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兰香为黄泽如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黄佑国。这个名字是孩子的外公高伯给起的，意为保佑自己的国家风调雨顺，国富民安。黄泽如是个读书人，多少还是个举人，不说是满腹诗书经文，才高八斗，但给自己的孩子起个好听一点的名字，那点水平还是有的。他觉得这个名字起得也太土里土气了，哪里有这样起名字的？你再爱自己的祖国再怎么的也没必要起得这样直白直露，让人听了觉得好笑。给孩子起名字和爱祖国完全是两回事的。无奈高伯心意已定，黄泽如觉得也没必要跟老人较那个劲，一个名字不过是个符号而已，又不代表什么，也就佑国佑国叫开了。叫了一些日子，叫顺了，也没觉着有什么不好。心里想，挺好呢！

        其实，黄泽如这时的心思已经放在了一家大小的生计上。他每天天一亮就要跟着高伯出去拉黄包车，要到夜里很晚才能回家，身心折腾得疲惫不堪。残酷的现实逼着这个没有吃过什么苦头的读书人，必须放弃过去那些幻想和不切实际的想法，面对现实，把生存放在头等大事去考虑，去奋斗；现在他才明白，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比生存更加重要的事了。一个人连生活都不能保障，连活下去都有困难，还奢谈什么爱不爱国？所有的一切还不都是一句空话？如果说当初在国内时面对朝廷的无能他会感到愤慨，从而激情万丈，有一种不爆发誓不罢休的冲动的话，那么，到南洋后，在远离祖国的地方，那一切似乎都变得有点淡了，都离自己远去。所有的激情和对大清国腐朽衰败的无奈，都已经化作一种深深的痛埋藏在心底。要重新唤起它，需要时间，需要某种外在因素的配合。

        现在，他的身份已经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他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了。为人夫、为人父的他必须以一个男人最起码的责任感，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否则，他就是失职。

        有时候，黄泽如会想起小时候的情景，父亲黄敬芳一边摩挲着他的脑袋一边对他说，我希望从我们黄家走出去的都是读书人，都是进士，状元，将来都能出人头地，在朝廷为官，替国家效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我可不愿意看到在田间地头，贩夫走卒的人群中有我的孩子的影子，那是不能够容忍的；我并不是说那些人就有多下贱，但人分三六九等，各人有各人的分工，那分工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凭借着各人能力的大小进行分工安排。就比如你可以挑一百斤重的担子，为什么只去挑五十斤的担子？而一个小孩子又怎么可能担当得起百来斤重的重任？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差不多就是小孩子。他们怎么可能挑得起国家的顶天大梁？

        黄泽如当时就在心里想着，父亲的观点虽然偏颇些，父亲的期望虽然高了一点，但他一定会照着父亲的愿望去做，他会朝着那条路一步一步稳稳地迈下去，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的，他不可能碌碌无为，让父亲失望。谁料，他满怀爱国热情，希望中国也能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通过变法维新，变弱为强，变贫为富，谁知祸从天降，昔日的愿望早已成了泡影，别说在朝廷担当重任，就连在自己的国家他都已经无法呆下去了，弄了个丢家弃国，落荒而逃，在海外过起漂泊不定的生活。这样的悲惨下场，想想是多么的让人伤感！

        黄泽如想着自己走过的路，感慨万端。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仍然确信自己所做的事没有错，如果时间倒退到从前的话，他仍然还会坚持那样做的。一个人无能，没有作为可以，一个国家则不行。朝廷怎么可以那样无能？泱泱大国怎能任人蹂躏任人宰割？

        和黄泽如不一样的是，一时头脑发热而触犯朝廷的高伯却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行为忏悔着。就像是他的一个不小心，欺侮了一个不该欺侮的老实人一样。那种歉疚和负罪的感觉一直如影随形，赶也赶不走，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让你多难受你就有多难受。有时，高伯冷静地想着自己做过的那些荒唐事儿，连自己都觉得有点惊讶和不可思议，好像一点也不相信自己会做出那等恶作的事。他真的那样做了吗？他怎么可以那样做呢？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在心里这样质问着自己。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那种负罪感和歉疚感便如挑在肩上的担子，挑的时间越长，便越觉得沉重一样，他差不多要被它给压垮了。他再也无法承受下去了。

        我要回大清国去！这是最近以来高伯想的最多最强烈的一个念头。并且，因为这件事他常常在夜里做起了回乡梦。他梦见因为他到南洋了，兰香娘在家没吃没穿的，一边在到处流浪，一边在唱着一首十分伤感的福州童谣，那首童谣其实高伯也会唱，歌词这样唱着：拖砻伊弯，番仔走番；番船未到，无米煮罩（饭）……

        忧伤的歌声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漂洋过海，传到南洋来，恰好和高伯的心情非常吻合，把高伯感伤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高伯对兰香说，这些日子心里怪怪的，我在梦里老梦见你娘，梦见你娘没吃没穿的，手里提着一个破碗到处去讨饭，后来，你娘碰上我了，你娘哭着向我要吃的，你娘骂我没心没肺的，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你娘求我赶紧回去，不然的话，她就要给饿死了。

        高兰香说，那是做梦！我娘怎么会没吃的呢？我娘不会！

        高伯说，反正我想回去。我出来已经六年了，我真的想家了！

        兰香说，你现在怎么可以回去？你回去了朝廷还不找你？

        高伯说，可我不回去又怎么办？在南洋想家想死了，还不如回家被朝廷抓去给打死。那种感觉还不都一样。

        高兰香却不同意父亲回去，她说如果现在父亲回去，只有死路一条了，为什么不好好呆着，非得要去飞蛾扑火？不如等世道太平一点了再回去。

        高伯说，世道什么时候会太平？等到世道太平的那一天，我早就已经死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高兰香便劝他不要那样悲观，说情况总会有好转的那一天，回去也不过是早晚的事，为什么要不计后果不顾一切想回去就回去呢？

        高伯虽然天天说着要回中国去，也不过嘴上说说而已，不可能变为现实的。因为他如果真的要回去的话，首先必会面临着一笔相当昂贵的路费，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有些人到南洋十几二十年了，都还不敢回去一趟，怕的就是出不起路费。或者说，回家一趟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仍然回到以前一无所有的老样子。过去来到南洋的那些人当中，年年想回家，年年又不能回家的人大有人在。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于把回家当成了一种美好的梦永远地留在了心底，或带着这个美好的梦离开了人世。

        这些年，高伯到南洋后虽然也赚了一些钱，但一个人毕竟花销大，吃饭看病穿衣租房子，哪一样不要花钱？再说，女儿女婿的到来和黄佑国的出生，又花了一些，就几乎把他这些年来的所有积蓄都给花光了，现在他差不多已经两手空空了，还叫他怎么回去？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女儿女婿说，从今往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了，你们赚的钱归你们管，你们用；我赚的钱归我管，我自己用，别搅在一起了。等到路费凑足了，我就回家去！你们可千万别耽搁了我，让我到死的那一天也不能够回到大清国去。

        也真可怜了高伯的一片苦心，自此后他真的把有一天要回中国当做了唯一的精神寄托和奋斗目标，并且一直在为那一天的早日到来不懈努力着。

        实际上，高伯心里藏有一个秘密，那是他的女儿女婿永远不会知道的。几年前高伯才到南洋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叫凤的女人。凤信佛，比高伯小好多岁，最多不过三十多岁，广东汕头人。凤的丈夫到南洋已经有一些年头了。先到马来亚，再到新加坡。丈夫在马来亚的一个矿上做工，一次矿里出了矿难，丈夫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走了。凤和丈夫结婚多年，也没生下一个孩子。有一天，凤也找到南洋来了。凤到南洋是想找丈夫生个孩子的。没想孩子不但没有要到，就连丈夫也没了。丈夫一走，留下凤一个人。举目无亲的凤于是到新加坡投奔她的表哥，没想表哥早就随一个船老板跑轮船，当船夫去了，凤只得流落街头。接下去就像是戏台上演戏，凤遇上了高伯。高伯英雄救美，收留了凤。千万别以为高伯乘人之危，旧小说里多引用“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典故来赞扬男人的美德。

        相传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柳下惠宿于郭门，时有一个没有住处的女子来投宿，柳下惠恐其冻死，叫她坐在怀里，解开外衣将她裹紧，同坐了一夜，却没有发生非礼的行为。高伯虽然不是柳下惠，但他确确实实就是一个正人君子。高伯供凤吃住了一些日子，连凤都觉得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偏偏就是没有。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男人，那似乎有点不正常，凤心里就想了很多很多。从内心来说，她也希望他们之间发生一些什么。她觉得，高伯对她是有恩的，她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感恩的女人用什么报答男人？女人自己是最最清楚的，她们一想就想到那方面上去。她觉得她和高伯只有发生一些什么了，她才可以报答高伯，对得起高伯。问题是，高伯并没有按照她想的那样去做。高伯天天跟她在一起，一说就说到回国的事情上去，好像回国成了他的头等大事，别的都不在话下。一天，她问高伯说，你是不是很讨厌我？高伯有点莫名其妙，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凤说，既然你不讨厌我，那你为什么都不理我？高伯说，没有呀！我们这不都好好的吗？凤说，真的好好的吗？高伯说，是呀！是好好的。

        高伯说这句话时，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心虚，有点太虚伪了。其实他心里非常明白凤指的是什么，他只是在装聋作哑罢了。从高伯这方面来说，他也是男人，那时他已经离开妻子有两年多了，他不可能不想女人。他也不可能是柳下惠。柳下惠是那些无聊文人瞎编出来，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人。他之所以夜夜面对凤却“坐怀不乱”，完全是因为他觉得对一个正寄人篱下的女人那样做，实在太无耻，太卑鄙了，那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为人之道。

        高伯“坐怀不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始终把南洋当做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驿站，一艘正在航行的轮船，他不过是它们的一个过客而已，他不可能在这个驿站或是这艘船上长住下去，总有一天，他是要离开它们，要回中国去，要回家里去的，那种有形无形的东西总是在时时刻刻提醒着他，限制着他，使得他不可能对暂时栖身的船和驿站有所迷恋。高伯说白了不过是一个农民，他不可能像那些政治家和读书人一样，把任何一件事都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什么爱国不爱国，他只是觉得中国是他的祖居地，是他的家，家里还有一个女人和他的孩子在等着他。如此而已。

        当时在去南洋的那些中国人当中，不外乎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在没吃没穿，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逃难逃到南洋的；一种是认为南洋到处都是金山银山，跑到南洋来淘金淘宝的；还有一种则是像高伯这种情况，是朝廷的钦犯，在国内已经无法再呆下去了，只好到南洋来避难。这种人最不想在南洋久留，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迫来南洋的，来得相当委屈冤枉，只要有机会，他们都会不顾一切回到自己的故土去的。然而，有时人的意志是非常薄弱的，尤其是在面对女人的时候。高伯也一样，他是一个健康的男人，健康的男人就不可能不想做一个健康男人想做的事，那种生理本能无论是伟人和乞丐，都是一样的。那是过年的晚上，当中国人都沉浸在那个传统节日的气氛中时，漂泊海外的一个单身男人和同样漂泊海外的一个孀居的女人免不了一阵伤感，免不了同病相怜。而在那种情况下发生一些意外是相当正常的。

        事情过后，高伯有点后悔，他觉得自己太过分了！最后还是做了乘人之危的事。心想自己说有多无耻就有多无耻。他甚至于不敢面对凤，好像那件事不是凤出于自愿，而是他把凤给强暴了似的。

        这样过了半年，凤终于看出高伯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她的身上，倒好像是给他添加了麻烦。凤信佛，慈悲为怀。这时刚好表哥已经不再跑船，回到了新加坡，她便投奔表哥去了。那天，凤一大早就起来了，像平时一样，凤替高伯做好了饭菜，然后把屋里屋外、上上下下拾掇得干干净净、齐齐整整，就像是她要出一趟远门，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似的。临分别的时候，高伯倒有点依依不舍，眼里涌动着泪花。凤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来，叫一声，我就回来了。高伯听凤说了这句话，泪水就下来了。心里想，凤其实是多么好的一个女人！

        凤这时说，你不是说有一天你要回中国去吗？

        高伯说，是，那是肯定的，总有一天我要回国去的。

        凤说，如果哪一天要回去，捎上我，我也想回去。

        高伯说，为什么？

        凤说，还为什么？你们男人都不想留在南洋，我一个女人还留在这干什么？

        高伯说，也是，我们男人在这都不好混，就别说你们女人了。到了那一天，我一定会带你回国去。

        但是，凤又马上反悔了，凤说，我还是不回去了，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我跟你走那算什么？再说，当初我男人离开家里时，已经在左邻右舍那夸下海口了，想到南洋来做大事情的，像我现在这种狼狈不堪的样子回去，还不让人家给笑话死了？我不回去了，我死也死在南洋了，哪里的黄土都一样埋人。

        凤走了。凤刚走那阵高伯会天天想她，好像身边突然少了一样东西。有几次，他甚至跑到凤表哥住的地方去找她，但去了几次，一次也没碰到凤，心里就想，男女之间走在一起其实就是一种缘分，缘分长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生一世，长相厮守；缘分短的就是让你们结成夫妻也不过一年半载，三年五年。他和凤之间大概就是属于那一种缘短的人。缘尽了，人也就散了。散就散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只是他们的这一个筵席也散得太早了点太快了点。不过，从理智上说，他是不能再去找她了。他不能太情绪化，因为他毕竟是有家有室的人，总有一天，他是要回国去的，他不可能长期留在南洋。既然有一天要回国去，那么，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再缠住人家了，凤毕竟还年轻，还可以再组建一个家庭的。

        高伯一门心思想着回国，想着回家。他觉得自己在南洋一天也没办法再呆下去了。后来，高伯的思乡病随着女儿女婿的到来，特别是外孙黄佑国的出生，减轻了许多，他除去拉黄包车，整天就都把精力放在黄佑国的身上。孩子实在太可爱了，一句句亲亲热热的“外公”，叫得他眉飞色舞，高兴得一塌糊涂。然而，那一切都不过是暂时的，那种思乡病说穿了就是一种心病，不是什么药就可以治好的，高伯心里相当清楚，要想治好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回国去，回家里去。

        而且，面对天真无邪的黄佑国，有时他会冒出一些很离奇古怪的念头，他突然想，这孩子打从一出世就在南洋，就连自己的国家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长大后他还会去想自己的父母之邦是中国吗？想起要回到那里去吗？他们还会对他们父母的国家有感情吗？如果长大后他不愿意回去又该怎么办？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不是连自己是哪里人都给忘了？那是多么可怕的事！一想起那些，高伯的内心就有一种莫名的伤感，于是，他带着他的那种深深的伤感和忧虑开始对小小的黄佑国进行了相关的爱国爱乡教育。他本身包含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几乎天天向孩子讲述老家，讲述中国的许多事情，他对女儿女婿约法三章：第一，不管以后他们在南洋生了多少个儿子，多少个孙子，所有儿孙们只能讲汉语，讲家乡话，不能讲当地的马来话，讲英语；第二，孩子长大了进学校念书，只能进中国人办的学堂，不能进洋学堂；第三，不管以后在南洋多少年，多少代，他们始终还是一个中国人，只要有条件，就必须让后代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去，绝不可以当外国移民。

        从高伯这方面来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世世代代永远保留一种中国人最本色的东西，才不会把老祖宗给忘了。对高伯提出的要求，女儿和女婿虽然不反对，但是作为他们来说，认为有些事情是不现实，无法做到的，就比如，孩子长大后的上学念书问题，你不进洋学堂你做得到吗？你不进洋学堂你还能上哪里念书去？你总不可能自己办一个学校吧？没想高伯却认为，自己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学堂又有什么不可以？现在中国人到南洋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早晚得自己办个学校。就是不办学堂，办个私塾总该可以吧，女婿不也是从念私塾过来的吗？

        黄泽如便没话说了。他心里不明白，自己的老丈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个平平凡凡的大清国子民，他的那些爱国爱乡的热情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谁也没有叫他这样做，谁也没有教他要这样做，那一切完全是发自他的内心。黄泽如心里头便为老丈人的想法感动着。至此，他才明白，原来，那故乡，那故国是那样充满魅力，让人欲罢不能，欲离还回，其实，故乡本身就像是一块吸力巨大无比的磁铁，无论你走多远，你也永远走不出她的磁芯，你最终还是要回到她的身边去的。别说老丈人，他，高兰香，陈可镜，李清华，任何人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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