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阁下细说。庆亲王请教窦纳乐。

        以中国的实力，很难与俄法日抗衡。他们来华的启的和我们大英不同。他们是为了掠夺，是想把中国身上的肉全部割走，就像秃鹫撕扯猎物，是完全把中国置于死地。而我们则是为中更强壮。中国积弱甚久，仅靠自己，断难自强，只能借助外力，中国不也有诗日：如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吗，依靠我们就会对付那些秃鹫们！庆亲王迷惘地看着滔滔复滔滔的窦纳乐，有点半信半疑。租借威海卫，是为了对付德国鹰。他们租借胶州湾之后，难道就此罢手了吗？不可能。他们就会进一步扩张。谁能阻止他们？谁能不让这只贪得无厌的鹰飞翔？是我们！是我们大英帝国！只要我们在威海卫驻下军队，驶来我们的军舰，他们就不敢贸然扩张。你懂吗？

        庆亲王眨着眼睛不置可否。

        法国人也一样，他们也没什么好心眼。如果说俄国是熊的话，那他们就是一条狼。这条法兰西野狼咬人更凶残。他们要的是你们整个南中国！别怕，有我们大英帝国在，我们将派兵在香港阻击他们扩张的势头，只不过你们中国方面要加紧配合我们，也就是说，将新界顺顺当当划归我们就是了……

        当时有人根据列强瓜分中国的情势，曾称俄国为熊，德国为肠，美国为鹰，英国为虎，日本为太阳，法国为蛤蟆。庆亲王看着窦纳乐想起了民间的这些说法，他觉得太对了。眼前的这位窦纳乐就是地地道道的虎狼之人，中国人刚把食物给他，他仍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和他们这些人打交道，真是与虎谋皮。不过，庆亲王虽然心中愤愤，但口中却不敢哺出半个不字。

        他仍是不置可否地回答窦纳乐一个哈哈，哈哈哈……但是，这些打哈哈的声音似乎还没完全消散，窦纳乐便又一次找上了门，说法国人已要求租借广州湾，大英帝国也要展拓香港。谈判开始。

        窦纳乐说，还是我说过的那些话，我们之所以这样紧急与中国政府交涉，实在是为保卫香港之计，同时也是为你们中国……

        奕不想再听窦纳乐的强盗说辞，便原则上同意就香港拓界一事进行磋商。为了制止英人无休止的领土要求，奕还把话题扯到了今后的合作上，他说，中国急待开发和建设，比如铁路、邮电、产业和贸易等等，我们都可以合作，你们英人也可以从中获取巨利，你们为什么非要我们的领土呢？你们能不能明确表示，倘若我们把新界让给你们，你们从此再不要我们的领土？

        这次轮到窦纳乐给庆亲王打哈哈了。他那充满水份的笑声又一次鼓荡着庆亲王的耳膜，他只得也跟着他笑起来，只不过他的笑比哭还难听。

        第二天，窦纳乐前去面晤清政府权倾一时的人物李鸿章。李鸿章，一个近代史上难以绕过的名字。他是安徽合肥县磨店乡人。1847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初从师曾国藩，讲求经世之学。1853年回乡办团练，镇压太平军。1861年11月，奉曾国藩之命整顿团练，招募新兵编练淮军。1864年，率部克常州，赏骑都尉世职，曾率军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南京，被封为一等肃毅伯爵，赏戴双眼花翎。1865年，署两江总督。旋调集淮军6万人赴河南镇压捻军，接替曾国藩为剿捻钦差大臣。1867年授湖广总督，赏加一等骑都尉世职。1868年加太子太保衔，旋任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1870年，兼署湖北巡抚，继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清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洋务派首领。1873年后，授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1888年，他着手建立了北洋海军，1896年起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继曾国藩之后，李鸿章是晚清政府中最具实力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是靠组建私家军队起家的。初师曾国藩时，李鸿章只不过是一介文人而已，乡间耕农后代，清贫困顿书生，他是靠着自己的坚忍和才学才拨开浓雾见青天的。当然，他是具有天赋的。他爱动脑筋，善应变，且临事不惊，气魄胆略过人。曾国藩是他生活的年代里隆起的一代大儒，是汉家山脉。曾国藩所创立的湘军，在清朝晚期成了保护朝廷巩固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清朝初期悍勇无比的八旗军经不起和平岁月的销蚀，早已成为挂在遗老们口边的传说。绿营也难以提起，在和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中屡战屡败。唯有湘军在曾大帅率领下披坚执锐无往不前，逐渐成为维系晚清安危的军事奇迹，曾国藩本人也如山岳般崛起，即使是皇帝老子也能知道他奇异的重量。

        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得许多东西，最让他上心的仍是这军队一事。湘军之所以成事成势，说明清朝的气数已入不敷出。这湘军谁都知道是曾国藩的私家军队，别人谁也指挥不动。他拥有这样一支军队，谁能怎样他？在这乱世当中，谁拥有军队，谁就能立足，一能保全自己身家性命，二能为国家效力。仅仅靠文人虚无的没有力量的苍白文字，在这样的乱世里难派大用场的。于是李鸿章就放弃安闲的文字书写工作，回到家乡操起武人的行当，组建了淮军。

        淮军沿袭湘军体制，以营为单位，每营分前后左右四哨，每哨相当于现在一个正规连队。每哨有哨长哨官各一名，很像观在的连长和指导员。每哨正勇分为8队，杂设抬枪、刀矛、小枪等兵械。从中可以看出晚清军队已经将火器放置在重要位置。刀矛是冷兵器，抬枪小枪均为火器，也就是所说的热兵器。抬枪队每队有正勇12名，刀矛小枪队为每队10名，每一哨官有护勇、伙勇6名，相当于现在的卫兵、通讯员和炊食员等等。每哨官兵108名。一营四哨，官兵为432名。营官设有亲兵6队，设有特种兵——劈山炮队等等，加之四哨官兵，共有504名。这样每营的兵力，和我们现在军队营的编制大体差不许多。淮军的士兵来自民间的五行八作，不管是地痞无赖，不管是散兵游勇或是降兵降将，都会在这里得到奇妙的安置李鸿章幕僚刘秉璋将淮军将领分为十等，一为粤捻匪投诚，次为土匪投诚，三为光棍地痞，四为行伍，五为不识文字，六为秀才，七为五贡，八为举人，九为进士，十为翰林。李鸿章化腐朽为神奇的秘密在于他将宗族关系植根在这支军队的血肉之中，就像人体中指挥四肢的神经。他手下大将大都是他的亲族、同乡、学生等等。在他的15名大将中，安徽同乡就占12人，外籍仅占3人。他给这支军队注入的动力源还有丰厚的俸饷。即使是八旗兵和绿营兵，它们一年仅发半年的饷，有的甚至才发二、三个月。而李鸿章实在是个敛财聚宝的高手，他的手像个捞钱的耙子，即使曾国藩的军队也没有他的军队薪水充足。他的士兵每月可拿到三至五两银子，一年能发九个月的饷金，这对别的军队来讲真如天方夜谭。到了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为淮军私攒的小金库已达800万两银子。淮军不仅兵多将广，粮饷富足，且有许多洋式装备，这又是别的军队不及之处。李鸿章治军以来，多次秘访外军，洋人的坚船利炮，新式军典，现代战法，他都耳熟能详，并真正想学到手为清所用。他认为中国和外国确实存在差距，这是应该承认的，但承认并不是过趋卑谄，不是拜倒在洋人膝下乞哀生怜，而是暂且放下架子，虚心忍辱，为的是学得西人一二秘法，将来为我所用，也就是用夷之技攻击夷人。他的军队是最早将洋人请进来训练士兵的，也是最早使用洋枪的。他说，使用洋枪的部队一营可以当两个营用，于是奏请朝廷，将原来所用之抬鸟枪一概弃之，新装备洋枪三万杆。

        湘军原有作战部队12万人，曾国藩为避人毁谤，主动将部队裁减大半，有的分给左宗棠，有的遣之边疆守备。而淮军却日益扩大，拥有近十万之众，成为朝廷倚重的主力部队。李鸿章也在曾国藩辞世后成为朝廷的头号重臣。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府接待了窦纳乐。此时的李鸿章已不是三十多年前那个一身戎装，领兵呼啸在江淮之间的铁血模样了。他老了，高大的身躯有些佝偻，步履也显得沉重，他的头发已经全白，山羊胡子稀疏可数。他的左颊有一伤疤，虽然不大，但却在春阳的照耀下格外醒目。那是他在日本与日人签订马关条约时留下的印痕。在第三次谈判结束的途中，他在路上被一日本剌客击中，子弹从轿外几米远的地方穿透玻璃，击碎了他的左眼眼镜，弹丸射进左颊，埋在左眼下侧。后来经过治疗，所幸没有大碍，但伤疤却永远留在他的脸庞上了，就像马关条约如一道难以治愈的创伤永远留在中国人心里一样。

        窦纳乐之所以拜会李鸿章，主要是想寻求李的支持。李鸿章是洋务派领袖，当年效力洋务运动，自然和各国洋人关系密切。尤其对英国更近一层。当年在上海攻打忠王之后，淮军小住上海，就是先请的英国人当教练训导士兵。李鸿章本人和英人上层关系更近。李鸿章虽然和洋人关系密切，却不像一般官僚那样对洋人唯唯诺诺，他并不卑微于他人，反而却很得洋人好感。对于洋人，由于他们恶行昭著，国人见之躲之犹觉不及，谁还主动和他们相近？凡是和他们厮混的总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看法。李鸿章提议清廷修铁路、办银行、造洋枪洋炮，并且创立海军，都离不开一个洋字，以现在人的眼光看，李鸿章是一个有着远见的人，不是冠之以卖国贼三个字就能盖棺定论的。但在一百多年前，李氏这样做，以他那样大的官僚，做这样的事体是要担风险的。譬如1872年，北洋幕僚容闳提出选派生员留学西洋，系统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曾国藩、李鸿章闻知大喜，认为这是治国良策，便决定支持此事。从1872年至1875年，120名12岁到16岁的贫贱子弟，作为中国清朝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横渡大洋到达美国，在康涅狄格州15个相邻不远的城镇和乡村居民家庭里分散开来，开始留学生活。孩子们初到美国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黑色锦帽，足登厚底缎鞋，每人脑后拖着一条乌黑小辫，说话摇头晃脑，在美国的纽约旧金山城市参观游览时，他们穿行在五彩斑斓的帝国大街上，尤如天外来客，他们呆滞的目光和古旧的服饰，成为美国人透视中国清代文化的活动化石。没有什么人真正从内心里倾慕那些长长的发辫，也没有人欣赏他们的少年老成。他们更多的是惊诧和震撼。在遥远的东方，一个据说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帝国，竟然是这样如蜉蝣般活着的一群。

        但是，没过多久，甚至不超过半年时间，他们就变了，变得不复相认。拖地长袍不见了，辫子也被剪掉了。他们换上了西服，留起了时髦的分头。他们开始笑声朗朗，身体开始健壮，他们的胃并不排斥牛奶面包，并且因营养改善的缘故，他们的脸色开始红润。和同年龄的外国孩子相比，他们不比他们差什么。在篮球场和足球场，他们奔跑如糜鹿和黄羊。在学习上，他们很快就缩短了和当地孩子们的差距，并且以坚忍刻苦温良谦恭而深受老师们的喜爱。

        他们的变化令人吃惊。

        这是一个让人惊诧的民族。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强的适应力。这个民族没有一点问题，有问题的只是那个附着他们身上的封建桎梏。

        1877年，这批孩子已有50多人升入中学，18人升入大学。1880年，已有60多人考进大学和职业学校。他们学的专业大都是在国内难以学到然而又是急需的学科，比如交通运输，比如造船，比如煤铁开采、五金制造，比如机械工程企业管理、比如邮电通讯、比如军事工业等等。一个时代正向一个时代一点一点接近，而这些留学生就是伸向大工业时代的触手。

        他们就是中国的希望。

        他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与此同时，日本人也正向大洋彼岸的英美等国学习。日本著名的伊藤博文就是在1866年只身去英国留学的。他只比中国这批留学生早五六年，但是，二者的遭际却大不一样。

        中国留学生原定学成后依次回国，不料却因保守派的攻讦而半途而返。

        一次，驻美公使陈兰彬和留学生监区谔良、吴子登召集学生训话，当他们出现在孩子们面前时，这些刚吃了几天洋饭的学生竟然直立不跪，数典忘宗的行为使他们勃然大怒。他们上奏朝廷，说他们剪掉辫子，忘了祖宗制度，长成了绿眼长毛模样，他们这样的适异忘本，即使学有专长，能为我大清服务吗？

        李鸿章闻知大惊，多年心血，就要被这些弄舌之人付之水流。空言爱国是最省力得好的事情，一切保持原样，不越雷池一步，美其名日宗典制完美无瑕，擅自改进就是背叛，洋人是妖是魔，外国是蛮夷之邦，若向它们学习等于不爱国家民族，就是有卖国倾向。李鸿章多次受到保守派的攻击。这次他力主派员送学，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完成，眼看学期过半，再有几年这些人才就可以回国派上用场，哪想到有人竟上书朝廷，建议召回。他立即劝阻总理衙门不要听信一方奏报，最好使学生们全部学成，或者半撤半留，不然数十万两银子打了水漂不说，还会受到外国人耻笑。但是，保守派最终取得了胜利。

        总理衙门拒绝了李鸿章，并且决定撤回留学生。就这样，这120名留学生，除10名学生拒绝执行清廷命令告假不归之外，剩余的分3批凄然回国。

        即使是这样，这批留学生仍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如冶矿方面的专家黄耀昌、陈荣贵、邝荣光，铁路专家詹天佑等等。还有多人参加北洋海军创建工作，担任舰队司令、海军次长等要职。甲午海战中，和邓世昌一同殉职的陈金揆就是留美学生。

        但是，大部分人没有得到清政府的重用，他们被挤在政界军界之外，碌碌无为，只被各领事馆录用为翻译，被外国银行招为工作人员……

        然而，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伊藤博文却得到日本政府的极端重视，29岁就担任了工部大辅，刚过30岁就升任参议兼工部卿，此后又一路顺风，最后成为首届内阁首相。以他为首的日本内阁，其成员大都是似他这样经历的人。

        似这种不同的际遇，必然会造成两个国家不同的命运……李鸿章的晚年心境是悲凉的。

        甲午海战，他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出国送学，半途而废；出国签约马关，国人一片詈骂之声。国家还是如此贫弱，大半生惨淡经营徒劳无功。然而人却老了。只有衰老如期而至。身为弱国外相，他感到身心交瘁。

        约见窦纳乐时，李鸿章头昏脑胀。他并不想见他，但他不敢不见他。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与他们周旋。他感到很累，很累。在他主管各国事务工作中，他的尊严和人格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吸纳而去。作为单个人，与那些各国使者相比，他充满智慧和经验，人也饱经风雨一脸苍桑，他的眼睛也曾犀利锐利过，谈话也幽默风趣，但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

        有句话叫尾大不掉，他的身后有一个又大又沉的尾巴，那就是贫弱的中国和腐败的清廷。他曾经努力过，以自己的才能和心智企图改变国家一二，但他没有成功。他是个失败者，他的幕僚也跟着他接二连三的失败：

        失败者之一：《使西纪程》的厄运

        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走马上任大不列颠，而郭却欣然从命，一时引起朝野上下嘘声一片。郭嵩焘和曾国藩是儿女亲家，同是湖南人。李鸿章和他也过从甚密，因是同科进士，加上郭和曾的特殊关系，李便将郭罗入自己的幕府，襄办军务，出谋划策，而郭也确实才具出众，深得众望。以这样一个颇负盛名的人却与洋人打交道，成为鬼子六式的人物，立即引起一些友人的讨伐。湘籍人说他一旦起任，以后怎么能见众乡亲？天下人神共伐，作为朋友，何以对后人亲朋交待？亲族人中更是愤怒，说若他真要西出夷国，便亲将不亲，就要纸船明烛照天烧，将他的房子烧掉，彻底与他划清界限。

        郭嵩焘就是在满朝骂声中西出阳关的。后来他将出使英国的所见所闻积累下来，写成《使西纪程》，回国后刻印成书。哪想立时受到弹劾围攻。随他出使的副手刘锡鸿检举郭有三罪：一是参观英人炮台时因天冷而披夷人大衣，身为天朝大使，岂能因天冷而失节，冻死事小，失节事大。二是拜会英王时一点也没大国使节的气派，见到英王竟擅自起立，虽然注意了个人礼节，却忘了天朝的尊严。三是在白金汉宫听洋人音乐会时，装着洋人的样子，似乎对西洋音乐推崇备至，屡屡向洋人要音乐单。作为大国使者，在出使夷国之间，竟这样没有身份，实属汉奸行为。由于刘锡鸿等人义正词严的弹劾批判，郭嵩焘终于1879年辞去驻英大使职务。他的《使西纪程》被勒令毁版，禁止在朝中或民间散播。

        士林败类，民族罪人，不大不小的帽子扣在郭嵩焘头上。郭嵩焘之所以遭此非议，主要是他超前的思想难被同代见容。郭嵩焘曾经思想过夷祸之源和夷祸之因，他说：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奈何。这些泣血自省之语，发自一个被近代史几近定名为媚外投降之人口中，真是发人深思。

        这个被清廷总理衙门几乎定罪的郭嵩焘，这个被清代保守党钉在卖国的耻辱柱上的郭嵩焘，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我们民族的赦免，直到现在仍不断有人以他为靶，向他射出不公正的箭簇……

        神光寺在福州城。一日，两位英人来到该城，在神光寺住了下来。这两位英人的租期为半年，说好期满就走。谁知此事却让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等人知道，认为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徐继畲强民从夷，不加驱逐，便上奏清廷，说他们公然袒护英人，不知是何用心。

        徐继畲认为，两名英人并无劣迹，身后亦无军事经济使命，所住时间也不是太长，就不要启衅边隅，何苦惹恼他们？等他们住够时间挤走他们就是了。若要他们强行搬走，一是洋人有契约在手，二是有英领事馆支持。打仗又打不过人家，何苦再惹他们？就主张息事宁人的办法。可是驱逐派却认为，徐继畲所说缓则可图，急则生变完全是为自己惧怕洋人的行为开脱。洋人今日有两人进城，明日就有可能有数人进城，后日就可能有十数人进城，这是原则问题。所以他们坚决主张驱而逐之，不让两位英人租住神光寺。如果他们不走，就用非正常手段逐之，英人来打，军舰来攻，就让他们来好了，福州人民宁可玉碎，不与瓦全。

        徐继畲说，仗早就打过了，也不是没有过过招，中国再和洋人打仗只能吃亏，不可能占便宜。谁都知道，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能避免和敌接战，不可发生武力冲突。只能等我们奋发图强，改变敌优我劣、敌强我弱的态势后，能和它们抗衡，具备这样的能力，这才可以和它们交手。所以，只能迎其玑而导之，即祸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转而为我用。

        神光寺事件最后仍以洋人住满半年之后才得以平息。采用的办法就是依徐继畲所言。但因徐没有采取慷慨激昂的强硬态度，没有斩钉截铁地表明宁可玉碎也要与敌死拼的大无畏气概，他只是很真实地说出了敌强我弱的情况，不可头脑发昏，强调仅仅以单纯的排外是达不到爱国的目的的。排外不等于爱国，真正的爱国者绝对不会仅仅把国放在口唇边，而是放在心中。但这些并没有救得了徐继畲。因为皇帝从来只听慷慨的爱国口号，谁喊得响，谁就是爱国者。而徐和刘没喊，于是他们就被罢了官。

        基于以上种种失败，李鸿章在他最后的年代里，他是不愉快的，他的心境是悲凉的。

        他默不作声听完窦纳乐的关于香港新界拓展的要求，他想想说：如果你们真是为了香港和中国的安全，而且拓展范围也不大，我本人认为可以考虑。

        又过了几天，窦纳乐再次会晤李鸿章，并把那一块小地方的地图展示给李鸿章看。李鸿章一看大吃一惊。这哪里是一小片地方，这是比香港岛和九龙半岛都大得多的土地。

        李鸿章把英国人展示的地图推到一边，非常生气地说，我曾以为是比香港岛小得多的一片土地。说着，他伸出右手的小手指比划着。哪知你们却是要这么一大片，你们这样做不觉得难为情吗？

        窦纳乐说，为什么难为情？德国人租借的胶洲湾和俄人租借的旅大，哪个也比我们索要的地盘大，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们大英帝国不可以？

        李鸿章说，你们已经有了香港岛和九龙半岛，而且，我们又刚租借给你们威海卫，你们已经比德国人和俄国人得到了更多的东西，现在你们又要伸手新界，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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