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香港自被大不列颠执掌于手中，直到1997年，英国人都把这个南中国的小岛视为自己的战利品，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然而香港人虽说穿西服、吃西餐、讲英语，过圣诞节，也过复活节，但是时至今日，即使是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也可以证明，这座城市并没有被完全西化。外国人当年在香港盖了很多西式建筑，建了教堂，基督教、天主教，还有很多教，但中国的佛教、道教在这里也同样屹立、同样时兴。或许英国人当初并不是不想用钢筋水泥以及现代化的思潮把香港铺盖成一个和她的母体完全不相干的西方世界的一角，但是文化与传统毕竟是无形的，它流传于每个民族的血脉，世代繁衍，只能融合，不能替代。

        1993年，记得我第一次出国经停香港，听朋友说要去拜拜黄大仙，还说要起大早，否则去晚了人多就办不成事，当时我还以为“黄大仙”是一个人，白髯老者，沾点佛气，会算命，也会给人看疑难杂症，这种误解一直存在了很多年。后来才知道“黄大仙”不是凡人。过去是，活着的时候一生以行医济世为怀，后来死了，死后名叫“赤松仙子”，被供奉为神，20世纪初才从内地被奉接来港，自此“黄大仙”在洋人占据的香港近百年香火不断，尤其据传黄大仙“有求必应”，签文特别灵验，所以每年农历的大年初一，香港人为了争着上春节的“头一炷香”，半夜即来，弄得整个“黄大仙”18000多平方米的净土从早到晚青烟弥漫，阵阵摇签之声响彻四方。

        我是2005年3月为了亲眼看一看“黄大仙”的人气与内地的寺庙究竟有什么不同，特意来到了九龙半岛的黄大仙区（已成为地名，可见影响）。未见寺庙，山坡下一座“赤松黄大仙祠”的牌坊已经足够雄伟，进得庙里，更发现“黄大仙祠”的建筑金碧辉煌，气势恢弘，不仅大雄宝殿如我在内地见到的一样，就是其他的副殿，比如“三圣堂”，供奉着吕祖（吕洞宾）、观音、关帝，并挂有万世师表孔子老圣人的画像，到处都充斥着地道的中国传统特色，前来烧香、抽签、许愿、还愿的善男信女也都个个心具虔诚、手脚敬重，看得出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是香港人。

        调查“黄大仙”，我的目的并不在于试图证明一百多年来香港的中西文化曾经有过怎样的一场恶战，最后孰输孰赢，而是不明白香港这个社会既崇洋又重古，两样追求怎么难分伯仲？年轻人结婚可以去教堂，很多人举行婚礼也会跑到“黄大仙”。而除了“黄大仙”，香港这么小的地方，天后庙、观音庙、北帝庙、文武庙、侯王庙、王爷庙等等还数目众多，遍布港九。西部的大屿山更有一座百年古刹——“宝莲禅寺”，禅寺牌坊正对着的木鱼山山顶还盘腿儿坐着一尊据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铜佛，人称“天坛大佛”。2005年12月12日，香港“宝莲禅寺”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开山百年纪念暨水陆息灾法会”，以祈市民身心健康、社会繁荣、整个世界到处和平。我到禅寺采访，身在寺中，虽不似立足开封、西安、南京那样的老牌儿中国文化古城，但是心里依然有一棵粗粗的根。纪念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序幕，开幕式主会场的大舞台那天宛若被黄金镀过，通体金辉，佛光四射，法力无边。香港特区政府派员参加了第一天的仪式，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先生也到会祝贺并担任了主礼嘉宾，会前还与智慧大和尚以及数百名信众在巨大的禅寺斋堂——罗汉堂共进了一顿午餐，当然大家吃的都是斋饭。

        中国的香港，香港的中国，到了香港我才发现这两样东西根本无法分割，所不同的，怎么说呢？在香港寻觅中国文化，熟悉的东西内地人一眼就望过去了，不熟悉的可就有点令人费解，有些情况不仅香港独有，而且不亲眼看到，你根本就不相信——

        2005年12月30日，我们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接到了一则采访邀请：九龙深水埗50年前发掘的一处东汉古墓——李郑屋古墓，那一年经过修葺，新添保护，再度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对于历史文物，从小我的兴趣就比大人浓，而且心里一直留着这样的印象：一般古迹都要远离城市，绝对不会出现在市井附近。比如熬到了13岁我才有机会和同学结伴去了一趟明朝的十三陵，那时候没有直通旅游巴士，得坐公共汽车，一站又一站，下了车还要走老半天的路，好家伙，怎么觉得那么远呀！后来再去清朝的东陵，开着车好几个小时，都到了河北省的境内。想想道理仿佛天经地义，帝王的陵墓哪能就在家门口？就是平民百姓，比如我自己家的祖坟不也是远在北京西山？

        好了，带着这样的印象，采访的那天我和摄像师都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心理准备，出发去拍“李郑屋古墓”，但是车从港岛出发，算上穿过海底隧道、深入九龙，最多才跑了40分钟，还没有开出深水埗店铺林立的街区，司机突然把车停在了路边，说：“到了，下车吧。”我懵懂如坠雾中，便问：“到了，古墓在哪儿？”司机用手指了指路边的一片居民楼，极自然地接着说：“看，那就是。”

        我混乱地下了车，把目光向司机所说的地方望去——眼前并没有荒草霸占的山坡，没有墓地墨绿油黑的松柏，更没有通往古墓长长的甬道。不对呀，来之前我可是看过资料的：香港“李郑屋古墓”，1955年8月被发掘。当时香港人正在开辟一片新的住宅小区，夷平山地时无意间发现。“山地”？那说明古墓是在山里？而且资料上还说：这座“古墓”是用砖砌成，有四个十字形的墓室，中央为穹隆顶，墓中因为发现了不少汉代陶器、铜器，所以被考古学家证明为是一处东汉古墓，建造时期应该是在公元25—200年之间——公元25—200年之间？那距离今天至少也得有1800多年，这么古老的“古墓”怎么会坐落在“居民区”？

        放走送我们的车，我还是将信将疑，再向路人打听，路人也继续说：不错，“李郑屋古墓”就在前边，说着话已经把我和摄像师带到了路边的一座平房院落。这座平房院落倒是古色古香，门前挂着“香港历史博物馆分馆”的牌子，可是“李郑屋古墓”呢？它藏在什么地方？路人说在“分馆”身后，你不进去，从前面看不到。

        我那会儿根本就无心多听路人的话，更没兴趣参观什么博物馆，心里着急的是早点见到“古墓”！这时，已经等在那里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们是记者，喜盈盈地走过来，把我们引到“分馆”旁边的一道窄门，说：别急，您不想看介绍，那就从后面先看墓包也行，进了这道门，您就到了古墓的后院，一会儿庆祝活动的现场也在那里……我们就进来。不进不相信，进来了更是哑口无言——“墓包”倒是穿过窄门就现身了，一座圆圆的两丈来高的黄土小山，上面覆盖着一片很具现代风情的白色塑胶大篷，大篷的四角不规则地向蓝天展翅飞翔，小山的边缘倒是多少还长着几棵小草，迎风显示着它那一点点可怜的绿色，但是它的前方、左手、右手都是居民楼，三座高高的平民大厦把一座“东汉古墓”抄手怀抱，“墓包”和大厦一面低、三面高，中间倒是留出了一块小空地，这块“小空地”，你说它是“古墓”的后院也行，说它是三座大厦居民的“小花园”也行，反正功能重合。我相信“墓包”倒是不会有什么东西时不时地就从里面溜达出来享受自家的“后院”；倒是三座大厦的居民，看样子很可能天天都有人在此散步、乘凉，因为那里有一条条的公共座椅，还种了许多花花草草。

        我在“小空地”立定，看见了临时搭起来的活动舞台，因为大大高估了行程，那天我们来得太早，庆祝仪式还没有开始，这样我就有的是时间一遍遍地环视“古墓”和居民楼的关系——“东汉古墓”无声地仿佛到底等来了我这个内地的记者，同时又很无奈地看着我站在它的身旁惊讶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三座居民楼离“古墓”也太近了！几个门洞走到“墓包”，有的需要几十步，有的只要十几步。我凭空设想：住在这里的孩子要是有谁好奇，忍不住想要爬到“墓包”上去玩玩，从哪个单元门口出发都用不了一分钟。这种事当然在香港绝对不可能发生。

        忽然，我想起“古墓”，这趟来我们首先是奔着拍摄“古墓”的，结果“李郑屋古墓”的大门朝哪开还没找到，注意力却先被“居民楼”给转移了。不行，我得看看“古墓”，看看东汉的这户人家到底是谁、什么脾气？这时才想起路人开始和我说的“李郑屋古墓”的入口其实只有从博物馆分馆的门里进去才能看得到，我就从窄门退出（后来知道住户也都是每天从这道窄门进进出出），重新回到大路，进入了博物馆。

        小小的博物馆分馆里面倒是一切都很正规——墙上挂着“李郑屋古墓”发掘和最后考古定义的全部历史图片及文字说明，橱柜中还有当年出土的总共58件陶器和铜器的仿真件，但是“古墓”不能进。50年前“李郑屋古墓”一被发掘，立刻就被封存。为了隔潮，也为了让后人能够参观，香港文物管理者在古墓的洞口竖起了一道玻璃铁门，透过这道玻璃门，人们可以向里张望，借着日光可以看到墓坑、穴室和部分墓道，但是如果一定要“身临其境”，那就只有想别的办法，依靠现代化的手段了——博物馆分馆专门为大家提供了两台崭新的电脑设备，参观者只要有兴趣，通过触摸就可以把“古墓”内部的各个角落“走”个遍、“看”个够。应该说，50年前的香港人为了保护文物真的是尽到了华夏子孙的责任和义务，后来对“古墓”的珍视以及为参观者提供的方便也透着半个世纪的心血和智慧。然而不管崭新的多媒体电脑动画有多么地吸引人，我的心还是不能平静，一堆疑问始终干扰着我——“古墓怎么会出现在居民区？”“50年来香港居民和东汉古墓朝夕相处，彼此是否相安无事？”“全香港到今天总共保护着77个法定古迹，不会每一处都像‘李郑屋’吧？”……

        其实来到香港一段时间，香港地域狭小，处理问题不得不受空间的限制，这一点我是应该能够理解的。上古时期，香港还是个小渔村，有钱人肯定不会把墓地选在自家的大门口。公元1955年政府开山，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深水埗的居民开辟出更多的居住空间，“东汉古墓”意外出土，可是包藏着“古墓”小山的前面，不远处就是大海。人们如果为了“古墓”能够继续安享静谧，放弃了原有的筑屋计划，那么，众多焦急等待着新房子落脚的香港人到哪里去再找土地？如果不放弃，“东汉古墓”就只能与现代人为邻。不唯如此，人们后来在深水埗看到的很多民房，包括我来时司机突然停车的街区大道，其实以前都是大海，都是后来香港人投石垫土，靠填海一呎一呎“变”出来的——香港人和“李郑屋古墓”如此近距离地混居于一处，实在是出于不得已。

        “‘李郑屋古墓’被发掘50周年暨翻修后重新对外开放”的庆祝仪式终于就要开始，我从博物馆分馆重新被人喊回“小空地”，三座居民楼里的老人和孩子这会儿才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准备听鞭炮、看演出，谁都知道误不了大事。

        不一会儿，锣鼓响起，一支全身短打的舞狮队已经牵了几头金黄色的“狮子”欢快地进场。所有人都在为“古墓”真诚喝彩，为“古墓”被遮盖了现代化的塑胶帐篷，今后再也不会被雨水浇湿而高兴。只有我，站在露天会场的后面，一个人还在不停地复习：

        东汉距离今天有多远？1800多年！

        今天的香港人距“古墓”有多近？几十步，有的十几步。

        他们过着现代的日子，平常却推开窗户就见“墓包”，这样与“东汉古墓”低头不见抬头见地整天厮守在一起，心里头，难道真的就一点也不觉得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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