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地人走进过去他完全不熟悉的社会，所见所闻，不应该只让他感到单方面的存在，这不公平，时间长了也不可能。

        或许我真应该感激“巴士阿叔”，要不是它，我可能还不懂得人对世界的认识其实需要在不断自我否定和他人的颠覆中慢慢地接近真实。香港这个社会不是忽然地就在我的认识里发生了矛盾，它本身就是矛盾的，这才更体现社会的常态。两年来我在香港，看到和遇到的很多人与事，包括“炸药包”与“爱心大晒”；“学雷锋”与“法本位”；现在又出了一个“巴士阿叔”，我的判断不断分裂，重组后又再次被分裂——不能肯定什么和不能否定什么，都让我觉得很着急，眼前一条正在涨水的小河，四下寻找，怎么地我也找不到一块可以用来垫脚的石头。

        香港社会存在“巴士阿叔”，但香港人并非人人都是“巴士阿叔”。如果按人口数字来平均，这里的人不文明的行为与社会普遍的道德素养，分子、分母比例之大，应该在世界都很靠前。2006年香港出了“巴士阿叔”，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一位大姐，香港最普通的一介平民老百姓，她的全名我都不用提，因为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尤其在2003年SARS期间，她不要命了地为街坊邻居做了一件又一件好事，因此在她住过的淘大花园，上至七八十岁的大爷大妈，下至擦不尽稀鼻涕的三尺小童，大家一见面，人人都会亲切地唤她“碧姐”。

        “碧姐的故事”如果被人关注、被人“偷拍”，如果被人贴到互联网上，那么我想“地球人都知道”的传播效果肯定会给香港人挣回好大的面子——

        2006年1月2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推出了一档专门报道香港的固定节目《直通香港》，其中有一个子栏目叫“香江人物”。栏目还没开播，台里就要求我们香港记者站的记者协助采访。第一天，“香江人物”播出了我在香港曾经访问过的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但是节目播出后编辑打来长途对我说：“长江老师，以后咱的‘香江人物’可不是只能够上像李先生这样的香港大亨或领袖、名人，普通市民也可以亮亮相。”我听了高兴极了，那时候就想到“碧姐”，想到内地的老百姓，他们，最好也能通过我有机会认识一下香港的老百姓。后来，“碧姐的故事”果然在“香江人物”里面如期播出，看过的人都很感动，而我因为曾经多次得到过“碧姐”的帮助并通过她看到了香港普通市民在灾难面前曾经表现出的怎样的团结和坚毅，所以“碧姐”早就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2003年SARS期间，整个香港被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而“淘大花园”尽管远离港岛，地处九龙牛头角，但是因为疫情集中、肆虐，不断出现感染、死亡，被香港人看作瘟疫之源、夺命之城。当时，“碧姐”一家已经不住在淘大花园，但是她的肩头还担负着一份香港观塘区议员助理的工作（并非官职，收入也很低微），办公室还在“淘大”地区，这样一场“天灾”就突然横亘在了她的眼前——

        记得当年，SARS还没有完全过去，我采访“碧姐”，她流着眼泪告诉我：“一个多月前，那段日子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香港的电视每天都要报道我们淘大花园今天死了多少人，明天又死了多少人……”正是因为“碧姐”心太软，看不了街坊邻居今天谁家没了母亲、明天谁家又没了孩子，有的人家一家老少三代好几口，谁都没有逃过厄运，有的妇女怀着孩子，小BABY尚未出世，也跟着妈妈一起“走了”，所以那时候别人都远离“淘大”，唯恐躲避死神不及，“碧姐”却每天回来，给大家发口罩、消毒水，协助政府组织隔离，义务地帮助人们从早到晚处理没完没了的麻烦事、危险事。

        我曾经问过“碧姐”：“那时候您还回‘淘大’，就不怕SARS给自己传上？万一要是传上了，后果可不堪设想？”

        “碧姐”说：“不怕，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知道害怕也顾不上，心里头就想着别再死人，千千万万可别再死人……”

        看不见的SARS病毒四处噬命，情形最严重的时候，淘大花园死亡人数已经迅速上升到40多人，医院里横七竖八还躺着更多的感染者。“碧姐”向我描述：当时在我们“淘大”，谁家有人进了医院，好多家属都不敢前去探望，有的人家亲人去了，只是透过玻璃窗往病房里望一望，把汤水补品远远地放在门外……但是我知道，就在那种危险的局面下，“碧姐”每天都要往医院跑。开始她只是惦记着自己熟悉的老邻居，在家里煲好了汤，给朋友送去。以后病房里不认识的病人左一个右一个地对她说：“你明天能不能也给我送碗汤？”“碧姐”就说“行”，有求必应，统统答应。为什么？她脑袋里总是在想：“今天这些感染了SARS的病人说想喝汤，还能喝，明天说不定病情恶化，想喝也喝不成了。”就为了这个念头，“碧姐”把汤每天煲、每天送，最多的时候，她告诉我曾经买过保温桶就有25只……

        “碧姐的故事”如果贴到网上，会不会也把世界震翻？让世人对香港刮目相看！我对此深信不疑。

        不仅在SARS期间，常年以来，“碧姐”这位普普通通的香港人，行走在社区，协助议员处理居民投诉，帮助邻里解决人们能够遇得到的诸如房屋维修、照顾老人、子女升学、婆媳纠纷等等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除此以外，“义工”还是她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给社会多一点关心、多一点温暖，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是“碧姐”最心甘情愿的付出。

        1998年，从那一年开始，“碧姐”带领着她身边的香港众姐妹，先后到广东、贵州开始了扶贫助学行动，先后让一千多名孤儿、单亲学生重新拾起了课本，而她本人，家庭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不到十年，她已经掏钱自己“养大”了6个内地山区的穷孩子……

        2003年SARS的威胁还没有完全退去，我在碧姐的引荐下在淘大花园难得地访问到了三户不幸的家庭：其中一户女儿曾经受到感染，但是挺过来了；一户太太走了，留下了一个8个月大的腹中男婴；还有一户，家里当时四口人，丈夫、保姆都先后进了医院，儿子还小，只有几，但是这位妻子，当时我和她交谈，发现她的脸上根本就没有眼泪，就是她告诉我：“人到了最困难的时候，眼泪最没用。那个时候你只要去做事，能做什么马上就去做什么，这一条最能帮到自己，也有机会帮到别人……”

        2005年“禽流感”再次闹得香港上下不安，我再次采访“碧姐”。问她怕不怕天灾再来？“碧姐”说“不怕”。我知道她一定会这么说，因为在她的生命信条中有这样的一条：“人类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灾难，只要懂得团结、友爱，就能相互鼓励着个个都变得坚强。”

        香港百余年来，数不清遇到过多少花样翻新的灾难与困难，各个时代肯定都有“碧姐”，各个时代当然也都少不了“巴士阿叔”，但是正气总是像雨后必然晴朗的天空，使这里的一片海岛健康、鲜亮。那么如果说愚昧和一个社会贫穷落后必然应该连接在一起，但是香港几十年前也是从荒芜与残旧中走过来的，这个社会并不是天生的就富裕、就先进，这颗“东方明珠”更不是老天爷一高兴，白白地就从天上给香港人扔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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