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四一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里，看到同乡好友——作家杨金远继《官司》(电影《集结号》)和长篇小说《突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之后，又创作出这样一部反映老一辈下南洋的华人华侨的艰苦创业史的作品，感非常的亲切和高兴。历史上，很多福建人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远走南洋，在马六甲、新加坡、印尼等地谋生。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男耕女织的平静生活。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民族纷争和改朝换代后的权力清洗，一些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以及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便成了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此外，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也是国人下南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其中既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也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

        南洋这一地理概念，范围极广，有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马来西亚等地。二十世纪初的南洋正处于英国、荷兰等国的殖民统治下，欧洲的工业化进程同样也影响着东南亚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这些地区在加速开发的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为吸引华工，南洋诸国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州——沙捞越的拉者（国王）就曾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我的父亲就是这千千万万中的一个。

        华工们艰苦创业，或做工或经商，或从事农业，世代相传，对所在地区的经济繁荣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时人有这样的描述：“他们的经营大至极大的树胶公司、银行、饭店，小至街头货摊和小贩，无不应有尽有，中小规模的商店自然居多，而拥有几千万资本的巨商也不在少数。”然而因中国当时是一弱国，即便在他乡异国，经济地位首屈一指，华侨也莫不备受欺凌。他们从无数切身的遭遇中深深感到，中国的政治非革新不可，热烈地希望振兴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与责任感，也使得他们在海外致富的同时，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

        八年抗日战争中，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应该说还有一个“海外战场”。这一战场是由世界各地华侨开辟的，范围更为广大。它不像前两个战场那样炮火连天，与日军短兵相接，然而斗争也极为激烈，是抗日战争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绝大多数华侨相继投入了这场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是中国这一民族意识和文化背景，把他们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时刻关心着自己家乡和国家的状况，抗日战争更激发了他们固有的祖国观念和爱国热情，他们在为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奔走呼号，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如东江华侨组成了回乡服务团；三于余名南洋华侨回国，在滇缅国际运输线上运送抗日救亡物资；在南洋各州府、各山巴，华侨为了负责筹贩会的工作而卖掉树胶园，卖掉汽车，甚至于倾家荡产的动人事迹，在当地看来都是很常见的。

        我初中读书的集美中学校董——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是南洋著名的侨领。其祖辈是宋末从河南逃到福建集美村的难民，父亲陈如松赤手空拳到新加坡谋生，后来虽然经营工商业，但晚年经济非常困难。陈嘉庚先生深知华侨的苦难，他的经济事业也受了外国垄断资本的排挤。他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痛感民族危机严重，所以毅然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并提倡力行兴学救国；抗日战争期问，他为支持祖国抗日战争积极奔走，领导南洋华侨筹赈救亡，成为华侨爱国的光辉帜。

        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我的童年，只知我的祖国叫“唐山”，后来回国以后我才知道“唐山”就是中国。现在，背靠日益崛起的中国，新一代华人正在续写新南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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