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的

        苏童是当代大陆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他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红粉》等一系列作品倾倒海内外读者。这些作品多以想象的南方城镇为背景，回顾历史人情，状写风月沧桑，笔触细腻精致，而字里行间透露的神秘颓废气息尤其引人入胜。

        作为一个专志的作家，苏童显然不希望原地踏步，重复已然叫好的题材。最近十多年来他屡屡寻求突破，像《蛇为什么会飞》白描现代都会志怪，重写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传说，都可以看出努力的痕迹。然而这些作品刻意求变，反而事倍功半，不能让读者满意。

        的出现代表苏童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部长篇小说应该是他近年最好的作品。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靠河的小镇上。混沌的河流，一切如此荒凉，只有当漂流河道的船队靠上岸边时，才带来一阵骚动。少年库东亮生活在船上，对岸上的世界有无限好奇；东亮的父亲库文轩却以戴罪之身寄居船队，再也不愿离开。与此同时，身份暧昧的女孩慧仙一心要上岸出人头地。库家父子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女孩慧仙是否能够成就自己的野心？烘托这些情节的，则是一段神秘的历史，还有眼前铺天盖地的运动。

        熟悉苏童的读者会发现汇集了不少他此前作品常见的题材：变调的历史，残酷的青春，父子的僵局，性的诱惑，难以言说的罪，还有无休止的放逐和逃亡等，共同构成苏童叙事的语码。如果我们仅仅专注情节主题的安排，也许并没有太大突破。然而细细读来，我们发现比起《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或是《刺青时代》，写作的苏童毕竟有所不同。他的叙事变得缓慢绵密了，而他对人物情境的铺排有了以往少见的纵深。更重要的，苏童所擅长的抒情语气现在有了更多沉思、反讽的回声。这些改变不仅标示了一位作家的成长，也同时提醒我们当代中国小说语境的变迁。

        的故事由库文轩、库东亮父子的紧张关系展开。库文轩号称是革命烈士之后，借“烈属”之名，很有一些得意日子，私生活更是多彩多姿。但有一天他的身份突然出了问题，一切急转直下。库被贬到居无定所的船队里，成了一个猥琐的怪胎。但即使到了最潦倒的地步，库不能忘情他的背景，以及象征他的家史的烈士纪念碑。

        碑的喻义在此不言可喻。碑铭刻历史，封存记忆，更以它坚挺的存在成为男性魅力的表征。库文轩的历史正确性和他的性能力成正比，良有以也。然而苏童要写的恰恰是纪念碑作为一种历史“雄伟符号”的虚构本质，以及这一雄伟符号与（性的）狂欢冲动的消长关系。库文轩自命身份不同，竟然真借“势”而起。但一旦失去了历史的加持时，他岂能全身而退？他的自我阉割轻易成为身体即政治的寓言。

        库东亮随父亲漂流河上，俨然承袭了父亲的罪，但他不能拒绝岸上的诱惑。这一部分苏童写来最是得心应手；隐讳不明的家族历史，青春的躁郁和悸动，让东亮辗转难安，而在那样的年代里，他的叛逆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出口。透过这个船上少年的眼睛，苏童写出了河与岸的相互牵连，河与岸的格格不入，种种暴力因素，一触即发。而东亮终必明白，所有的事物就算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各有它的阴暗面，无论如何追寻反抗，也难以厘清其中的奥秘——或所谓的奥秘根本是空无所有。革命历史如此，风花雪月也如此。

        苏童曾是先锋派作家的一员，一向善于拆解历史、遐想虚无。不论是《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架空早期历史，或是戏拟中国王朝盛衰，都是好的例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现实主义兴起，苏童又证明他也是白描世路人情的好手，尤其是像《刺青时代》这类反映少年启蒙的故事。基本结合了这两类叙事的特征。借着库文轩可笑可怜的一生，苏童不断嘲讽“历史”的意义到底何在。但苏童也明白历史作为一种生存经验的积累，并不因此就被掏空：库东亮的成长如此艰难，实实在在地演绎出另一种国家大叙事所不能企及的欲望与惶惑。

        苏童以往以女性角色享誉，中的代表人物是慧仙。这个女孩从小流落船队中，却不甘于现状。她上了岸，凭着样板戏《红灯记》女英雄李铁梅的造型崛起。但是慧仙到底是俗骨凡胎，她卑微的出身和她的虚荣任性注定了她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慧仙其实是库文轩的翻版。库借着烈属身份吃香喝辣，慧仙则靠着样板戏人物风光一时。一块烈士纪念碑或一盏道具红灯成了他们历史身份——角色——的护身符。政治信仰和恋物崇拜在此混为一谈，苏童对意识形态的讽刺莫此为甚。当这两人所依附的符号物被褫夺，他们立刻被打回原形。

        的中心是库家父子的紧张关系，慧仙部分的情节并没有完整地发挥。但苏童对这个角色是有感情的。慧仙性格的缺点显而易见，就像十九世纪自然主义小说里的女主角们一样，环境和遗传是她的宿命。但比起苏童早期小说里那些气体虚浮的女性角色，慧仙轻浮却又强悍、天真却又世故，这使她成为一个饱满可亲的人物。慧仙的命运在小说最后悬而未决。想象中大时代过后，这样的女性是要在新时期继续闯荡的。

        对苏童而言，还有一个要角——河流。苏童对河流意象的迷恋其来有自。河是联结作家心目中“南方”的动脉，深沉、混沌、神秘，穿乡过镇，流淌到不可知的远方。河不受拘束，有时泛滥，有时枯竭，莫测高深。相对于河的是岸，那律法与文明的所在，限定河流走向的力量。苏童曾在散文写道，“岸是河流的桎梏。岸对河流的霸权使它不屑于了解或洞悉河流的内心”。然而，“河水的心灵漂浮在水中，无论你编织出什么样的网，也无法打捞河水的心灵，这是关于河水最大的秘密”。

        这几乎像是为所做的告白了。库文轩因为伤风败俗，被逐到船队上，他恐惧岸上的迫害和蔑视，但又不能忘情耸立岸上的纪念碑。这是他的悲剧根源，他抱着纪念碑自沉的结局，因此并不令人意外。河与岸的纠缠更表现在库东亮和慧仙的欲望和行动上。在河与岸的交界、文明与欲望的边缘上，两人不断铤而走险。小说最后，东亮被禁止上岸，慧仙落地生根。但是两人真能就此打住么？

        再将眼光放大，我们记得这两个年轻人都出身河上的船队。船队随着河流上下，处处为家；船民们背景复杂，贫困无文，因此被岸上的人视为贱民。经年累月，他们漂流四方，俨然成为一群异类。苏童写这样一群人并不乏浪漫的投射。时代天翻地覆，漂流在河上的船队反而像是乱世里的“方舟”了。然而船队又岂能真正遗世而独立？恰恰相反，船民藏污纳垢，钩心斗角，而岸上的憧憬——和补给——永远蛊惑着他们。换句话说，这未尝不是一队“愚人船”，库家父子和慧仙不过是其中的抽样而已。

        历史长河缓缓地流到了新的世纪。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作家现在也已经人到中年。回首来时之路，他们近年纷纷写下曾经刻骨铭心的记忆。毫不意外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作家们的青春时代——成为书写的重心。但这段历史在他们笔下何其不同。余华的写出从禁欲到纵欲的一体之两面。王安忆的将那个时代视为辩证青春与知识的契机。林白的《致一九七五》则致力描绘时代所带来的性别觉醒和感性律动。毕飞宇的思考人不成个人样的焦虑。

        苏童以来回应这些同辈作家的纪事，行文运事的确独树一帜。历史正如他小说中的河流一样，深沉、混沌、神秘，拒绝岸的桎梏，却又随着岸形成不得不然的流向。苏童的笔触是抒情的，而他笔下的世界是无情的。摆动在修辞叙事和历史经验的落差之间，即使在写作的层次上，已经是一种河与岸、想象与现实的对话关系。这很可以成为苏童未来创作的走向，岸上河上，持续来回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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