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强烈的记忆不是一段记忆。它是我想象出来的，之后回忆起来就像真的发生过一样。记忆成形于我五岁时，就要满六岁前，源自我父亲讲的一个故事，他讲得那么详细，以至于我和哥哥姐姐们都各自演绎出自己的电影版本，其中充斥着枪林弹雨和喊叫声。我的版本里有蟋蟀。当我的家人在厨房里挤作一团，灯关着，躲避将房子包围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时，那就是我听到的声音。一个女人伸手去够一杯水，月光映照出她的轮廓。一声枪响，像鞭子抽打的声音，她倒下了。在我的记忆中，倒下的总是母亲，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婴儿这点说不通——我是母亲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但正如我所说，这一切都不曾发生。

        在父亲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的一年后，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在一起，听他大声朗读《以赛亚书》中一段关于以马内利的预言。他坐在芥黄色的沙发上，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母亲坐在他旁边。我们其余人散坐在棕色粗毛地毯上。

        “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爸爸的声音低沉而单调，搬运了一整天的废料，他已疲惫不堪，“他必吃奶油与蜂蜜。”

        一阵凝重的停顿。我们静坐不语。

        父亲个子不高，但他能掌控全场。他仪态不凡，如传神谕者般庄严。他的手粗糙厚实——那是一辈子辛苦劳作人的手——紧紧抓住《圣经》。

        他把这段话又大声读了一遍，接着读了第三遍、第四遍。随着每一次重复，声调越来越高。他刚刚因疲惫而肿胀的眼睛，现在睁得大大的，充满警觉。他说，此处有一条神圣教义，他会求问耶和华。

        第二天早上，爸爸把我们冰箱里的牛奶、酸奶和奶酪全都清除干净。当天晚上他回家时，卡车上装了五十加仑的蜂蜜。

        “《以赛亚书》上没有说奶油和蜂蜜哪个是恶的，”爸爸笑着说，和哥哥们一起把那些白色大桶拖到地下室，“但只要你问询，上帝必告诉你！”

        爸爸将这一段读给他母亲听时，她当面嘲笑了他。“我的钱包里有几分钱，”她说，“你最好都拿走。你的理智也就值这么多了。”

        奶奶长着一张瘦削而棱角分明的脸，她纤细的脖子和手指上挂着一串串人造印第安珠宝，全都是银色和蓝绿色的。因为她住在我们山下的公路附近，我们便叫她山下奶奶。这是为了将她和母亲的母亲区分开来。我们管后者叫城里外婆，因为她住在南面十五英里外全县唯一的城镇里，那里只有一个红绿灯和一家杂货店。

        父亲和他母亲的关系就像两只尾巴绑在一起的猫。他们可以说一星期的话，却对任何一件事都无法达成共识。但将他们紧密连在一起的是对山的热爱。父亲的家族在巴克峰山脚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奶奶的女儿们已经结婚搬走了，但父亲留了下来，在山脚下他母亲家正对的山上建了一座永远都加盖不完的破败的黄房子，在她修剪整齐的草坪边胡乱造了一座废料场——这样的垃圾场还有好几个。

        他们每天都为废料场的凌乱而争吵，但更多是为我们这些孩子而争吵。奶奶认为我们应该上学，而不是——用她的话说——“像野人一样在山上游荡”。爸爸说公立学校是政府引导孩子远离上帝的阴谋。“我把孩子们送到下面那所学校，”他说，“和把他们交给魔鬼有什么两样。”

        上帝指示爸爸向生活和耕种在巴克峰山下的人们分享这个启示。星期日，几乎家家户户都聚集到公路旁的教堂。那是一座常见的摩门教教堂，山胡桃木色，有一个小小的低调的尖塔。男人们从长椅上一起身，爸爸立刻缠住他们。他先从他的表弟吉姆开始。爸爸挥舞着《圣经》，向他解释牛奶的罪恶。吉姆礼貌地听着，接着咧嘴一笑，拍了拍爸爸的肩，说正义的上帝绝不会在炎热的夏日午后剥夺一个人自制草莓冰激凌的乐趣。吉姆的妻子拉起他的胳膊。当他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我闻到一股大粪味。然后我想起来了：巴克峰以北一英里处的大奶牛场，就是吉姆家的。

        爸爸开始布道反对喝牛奶后，奶奶便将她的冰箱塞满了牛奶。她和爷爷本来只喝脱脂牛奶，但很快冰箱里什么都有了——低脂奶、全脂奶，甚至是巧克力牛奶。她似乎相信这是一道重要防线，要坚决守住。

        早餐成了对忠诚的考验。每天早上，一家人围坐在一张翻新过的红橡木桌旁，吃的不是加了蜂蜜和糖浆的七谷物麦片，就是加了蜂蜜和糖浆的七谷物煎薄饼。因为我们有九个人，所以煎薄饼从来都来不及煎熟煎透。如果我能用牛奶泡麦片，使奶油在麦芽粉中凝聚，浸透那些小颗粒，我倒不介意喝麦片粥；但自从上帝的那个启示后，我们就一直用水泡麦片。那感觉就像在吃一碗泥浆。

        没过多久，我开始惦记奶奶冰箱里那些快要变质的牛奶。然后我养成了每天早上不吃早餐直接去谷仓的习惯。我给猪倒好泔水，填满牛马饲料槽，然后跳过畜栏，绕谷仓转一圈，踏进奶奶家的侧门。

        在这样的一个早晨，我坐在流理台边看着奶奶把玉米片倒进碗里，这时她说：“你想不想去上学？”

        “我不喜欢上学。”我说。

        “你从没试过，”她叫道，“怎么知道不喜欢。”

        她把牛奶倒进碗里，递给我，然后坐在吧台边，正对着我，看着我一勺一勺往嘴里舀。

        “我们明天要去亚利桑那州。”她告诉我，但我已经知道了。每年天气开始转变时，她和爷爷都会去亚利桑那州。爷爷说他年纪大了，不能在爱达荷州过冬：寒冷让他骨头作痛。“早点儿起床，”奶奶说，“五点左右，我们会带你一起走，送你上学。”

        我在凳子上挪动了一下。我试着想象学校的样子，但想象不出来。相反，我想起了每周去的主日学校，我讨厌它。一个叫亚伦的男孩对所有女孩说我不识字，因为我不上学，现在女孩们都不跟我说话了。

        “爸爸同意我去吗？”我说。

        “不，”奶奶说，“等他发现你不见了，我们早就走了。”她把我的碗放进水槽，凝神看着窗外。

        奶奶性情强势——急躁，咄咄逼人，坚持己见。看她一眼意味着退后一步。她把头发染成黑色，这令她原本严厉的面容更加突出，尤其是眉毛。每天早上她都把眉毛画成粗重的拱形。她将眉毛画得太长，使她的脸看起来拉长了；画得也太高，让她脸上的其余部分都蒙上了厌倦的表情，近乎嘲讽。

        “你应该去上学。”她说。

        “爸爸会不会让你把我送回来？”我说。

        “你爸爸不能命令我做一件该死的事。”奶奶站着，摆好架势，“如果他想让你回来，他得自己来接你。”她面带犹豫，一时显得很愧疚，“我昨天和他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不会把你抓回来。镇上他在建造的那个棚子工期延后，他不会在这个时候收拾行李，开车去亚利桑那州。趁天气暖和，他还要和你的哥哥们干上一段时间的活儿呢。”

        奶奶的计划很是周密。冬天工作稀缺，在第一场雪降临前的几周里，爸爸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试图从搬运废料、建造谷仓中多攒些钱来维持整个冬天的开支。即使他母亲带着他最小的孩子跑了，他也不能停止工作，除非到时铲车冰封。

        “走之前，我得先把牲口喂好，”我说，“要是牛从畜栏里跑出来找水喝，他就会发现我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我坐在厨房的地板上，盯着钟表，听着时间滴答滴答地流逝。凌晨一点。两点。三点。

        到了四点，我站起身，将靴子放在后门旁边。它们粘满了大粪，奶奶肯定不会让我穿着它们进她的车。我想象它们被丢弃在她家门廊上，而我赤脚跑向亚利桑那州。

        我想象家人发现我失踪时会发生什么。我和哥哥理查德常常在山上一待就是一整天，所以可能直到太阳下山理查德回家吃晚饭而我没回去时，才会有人注意到我不见了。我想象我的哥哥们推开门出去找我。他们会先去废料场，掀开铁板，以防有些金属板移位，将我困在了里面。接着他们会向外搜索，扫荡农场，爬上树，钻进谷仓阁楼。最后，他们会转向那座山。

        那时黄昏已过，夜幕马上就要降临，景色逐渐黯淡下来，继而全部被黑暗笼罩。你看不见周遭的世界，只能靠感知。我想象哥哥们四散在山上，在黑黢黢的森林搜寻。没有人说话；每个人心里想的都一样。山上会有可怕的意外发生。悬崖突然出现。祖父的野马在浓密的水毒芹坡上狂奔。还有不少响尾蛇。以前有一头小牛从谷仓跑了出去，我们就这样搜寻过。在山谷中，你会发现一只受伤的动物；但在山上，你发现的只会是一具尸体。

        我想象母亲站在后门旁，她的眼睛扫视着黑暗的山脊，这时父亲回家告诉她他们没有找到我。姐姐奥黛丽会提议去问奶奶，母亲会说奶奶一大早就去亚利桑那州了。这些话会在空气中凝固片刻，接着每个人都会意识到我去了哪里。我想象父亲的脸，他眯起黑色的眼睛，抿紧嘴巴，眉头一皱，转向母亲，说：“你觉得是她自己要去的吗？”

        他的声音回响着，低沉而悲伤。然后这声音被另一个召唤记忆的声音淹没——蟋蟀的叫声，接着是枪声，之后是寂静。

        后来我会知道，那是一桩著名事件——诸如翁迪德尼之战或韦科惨案，但当初父亲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时，感觉仿佛除了我们，世人对此一无所知。

        它始于罐头季节接近尾声时，其他孩子可能把这个季节叫作“夏天”。我的家人总是在天气暖和的月份里将水果装罐储存起来。爸爸说在可憎的末日里我们需要这些水果。一天晚上，爸爸从废料场回来，很是不安。晚饭时，他在厨房踱来踱去，几乎一口也没吃。他说，我们必须把一切安排妥当。没多少时间了。

        第二天我们一整天都在煮桃子、剥桃皮。日落时分，我们已装满了几十个大玻璃罐，这些玻璃罐被拿到外面排列得整整齐齐，还带着来自高压锅的余温。爸爸扫了一眼我们的劳动成果，数了数罐子，自言自语，然后转向母亲说：“这些还不够。”

        那天晚上，爸爸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我们聚集在那张餐桌周围，因为桌子又宽又长，能坐下全家人。他说，我们有权知道自己面临何种处境。他站在桌子最前端，我们其余人都坐在长凳上，盯着厚厚的红橡木桌板。

        “离这儿不远有户人家，”爸爸说，“他们为自由而战。为了提防政府给孩子洗脑，他们不送孩子去公立学校，于是联邦政府的人来抓他们了。”爸爸慢慢呼出一口长气，“联邦政府的人包围了这家人的小木屋，将他们锁在里面好几个星期。其中一个小男孩太饿了，溜出去打猎，被联邦政府的人开枪打死了。”

        我扫了一眼哥哥们。卢克面露恐惧，我还从未见他害怕过。

        “他们还在木屋里，”爸爸说，“关着灯，匍匐在地板上，远离门窗。我不知道他们还剩多少食物，也许在联邦政府的人放弃前，他们就饿死了。”

        没有人说话。最后，十二岁的卢克问我们能否去帮忙。“不，”爸爸说，“谁都帮不上忙。他们被困在自己家中，但他们有枪。你可以打赌就是因为这个，联邦政府的人才没有冲进去。”他停下来坐下，将身子蜷在低矮的长凳上，动作缓慢而僵硬。我觉得他看起来苍老又憔悴。“我们帮不了他们，但我们可以帮自己。等联邦政府的人来到巴克峰时，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

        那天晚上，爸爸从地下室拖出一堆旧军用包。他说这些是我们的“上山应急专用包”。我们那一整晚都在往里面装物资——草药、净水器、打火石和钢铁。爸爸已经买了好几箱军用即食餐，我们把尽可能多的食品塞进包里，想象着一旦从家里逃出去，躲在溪边的野李子林里，这些吃的就会派上用场。有几个哥哥在他们的背包里藏了枪，但我只有一把小刀。即便如此，等我们打完包，我的包个头也和我一样大了。我让卢克把它抬进我衣橱里的架子上，但爸爸让我放到低处，以便我可以迅速拿取，所以我就将它放在床上一起睡。

        我练习把包滑到肩上，背着它跑——我可不想被落在后面。我想象着我们的大逃亡，在午夜逃往印第安公主的安全之地。我知道，这座山是我们的盟友。对认识她的人来说，她可以友善，但对入侵者来说，她只会背信弃义，这对我们是一个优势。话又说回来，要是我们打算在联邦政府的人到来时躲到山上去，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将桃子制成罐头。我们不可能把一千只沉重的罐子搬到山顶上去。还是说我们需要这些桃子，这样就可以像韦弗一家那样，躲在房子里，誓死抵抗到底？

        战斗到底似乎很有可能，特别是在几天后，父亲带回家十几支军用步枪，主要是SKS半自动步枪，薄薄的银刺刀整齐地折叠在枪管下面。步枪装在狭窄的锡盒里，涂过防腐润滑油。这是一种褐色物质，其稠度与猪油相当，必须擦掉。擦洗完毕后，我的哥哥泰勒选了一支枪，把它放在一张黑色塑料布上，然后卷起来用几码长的银色布基胶带密封好。他把这捆东西扛在肩上，搬下了山坡，将它扔在红色火车车厢旁，接着开始挖洞。当洞又宽又深时，他把步枪扔进了去。我看着他用泥土把它盖好，他的下巴紧绷，肌肉因用力而鼓起。

        不久，爸爸买了一台用废弹壳制造子弹的机器。现在我们可以在对峙中坚持更长时间了，他说。我想起我的“上山应急包”正在床上等着我，还有藏在火车车厢附近的那支步枪，开始担心子弹制造机的安危。它体积庞大，用螺栓固定在地下室的铁制工作台上。如果我们遭到突袭，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去搬它。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也该把它和步枪一起埋起来。

        我们继续制作桃子罐头。我不记得过去了多少天，也不记得在爸爸告诉我们更多故事之前，我们又增加了多少罐食物储备。

        “兰迪·韦弗被人开枪打死了，”爸爸说，他的声音又细又怪，“他离开木屋去抱回儿子的尸体，联邦政府的人开枪打死了他。”我从未见过父亲哭，但现在眼泪顺着他的鼻子源源不断地流下来。他没有擦，任凭它们滴到他的衬衫上。“他的妻子听到枪声冲到窗前，怀里还抱着他们的小宝宝。接着又是一声枪响。”

        母亲坐在那里，双臂交叉，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捂住嘴巴。我盯着我们家污渍斑斑的油毡，听爸爸告诉我们婴儿如何从那位母亲的怀里被抱了出来，脸上还沾满了她的鲜血。

        在那一刻之前，我内心曾经渴望冒险，有点联邦政府的人到来。现在我感到了真正的恐惧。我想象我的哥哥们蹲伏在黑暗中，汗津津的手从步枪上滑下来。我想象母亲口干舌燥，疲惫不堪，从窗前往后退。我想象自己平躺在地板上，静静听着田野里蟋蟀的清脆鸣叫。然后我看见母亲站起来，伸手去够厨房的水龙头。一道白光，一声枪响，她倒下了。我一跃而起，接住婴儿。

        爸爸从未告诉我们故事的结局。我们家没有电视和收音机，所以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结局。关于这件事，我记得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下一次，可能会轮到我们。”

        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耳际。蟋蟀的鸣叫，桃子扑哧掉进玻璃罐里的声响，以及擦拭SKS步枪时的金属碰撞声，都能让这句话在我耳畔回响。每天早上，当我经过火车车厢，在繁缕和牛蓟草丛生的泰勒埋枪之地停留时，都会听到这句话。后来，当爸爸早就忘记了《以赛亚书》中的那个启示，母亲又重新把“西方家庭”牌低脂奶的塑料罐子塞进冰箱，我还会记起韦弗一家人的遭遇。

        差不多早上五点了。

        我回到我的房间，脑袋里满是蟋蟀的叫声和枪声。睡在下铺的奥黛丽在打鼾，一种低沉而满足的嗡嗡声让我也渴望这样睡去。但我爬上床，交叉双腿，望向窗外。五点过去了。然后是六点。七点钟，奶奶出现了，我看着她在她家露台上走来走去，每隔一会儿便回过头来朝小山丘上的房子看看。然后她和爷爷上了车，朝公路驶去。

        车开走后，我下了床，用水泡了一碗麦麸喝。我来到外面，朝谷仓走去，卢克那只叫“神风”的山羊轻咬我的衬衫，以示欢迎。我走过理查德用旧割草机改装的卡丁车。我喂了猪，填满饲料槽，把爷爷的马牵到一片新牧场。

        做完这一切，我爬到火车车厢顶上，眺望着山谷。很容易就能假装这是一列行驶中的火车，它正疾驰向前，随时可能将山谷抛在身后。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脑海中玩这个幻想游戏，但今天就是无法获得那种眩晕感。我的视线离开田野，转向西边，面对着山峰。

        春天，当针叶树从雪里露出头来，深绿色的针叶在黄褐色的泥土和树皮的映衬下，显得几乎呈黑色时，印第安公主最为清晰可见。现在是秋天。虽然还能看见她的身影，但她正在消隐：垂死的夏天的红黄色遮掩了她黝黑的身影。很快就要下雪了。山谷里的第一场雪会融化，但山上的雪会存留，将公主掩埋，直到来年春天，她才会充满警惕地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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