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喊陈可镜的人，确实是黄泽如和他的一家人。

        黄泽如按照陈可镜当初留给他的地址，找到了沙捞越陈可镜二叔原来居住的地方。一打听，才知道陈可镜一家已经去离古晋很远的一片蛮荒之地诗巫垦荒去了。告诉他们的是马来人阿茫。阿茫早就见惯了许多来南洋谋生的中国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一眼就看出黄泽如和陈可镜不同，完全是个书生模样的人。黄泽如找陈可镜不遇，便说，既然陈可镜不在，那他们只好走了。阿茫就问他们要去哪里，黄泽如说，找陈可镜他们去呀！阿茫心里就说，你白白净净的一介书生，你去找他要干什么？莫不是也想到那里垦荒去？你吃得消吗？嘴上却说，别去了，你们不一定能够找到他们的，如果不嫌弃，陈可镜原来住的屋子就让你们住了，先安顿下来，随便找个事情做了再慢慢想办法吧。阿茫的挽留让黄泽如非常感动，但他却不想留下来，他谢了又谢，坚持要去找陈可镜，他在心里想，既然陈可镜他们都可以去垦荒去种地，他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去呢？

        一转眼分别了将近三年时间，两家人见了面，都有说不出的感慨。才离开那阵，两家人除了大人就是大人，而现在，两家人都添了孩子，孩子都会说话会跑了。想想真是让人感动。李清华拉住高兰香的手，眼泪哗啦啦往下掉，哭起来说，好妹妹，你到底来了，我们终于又要在一起了。李清华才问高兰香他们是如何想到要来这里的，高兰香已经“哇”的一声哭起来，哭得一塌糊涂。要不是李清华劝阻，还真不知道要哭到什么时候。李清华并不明白她为什么哭得那样凶，高兰香也不说，高兰香只说，清华姐，你要是不收留我们，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

        李清华说，什么地方也别去了，就跟我们在这开荒吧，只要我们勤劳点，就不怕日子过不下去。

        两个女人在哭来哭去，男人们却已经在谈正经的事了。陈可镜问黄泽如是不是打算在这长住下去，跟他们一起垦荒造田，黄泽如说，当然要长住下去，为什么不呢？要是不打算长住，为什么我们一听你们在这，立马就找你们来了。陈可镜说，你都看到了，这里可不是你们读书人呆的地方，说多苦就有多苦，苦得很呀！黄泽如苦笑笑说，凤凰掉毛不如鸡，都落魄到这样了，还什么读书人不读书人，不是笑掉牙了，拿我寻开心吗？陈可镜深有同感说，也是，在家里时总以为南洋是个天堂，总会把我们当人看，到这后才知道我们原来什么都不是，就连当地的一个最最普通的伊班族人都不如，是生活在最最底层的人，说得干脆点，简直还不如当地居民家里的那只猫地位高。

        黄泽如本来也把南洋想得太简单了，带着一种书生气十足的心情来到南洋，但一连串的现实终于让他发现，他的举人身份不但救不了大清国，在南洋，更不能靠它来养家糊口。他终于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奈，处在这种情况下，别说让他垦荒种地，就是让他干再下贱的活，他也得干，也愿意干，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然而，黄泽如一家人的到来，对陈可镜夫妇来说，却是一个鼓舞，这是他们所盼望的。李清华拿出了自己种出来的大米和新鲜菜蔬，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吃饭的当儿，陈可镜告诉黄泽如，要是他们不来，他还想往新加坡跑去请他们来呢！黄泽如说，有这等好事你要是不通知我们，我还真的饶不了你。黄泽如接着问陈可镜是如何发现这里的。陈可镜支吾着，不便说是到处找金矿找到这里来的。李清华马上替他解围说，他呀，整天拉着黄包车到处跑，沙捞越哪个地方他没去过？黄泽如说，不管怎么说，可镜兄可是立了一个大功，让我们在别人家的国土上有了自己的土地，这是不敢想象的。

        吃罢饭，陈可镜夫妇即动手为他们搭盖了一座房子，那房子和他们的房子紧紧地挨在一起，在空旷的荒野上显得非常的突出。夜里，躺在新盖的草房里，黄泽如感慨万端，他知道，几年来，一直漂泊流浪的生活终于结束，他们终于要开始新的生活了。虽然他还看不到希望的曙光，但毕竟已经开始了，只要开始就好。开始了就有希望。

        发生在满清举人黄泽如身上的事，正应了那句“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古话，落难到了这步田地，黄泽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举人身份忘掉，把自己彻底改造为一个农民。一年时间，他硬是和妻子高兰香在那片荒地上开发出五亩粮地和七亩的旱地。在中国来说，有了这么多的土地，就是一个小财主了。杂草除了，土地平了之后，到底要种什么呢？黄泽如一介书生，五谷不分，便去找陈可镜夫妇商量。陈可镜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如果在中国，什么都好说，什么季节种什么农作物就是闭着眼睛他也一清二楚。

        但是现在到了南洋就不一样了，南洋的气候和耕作习惯跟国内都不一样。那他就吃不准了，因为如果按南洋来说，你可以种芭蕉、油棕、椰子、水稻，也可以种植蕉麻、橡胶等等，这样一来，该种什么，不该种什么便成了关键。高兰香和李清华严格意义上讲纯粹也是一个农民，只是她们这个农民和陈可镜一样，平时只有种植水稻和大麦小麦的经验，其他的一概不知，这时她们都建议说不如学陈可镜，就种水稻吧，轻车熟路，便于管理。不要种那些洋东西了，什么都不懂，就是种上了到时管也管不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讨论了半天，最后终于决定就种水稻，而那些旱地，则决定种芭蕉。芭蕉家乡也有，不用花费多少心思，容易管理。

        转眼一年时间就过去了。一年当中，黄泽如开发出的那几亩地，粮食产量惊人的好，连屋子都装不下，便和高兰香随陈可镜两口子一起挑着去城里卖。芭蕉也一样，成片成片的芭蕉林，一串串硕大的芭蕉在太阳底下挂着，金黄金黄的，看了都招人喜爱。

        陈可镜根本无法想到书生气十足的黄泽如此时心里却在酝酿着一个雄伟的计划。那个计划虽然曾经也是他动过的念头，但相比之下，他的那些念头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因此，当黄泽如向陈可镜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时，陈可镜简直有点不敢相信，他觉得黄泽如已经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书生了，他更像是一个种了一辈子土地的老农，一个农业专家和规划专家。

        其实，从刚刚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刻，黄泽如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他想不到在南洋还会有这么一大片的土地闲置着，荒芜着，要是在国内，那是不可想象的。清朝政府那样的腐败无能，百姓耕无地，食无粮，像这样一片土地，如果种上庄稼，该会养活多少百姓呀！清朝政府无法救他们于水火，他黄泽如要救他们。哪怕救几个人，几十个人也好。于是，他在心里盘算着，有那么一天，他要回国组织一支一千人的农民队伍来南洋垦荒开发，他觉得把这里的土地开发后，既可以种水稻，也可以栽植南洋的那些热带作物如橡胶树之类，既可保证有粮食吃，也可赚钱，保证经济，一举两得。华人们来多了，这里还可以办医院，办学校，再办加工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黄泽如打算把垦场命名为“新福建”，让垦区成为中国的一块国土，福建人的自由王国。黄泽如在心里勾划着他理想中的伊甸园。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陈可镜，他说他眼下最担心的就是，沙捞越政府到底会不会同意一下子从中国跑那么多的人来开发。

        陈可镜觉得自己农民就是农民，眼光短浅，胸无大志，办不成什么大事。天！一千人哪！以从中国来南洋的轮船一条船坐三百人算，一千人得乘三条船还坐不完，那是怎样壮观的一支队伍呀！陈可镜在心里为黄泽如的宏伟计划激动着，震撼着。但他认为黄泽如的担心显得多余了，沙捞越政府不是已经鼓励默许大家来这里无偿开发吗，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组织人来干就是了。黄泽如却说，眼下我们三三两两到这里开发当然不成问题，但要是人多了，政府那边就难说了，不一定同意大家来开发。还有一点，如果你不跟政府说清楚，没跟政府签订个文书合约什么的，你就不怕开发后政府不认账，把大家开发好的土地全部收回去归公吗？到那时，岂不是前功尽弃，白白替人家开发了吗？陈可镜说，既然这样，我们可以直接去古晋找沙捞越政府的人说清楚。黄泽如说，那倒也是一个办法，问题是我们自己去找他们，他们能够理睬我们吗？陈可镜不再吭声了，心里想，如果以他们目前的身份去找沙捞越政府，恐怕就连政府的大门都不让他们进去。

        这时，刚好遇上了一个人，使得事情有了转机，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可镜几年前苦苦要寻找的人——二叔陈忠祖的打金匠朋友张三年。张三年在福建老家还有父母和两个兄弟，他原来也不叫张三年，那个名字是他在来南洋的路上自己给自己改了的，那名字其实不难理解。路上，他向陈忠祖发下毒誓，三年之内，他要是在南洋找不到金矿，那他也无颜并且也不打算回去见江东父老了，他一定会在南洋随便找一条河流或一处海域跳下去喂鱼。陈忠祖说，你是不是把这话说得太早了，太绝了，到时如果找不到金矿，难不成你真的就跳海了？张三年说，一点也不早，也不绝，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他只有走那条路了，他没有任何的选择。

        张三年之所以信心满满，敢夸下海口，那是有原因的。有一次，他在自己的打金店里碰到了一个从南洋沙捞越回来的客人，那个客人对张三年说既然有这方面的手艺为什么不去南洋呢？张三年一下子被问得有点莫名其妙，他说，我不明白，请高人指点。那客人便说，南洋到处都是金矿，只可惜南洋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把金都看成土了。张三年后来在回忆自己怎么会心血来潮来南洋时，就想，要不是那个客人说了那句话，他还真的不可能想漂洋过海来到南洋。也正是客人说了那句话，在金矿做事几年的他才一下子动了心，便丢下父母，联系了老朋友陈忠祖一起来到南洋。当然，张三年来南洋真实的原因他并没有告诉给陈忠祖。那是他个人的一个秘密。

        但是，事隔三年之后，别说金矿，就连一个金疙瘩他也没有找到。尽管如此，张三年还是没有跳河或者跳海，他觉得没有找到金矿他已经很窝囊了，要是跳河或者跳海，他就会更窝囊。他为什么要那样没出息呢？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觉得自己已经没脸见陈可镜的二叔陈忠祖了，他知道，是他害了陈忠祖。于是，他不辞而别，自己一个人跑到诗巫来做商业贸易。没想金矿没找到，搞商业贸易倒赚了不少的钱，几年后，还被沙捞越的乡亲们推举为“甲必丹”，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侨长。

        陈可镜想不到自己找了几年的人这下就站在面前，心情相当复杂，无以言表。不过，最终他还是提到了自己的二叔陈忠祖。张三年听后非常内疚，说自己实在罪不可恕，一切都是他的错，他说当初自己也实在太幼稚了，怎么可以听了人家几句话就匆匆忙忙往南洋跑呢？而且还向陈可镜的二叔陈忠祖发下了毒誓，想想自己当初的行为，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年来一直困扰陈可镜的那个问题这时终于有了得到证实的机会，他便问张三年说，照你这么说，沙捞越这个地方真的就没有金矿了吗？张三年说，我不是那个意思，问题是就算真的有金矿，凭我们的经验就能看得出来吗？其实大多数的金矿都不是处在地表，而是埋在很深的地底下，哪里是你用肉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的，我们却傻傻地到处去找，那不是很可笑吗？

        陈可镜听了，暗暗庆幸自己还不是陷得太深，要是真的像二叔陈忠祖一样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到死前那一刻还没明白过来，那他就毁了。

        话题转到正事上面，张三年非常支持他们的想法，他说，南洋虽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好，但是只要你肯吃苦耐劳，吃饱饭还是可以做到的，不像在中国，你就是拼死拼活，也无法养活一家人。对于荒地开发的事，他表示，沙捞越政府那边他跟新一代的拉者查理士·布鲁克有过交往，完全可以出面协调，而且还可以华人社会代表的身份与沙政府进行协商谈判。他说，他当这个“甲必丹”，就是为了替侨民们做事。他所担心的是黄泽如他们有没有办法一下子组织那么多的人来南洋，一个是家乡的人恋乡恋家的观念那么强烈，他们到底愿不愿意来呢？另一方面，他们来了以后要怎么去组织安置那些人，那都是一些很具体很实在的问题，容不得半点马虎，因为那毕竟是一个相当巨大的工程，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黄泽如和陈可镜却信心十足，尤其是黄泽如，虽然从心里说他已经恨透了那些英国人，但又不得不在心里作了迁让。他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够感情用事的，最好的办法只能委曲求全。于是他说，那些困难他都考虑到了，但是，再困难他也要克服，满清政府的腐败有目共睹，百姓生活在水火之中，作为一个中国人，哪怕只有一分力，他也不能当旁观者，局外人。那忧国忧民的口气，让张三年听了好不感动，并表示，这个忙他一定帮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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