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忠良夫妇对郜明的情谊郜明确凿没敢忘记。逃出凶险的125号后，郜明即先后三次跑到玛丽路75号钱甫人家，软硬兼施，要求总商会出面保释安忠良和贺恭诚。钱甫人一来慑于郜明在清浦工界的威力和影响，二来自己往日和安忠良的关系又凿很好，营救还是卖力的。后来，安忠良在上海的父亲又捐了五万军饷给赵督办，安忠良虽说在赵督办的军法处吃了几个月苦头，最终还是被放出来了。而无钱无势，又顽强不屈的贺恭诚则在安忠良被放出之前就枪毙了。赵督办在总商会交心交底地对钱甫人说：不杀一个不行啊！革命党这么闹工潮，闹了一百四十多天，荒了洋人这么多好买卖，不毙上个首犯无法向洋鬼子们交账。

        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工人贺恭诚就这样成了整个总同盟罢工的替罪羊。

        贺恭诚的死，给郜明，也给安忠良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尤其是死里逃生的安忠良，在刚获释的一段时间里，一提到贺恭诚就说：“老贺不该死！他是替我死的，是替三万参加大罢工的劳工弟兄们死的！”安忠良还指天发誓，对郜明表示说，“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我并本市国民党革命同志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主持隆重的祭奠，给劳工英雄贺恭诚修建陵墓，以志永远的纪念。”

        这诺言后来由安忠良和清浦国民党党部履行了。而安忠良和国民党人履行这一诺言时，国共关系已经破裂，郜明已经无法公开出面和安忠良一起向这位淳朴的工友表示自己应有的敬意了。郜明只是在忠烈陵修好后的一个蒙蒙雨夜，独自一人到陵前走了一趟，伴着这位长眠于地下的工人朋友默默坐了几个小时。

        国共破裂和安忠良的急剧右转，郜明事先是没想到的。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清浦国共两党还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来自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指令，安忠良和清浦的国民党人依然坚决执行。就是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宣布分共以后，同样处于地下状态的清浦国民党和清浦共产党，也还在相互防范之中勉强合作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安忠良的心理状态和思想变化，郜明无法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但郜明能够想象出安忠良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因为同样的矛盾和痛苦他也曾经历过。安忠良能够狠下心来向昔日的同志和朋友举起屠刀，决不仅是冷冰冰的政党理论可以解释清楚的。说安忠良是个冷血动物他不相信。郜明相信的只是，在感情和观念的冲突中，作为人的安忠良被作为政治家的安忠良战胜了，就像1925年那个早晨，安忠良忍痛认可郑少白对自己妻弟的处决一样。

        在北伐军开进清浦之后，由安忠良参与指挥的全面“清党”开始了。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入狱，不下二十人被枪决，就连刚刚从武汉跑回来避风的章小寒也被安忠良手下走狗抓住，判了十五年徒刑。那位章小寒似乎和安忠良还有什么亲戚关系，安忠良还是毫不客气地对他下了手。

        那年春天，郜明也差点儿被捕。幸运的是，安忠良的妻子唐娟不是什么政治家，对自己丈夫的铁血政治很不理解，悄悄托人将消息透露给郜明，才使郜明及时逃离了隐身之处，并在十几天后离开了清浦。

        离开清浦前，郜明召集永康厂的王寿松、刘建等几个可靠的工人党员组织了一个除奸行动组，决定了最后一件事：用暴力手段除掉安忠良。

        做出这个决定是被迫的，1925年那个早晨躲在威廉大街125号天花板上的时候，郜明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么残酷的现实。怎么也想不到会由他亲自主持处决安忠良的行动。政治是无情的，在政治需要战胜安忠良个人感情的时候，实际上也战胜了他的个人感情。他郜明也是政治的人，而不是超政治，超阶级的人，不论昔日安忠良对他如何，不论现在安忠良的妻子唐娟对他如何，他都要遵照他所属政党的政治利益行动，在行动中生存，或在行动中死亡。

        这么做时并不是没有矛盾，没有惆怅痛苦。几十年后回忆起来，郜明还说，在决定行动的那个晚上，对着油灯的灯火，对着王寿松、刘建几位行动小组同志的面孔，他想了许久，也想了许多。他想到了安忠良对他个人的许多好处，想到了唐娟和她刚出生的女儿没有丈夫和父亲会怎么生活？甚至想到，如果不杀安忠良，局面会怎么样？局面显然会进一步恶化。安忠良参加了清浦国共合作的全过程，对清浦共产党组织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杀安忠良，就等于鼓励安忠良杀共产党。

        这么一想，郜明又觉着怪不了他，从政党方面说，进行反革命叛变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从个人角度说，首先翻脸的是安忠良，而不是他郜明。他是在安忠良抛弃昔日的友情，以执政的国民党的身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时，被迫代表他所在的共产党进行还击的。安忠良忠于国民党的党派政治，他自然要忠于共产党的党派政治，这是毫无疑义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郜明依然想尽可能地避免更多地伤害唐娟和她女儿，在最后具体布置和安排刺杀细节的时候，郜明还再三强调说：“我们要除掉的只是安忠良，其他人员一律不准伤害，尤其是他的老婆孩子，我们要保证不误伤！”

        王寿松和刘建都很为难。

        王寿松说：“两党拼命，咱谁也不会有意去向人家小孩、女人下手，只是枪弹无情，恐怕到时候难说得很！”

        刘建也道：“就是嘛！咱们有个方案是扔炸弹，这炸弹一扔出去，谁敢保证只炸死姓安的一个人？”

        郜明毫不含糊地说：“不能保证时就别下手！炸弹、短枪都是人使唤的！再说，也不一定非要往威廉大街125号扔炸弹，打黑枪么，可以在安忠良外出办公时干！也可在他办公室干！”

        刘建手一摊：“郜先生，你说笑话了，在路上怎么干？125号门外就是威廉大街，人来人往的，怎么下手？他办公的地方你更甭想，门口天天都有两个兵把岗。”

        王寿松证实道：“是的，就是坐汽车外出，狗日的也带着两个随从。我派人跟踪了几天，回来报告说，那两个随从怀里也揣着枪！”

        郜明那时还没主持过这种暴力活动，一点经验也没有，王寿松和刘建一反驳，他就没辙了。他也不讲假话，坦率地告诉他们：“对这种事我也不懂，你们问的这些话，听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我还是那句话：安忠良非尽快除掉不可，但是，绝对不能误伤了他的老婆孩子！具体怎么办，你们再想想，事在人为！”

        王寿松、刘建想了两整天，也没想出更好的办法。而在这两天中，又有七位党员被捕。刘成柱等十二名党员则在清浦的三家报纸上同时发表了反共声明。上级党组织严厉批评了清浦特支的右倾思想，并指示他们，丢掉幻想，果断行动。

        在这种形势下，王寿松、刘建带着两个日航码头的工人同志动手了。他们半夜三更摸到了威廉大街125号，往里面扔了两颗炸弹。结果一颗炸弹没响，另一颗炸弹响虽响了，却没炸着安忠良，倒把安忠良家的保姆和安忠良不到一岁的女儿炸死了。暴力行动完全失败，郜明千方百计想避免的惨剧却未能避免，这让郜明既沮丧又愧疚。

        更糟糕的是，此一举非但没有吓倒安忠良，反而使得痛失幼女的安忠良发了疯。许多被捕的共产党人惨遭枪杀，一些同情革命的左派国民党人也接连被逮捕。清浦大街小巷日夜布满密探，白色恐怖像瘟疫一样笼罩着全城。清浦地下党组织本来就元气大伤，在这严重局面下，根本无法开展任何积极的工作了。省委被迫指示郜明和其他几名党员紧急撤离清浦。郜明和两位支委撤往省城，王寿松等四位同志撤往维丰。后来，王寿松因郑少白的出卖，牺牲在了维丰……

        这是1928年4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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