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黄佑国和陈山子，告别了亲人，和三千多名南洋机工一起唱着高昂的《运输救国歌》，乘“丰祥轮”离开南洋，直取缅甸。在缅甸经过半个月的训练过后，他们被分成许多个车队，从滇缅公路进入祖国境内。

        滇缅公路，山高谷深，九曲回肠，这条被称为“血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的公路，承载着南洋机工的无限希望和热忱，向抗日战场逶迤而去。应该说，那些华侨机工虽然身为中国人，虽然从小就接受关于中国的各种教育，讲的是中国话，并且从父母那里知道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事，但是，眼前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却是相当陌生的。车轮滚过的地方，每一寸土地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从来没有见过的。汽车行驶在父辈生活过的土地上，他们觉得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因为这里，毕竟是父母亲的祖国。

        那时，华侨机工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编入西南运输处，留在滇缅公路，负责在滇缅公路上驾车运送军需物资。另一种选择则是奔赴内地，编入国民革命军，在前线和后方之间，驾车运送物资。黄佑国和陈山子，也不作任何商量，就作出了第二种的选择。

        有时，命运就是喜欢跟人开那些无法预知的玩笑。黄佑国和陈山子所在的两个车队在到达陕西境内后，陈山子所在的车队直奔西安，黄佑国所在的车队则被告知继续往西北方向开去。谁都知道，西安是国民党的天下，而西安的西北方向则是共产党的地盘：延安。有一首歌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的就是陕北延安。在当时，对中国人来说，延安和西安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神经，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和国民党的党首蒋介石，那时是国人们茶余饭后、街头巷尾必谈的两个人物。这个热点话题在“西安事变”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西安事变”之前的中国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张杨极为不满，尤其是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的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的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针对抗日战争的问题，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会议之后，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动员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

        但是，不管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他们所有的良好动机和愿望到后来被证实只是剃头担子一头热，是一厢情愿的。他们的当家人蒋介石不可能听他们调遣，蒋介石的枪口依然坚持对着西北方向。尽张学良他们如何苦口婆心，也无法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亲自从洛阳赶到西安兴师问罪，他向张杨摊牌，要他们作最后的选择：一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他们既不愿替蒋介石继续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被蒋介石所灭。当然，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逼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如此一来，便有了由张杨两人联合导演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

        关于“西安事变”的内幕，历史上曾经流传着许多的版本，其中最为感动人的是张学良亲自跑到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结果被蒋介石臭骂了一顿，无功而返。就是到了准备扣留蒋介石的那一刻，张学良仍然痛哭流涕，苦苦哀求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

        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别无他法，只好孤注一掷，采取了“硬干”的办法。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张杨两人是高度一致的。实际上，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们两人是有过一些小过节的。有一个段子，说张学良当初带领东北军刚到西安时，是很瞧不起杨的，觉得杨就是一个农民大老粗，不像他出身高贵。他的部队不过是杨起初杀富济贫，后来拉杆子拉起来的一支部队。杨虎成大老粗归大老粗，也不至于粗到连人家看不起自己都无法觉察的地步。有一次，他请张学良检阅他的十七路军，阅兵后他讲话，说知道刚才阅兵的是谁吗？是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是谁？张作霖是我们过去革命的对象！

        真是不打不相识，据说自此以后，张学良便对杨虎城刮目相看。那当然是题外话了。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的中共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十二月十七日，共产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进行了谈判。经过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后来，不管是“西安事变”的当事人，还是历史学者，都不得不承认，如果张杨两位将军不发动“西安事变”，即使他们不围剿红军，而是听从蒋介石的指令撤出防区，由中央军去剿共，中国现代历史恐怕也要被改写了。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员陈山子到达西安时，被编入国民十七路军。而此时的十七路军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南京，后一路随蒋直至到了台湾，被囚禁了一辈子；杨虎城则被解除军长职务，被囚禁十二年后惨遭蒋杀害。杨离开十七路军后，原十七路军的部队经过合并改编，成为新的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辖第十七师，师长越寿山；以原先的第四十九旅第九十七团等部扩充为第一七七师，师长是前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陕西警备第二、三旅改编的独立第四十六、四十七旅也归该军指挥，投入到抗日战场上。第十七路军的番号虽然已经消失，杨虎城也没能率部参加抗战，但是，这支自陕西蒲城民团发展而来的武装，由杨虎城一手带出的十七路军各部，却成为各个战场上的抗战主力，在抗战史册上书写了光彩照人的一页。

        陈山子的车队到达西安后经过几天的休整，换上了军装，就随三十八军渡过黄河，布防于山西南部中条山。从地理位置上说，中条山山脉是黄河的屏障，也是陕西及至整个大西北的屏障，此后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由杨虎城的结拜兄弟孙蔚如率领的这支以三万名陕西冷娃为核心力量的抗日队伍，历经惨烈的“永济血战”、“六六战役”、“望原会战”等，用鲜血和生命挫败日寇十余次的血腥扫荡，使日寇始终未能跨越过黄河，进入西北。

        陈山子跟随他的三十八军接连打了几次大仗。在此之前，一直在和平环境中生活的他还从来没有听见过枪炮声，但一上了战场就不一样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这使得本来胆子很小的他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和锻炼，不但习惯了那些枪声炮声，有时，几天没听到枪炮响，反而觉得很寂寞，心里就想，队伍为什么不开到前线去跟日本人干上一场呢？从陈山子的本职工作来说，他是负责军需运输的，部队的给养和枪炮弹药等等由他负责运送，他并没有直接拿枪拿炮和敌人交锋的职责，但到后来，陈山子甚至于迷上了真刀真枪的战场，他觉得开开汽车，运运物品，似乎无法发泄他内心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陈山子真正走上战场是在参加“六六战役”的时候。“六六战役”是继“永济战役”之后一个非常重大的战役。一九三九年六月，日酋牛岛、川岸因迟迟无法打通这个西部屏障，屡屡遭到上司的训斥后，向中国的军队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从双方的实力看，无论是兵力、武器、空中还是地面，日军的力量都远远高于中国军队，特别是飞机、战车、远程山野炮都是中国军队所没有的。按照日军既定的目标，这场战役将以“在茅津渡聚歼三十八军”结束。

        茅津渡是三门峡左侧、黄河北岸的一个古老渡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军的进攻是从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开始的。起初是规模不大的火力侦察，六月六日，日军的数十门山野炮同时响起，日军用他们最不习惯的夜战，从凌晨开始，就兵分九路，一齐凶神恶煞般杀来。虽然，身为总司令的孙蔚如早已料到了日军会以分割包围的战术向部队发起进攻，并且制定了相关的拒敌方案，但日军兵力之众多，火力之集中，还是让中国的军队一开始就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交战不久，几道防线就先后失守。面对敌人愈来愈小的包围圈，便有一支由四十名机枪手排成的一道人墙，他们脱掉身上的血衣，光着膀子，端起机枪，杀向敌阵。这一惊人的举动，为被围困的部队杀出重围争取了时间。但是，仍然有两支队伍没跟上，他们被困在了黄河岸边的许八坡和马家崖。在那两支被困的队伍里，有一个我们始终在关注的人物，他就是陈山子。

        八百多名年轻的中国士兵终于被逼上了黄河岸边一座一百多米高的悬崖上。那些士兵年龄都很小，大多是陕西人，是杨虎城家乡的孩子。他们站在高高的悬崖上，身后是奔腾咆哮的黄河，面前是密密麻麻、张牙舞爪的鬼子，放眼望去，云雾茫茫处则是们的故乡……

        八百多名中国士兵先跪天，再跪爹娘，然后立起身一齐喊了声“走！”便都一头扎下悬崖，投进滚滚黄河中。

        八百中国士兵集体投河的那一个场景，曾经被山里的村民看到了。据说，最后一名跳河的士兵是一位旗手，他的双手紧紧攥着军旗，军旗已经被枪弹撕裂成许多碎片，但他仍然高高举着，破碎的军旗在腥风血雨中高高飘扬，像中国人高昂不屈的头颅。最感动人的一幕是他在跳河前还吼了几句秦腔，是《金沙滩》中杨继业唱的那两句：

        两狼山——战胡儿——天摇地动——

        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

        ……

        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后来在国民政府公布的材料中，“计毙伤敌官兵九千九百名”，我军“共伤亡中毒失踪官兵达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一名”。中条山会战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中最大之耻辱”。但不管怎么说，那场战斗打得非常惨烈，表现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和情怀。事隔几十年后，有历史学家把中条山战役描写得感天动地，可歌可泣，字里行间虽然没有提到有一个从南洋回国支援抗战的华侨机工为国捐躯的事，但是，陈山子确实就是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的。这从两件事上可以得到证实，第一，中条山战斗前，陈山子曾经给南洋的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家里他们的部队可能马上要与日军进行一场恶战。写信是他的习惯。每当部队开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会给家里写信。但是，那封信却也成了他留给家里的最后的绝笔，从那以后，南洋家里就再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信件；第二，陈山子与其说是一名机工，由于他的强烈要求，到后来，不如说是一名拿枪上前线的战士，而他所在的部队，刚好就是那两支被困的部队其中的一支，那两支部队全体官兵无一幸免，全部在那次战役中阵亡，陈山子的牺牲也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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