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初版书稿只写了25天，修订却花了不止大半年工夫。

        修订的想法在初版面世时就有 当时的打算，是增加成都、深圳两个城市。这个建议，是我的朋友徐新建教授提出来的。那是1997年11月，我们在厦门参加文学人类学研讨会，同时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新推出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即其中的一本）举行首发式。新建和我都是这套丛书的编委和作者，自然议论到本书。这个建议立即得到责任编辑赵南荣兄的赞同。我也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但读者的反应很快就来 除纷纷表示喜欢这本书外，一个普遍的意见，就是觉得书太薄（不到10万字），内容太少，不过瘾。武汉作家周翼南一面在武汉报纸上呼吁武汉人应人手一本，一面在《书与人》杂志上撰文，说“读后有不满足感”。他认为这本书“满可以洋洋洒洒写成30万字的专著”，而且还说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一家在国内颇有些名气、专营高品位学术书籍的民营书店一晓风书屋”的老板许志强君也有相同意见。看来，不抓紧时间进行修订是交代不过去的了；而所谓修订，也不仅仅只是增加两个城市。原有的章节，几乎都要重写。

        于是，修订开始

        修订不但是重写的过程，也是重新解读这些城市的过程。然而越是深入下去，就越是发现问题多多。的确，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每个人都可以去读它，但要真正读懂，并不容易。一家报纸在谈到我这本书时，把“读城”排成了“说城”。我对他们说，这个字，不好错的。“说”是诉说，是描述；“读”是解读，是研究。“说”只要知其然，“读”却是为了知其所以然。知其然的人很多。谁对自己生活或到过的城市没有一点感受 所以城市文化往往被看成是一个谁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话题，就像看完一部电视连续剧后谁都可以发表一番议论一样。现在，关于城市文化的文章著作不少。但，除对北京、上海外，其他城市，还是说的多，读的少。

        其实，说也不易。尤其是要用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把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质准确无误而又形象生动地说出来，还要让人心服口服，着实很难。除了个别特征特别明显（如北京）或比较单纯（如厦门）者外，其他城市都不大好这么说的。因为很容易挂一漏万或以偏代全。比如南京，就不好说它是儒雅还是粗俗，是伤感还是豪壮。所谓“南京大萝卜”，就带有荤素皆宜、生熟均可、什么都有一点又都没有、怎么说都行又都不行的意思。其他一些城市也一样。本书尝试着说了一下，比如北京“大气醇和”，上海“开阔雅致”，广州“生猛鲜活”，厦门“美丽温馨”，成都“悠闲洒脱”，武汉“豪爽硬朗”等等，不知读者能认同否？

        许多人认为，对于城市文化，是不能这样评说的，因为太过简单，而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特质，哪那么简单！这话并不错。但如果你研究描述了老半天，却连一个说法都没有，读者是不会满意的。事实上，人文学科许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给个说法；而当我们试图对一个城市的文化给个说法时，我们实际上已经不是“说城”，而是“读城” 其实，即便是描述，也常常会伴以“说法”，比如“上海人很精明”或“武汉人特直爽”等等。只要这些说法大致不太离谱，就应该准其成立。如果一定要说“上海也有戆大”或“武汉也有滑头”，那就是抬死杠 我们关心的是整个城市的氛围和情调，而不是个别人的特殊遭遇。

        然而，人们在议论城市时，又总是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的。这也不奇怪。城市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首先是一种感性的存在，是一个与之发生种种物质和精神关系的对象。人们都是通过自己的感性体验，通过一个个感性具体的事件和细节来认识城市的。同样，当他们听到关于一个城市的说法时，也总是会用自己的感受来验证：怎么，我们是这样的 其实他说的“我们”，便很可能不过只是他自己。

        对于城市文化的这种见仁见智，导致了城市文化研究、尤其是对城市个性特质定位的困难。当《新周刊》称上海为“最奢华的城市”时，我相信一定得到了某些人的认同。可是广州一家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却打电话来说，据她自己在上海读书时的生活经验，上海应该称之为“最浪漫的城市”才对。可惜在我看来，上海这个城市是一点也不浪漫的。崇尚“实用理性”的上海人，甚至在谈恋爱时都浪漫不起来。事实上在这个“水泥森林”般的城市里，也没有多少“花前月下”可供浪漫。上海人追求的不是浪漫，而是实惠，以及建立于实惠基础上的雅致。

        显然，当我们试图用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来概括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和市民的文化性格时，谁都很难保证是准确无误的。一个城市，小一点的几十万人，大一些的几百万人，哪能齐刷刷地都是一种性格？但如果找不到他们的共性，而且是不同于其他城市人的共性，则城市的所谓个性又从何谈起！研究是要有结论的，这个结论性的意见不可能是长篇大论，而只能是诸如“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之类的说法。显然，不说可能被视为“欺世”，说又可能被视为“媚世”。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又不能“介乎说与不说之间”，难哪！

        何况城市现在正处于千变万化之中。北京的上空己不再飘荡着大爷味儿，满嘴“不要太潇洒噢”的新一代上海人，也不会再在买了一根针以后还要求找两张草纸。他们也许根本就不会买针 不断有人告诫我：就别老是胡同四合院、里弄石库门了，来点新东西行不？想想也是，都什么年头了！可不说胡同四合院、里弄石库门又说什么 说麦当劳、肯德基不成？

        的确，中国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个性。到处都是似曾相识的店面和千篇一律的建筑，到处都在奔小康，争取“先富起来”，而所谓“小康”又好像只有一种模式：时装店、精品屋、海鲜酒楼娱乐城。就连一个最不起眼的县级市也有这些东西，只不过更花哨更俗气而已。一些宝贵的传统则连同它们的风味一起已渐次消失。有人说，北京什么都变了，没变的只有北京人那张能说爱说的嘴。其实，就连北京人的嘴也变了，没那么爱说 一是没时间，二是学会了保守“商业机密”。是啊，与“现代化”相比，城市的个性和风味又算什么！

        况且，仅仅说出了城市的个性和风味，还只是“说城”；能说出这些个性和风味形成的原因，才是“读城”。所以，解读城市，不但要有感性体验，还要有理性概括。城市复杂而又多变，问题抽象而又具体，读城，实在是太难

        城市如此难读难说，“谁能与我同醉”

        因此我要感谢那些支持我完成这一课题的朋友们：本书的责任编辑赵南荣兄、编审高国平先生；以各种方式帮助我考察解读深圳的傅建民先生，焦胜、张源、胡国庆、王梅、张祥云、褚毅、周展、赵青、贾玉川等朋友，《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两任主编胡洪侠、束因立；从千里之外寄来我所需资料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周非女士；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图片的广州《新周刊》采编一部主任周可，专门为本书拍摄了许多照片的我的妻子李华。

        我要特别感谢的还是读者。本书初版面世后，《人民日报·华东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先后辟专栏刊登了我读城的文章。许多读者在读了本书或这些文章后，来信来电表示支持。也有读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某些意见在修订时已被吸收。在本书还不太成熟时，他们就那样喜欢它，这就使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即便冒一点学术上的风险，也要把它改出来。

        但我也要请读者们原谅，原谅我所做的，原本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读城不易，说城也难。不但不易说清，而且一不小心，没准就得罪了谁谁谁。如果真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我也要请这些城市的人海涵。因为对于本书所写的这些城市而言，我都是一个外地人。外地人的感觉总多少会有些隔膜的，尽管外地人也有外地人的优势，——不在庐山之中，也许反倒识得庐山的真面目。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易中天

        1999年6月14日

        识于厦门大学凌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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