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便源源不断有各种消息从祖国传回来。那些消息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更多的则是令人揪心和愤怒的。比如说日本人已经打到上海了，日本人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等等。每一个消息传到南洋，都让在南洋的华人同仇敌忾，进而萌发了更加强烈的抗日热情。黄泽如的举人朋友王进学自从抗战爆发，便一边办报纸，一边接受陈嘉庚的指派通过滇缅公路，往来于南洋和中国之间，负责物资运送和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把他累得够呛。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时的他，也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那个阶段，所有的南洋华人几乎都沉不住气了，出钱的，出力的，有什么，出什么，整个南洋都为抗战热血沸腾了。作为旧举人的黄泽如，他和他那在“致远号”上为国捐躯的兄长黄泽国一样，他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那些西方列强，和正在家门口的日本强盗，并从未停止过跟他们作斗争。他实在无法容忍日本人的嚣张和狂妄，他们一次次的打到中国来，他们简直把中国看成是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的自家后院了。只要日寇一天不消灭，他的心就一天不得安宁。此时的黄泽如几乎已经无心南洋的事业，他的整个心思都已经被国内的抗日战争给揪去了，天天在南洋以“福建南洋公馆”的名义，到处发放宣传单，参加各类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

        黄泽如无意中发现在那些活动的人群中，有一个他非常熟悉的身影，那就是陈淑娴。凭心而论，陈淑娴参加南洋的各类抗日活动，除了民族责任心外，其间还有她自己的一点私心。那个私心就是为了她所爱的人黄泽如。到南洋一转眼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她，也已经是快四十的人了，但是对黄泽如，她却初衷不改。她从一开始的敬重，慢慢发展到后来的爱慕，那种爱慕缠绵而持久，就像酒一样，时间越久，便越浓烈。但她知道她和黄泽如之间是不可能的事，在黄泽如的心里，与其说从来就没有把她的感情当做一回事，不如说高兰香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他，以至于使他的心里没有更多的空间去接纳别个女人的感情。奇怪的是，陈淑娴明明知道不可能，明明知道她和黄泽如之间不可能会有什么结局，她那个感情的房间却偏偏一直为黄泽如留着，容不得让任何人踏进去一步。她在做那些事时，是那样的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好像那是她应当做的，好像她这一辈子就是专门为了来等待黄泽如的。

        作为男人的黄泽如，对于陈淑娴的感情，他不可能熟视无睹，不可能糊涂到什么都不知道的地步，他虽然明明知道陈淑娴爱着自己，但是，由于前面所讲的原因，他就是无法接受高兰香之外的另一个女人陈淑娴。这样说似乎有点牵强附会，但是，你不可以否认，在这个世界上，确实就是有像黄泽如这样的一类男人，他们可以死心塌地爱一个女人，他们把感情看得比什么都要重，一旦有了感情，哪怕对方发生什么变故，他们可以像古代贞妇烈女一样，为对方守节。那个阶段，黄泽如最为关心的是国内的抗日战争，王进学每一次从祖国回到南洋，黄泽如总是不停地问他，国内怎样了，日本鬼子是不是见人就杀，见女人就强奸？日本鬼子真的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了吗？类似的问题，王进学每次从祖国回到南洋，黄泽如不知要问上多少遍。有时，当听到一些令人气愤的回答时，黄泽如会破口大骂起王进学，就好像王进学本身就是一个日本鬼子似的，不免义愤填膺，一向文质彬彬的他也不免骂爹骂娘，骂一些平时从来没有骂过的脏话、粗话，话语中，就差说一句：王进学，你小子也把我带到抗日前线去吧，我要拿起刀枪杀掉那些王八蛋小日本！

        但是，有一天，这句话他还是说了。他对王进学说，他也要回到中国去。大清国时他们一心想救国，想把那些外敌赶出中国，可惜清政府却向那些外国人妥协投降，还把他们追得有家不能回，有国却没有一块可以立身的土地。现在不一样了，是政府抗日，全民也抗日，他为什么就不能够为抗日出一份力呢？他知道这时的中国，钱固然需要，物资固然需要，但更需要的是人，是人心。他必须回去，他说他虽然年纪大了，不能上前线了，但回去办办报纸，鼓鼓士气也是可以的。没想王进学却给他泼了冷水，王进学说，中国现在不是缺办报纸的人，而是缺扛枪上前线的年轻人。让你上前线打仗去你能行吗？你现在已经不是当年我们参加维新变法的时候了。我们都已经老了。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要上前线去呢？难道在后方，在南洋不一样是抗日吗？黄泽如说，日本鬼子打来了，我们的国家都快要灭亡了，我们还有什么脸活着？我们虽然老了，不可以上战场打仗了，但是参加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去慰劳那些抗日将士总是可以的吧。王进学说，你如果非得要上前线不可的话，你可以让你的儿子去。前些日子，国民政府派人来南洋招抗日志愿者，陈嘉庚那边最近又组织一批汽车司机回去，现在内地缺很多司机的。

        王进学这句讲的是实话，当时的中国工业还很落后，现代工业文明的阳光还迟迟没有照耀到古老的中国，飞机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几乎屈指可数。一九一二年，由中国研制的第一架飞机在广州才升空就折戟沉沙，惨遭失败。而中国的第一辆汽车也是到了一九二九年底才在辽宁制造成功。中国唯一占优势的是陆军的军队人数。其实，别说飞机汽车，就是自行车黄包车之类，当时也只有在那些比较大的和发达的城市才可以看到。因此，当一大批由海外捐助的飞机和运输汽车运到内地时，飞行员和汽车司机就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

        于是抗战爆发后，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国华侨创办的航空学校培训的一大批飞行员先后回到祖国加入空军，使中国的空军得到加强。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四分之三。南洋这边，则以培训汽车驾驶员为主。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请代为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收到电函后，陈嘉庚立即发出《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号召广大华侨回国服务，抗日救国。机工招募的条件是：一、具有牺牲精神，能熟练驾驶大型货运汽车的司机以及修理工；二、年龄在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持有侨居地的驾驶执照；三、略识中文，略会说国语；四、凡应募者须持有所在地筹赈会或商店介绍函，以证明其确属爱国志愿者（以防汉奸混入）。

        其实，那时正是国难当头，华侨们的思想工作根本就不用人去做，他们的思想非常的单纯，也几乎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他们甚至很少去考虑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人教他们一定要怎么去做。一切仿佛都是自觉自愿的，好像国家面临着灾难，作为在海外的他们来说，责无旁贷，他们就必须伸出援手一样。因为那毕竟是自己父母的祖国，也是他们自己的祖国。于是，他们成群结队涌向报名点，有的瞒着父母妻子，有的虚报年龄，有的改名易籍，更有的女青年女扮男装，上演一幕现代版花木兰。感人肺腑的场面，数不胜数。那时，南洋到处都在传颂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有两件事犹为感动人。

        一件事说的是马来亚华侨刘瑞奇新婚不久，岳父的四间商店也需要他经营。但为了抗日救国，他还是决定报名。他知道妻子和岳父一定舍不得让他走，为了不泄露消息，他悄悄开车到另一个埠头报了名。出发那天半夜，他把结婚戒指、手表、告别信包在一起，放进妻子的衣柜，然后默默离开了温暖的家。后来，从岳父的来信中，他得知妻子得了重病，岳父要他回南洋看看。可是为了民族大义，他满含热泪回信说，“中国抗战一日不胜利，我就一日不能回去”。此后妻子病危，岳父回国找他，因他参加运送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而没有找到，妻子至死也没能见他一面。新婚一别竟也成了永别！

        另一件事说的是当南洋机工登船准备离开南洋时，码头上的亲人们频频地向他们挥手。机工陈寿全这时突然发现了十二岁的弟弟从远处跑来，跪在码头上呼喊“哥哥！哥哥！”放声大哭。陈寿全也是背着年迈的双亲偷偷报名回国的，现在听自己的弟弟撕心裂肺的喊叫，顿时心如刀割。那时，载着他们的船已经渐行渐远，他冲码头的方向大声喊着：小弟，告诉阿爹阿妈，我回唐山（中国）抗战，请他们原谅我的不孝！等赶走日本兵，我马上回来！

        黄泽如心想王进学说得对，自己年纪大了，不能上前线了，但是可以让儿子上呀！为什么不可以让儿子回国打日本鬼子呢？没想，回到家中，儿子黄佑国已经先跟他开口了。儿子说他要开车子回国内参加抗战去，过几天就走了。儿子说得非常的平静，好像这下他要去的地方不是抗日战场，而是相当平常的一次回国探亲一样。尽管当时整个南洋的侨民天天都在谈论如何回国参加抗战的事，但不管怎么说，这句话从儿子的嘴里说出来，黄泽如到底觉得有点突然，他问儿子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儿子说，报纸上，还有满世界的人都知道现在国内缺汽车司机，为什么要听谁说？黄泽如知道自己这话真的问得多余了，这时，他问儿子说，你真的打算要回国参加抗战了？儿子斩钉截铁说，当然！

        这句话对黄泽如来说很重要。黄泽如听了觉得心里相当的欣慰，心想不愧是他的儿子，黄家的后代，儿子继承了黄家那种大忠大义大勇大善的高贵品性，有了这样的儿子，他还有什么不能够放心的。接着，他向儿子说了一通类似大道理却是很实在的话，他说，你去吧，如果不把日本人从中国赶走，日本人一天不消灭，你就别回来！不是我这个当父亲的心狠，你想想看，有一天，日本人把中国都给占领了，中国不就亡国了？那时，不但国人要遭殃，就连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也会变得一文不值。我们在那些英国人眼里为什么没有尊严和地位，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不强大。

        这天晚上，黄泽如打开一瓶酒，让廖红玉炒了几道菜，父子两人第一次敞开心扉，边喝酒边进行了一次长谈。黄泽如从他当年因为和那些举人联名上书皇帝，要求朝廷拒和，驱赶那些外敌，说到他和高兰香如何被朝廷追逐，被迫下南洋。他告诉儿子，尽管他的父亲负罪在身，曾经被朝廷遗弃，流落天涯，但如今国家遭难，心里纵有万般的委屈，也不能够袖手旁观，坐视不管。黄泽如说到动情处，不禁哽咽，让儿子非常感动。黄佑国完全能够理解父亲的心情，不要说父亲经历过那些多灾多难的故国往事，就是作为在南洋出生，南洋长大的他来说，当听到父母的祖国遭受日本人蹂躏时，也一样满腔愤怒，恨不能插上两只翅膀，飞回父母之邦，和那些日本强盗一决生死。

        这一年，黄佑国已经三十多岁了，已经儿女成群了。尽管父亲黄泽如非常开明，但是妻子廖红玉那边，他却还是要费很大的周折，去做她的思想工作的。请理解廖红玉的心情，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她并不是不想让丈夫回到祖国参加抗日。这时，她更多的是从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去看待自己的男人和儿女的父亲上战场。男人和女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男人除了老婆孩子，除了家庭外，还想事业，还想江山社稷。

        女人的想法非常具体而实在，女人想的全是丈夫孩子，全是家庭；黄佑国是这个家中的一个男人，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现在，这个顶梁柱就要上抗日前线打仗去了，而那子弹又不长眼，说廖红玉不担惊受怕那是假的。但是，事已至此，又值国家蒙难，廖红玉也就依了丈夫。黄佑国要离开南洋的那个晚上，廖红玉一个晚上都没合过眼，她像是才认识自己的丈夫一样，一遍又一遍地从上到下细细地打量着丈夫；又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丈夫的身体，就像许许多多女人交代就要出门远行的男人一样，廖红玉同样说了一大箩筐俗得不能再俗的话，她说，你可听好了，等到赶走日本鬼子的那一天，你要好好的回来，一根头发，一根指头也不能够给我少了。否则的话，就是我饶了你，孩子也饶不过你！黄佑国的回答自然不可能让廖红玉失望，但正像前面已经说过的，子弹是不长眼睛的，黄佑国纵然如何作保证，事情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的。那是后话。

        同一个时候，还有一个人也在为准备回到祖国参加抗战的事忙着。那个人是陈可镜的儿子陈山子。丈夫要上前线了，做妻子的心情都一样，难免会担惊受怕。而那时，黄佑娘已为陈山子怀上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那些天，黄佑娘几乎放下所有的事，一条心陪在丈夫的身边，免不了也是没完没了说着廖红玉向黄佑国说过的那些话。一遍又一遍，就好像是在教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在那种时候，男人好像特别有耐性，脾气特别的好，妻子在身边如何唠叨，也一点不生气，最多只是讲一句：知道了，我都听进去了！

        于是，做妻子的也不懂得丈夫到底有没有听进去自己的话，反正被哄得心热热的，就觉得心里特别的宽慰，担心也变得少了一些。

        黄佑国和陈山子同时决定回国参加抗战，完全是不谋而合，他们事先并没有进行任何商量。但是共同的志向和目标却让他们走出了共同的一步。那确实是华侨史上的一个壮举。

        那时，许多在南洋的国内音乐人还编了很多激情昂扬的歌在南洋传唱，其中，有一首犹为著名。那是一首专门为南洋机工写的歌，歌名叫“运输救国歌”。南洋机工几乎人人都会唱。那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不许赌钱不许嫖，快把烟酒齐戒掉！

        努力保家，忍苦要耐劳，要耐劳。

        把民族的敌人快打倒，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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