舜点了点头：“伯华小妹差不多每月都来。”

        “我这一群儿女中，也只她最孝敬！要是在伯华那儿，她断不会让咱娘俩住店的……”

        季伯舜把母亲的胳膊放下了：“娘，你这一次次的嘱咐，我都记着哩！我咋能当叛徒，出卖自己的同志呢？娘，别人不相信我，你得相信我，你的大儿子季伯舜从没做过坏事，从来没有啊！娘，你得信我呀！”说罢，膝头一软，跪在了母亲面前。

        母亲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儿子的肩头，连连说：“信！信！娘都信！舜儿，你起来！”

        季伯舜不起，举着花白的脑袋，“咚咚咚”，给母亲叩了三个响头，而后，仰着满是泪水的脸庞对母亲道：“娘，儿对社会、对国家、对革命，于心无愧！可儿对娘，对您老人家是有愧的！你养儿一场，除了辛劳，除了不断地探监，除了担惊受怕，没得到儿一点好处！娘，你就全当没生过这么个大儿子吧！”

        母亲呜呜哭了起来：“舜……舜儿，你……你的命好苦呀！是娘害了你！娘……娘生了你，就……就是害你呀！”

        哭了好一阵子，母亲才住了声，用肮脏的衣袖揩干脸上的泪，断然道：“舜儿，你起来！去打车票，娘跟你走，跟你到盐场去！你不是被政府释放了，在那儿干工了吗？以后咱娘俩一起过吧！走！现在就走！”

        季伯舜缓缓站了起来，沉思了好久，好久，终于摇起了脑袋：“娘，那地方你不能去！我名义上虽然是被释放了，可实际上还和犯人差不多，你去了要遭罪的，儿于心不忍！”

        季伯舜建议母亲，还是留在镇上兄弟家。母亲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了。

        接下来的三天是愉快而充实的，他这个六十二岁的老儿子和自己年迈的母亲仿佛一下子都变得年轻了许多，精力都充沛得令人吃惊。他们母子俩没日没夜地长谈，围绕着一个孤独的儿子和一个苦难的母亲，围绕着中国社会一个普通家庭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历史。

        在这三天中，季伯舜暂时忘记了自己忠贞不渝的信仰，忘记了自己卑微的身份，也忘记了自己凄苦的经历，只作为一个儿子活着。他老是让母亲坐着，躺着，给母亲倒茶，给母亲打饭、端饭、洗脚，甚至母亲上厕所，他也亲自扶着去。

        三天一晃过去了，季伯舜要走了，母亲把没花完的五十一块钱塞给他，要他带着。季伯舜坚决不带。母亲生气了，他只好把它揣在怀里。临走时，季伯舜趁母亲不注意，又把钱塞回了母亲的小包袱里。

        季伯舜上了汽车，向母亲招手，母亲也向他招手。他哭了，母亲也哭了。

        这成了永诀。

        半个月后，母亲从豫西那个家乡小镇到了清浦，住到了小女儿季伯华家。半年之后，母亲病危，季伯华又把老人家送回了豫西。到了豫西没多久，母亲就病逝了，临死还在念叨着季伯舜。可狠心的弟弟、弟媳妇们临死也没让季伯舜和他挚爱的母亲见上最后一面。季伯舜是在母亲安葬之后，才从清浦小妹季伯华寄来的信中得知这一消息的。那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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