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写作，父亲来叫我，说家中来了一位个子高高的外国人。我到北京后，素少交际，更从未结识过外国人，心中不免十分疑惑。回到家中，果见一外国人静坐以待——申·麦克，他是我大学时的外国留学生朋友。自从他离开复旦后，我从未见过他，以为他再也不会到中国来了。想不到他竟从天而降，我们彼此的高兴心情，不必赘述。我向父亲介绍道：“这是我的朋友，瑞典人。”麦克站起身，头触到了吊灯罩子，噼里啪啦掉下无数塑料饰穗。他脸倏地红了，立刻弯腰去捡。他那高个子，弯下去就很困难。

        只好曲一膝，跪一膝，像一个高挑儿的外国小姐，正行着屈膝礼时一条腿抽筋了。我忍笑帮他捡。父亲冷冷地瞧着他，又冷冷地瞧着我，不知我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认识了这个外国人，而且称他为“朋友”。父亲是怕我出了点名，忘乎所以，犯什么“国际错误”。父亲习惯于将“里通外国”说成“国际错误”。对与外国人交往这种事，父亲的思想认识仍停滞在“文革”时期，半点也没“开放”。

        他常说：“别看那些与外国人交往的中国人今天扬扬得意的样，保不准哪一天又会倒霉，到时候哭都来不及。”麦克将那些被碰掉的塑料穗全部接过去，从容不迫地往吊灯罩上安装。我见父亲那种表情，怕麦克敏感到什么，又补充介绍道：“在复旦时，我们俩一个宿舍住过呢！”麦克安装完毕，对父亲笑笑，落座，也说：“我和晓声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在中国交往的第一个朋友。那时还是‘四人帮’时期呢，我们的友谊是经过了一些考验的。”说着转脸瞧我，意思是问我——对吗？“正是这样。”我对他说，也是对父亲说。父亲“哦，哦……”应着，退出屋去，再未进来。如今，一个中国人能称一位外国人为自己的朋友，倘若这外国人又是来自所谓西方世界，诸如瑞典这样一个“富庶国家”，并且还是一位年轻的博士，那么仿佛便是某些中国人不寻常的荣耀了。

        我称麦克为自己的朋友，不觉得在名分上沾了他什么光。他视我为朋友，也肯定不会自认为是对我的一种抬举。他的博士头衔，在我看来也并不光芒四射。他获得这学位的论文——《中国古代民歌研究》，还是在大学时我帮他搜集资料，抄写卡片，互相探讨之下完成的。

        他这次是到驻中国的一个办事机构工作的。他从《青年报》上看到介绍我的小文章，才询问到我的住址的。

        以后，他几乎每星期六晚上都到我家中来做客。他喜欢喝大米枣粥，喜欢吃炸糕，黄瓜罐头，还喜欢吃饺子。我们就每个月让他吃上两顿饺子，更多的日子只以粥相待。

        榆树上有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肉虫，我们北方人叫它“贴树皮”，又叫“洋瘌子”。寸余，黑色，有毛，腹沟两侧尽蜇足。落人衣上，便死死贴住，抖而不掉。落人皮肤上，非揪之拽之不能去。虽去，则皮肤红肿。似被蜂刺，二三日方可消肿止疼。这一点类同水蛭，样子却比水蛭更令人讨厌。而且它还会变色，在榆树上为黑色，在杨树上为白色，在槐树上为绿色。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而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先是贴“官”。“某某局长啊？我认识！”“某某司令员啊？他儿子和我是哥儿们！”“某某领导啊？他女儿的同学的妹妹是我爱人的弟弟的小姨子！”七拐八绕，八竿子搭不上的，也总能搭上。搭上了，便“贴”。此真“贴”者。还有假“贴”者，虽也想“贴”，却毫无机遇，难以接近目标，在人前做出“贴”者语而已，为表明自己是“贴”着什么的。

        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巴结上某某首长，或某某首长的儿子女儿，极尽阿谀奉承，钻营谄媚，讨好卖乖之能事吗？图的什么呢？其中不乏确有所图者。也有些人，诘之却并无所图，仅获得某种心理安慰而已。仿佛“贴”上了谁谁，自己也便非等闲之辈，身份抬高了似的。

        继而“贴”港客。港客本也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同胞。相“贴”何太急？盖因港客在“贴”者们眼中都挺有钱。有钱，现今便仿佛是“高等华人”一类了。其实，他们除了比一般内地人有些许钱，究竟“高”在哪儿呢？就钱而论，香港也绝非金银遍地，香港人也绝非个个都腰缠万贯。“港客”中冒牌的“经理”、伪装的“富翁”，心怀叵测到内地来行诈的骗子，近几年仅披露报端的还少吗？

        然而“贴”者们为了捞到点好处，明知对方是骗子，也还是要不顾一切地“贴”将上去。骗子身上揩油水，更能显示其“贴”技之高超。

        “贴”港客，比“贴”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实惠。小则打火机、丝袜、化妆品、假首饰什么的，大则录音机、照相机、彩电、录像机等。只要替他们在内地效了劳，论功行赏，是不难得到的。港客还似乎比某某领导某某干部们大方。你要从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家拎走一台录音机？休想！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习惯收受而不习惯给予的。“贴”领导干部者，实“贴”权势二字也。古今中外，权势都并非可以白让人去“贴”的，得“上税”。以靠攀附上了某种权势而办成一般人们办不成的事的，统计一下，不付出什么的有几个？“贴”港客者，实“贴”钱“贴”物也。钱亦物，物亦钱，都是手可触、目可见的东西，“贴”到了，实实在在。

        港客照我看也分三六九等。

        一等的正派地办事业和正派地经商。

        二等的就难免投机牟利。

        三等者，行诈行骗，不择手段，要从内地揣两兜钱回去吃喝玩乐罢了。

        某一时期内地穿港服者，留港发者，港腔港调者，港模港样者，“贴”港客者，假充港客者，着实使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热闹了一阵子。

        “贴”者为男性，不过令人讨厌；“贴”者为女性，那就简直越发令人作呕了。男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技巧，女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色相。凡“贴”，技巧也罢，色相也罢，总都是无耻一点。恰如馒头也罢，火烧也罢，总都少不了要用点“面引子”。

        有一次我到北京饭店去访人，见一脂粉气十足的妖丽女郎，挽着一位矮而胖的五十余岁的丑陋港客，在前厅趋来复去。女郎本就比港客高半头，又足蹬一双特高的高跟鞋，犹如携着一个患肥胖症的孩子，实在令人“惨不忍睹”，那女郎还傲气凌人，脖子伸得像长颈鹿，“富强粉”面具以下就暴露出一段鹅黄色来。仿佛被她挽着的是拿破仑。真让你觉着内地人的脸，被这等男女“贴”者们丢尽了。

        还有一次，我在一家饭店与我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女儿吃饭，邻桌有两个港仔，与几个内地“摩登”女郎举杯调笑，做派放肆。

        其中一个港仔，吐着烟圈，悠悠地说：“我每分钟就要吸掉一角七分钱啦！”炫耀其有几个臭钱。

        那几个女“贴”者便口中啧啧有声，表示无限崇拜，一个个眼角荡出风骚来。

        另一个港仔，不时地朝我们的桌上睃视。终于凑过来，没事找事地与我对火。然后盯着我的女伴，搭讪道：“小姐，可以敬一杯酒啰？”

        她红了脸，正色道：“为什么？”

        “因为你实实在在是太美丽了呀！我来到北京许多天啦，没见过您这么美丽的姑娘呀！”那种港腔港调，那种涎皮赖脸的样子，使我欲将菜盘子扣他脸上。

        我冷冷地说：“谢谢你的奉承，她是我妻子。”

        对方一怔，旋即说：“真羡慕死你啰，有这么美丽的一位妻子哟，一看就知道她是位电影演员啦！”

        我的女伴的脸，早已羞红得胜似桃花。她的确是位美丽的姑娘，那几个女“贴”者与之相比愈加显得俗不可耐。

        “你的眼力不错。”我冷冷地说，决定今天扫扫这两个港仔的兴。

        “咱们交个朋友好不好呢？我们是……”他摸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一股芬芳沁入我的鼻孔。名片我也有。二百张。印制精美。我们编辑部为了工作需要，给每个同志印的，也是喷香的。我用手指轻轻一弹，将那张名片弹到地上，说：“你们可不配与我交朋友。”他打量了我一番，见我一身衣服，旧而且土，问：“您是什么人物哇？”口气中含着蔑视。

        我从书包里翻出自己的作协会员证，放在桌上，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是小人物，可这家餐厅的服务员中，就必定有知道我的姓名的。”

        一名服务员小伙子来撤菜盘，我问：“看过电视剧吗？”那几天正连续播放。回答看过。我说：“我就是原作者。”小伙子笑了，说：“能认识你太高兴了，我也喜欢文学，就是写不好，以后可以去打扰你吗？”我说：“当然可以。”就从记事本上扯下一页，写了我的住址给他。那港仔讷讷地不知再啰唆什么话好，识趣地退回到他们的桌旁去了。那一伙俗男荡女停止了调笑，用各种目光注视着我们。我的女伴低声说：“咱们走吧。”我说：“不，饭还没吃完呢！你听着，我出一上联，看你能不能对——男‘贴’者，女‘贴’者，男女‘贴’者‘贴’男女。”她毫无准备，低下头去。我又说，“听下联——红苍蝇，绿苍蝇，红绿苍蝇找苍蝇！”说罢，站了起来。她也立刻站起。我低声说，“挽着我的手臂，咱们走。”她便顺从地挽着我的手臂，与我一块儿走了出去。

        走到马路上，走了许久，我一句话未说。她欲抽回手臂，然而我紧紧握着她的手。她不安地问：“你怎么了？”我这才说：“听着，你知我将你当妹妹一样看待，你就要调到广州去工作了，那里这类港客也许更多，那类女孩子也许更多，如果你变得像她们一样分文不值，一样下贱，你从此就别再见我了。见了我，我也会不认识你！”

        她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低声说：“你看我是那种女孩子吗？”我知她绝不会变成像她们那样，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常想，中国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金钱吗？为什么近几年生活普遍提高了，中国人反而对金钱变得眼红到极点了呢？在十亿中国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国人首先被金钱所打倒了？！社会，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有一次，我在北太平庄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外地的司机向人询问到东单如何行驶路近，那人伸手毫不羞耻地说：“给我两元钱告诉你，否则不告诉。”

        司机又去问一个小贩，小贩说：“先买我一条裤衩我再告诉你。”司机长叹，自言自语：“唉，这还是在首都啊……”

        那天我是推着自行车，带儿子到北太平庄商场去买东西。儿子要吃雪糕，尽数兜中零钱，买了四支。交存车费时，没了零钱，便用一元向那卖雪糕的老太婆兑换。她却问：“还买几支？”我说：“一支也不买了，骑车，还带孩子，拿不了啦。”她说：“没零钱。”将一元钱还我，不再理我。我说：“我可是刚刚从你这儿买了四支啊！”她只作没听见，看也不看我一眼。倒是看自行车那老人，怪通情达理，说：“算啦，走吧，走吧。”又摇首道，“这年头，人都变成‘钱串子’了……”所幸并非人人都变成了“钱串子”。否则，吾国吾民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那社会光景也实实在在并不美好。看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民族素质的提高，并不见得就成正比。

        门户开放，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贴”者们又大显身手，以更高的技巧去“贴”外国人。此乃“贴”风的第三层次。我看也就到此了。因为“火星人”三年五载内不会驾着飞碟什么的到中国来。据说“火星人”类似怪物——果真有的话，不论技巧多么高超的男女“贴”者，见之也必尖叫惊走。“贴”风有层次，“贴”者则分等级。

        一等“贴”者，“贴”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瑞典人……

        二等“贴”者，就“贴”黑人。

        在这一点上，颇体现了中国人的国际态度——不搞种族歧视。

        三等“贴”者，只有依旧去“贴”港客了。一边“贴”住不放，一边又不甘心永远沦为三等，有俗话说：“骑着马找马。”

        有一次麦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如今在外国人面前怎么变得这么下贱了啊？和外国人认识没三天，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请求，想摆脱，却纠缠住你不放……”

        我虎起脸，正色道：“请你别在我家里侮辱中国人！”

        他没想到我会对他说出如此不客气的话，怔怔地望了我片刻，不悦而辞。其后旷日不至，我以为我把他得罪了。他终于还是来了，并诚恳地因那番说过的话向我道歉。

        其实麦克的话，对某些中国人来说，是算不得什么侮辱的。他不过说出了一种“下贱”的现象。“贴”外国人者，已不仅是为了钱，为了物，还为了出国。“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我们的老祖宗自尊若此，实乃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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