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泽如和陈可镜两个男人，一门心思扎在“新福建”垦场里，垦场办得相当的顺利。经过几年的努力，垦场终于有了起色，一切都已经进入了常规化和正常化，季节来了，该种的种，该收的收，倒也不误农时。中国农民是最容易满足的一群人，粮食是他们的天，是他们的父母，有了吃的，有了穿的，垦区里该有的已经都有了，他们还图什么？到了这时，他们才开始体会到黄泽如和陈可镜带给他们的好处，对他们，垦民们从内心里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

        但是，垦场还是不断地碰到许多的问题，那些问题大多不是发生在垦场内部，而是来自于垦场外部的沙捞越政府。

        前面提到，文莱亲王当年把沙捞越双手奉献给布鲁克时，英国人便拥有了沙捞越这片土地的话语权。他们不可能不推行自己的语言教学，为了驯化外国，特别是从中国来的移民，政府想方设法让他们学习英语，各种各样的英办学校随之遍布沙捞越的每个角落。这其中也包括成年人英语补习班。沙政府规定，不管是沙捞越的当地土著或者外籍移民，只要你连最为简单的英语会话都不能够掌握，就必须接受英语补习班的英语培训。那种补习班是常设的，随到随学，不分生员人数多少。“新福建”垦场一创办，沙政府自然就把目光盯在了这里，因为这里拥有一千多名的英语盲。于是索性派老师到垦区里办起了英语补习班。从这一点看，沙政府是太不了解这群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了，他们不可能知道中国人那种尽管离家离乡几十年，仍然乡音未改的独特的故乡情怀。结果，补习班办起来后门可罗雀。尽管负责办班的英国老师一再上门作动员，仍然没有人愿意去上课。这让沙政府感到惊异以至忿忿然。在他们眼里，这群中国人确实非常聪明勤劳，但却非常难管。

        这中间，垦场还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事，那件事来得实在有点突然。

        沙捞越第二代拉者查理士·布鲁克当初和黄泽如他们签合约时，做梦也不可能想到，那片长满各种野草灌木，只有那些野兽出没，荒凉得不能够再荒凉的地方，短短几年时间，竟会被这群来自中国的农民治理得像是人间天堂。而作为黄泽如和陈可镜来说，当初他们创办垦场的本意，也是为了给穷苦的同胞谋一条生路，建一块海外乐土。他们的构想是把垦场建设成为一个以种植为主，经济完全独立的社会单元。在这个单元中，人际之间有着民族血缘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友好往来，平等相处，除了受沙捞越政府的法律约束外，还得遵守本民族所属地域的传统与风俗习惯。他们还可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文化教育、商业机构、医疗保障等等。黄泽如他们并不想使自己最终成为一个大农场主，大种植主，他们的整个思想就是力图在沙捞越诗巫这块异邦土地上，建立起一个生产生活方式与祖国故乡同样模式的华侨社会。而且，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回到中国去，也就是说，眼下在南洋，不过是因被满清政府抛弃所作出的权宜之计。他们，特别是黄泽如，他是不可能永远地呆在南洋的。他知道，他和中国之间，在冥冥之中总是被一条看不见的带子牵联着，那条带子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他走到什么地方，也永远不可能被拉扯断。

        在这方面，黄泽如他们的想法和沙政府没有什么矛盾和分歧，以沙政府当时的人口政策，旨在鼓励当地人多生多育，虽然也不反对中国移民，但总体上对中国移民是有所控制的，他们不过是想通过吸收中国移民来改造本土一些落后的和未开发的产业。因此，黄泽如他们所采取的生活方式和沙政府之间没有根本上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在创办垦场的初衷上，沙政府和黄泽如他们是严重不一致的，这一点，在当初签订《垦约》时，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显现出来，但到了垦场日渐走上正轨，已经初具规模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显得相当尖锐和不可化解，突出表现在垦农如何对待吸食鸦片的问题上。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沙捞越政府的税收有很大部分取之于赌场和烟馆。按照沙政府的传统做法，鸦片和赌博多交给被认为是可以信任的中国人去经营，凡开港辟埠的港主同时也获得鸦片专卖与赌博的经营专利。当时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也相继仿效沙捞越的做法，许多包工还有意引诱契约劳工吸食鸦片和赌博，以便有效地控制他们。

        事实上，沙捞越第二代拉者查理士·布鲁克在当初和黄泽如签订合约时，就已经对黄泽如作出了错误的理解和判断。对他来说，一个千余人的大垦场所消费的鸦片与进行赌博，对政府的税收来说至关重要，况且垦场一旦成功，人数还可大增，所以，他认为很有必要在合约里专门为此立一条款。问题是布鲁克虽然位居沙捞越王，却无法理解中国人黄泽如，更不会想到黄泽如会白白放弃一本万利的机会。他以他一个西方人的惯常心理猜度着这个来自东方古国的年轻人黄泽如，倘若不是为了赚钱，他为什么要创办垦场？他更无法想到黄泽如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吸食鸦片和赌博。因此，早在与沙王签订合约时，他就明确表示要放弃经营鸦片专卖与赌博的权利，他说他办垦场是为了造福同胞，而不是要去害他们。但后来为了让沙王与自己顺利签下合约，他不得不作出让步。而布鲁克二世出于道义的考虑，也不能逼之过甚，何况他那时考虑更多的是大规模垦民的入境，他不可能因为将来的事而误了眼前的大事。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垦约上的第十三条关于鸦片与赌博部分的措辞既谨慎又微妙，或者说有点含糊其辞。

        那上面这样写着：政府不准许任何人在垦场内开赌，或与移民赌博。如政府与包工人斟酌认为可以举行时，亦以移民之间为限，但仍需其领袖监视。至于鸦片，不准外人在垦场内售卖，必要时政府得与鸦片包办人商定，准由移民领袖在垦场内售卖。

        条款归条款，别的条款可以无条件执行，但是这种条款，黄泽如怎么说也无法接受。作为一场之主的黄泽如，他再糊涂也不可能糊涂到让自己的同胞吸食鸦片开设赌场的地步。一个鸦片，差点把中国给毁了。道光年间，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都能以“因鸦片泛滥，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纳之银”上书朝廷，将英美商两万多箱鸦片在虎门付之一炬。他黄泽如岂能为了一己之利，而干出那种伤天害理的勾当？他难道连自己的老祖宗都不如？

        但问题就糟糕在这时的沙王已经把那件事当真了。他想在垦场获取利益的心情已经实在等得太久了，以至于等得他心烦气躁，对黄泽如产生了深深的怨气。一个是从黄泽如拒绝在垦场里出售鸦片，开设赌场的事情看，他觉得黄泽如并不是他理想的合作伙伴。而现在不合作，将来就会在更多方面的事情上不合作，一旦垦场有新的发展，实力增强，那就更难驾驭。二是感到政府对垦场的直接干预太少，获利太少。现在的状况是垦场的一切事务都由黄泽如单独处理，政府所做的不过是为垦场服务的事务性工作，如修建路桥，运输等等，反显得处处被动。作为他来说，这些都不是他能够容忍的。他不可能让时间一年又一年地白白流逝过去，却未能在垦场抽取毫厘。

        为了这件事，他曾经多次派人到垦场通知黄泽如开设赌场和经营鸦片，黄泽如却一直置若罔闻，根本没有把他的话放在眼里，这让他愤怒不已，觉得自己不可能继续跟黄泽如合作下去，他必须把黄泽如赶走，重新找一个听话的人来管理垦场。于是，在一个天气不好也不坏的日子里，布鲁克终于亲自带着他的随从来到了这个他从来没有到过的垦场。布鲁克首先被那块巨幅“新福建垦场”吸引住了，他一点也不懂汉语，这时他问随从那上面写的什么，随从立即向他如实作了报告。布鲁克马上心生不悦，说，这里是沙捞越，是诗巫，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大英帝国的，怎么可以叫“新福建”呢？简直乱弹琴！一个随从说，这事当初在合约里就是这样写的。布鲁克认真起来说，合约里真的是这样写的吗？随从说是。布鲁克说，我当时看来是犯糊涂了！

        沙王布鲁克找到垦场，准备对黄泽如他们兴师问罪的时候，黄泽如和陈可镜其实还一无所知。黄泽如当时还站在讲台上，给他的学生们讲述远离他们的文明古国和祖国的美好河山。在那些学生当中，除去佑国、佑娘和山子外，其他学生多为居住在垦场附近的侨民子女。他们过去因没学可上，呆在家里。听说垦场办了学校，便都来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那些垦民的子女，他们是前几年刚刚随他们的父母从中国来到南洋的。他们不像那些在南洋出生的孩子，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祖国到底是啥样子的，他们就是从那边来的。尽管他们还小，不可能像大人一样对自己的祖国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但他们毕竟对自己的祖国是了解的，正因为了解，他们才觉得自己的祖国并没有像黄泽如说的那样好。这时便有学生说，黄老师，你把咱们中国讲得过分好了，我们咋就没看出来呢？如果真的那么好，我们还到南洋来干什么？黄泽如说，我们中国眼下是一点也不好，朝廷腐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但那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好起来的。又有学生说，黄老师，那一天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呢？黄泽如想了想说，我也说不准。不过，依我看，就算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你们这一代人总可以看到吧。

        说话间陈可镜匆匆忙忙赶来告诉黄泽如说沙王布鲁克来垦场了，这让黄泽如大出意外，他更不可能想到沙王是专门到垦场来跟他们下最后通牒的。布鲁克告诉黄泽如说，他一直非常关注垦场的发展，现在垦场已经初获成功，移民来了，荒地也开垦出来了，而且经营的各种作物都有了尚属满意的收获。因此，当初垦场刚开办时向政府借贷的那笔三万元债务一天也不能再拖下去，应该立即归还了。他让黄泽如必须在五天之内把钱还掉，否则，政府将采取强制措施加以干涉。从布鲁克的角度上说，那三万元确实不是一笔小数字，因为当时沙捞越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几十万元而已。

        布鲁克非常精明，他不可能跟黄泽如他们就事论事，直截了当说他对黄泽如他们不按照他的意愿去做表示不满，想把黄泽如换掉，让一个他们认为可以控制得住的人去当场主。他使黄泽如所感觉到的不过是他在正当的履行一桩公事。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他知道，他的这步棋一走出去，黄泽如自然会作出两种选择：其一，按照沙政府的意愿，马上在垦场开设赌场，销售鸦片；其二，还不起钱，卷起背包离开垦场。其中前面一点，沙王不抱任何希望，觉得要一下子让黄泽如屈服于他，那是很难很难的，如果那么容易改变黄泽如，几年时间，黄泽如早就按沙政府的意思去做了，也不会拖到今天。后面一点，不是说黄泽如就可以做到，而是更难以做到，或者说，根本就没办法做到。布鲁克心里太清楚了，眼前要让黄泽如拿出三万元，简直比上天还难！

        既然两个条件都无法做到，那么，接下去就得由他布鲁克说了算了。黄泽如就得老老实实离开垦场，垦场就得按他的思路去经营去发展。垦场说到底还是他英国人的土地，而不是中国人的土地。

        黄泽如万万没有想到沙王布鲁克二世竟会作出这样粗暴的决定。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说实在的，在过去几年里，他什么苦都吃过，他克服了；同胞们近乎无理的埋怨，甚至于责骂，他都挨过，他忍了。他一心为的是在这异国的土地上，替穷苦的同胞建一基地，谋一条生路。他一心就是想按照与沙王签订的条款，把垦场建设好，但现在他已经看出来了，沙王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目的不在于那几万元的钱，而是要让他按照沙王的意愿办垦场，也就是说，他必须让他的同胞们去吸食鸦片，去开办赌场。而那些却是黄泽如所深恶痛绝，所不能接受的。哪怕让他放弃垦场，他也不可能叫他的同胞们去干那种事，那是谋财害命，是把自己的同胞推向死地。

        陈可镜也已看出这是沙王有意在为难他们，沙王带着他的随从们才走，他就破口大骂，骂那些黄毛什么狗东西，脸一转过来就变成屁股了，比什么都臭！他对黄泽如说黄毛的意思不就是要我们还钱吗？我们就想办法把钱给还了，偏偏就是不按他们的意思去做。

        黄泽如说，三万元钱就那么容易还吗？他们就是欺侮我们没有偿还能力，才敢跟我们下这么大的赌注，要是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就把钱给还了，他们就会想出别的什么名堂来治我们。反正他们就是要让你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

        陈可镜揣摩着黄泽如的表情说，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总不可能真的在场里卖鸦片，开赌场吧？

        黄泽如说，你没看出来吧，他们的目的在我，主要是想把我搬开，赶我走。要是我一离开这里，换了别人来当场主，他们兴许就不会急着要场子里还那三万元钱了。

        陈可镜一惊，马上明白了黄泽如说的是什么意思，忙问道，怎么？你想离开垦场？

        黄泽如说，不离开又能怎么办？

        陈可镜激动起来说，你是不是怕了？你想逃跑了？你也不想想，你走了，垦场要怎么办？垦场一千多个乡亲要怎么办？我告诉你，大家是不可能让你走的。你以为你一走，就一了百了了？你也不想想看，就算你走了，他们也必然逼迫新的场主在场子里销售鸦片，开设赌场，这一点你想到过没有？难道你真的愿意看到我们亲自从中国招募来的同胞乡亲到南洋来吸食鸦片，来赌钱？你的良心就说的过去吗？

        黄泽如的压力，还来自于家庭。回到家里，黄泽如把他打算离开垦场的事情一说，不管大人小孩，谁都表示反对，尤其是高兰香，说什么也不能够接受，她说一家人的日子好不容易才变得稳定下来，现在又要离开，今后一家人该到哪里去重新找生活？

        黄泽如被问住，一时竟也答不上来。从他自身来讲，到现在为止，他还真的不知道如果离开垦场，一家人该到哪里去落脚。但是，他能够有什么办法呢？他就是把天想塌了下来，也没办法解决面临的问题。他说，沙王就是成心要赶我们走的，我们不走能行吗？

        高兰香说，难道就不能够想想别的办法吗？

        黄泽如说，还能够有什么别的办法，该想的我都想过了。狗娘养的黄毛，他们就是欺侮咱们中国人穷，才那样嚣张的。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结。五天还款期限一到，形势急转直下。因为无法偿还三万元借贷，这天下午，沙政府从古晋派了两个人来到垦场，把黄泽如给带走了。陈可镜急了，上前跟政府的人理论，他说，你们凭什么要带他走？政府的人说，他们也是奉命行事，拉者布鲁克想请他去古晋一趟把事情讲清楚。陈可镜说，讲什么事情这里不能讲为什么非要到古晋去讲？黄泽如说，可镜兄你别怕，我跟他们去一趟好了，他们总不可能把我杀了。陈可镜叫道，泽如你千万不能去，那些黄毛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如果一定要去我也一起去好了。

        政府的人冷笑笑说，好呀！想走一起走呀！陈可镜哪能上他们的当，这时他看见他的表弟陈长喜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便冲陈长喜大声喊着，长喜快过来，政府抓人了！这一喊不要紧，那时刚好是中午时分，垦民们还没下地，都在自己的家里，听说政府抓人，一下子跑出来好多人，看政府的人果然要把自己的场主带走，说什么也不同意，硬是从政府的人手里把黄泽如给夺了回来，那阵势就差没把政府的人给打了，吓得政府的人慌忙逃回古晋报告拉者去了。黄泽如知道这下把事情闹大了，心里暗暗埋怨陈可镜多事，弄得事情更加不可收拾。果然，当天下午，政府派了几十个官兵，还带着枪，气势汹汹直扑垦场而来，不由分说，就把黄泽如和陈可镜给带走了，罪名是：妨碍政府执行公务。

        就在黄泽如他们被政府官兵强行带走后的第二天，高兰香收到了一封来自新加坡的紧急信件，拆开一看，全家人都傻眼了，原来，信是高伯写来的，高伯在信里告诉他们说，他恐不久于人世，他好想最后见他们一面，他希望他们能够满足他最后的这个愿望。

        接到信，高兰香先呜呜哭了起来，心想，生活对她们真是太不公平了，灾难接二连三而来，丈夫才刚刚被抓走，父亲又来不好的消息了。她想，当初怎么会那样糊涂，把他一个老人丢在新加坡？要是让爹一起来沙捞越就好了，就不会有这种事了。爹一定是一个人在那里太辛苦给累的。

        到了这种时候，只有后悔的份儿，说什么都来不及了。一家人当下收拾行李，去和李清华道别，因为陈可镜也一起被官兵抓走，一家人正急得不知要怎么办才好，大人小孩都哭哭啼啼的。高兰香也不忍心多说什么，和他们打了声招呼，就带着两个孩子匆匆忙忙往新加坡赶。到了新加坡，高伯已经只剩下一脉气息了。都想着，要是来迟了一步，恐怕连见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了。高兰香“爹爹呀！”喊了一声便扑在父亲的怀里大声哭着。边哭边说，爹，你这是怎么啦？你不是答应过我们有一天我们要一起回到中国去的吗？你不能够就这样走了，我娘还在家里等着你，你怎么就这样子走了呢？你快回答我，快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高伯声若游丝说，我连做梦都想有那么一天，但是我已经没有那一天了。我已经回不去了，我对不起你娘……

        高伯终于走了。一家人哭得最凶最伤心的要数高兰香了。高兰香痛哭流涕，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不要命地在哭着。高兰香在拼命哭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丈夫黄泽如，联想到丈夫已经被官兵抓走，凶多吉少，一家人很快就要被赶出垦场，重新过那种流浪的日子，高兰香就觉得控制不了自己了，不禁越哭越伤心起来。

        高兰香注意到，父亲在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当儿，父亲用手指头朝着远处的方向指了指，好像极力想说些什么，但没等说出来就断气了，父亲的这个动作给她和两个孩子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悬念，想来想去也想不通他所作的那个手势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想到后来，高兰香倒是想通了。心里想，爹一直都想着要回中国去。他一定是想让他们有机会把他的遗骨送回老家去的。除此之外，高兰香想不出父亲还会有什么话没有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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