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是我第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朋友，那个父亲曾竭力让我远离的世界。他在各方面都很传统，而父亲对这种传统嗤之以鼻：他谈论足球和流行乐队，而不是世界末日；他热爱高中生活的一切；他虽然去教堂，但和大多数摩门教徒一样，如果他生病了，更倾向于去看医生。

        我无法协调我的世界和他的世界，所以我将它们分开。每天晚上我都在窗边张望他那辆红色吉普车，车一出现在公路上，我就跑向门口。等他开上山坡，我已经在草坪上等着了。不等他出来，我就坐进吉普车，和他为安全带的事争吵。（除非我系上安全带，否则他拒绝开车。）

        有一次，他提前到了，来到了前门。把他介绍给母亲时，我紧张到结巴。她正在混合佛手柑和依兰精油，打着响指测试比例。她说了声“你好”，但手指还在不停地跳动。当查尔斯看着我，好像在问为什么时，母亲解释说上帝正在通过她的手指传话。“昨天我测试过，如果今天不洗薰衣草浴，我就会偏头痛。”她说，“我洗了，你猜怎么着？没有头痛！”

        “医生可不能阻止偏头痛发作，”爸爸插嘴说，“但上帝能！”

        我们朝他的吉普车走去时，查尔斯说：“你家闻上去总是那样吗？”

        “什么样？”

        “像腐烂的植物。”

        我耸了耸肩。

        “你一定闻到了，”他说，“味道。我以前闻到过。你身上一直有这股味道。见鬼，现在我身上可能也有这个味儿了。”他嗅了嗅衬衫。我很安静。我什么都没闻到。

        爸爸说我变得“自命不凡”。他不喜欢我一干完活儿就匆忙离开废料场往家赶，也不喜欢我在和查尔斯外出之前把所有油污的痕迹都洗掉。他知道，我宁愿在斯托克斯商店包装杂货，也不愿去布莱克富特开装载机。布莱克富特是北部一小时路程的地方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爸爸在那里建造牛奶仓库。他知道我想去别的地方，想穿得和别人一样，这让他颇为恼火。

        在布莱克富特镇的工地，他给我安排了一些奇怪的任务，好像他觉得做这些工作就会让我记起自己是谁。有一次，我们正悬在三十英尺的高空，爬上尚未完工的屋檩，没有系安全绳，因为我们从来不系。爸爸想起他将粉笔线落在了另一边。“把粉笔线给我拿来，塔拉。”他说。我估摸了一下行程。我需要翻过一根根檩条——大概有十五根，每两条间距四英尺——才能拿到粉笔线，然后原路返回，还得走过那些檩条。通常肖恩听见父亲这样的命令，会说：“别让她做那个。”

        “肖恩，你能用叉车把我运过去吗？”

        “你自己能拿，”肖恩说，“除非你那了不起的学校和了不起的男朋友让你觉得自己太优秀，干不了这个。”他表情僵硬，看上去既陌生又熟悉。

        我摇摇晃晃地上了一根檩条，来到仓库边缘的框架梁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更危险——如果我倒向右侧，没有檩条接着——但框架梁很粗，我可以像走钢丝一样走过去。

        就这样爸爸和肖恩成了同志，尽管他们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上学让我变得自命不凡，我需要被慢慢拉回从前，被调教一番，变回过去的样子。

        肖恩有一种语言天赋，那就是擅长给别人起外号。他开始从他的词汇库里给我起绰号。几个星期以来，“少妇”一直是他的最爱。“少妇，给我拿个砂轮来。”他叫道。或是说：“把吊杆抬起来，少妇！”然后他会看我脸上有何反应。他从没发现我有什么反应。他用的下一个词是“威尔伯”，他说那是因为我吃得太多了。“真是头猪。”我弯下腰拧螺丝或检查尺寸时，他吹起口哨大叫道。

        小工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肖恩开始在外面逗留。我怀疑他是想趁查尔斯开车过来时靠近车道。他总是装作在给自己的卡车更换机油。他在外面的第一晚，我跑出去，不等他说一个字便跳上吉普车。第二晚，他出手更迅速。“塔拉很美对吗？”他对查尔斯喊道，“眼睛像鱼一样，她几乎和鱼一样聪明。”这是一句嘲讽的老话，用了太多次，我都麻木了。他一定知道在工地说这句话我不会有任何反应，所以他偏当着查尔斯的面说，希望能刺痛我。

        下一晚，他说：“你们要去吃饭吗？别拦着威尔伯吃东西。她会把你扑倒在路面上，吃得一点儿都不剩。”

        查尔斯从不理会他的话。我们达成了一项秘而不宣的协议，一旦山从后视镜上消失，我们的夜晚就正式开始。我们共同探索的世界里有加油站和电影院；高速公路上到处都是汽车，像小饰品一样点缀着路面，车上满载着欢笑着、按着喇叭的人，他们总是向我们挥手，因为这座小镇上大家都认识查尔斯。那里有灰白色扬尘的土路，有炖牛肉一般颜色的运河，还有一望无际的闪光的金色麦田。但那里没有巴克峰。

        白天的生活只有巴克峰和布莱克富特的工地。我和肖恩一个星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制作檩条，来建成仓库屋顶。我们用一台移动房屋大小的机器将它们压成Z形，然后把钢丝刷附在磨床上磨掉上面的锈，这样就可以上漆了。油漆一干，我们便将它们堆放在车间旁，但不过一两天，山顶吹来的风就让它们蒙上一层黑灰，灰和铁上的油混在一起，变成了污垢。肖恩说在安装前必须先把它们清洗干净，所以我拿来一块抹布和一桶水。

        那一天很热，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我的发箍断了，我没有多余的。风从山上刮过来，将几缕头发吹进眼睛，我便伸手拂过脸上的头发。我的双手漆黑，沾满油渍，每次摆弄头发都留下一道黑色的污痕。

        檩条洗干净后，我呼唤肖恩。他举着焊接护罩，从一根工字梁现身。一看到我，他脸上绽开灿烂的笑容。“我们的黑鬼回来了！”他说。

        那年夏天我和肖恩一起操纵大剪刀。有一天下午，由于我多次擦拭脸上的汗，等到我们歇工吃晚饭时，我的鼻子和脸颊全黑了。那是肖恩第一次叫我“黑鬼”。我很惊讶，但并不感到陌生。我听爸爸用过这个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知道它的意思。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我完全不理解它的含义。我只在教堂见过一个黑人，是个小女孩，某户人家的养女。爸爸显然不是在说她。

        整个夏天肖恩都叫我黑鬼：“黑鬼，去把C形夹钳给我拿来！”或是：“该吃午饭了，黑鬼！”这个称呼从未让我有过片刻的踌躇不安。

        接着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进入一所大学，在那里我漫步走进一间礼堂，听了一场关于美国历史的讲座，它让我睁大双眼，思绪万千。讲课的教授是理查德·金伯尔博士，他声音洪亮，引人深思。我对奴隶制略知一二；我听爸爸谈起过，也在爸爸最喜欢的关于美国建国的书中读到过。我读到过，殖民时期的奴隶比他们的主人更幸福、更自由，因为主人还要负担照顾他们的费用。我当时觉得颇有道理。

        金伯尔博士讲授奴隶制那天，他头顶的屏幕上是一幅关于奴隶市场的炭笔素描。屏幕很大，就像电影院的屏幕一样，占据了整个房间。画上是一片混乱的场面。女人们站着，全裸或半裸，被锁链锁着，被男人们团团围住。投影机咔嗒一声，切换到下一张黑白照片，照片因为年代久远而有些模糊不清。褪色和过度曝光，让这张照片很有象征性。照片上，一个人面对镜头坐着，上身赤裸，露出地图般纵横交错的凸起的伤疤。遭受的凌辱让他身上的肉看上去不再像肉。

        接下来的几周，我见到了更多的照片。几年前我扮演安妮时就听说过经济大萧条，但幻灯片上戴着帽子、穿着长外套、排着长队站在施粥所前的人们还是让我感到新鲜。金伯尔博士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一排排战斗机，散布在被炸毁的城市的残骸上。还有很多面孔混在一起——罗斯福、希特勒、斯大林。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投影仪的灯光而褪色。

        下一次我走进礼堂时，屏幕上出现了许多新面孔，他们都是黑人。自从那次关于奴隶制的讲座后，屏幕上就再没出现过黑人面孔——至少我不记得有过。我已经忘记了他们，这些美国人对我来说是外国人。我从没试着想象奴隶制的终结：毫无疑问，正义的呼声广为人知，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金伯尔博士开始讲授民权运动时，我就是这样的心态。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年份：一九六三。我想肯定是弄错了。我记得《奴隶解放宣言》是一八六三年颁布的。我无法解释这一百年间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输入错误。我把日期抄在笔记上，加了一个问号，但随着屏幕上闪现更多的照片，教授所指的是哪个世纪变得清晰起来。它们虽然是黑白照片，但主题是现代的——栩栩如生，意义明确。它们不是来自另一个时干巴巴的静物照，它们捕捉到了运动的瞬间。游行。警察。消防队员将水管对准年轻人。

        金伯尔博士列举了一串我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他从罗莎·帕克斯开始讲。一幅画面显示，一名警察将一个妇女的手指按进一块墨水海绵。金伯尔博士说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落座。我把他的话理解成了她“偷了座位”，尽管这听上去是一种奇怪的偷窃。

        她的照片换成另一个人的，一个身穿白衬衫的黑人男孩，系着领带，戴一顶圆边帽。我没有听他的故事。我还在想罗莎·帕克斯，怎么会有人去偷公共汽车的座位。接着图片切换成一具尸体，我听到金伯尔博士说：“他们把他的尸体从河里拖了出来。”

        照片下面有一个年份：一九五五。我意识到一九五五年母亲四岁了，这种意识让我和艾米特·提尔之间的距离轰然倒塌。我与这个被害男孩的距离可以以我所认识的人的年岁来衡量。这种衡量方法并不以宏大的历史事件或地质变迁——文明的堕落、山脉的侵蚀——为参照，而是以人的皱纹，以我母亲脸上的皱纹为参照。

        下一个名字是马丁·路德·金。我以前从未见过他的脸，也从未听过他的名字，过了几分钟我才明白金伯尔博士说的并不是我听说的马丁·路德。我花了几分钟才将名字和屏幕上的图像联系起来——一名皮肤黝黑的男子站在一座白色大理石殿前，被一大群人簇拥着。我刚弄明白他是谁，刚了解到他为什么在那里发表演说，便被告知他被人谋杀了。我仍然那么无知，以至于为此震惊不已。

        “我们的黑鬼回来了！”

        我不知道肖恩在我的脸上看到了什么——是震惊、愤怒还是茫然的表情。不管是什么，他都为此感到高兴。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弱点，一个痛处。再假装漠不关心已经太迟了。

        “别那么叫我，”我说，“你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当然知道，”他说，“你脸上全黑了，像个黑鬼。”

        整个下午以及接下来的暑假，我都是黑鬼。以前的一千次，我都无动于衷。如果有任何反应，我也只是被逗乐了，觉得肖恩聪明。现在我想堵住他的嘴。或者让他坐下来给他一本历史书，只要不是父亲放在起居室里裱好的美国宪法复印件下面的那本。

        我说不清这个称呼给我什么感受。肖恩这样做是想羞辱我，把我锁在过去，困在过去的自我中。但这个词并未让我就范，反而将我送往别外。每次他说“嘿，黑鬼，开起吊杆”，或是“给我拿个水平仪，黑鬼”，我就仿佛回到了大学，回到了那间礼堂——我窥见人类的历史并思索我在其中的位置的地方。每次肖恩大喊“黑鬼，挪到下一排去”，我就想起罗莎·帕克斯、艾米特·提尔和马丁·路德·金的事迹。那个夏天，我看到他们的脸浮现在每一根肖恩焊接的檩条上，于是最后，我终于明白过来一个本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有的人反对平等的大潮；有的人必须从某些人那里夺取自由。

        我觉得哥哥不是那种人；我想我永远都不会那样看待他。但无论如何，有些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我开始了一段觉醒之路，对哥哥，对父亲，以及对我自己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我已觉察出我们是如何被别人给予我们的传统所塑造，而这个传统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我开始明白，我们为一种话语发声，这种话语的唯一目的是丧失人性和残酷地对待他人——因为培养这种话语更容易，因为保有权力总是让人在前进。

        在那些在叉车里度过的汗流浃背的炎热的下午，我无法清楚地表述出这些。那时的我还未掌握现在的语言。但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曾一千次被叫黑鬼，以前我笑过，现在我笑不出来了。这个词没有变，肖恩说出它的方式也没有变，只是我的耳朵变了。它们听到的不再是其中的玩笑。它们听见的是一个信号，一种穿越时间的召唤，得到的回应是一种越来越坚定的信念：我再也不允许自己在一场我并不理解的冲突中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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