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秋，日军全面投降，南洋也随之回到从前，仍然还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但终归，日本人已经跑了，大家心情也变得舒畅了，南洋华侨和祖国人民一样，通宵达旦，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紧接着，劫后余生的南侨机工和回国抗日志愿者，也经由新加坡南侨总会的多方设法，从一九四六年十月起，分批返回原住地，总人数为九百多名。

        这就是说，在当初回国时的三千三百多名机工中，除去牺牲的一千六百名，和因各种原因决定继续留在中国生活的八百多名外，该留的已经留了，该回来的也都回来了，但是，眼看着当年的南洋机工一批批从国内回来，听说连最后一批都回来了，黄泽如和陈可镜却还迟迟等不到他们的儿子黄佑国和陈山子。这下他们都有些急了，到处去打探消息，想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情况。后来他们听说新加坡“南侨总会”那边有一份由华侨互助会登记的复员机工名册，一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立马赶赴新加坡找互助会。原来，当年南洋机工回国参加抗战时，“南侨总会”根据每个人的姓名、简历、籍贯、侨居地、证件编号等等，都一一作了登记。现在抗战胜利了，机工们一个个从祖国回到南洋，“南侨总会”也备有一份复员名册，那份名册也记得相当详细，包括从什么部队复员，担任过什么职务，参加过什么战役，籍贯、侨居地、护照号码等等，都有详尽的记载。因此，谁有回来，谁没有回来，只要一查复员名册就一清二楚：

        简历：西南运输处机工、电工、中缅运输局电工

        

        简历：1938年11月，从泰国入广州汽车司机训练所，后于湖北湖南运送抗战物资

        

        简历：1939年3月10日参加第二批南侨机工由新加坡回国，同年分配到仰光汽车修配厂，后奉命往下关西南运输处第八修理厂当领班

        接待他们的是互助会一位年轻的女办事员。女办事员对这两个已经上了年纪的老人非常热情，尊重，这是她的本职工作，这些日子来，她不知道接待了多少批来查机工复员名册的人。她完全能够理解那些人的心情。抗战胜利了，他们总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早一天回到自己的身边，跟家人团聚。女办事员替他们翻遍了所有的复员名册，结果就是没有找到黄佑国和陈山子两个人的名字。其实，事后黄泽如和陈可镜都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因为那名册是专门为那些已经回到南洋的人记录的，而那些仍然还留在中国，不管是牺牲了的，还是跟当地姑娘结婚，抑或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够回南洋的，那个名册里却一点也不作任何说明的。而且事实是，当时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已经爆发，不管是国民政府，或是共产党，或是国民党，谁都不可能很认真地去为在抗日战争中死去的人，整理出一份比较完整的资料档案，谁也就不可能掌握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和地方游击队，包括南洋归国参战的华侨在抗日战争时死亡的确切人数。因此，埋头去查那些名册就显多余了，又不是黄佑国和陈山子已经回到南洋了，却不想回家。他们只是为了证实，才来查找那份名册的。

        但在当时，他们的整个心情，就是希望在那密密麻麻的长长的名册里，找到他们再熟悉不过的那两个名字。但是没有，他们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凉和失望。看过名册后，他们好久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女办事员看他们伤心的样子，只好编一些假话去安慰他们，劝他们别太担心了，她说那些回国参战的人都是一批一批回来的，说不定过些日子他们就回来了。黄泽如说，不是说已经是最后一批了吗？女办事员一时语塞，但马上说，是有那么个说法。

        但那怎么可能呢？最后一批不最后一批又不是谁能够制定的，得看实际情况，比如说，明天突然就又回来一批了，那么，前些日子回来的就不是最后一批了。女办事员一心就是想把假话编圆，编得天衣无缝，但仍然还是漏洞百出，尽管她也说了不少劝慰的话，两个老人哪里听得进去，他们忧心忡忡，叹气不断，担心他们的儿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因为他们心里相当明白，日本人已经被赶跑了，那时国内又要开始打内战，如果正常的话，那两个孩子早就该回来了，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回来。不回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已经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了。当然，他们也听说有一部分华侨机工仍然留在中国，并且和当地的姑娘结了婚。那更是不可能的，要知道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在南洋娶妻生子了。

        不管是黄泽如还是陈可镜，他们对自己的这次新加坡之行都失望到了极点，虽然表面上他们都装作很平静的样子，实际上内心都非常的沮丧。他们都非常清楚，他们的儿子已经不会回来了，已经永远地留在了他们父辈生活过的那片土地上了。两个人一路无语，都不说一句话。他们都在强忍着内心一种无法形容的伤痛，而且都在心里想着，回去后要如何和他们的儿媳和孙子们作交代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无法完全确定自己的儿子的生和死。而且，他们并不知道，那位年轻的互助会女办事员并没有把话跟他们说透，她并没有告诉他们，那份南洋机工复员名册其实就是由国民政府转交给互助会的，也就是说，名册上如果没有找到名字的人，除去部分留下来和国内的姑娘结婚以外，剩下的也只有牺牲或者失踪了。

        陈可镜回到家里，不用他说什么，聪明伶俐的黄佑娘从公公难看的脸色上就已经看出，自己的丈夫，她心爱的人陈山子真的出事了。她在公婆和孩子们面前不敢哭，连一滴眼泪也不敢掉，她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要命地哭起来。如果说，以前她对丈夫陈山子突然中断了来信，仅仅是怀疑他可能出事了，是没有什么根据的猜测的话，那么现在，当年回国参加抗战的南洋机工都已经一批又一批回来了，而她的丈夫却没有回来就证明自己当初的担心没有错，并不是无来由的乱猜测和瞎担心。

        她突然觉得此时此刻的她是那么的想念自己的丈夫，丈夫一会儿离她是那样的近，一会儿离她又是那样的远，使她弄不清楚到底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里。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骂着日本鬼子发动的那场惨无人道的战争，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要是没有日本鬼子，她的丈夫就不用回国打仗了，也就不会死了！骂完日本鬼子，又骂起丈夫陈山子：你的心也太狠了，你不是答应过我要好好活着，等抗战一胜利就回来的吗？你的承诺到哪去了？你为什么就说话不算话了？你现在到底在哪呢？你就是真的死了，我也想见见你的尸首，可是你什么都没有，你到底是死是活？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人？你这样还叫我怎么安生，你叫我这后半辈子要怎么过？

        与黄佑娘一样，几天来，廖红玉也一样在经历着一场心灵的煎熬。她坚信自己的丈夫一定没有死，也坚信自己的丈夫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其实，黄佑娘也好，廖红玉也好，南洋许许多多和她们一样失去儿子，失去丈夫的母亲和妻子们也好，她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当初日本人打到自己的祖国了，儿子和丈夫们回到祖国抗日救国，她们顾全大局，舍小家保大家，让出了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她们天天在家里等呀盼呀，就指望盼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那时，儿子和丈夫能够平平安安从祖国回来，他们一家人又能够和从前一样，过上团圆和平安的日子。

        如今，儿子和丈夫一去不回头，你叫她们怎么能够接受？请千万别强求每个人都必须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和思想境界，那是一点也不现实的，那么多和他们一起去祖国服务的机工，该回来的都回来了，而她们的儿子和丈夫至今仍然没有回来，那就是现实。也许，对于整个南洋，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一场战争死去那些人不算什么，可是对一个家庭来说，牺牲和损失却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这根顶梁柱倒了，被抽去了，年幼的儿子从此失去了父亲，年迈的父母从此失去了儿子，青春年少的妻子从此失去了丈夫，整个家庭从此都要为这个男人的牺牲背上沉重的心灵枷锁，那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一辈子的，那种痛苦和心里负担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体会得到。

        对黄陈两家人来说，好在这件事都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也就是说，他们至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关于黄佑国和陈山子牺牲的确切消息。没有得到证实本身就是一种希望。战争年代，什么样的奇迹都有可能发生。两家人于是在一种殷殷的期待中过着日子。他们都在期盼着有一天，他们的亲人会在他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给他们一个惊喜，让他们为他们的归来大哭大笑着。那么，那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他们谁也说不准，也说不清楚，也都没有说出来。他们只能等待，再等待。那是他们最后的一线希望了。他们都在心里默默祈祷着，坚守着。寄希望于梦想成真，寄希望于那一天能够真正到来。

        但是，那种渺茫的等待终于有一天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撕开口子的不是别人，而是当年黄佑国的汽车连连长郭德海的那个南洋堂弟郭东昌。原来，抗战期间，郭东昌曾经追随贺龙的部队在晋西北南征北战，为消灭日本鬼子，立下汗马功劳。抗战胜利后，他又跟随贺龙的部队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腿部负伤，左下肢被截断。由于无法继续适应部队生活，几经辗转，回到了南洋。那时，已经是一九四八年了。郭东昌在要离开祖国的那个晚上，接受了堂兄郭德海的一个嘱托，郭德海让他回到南洋后，无论如何要找到黄佑国的家人，告诉他们黄佑国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郭东昌于是找到了黄泽如。

        那天，刚好黄泽如一个人在家里，廖红玉和孩子们都上橡胶园去了。听到这个消息时，黄泽如倒很平静，静静地听着，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好像他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一样。当郭东昌走了后，他却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水夺眶而出，无遮无拦地放声大哭了一场。廖红玉回家后，黄泽如并没有告诉她关于黄佑国的消息，他不想让她受到那种打击。他和她之间，早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在各自的面前，再也不提黄佑国的事。他们力求做到平静地生活着，就好像是黄佑国眼下还在中国，只是暂时因为脱不开身没能够回到南洋一样。其实，他们彼此之间都知道他们是在相互隐瞒，相互欺骗，但是，不管是隐瞒还是欺骗，他们都必须小心翼翼地去做，生怕把那层纸捅破了，或因自己的一时感情流露而使对方受到感情伤害。

        不过，黄泽如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他的亡妻，高兰香。

        高兰香的坟墓仍然还在垦场里的那座小山坡上。每年，除了清明节黄泽如会带儿孙们去扫墓外，只要手头没什么事，只要心里有伤心难过的时候，黄泽如就会一个人悄悄到高兰香的坟前坐一坐，陪她说说话。抗战爆发前，他决定把那些死去了的垦民的骨殖运往祖国时，曾经有过一个念头，那就是把高兰香的遗骨也先运回去，埋在祖家的坟地上，等将来他老了，死了，也让孩子们把他的遗骨再送回去，与妻子葬在一起。但是那个愿望并没有实现，日本鬼子入侵中国，几年的抗战紧接着又是几年的内战，把他的一切计划都打乱了。现在他已经老了，已经满头白发了，他知道，他的那个愿望已经很难实现了。他实在无颜面对那些死去了的乡亲们。

        春日的阳光把坟地照出了一点暖意。经过一个冬天的生命凋落，草木已经开始返青，萧瑟的坟地开始孕育出莹莹的绿色。站在坟地前，黄泽如心里有无尽的感慨，他想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这些垦民包括他的妻子高兰香埋在这里已经有几十年了，他自己也由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记得小时候，祖母对他说，人生就像翻一本书，不用翻几下，一本书就翻到头了。那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子，人生才刚刚开始，死亡离他太遥远了，一点也没能理解祖母话里的深层含意。现在再回过头去想祖母的那些话，就觉得人生真的就像祖母说的那样，短暂得就像是在做了一场梦。梦醒了，一辈子也就完了，人生也就结束了。

        现在，面对长眠在地下的高兰香，黄泽如想不出要对她说些什么。但是，他们的儿子黄佑国的事他是一定要说的，他就是专门为了黄泽国的事来的，那是他们共同的儿子。他告诉高兰香说，他对不起她，是他没能够保护好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已经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再也回不来了。他请高兰香能够原谅他，宽恕他。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的儿子没有白死，他们的儿子不但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还为做父母的争了光，为黄氏家门争了光，就像当年他的兄长黄泽国，随邓世昌驾舰冲向敌舰，以求共亡，谱写一曲甲午海战浩然正气歌一样。黄家多忠烈，按儿子的爷爷黄敬芳的说法，他们的儿子又为黄氏门庭攒了一块金字招牌。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如果儿子的爷爷现在还活着，该会有多么的高兴！而且，和当年黄佑国的伯父黄泽国完全不同的是，他们的儿子参加的抗日战争已经把日本人打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黄泽国的北洋水师当年却没有把日本人从中国赶跑，反而是因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朝政府忙着和日本人签下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干尽了丧权辱国的事。如此说，他们儿子的牺牲也值了。

        离开了高兰香，黄泽如漫步于垦场中。几十年过去，垦场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当时刚刚建场时的情景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垦场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垦场了，它已经向周边扩展，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诗巫市了。他不知不觉走到了当年自己一家人在垦场住过的旧屋子前，原先的屋子还在，只是早已经残破不堪，让人看了心生凄凉，感叹岁月可以改变一切。当年黄佑国和黄佑娘兄妹两人亲手栽种的榕树也还都在。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沧桑，两株榕树正当盛年，挺拔，苍翠，充满生命的活力。黄泽如还记得当年他让两个孩子栽种榕树时的情景，他让他们一铲一铲地给榕树培土，浇水，他对两个孩子说，家乡到处都栽着榕树，让他们在南洋栽上榕树，就是让他们别忘了家乡，别忘了自己的家在中国。如今榕树还在，儿子黄佑国却已经不在了，儿子已经永远地回到故乡，和故乡的榕树融为一体了。

        几个月后，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即将举行建国庆典的前几天，消息就已经传遍南洋了。南洋各大小报刊上都刊登了相关的消息，还刊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国旗等图案。封建王朝被推翻了，日本人被赶走了，内战结束了，国家从此自主独立了，南洋人无不奔走相告，他们为自己那个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欣喜若狂。那个喜讯倒是黄家第三代华侨、黄佑国的儿子黄家勋和他的弟妹们最早带到家里的。黄家勋以及他的弟妹们曾经私下里不知道有多少次，和他的母亲廖红玉谈论过他父亲黄佑国的事。他们分析，黄佑国如果在抗日期间没有牺牲，按照常理他早就应该回来了，他不可能是那种弃家而不顾的人。但是抗战后，黄佑国并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消息能够证明黄佑国已经牺牲，那么，中间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已经跟随共产党的部队加入解放战争的大军了。黄佑国当初一回到国内就直奔延安共产党的部队，这一点他们早就知道了，抗战结束，黄佑国和共产党的部队一道参加解放战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问题是现在全国解放了，共产党已经坐下了江山，黄佑国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不回南洋来了。

        因此，这几天，不管是黄家勋和他的弟弟妹妹们，还是廖红玉，心情都特别激动。他们都坚信黄佑国要回来了，如果说过去对黄佑国的种种猜测是一个个谜的话，那么，现在就到了要揭开谜底的时候了，要说大家心情不激动那是不可能的。黄家勋甚至找爷爷黄泽如证实，现在全国解放了，他的父亲黄佑国会不会回来？黄家勋问这句话时，廖红玉也在场，这让黄泽如很难回答，他迟疑了一下，装作很肯定的口气说，当然要回来了！你们爹很快就要回来了！

        黄泽如发现自己在说这句话时没有一点底气，心酸得就怕落下泪来。心里想，自己是不是不该把儿子牺牲的事隐瞒了那么多年，也没告诉廖红玉和她的几个孩子，让他们在作毫无希望的等待？那样做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呢？但想来想去，他真的弄不明白到底要不要向他们摊牌。没想，黄家勋却把爷爷的话当真了。那时，南洋华侨为了庆祝自己祖国的建国庆典，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红灯，喜联，鞭炮之类的东西，仿佛要过年一样，整个南洋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黄家勋除了准备那些东西以外，还去买了很多的红布，他让他的母亲廖红玉照着报纸上国旗的样子，裁剪缝制着一面面的小国旗。建国庆典那天，他叫来弟弟妹妹，把那些红旗全部挂在橡胶园里，那是他们的爷爷和父亲亲手栽下的橡胶树。半天时间不到，橡胶园成了一个红色的海洋，无数面的小红旗迎风飘扬，仿佛在向祖国人民招手和问候！在黄家勋他们心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等于他们的父亲黄佑国快回来了！他们在心里无数次地在呼唤着：爸爸！你快回来吧，我们在等着你！

        这天晚上，黄泽如让黄家勋请来陈可镜一家人到橡胶园一起吃饭，庆祝祖国解放。两家人一时沉浸在欢乐的喜庆气氛之中。酒后，只剩下陈可镜和黄泽如两个人在慢慢喝茶，尽管祖国已经解放，但一想起儿子的事，心里就难免沉重。这时，陈可镜试探性地问黄泽如说，泽如，你说，他们两个孩子还会回来吗？黄泽如不知道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他反问陈可镜说，你说呢？依你说他们会不会回来？陈可镜说，你是真的糊涂，还是给我装糊涂？黄泽如说，我本来就什么也都不知道的，为什么要装糊涂？陈可镜看黄泽如不想把那件事说出来，也就把本来想说的话收回去不说了。实际情况是，那天，陈可镜去古晋办事，结果就遇上了那个从中国回到南洋的伤兵，黄佑国原来部队汽车连连长郭德海的堂弟郭东昌。由于他是从中国参加抗战回来的，话就特别的多，两人无意中就说到了黄佑国牺牲的事，郭东昌还告诉陈可镜说，他已经把黄佑国牺牲的事告诉给黄泽如了，陈可镜心里就想，好你个黄泽如，你连我这个亲家都瞒了。不过想想如果他作为黄泽如，也不见得要把这件事拿到外面说去，那毕竟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他自己还不是一样，明明知道自己的山子已经牺牲，已经不可能回到南洋来了，他也从来不想找一个人说出来。

        故事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需要再交代的是，黄陈两家当然不可能等到他们想等的人黄佑国和陈山子。两年后的一九五一年冬天，一个寒风劲吹的夜晚，黄泽如在南洋家中病逝，享年七十二岁；几个月后，陈可镜也随之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他们辞世的时间，头尾相差才不过几个月时间。陈可镜在要离开人世前，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话，那时，他的妻子李清华守在他的床前，李清华仿佛听到陈可镜嘴里含混不清说了一句：我要找山子去了！就撒手走了。后来，李清华多次认真地回忆着陈可镜说过的那句话，觉得陈可镜当时确确实实是在说，他要找山子去了。他不可能说别的什么。

        黄泽如在临终前则向黄家的第三代华侨，他的孙子们交代了许多他想交代的事，其中有一件事他觉得特别的重要，他说当时他已经答应那些已经死去了的垦民们，有一天要把他们的遗骨运回中国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使得那件事一直没能够着手去做，他让他的孙子们一定要替他去实现那些垦民们的愿望。他说，如果那件事他的孙子们没有替他去做的话，他就太对不起那些已经长眠在地下的垦民们了。黄泽如在说过那些话后，就平静地死去了。黄泽如觉得自己已经向一个他熟悉也不熟悉的地方飞去，那里有高兰香，黄佑国，还有陈淑娴。他似乎还看到了他的兄长黄泽国，和他的父亲黄敬芳。在看到父亲的那一刻，他在心里想，当初他因参加维新运动，让父亲伤心到了极点，骂他不该和朝廷作对，和国家作对；那么现在，父亲见到他时到底会说他些什么呢？父亲还会不会那样骂他呢？他在想，如果这回父亲还那样骂他的话，他一定要好好跟父亲解释，他要好好地对父亲说：爹！你千万别那样骂我，我真的好冤好冤哪！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参阅过王炳根的《诗巫回忆》，刘子政的《黄乃裳与新福州》，詹冠群的《黄乃裳传》，陈达娅、陈勇的《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等书及资料，在此对以上著作者表示深深的谢意！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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