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阿布德尔·哈德汗卖命，是我第一次真正学习组织性犯罪。在那之前，我不过是个铤而走险的家伙，干些愚蠢、懦弱的事，好满足愚蠢、懦弱的海洛因瘾，然后亡命天涯，靠着有一搭没一搭的买卖赚取微薄佣金。那些事虽然算犯罪，而且有些是重罪，但在我拜哈德拜为师之前，我从来都称不上是个罪犯。在那之前，我是个犯过罪的人，却不是罪犯，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那差别，一如人生中大部分事情的差别，在于动机和方法。在阿瑟路监狱所受的折磨，给了我跨过那条界线的动机。比我还精明的人，走出那监狱后，可能会立刻逃离孟买。我没有，我不能那样做。我想知道是谁让我身陷牢狱，为什么要那么做。我要报仇。最万无一失、最快速的报仇方法，就是加入哈德拜的帮派。

        他指导我作奸犯科之术（首先就是把我派到那位巴勒斯坦人哈雷德·安萨里身边，学黑市货币买卖），让我知道如何才能成为我从未试过或想过的角色：职业罪犯。感觉不赖。在帮派兄弟的保护圈里，感觉还真不赖。我每天搭火车到哈德拜的住所，在哐当作响的火车上跟其他小伙子一起，把身子探出车门，任炎热的干风吹拂，心中满是狂野、不顾一切地自由驰骋的快感。

        哈雷德，我的第一位导师，他把自己的过去放在眼里的圣殿之火中，且以一块块破碎的心添旺火势。我在狱中，在战场上，在走私贩子、佣兵和其他流亡者厮混的巢穴里，见识过哈雷德这类的人。他们有某些共同之处：他们凶狠，因为最深的悲哀里藏着某种凶狠；他们坦率，因为他们遭遇里的真相不容他们说谎；他们愤怒，因为他们忘不了过去，或无法原谅过去。他们也很孤单。我们大部分人都假装生命中的时刻是可以与人分享的，差别只在于伪装得成功或失败。但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过去是座无人岛，像哈雷德那样不知不觉被流放到孤岛的人，则永远摆脱不了孤单。

        哈德拜向我上头几堂课时，跟我说了哈雷德的一些过去。我得知，哈雷德在三十四岁时失去了所有亲人。他的父母都是知名学者，在巴勒斯坦的独立建国运动中相当活跃。父亲死在以色列狱中，母亲、两个姐妹、姑姑叔伯、外公外婆，全死于黎巴嫩夏提拉的大屠杀。哈雷德在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受过巴勒斯坦游击队训练，在许多冲突区参与了数十场作战，战斗生涯长达九年。但他母亲和难民营所有受难者的惨死，让他崩溃了。他的法塔赫组织指挥官看出他崩溃的迹象和可能带来的危险，因而解除了他的军职。

        尽管他仍把巴勒斯坦建国大业挂在嘴边，但事实上，他已失去任何目标，只执迷于他所受的痛苦和他要带给别人的折磨。游击队中有位资深战士认识哈德拜，在他的引荐下，哈雷德转移阵地来到孟买，被黑帮老大纳入旗下。哈德拜联合会的常任成员赏识这位巴勒斯坦年轻人的学识、语言能力和忠心，不断提拔他。夏提拉事件三年后，我遇见哈雷德·安萨里时，他已经掌理哈德拜的黑市货币买卖，这个职位也让他进入联合会。离开阿瑟路监狱后不久，我觉得自己已经够强壮，学习个一整天也没问题，于是这位满怀仇恨、孤单、带着战争伤疤的巴勒斯坦人，开始对我授课。

        “有人说钱是万恶的根源。”我在他公寓与他碰面时，他告诉我。他的阿拉伯话和印地话都讲得相当好，英语也带着浓浓的纽约腔、阿拉伯腔和印地腔。“其实不然，正好相反。钱不是万恶的根源，恶才是所有钱的根源。世上没有干净的钱，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钱都是脏的，因为没有干净的赚钱方法。有人付你钱，就表示有人在某个地方正因此而受苦。为什么几乎每个人，甚至从未因其他任何事情犯过法的人，都乐于到黑市多换到一两块钱，我认为这就是原因之一。”

        “你是靠这一行吃饭的。”我说，很想知道他如何回答。

        “所以？”

        “所以，你对这一行有什么看法？”

        “完全没看法，反正就是这样。受苦是事实，说没受苦是在骗人。我先前就跟你说过了，世间的事就是这样。”

        “但毫无疑问，有些钱附带较多的苦，”我锲不而舍地说，“有些钱较少。”

        “钱只以两种方式出现，林——你的钱和我的钱。”

        “或者，就眼前情况来说，哈德拜的钱。”

        哈雷德笑了。那是短暂而悲伤的笑，他只能发出这样的笑。

        “没错，我们替阿布德尔·哈德汗赚钱，但我们所赚的钱，有一部分会归我们所有。我们愿意继续玩下去，就是因为所赚的钱里有那么一小部分归我们所有，不是吗？好了，我们正式开始。为什么会有金钱的黑市交易？”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换个方式问。”哈雷德微笑。他有一道粗疤，从左耳下方的喉咙开始，划过脸上，直到嘴角。因为那道疤，他的微笑显得左右不对称，叫人看了心里发毛。那有疤的半边脸完全不笑，意味着当他竭尽所能地和颜悦色时，另外半边脸就显得很吓人，或很痛苦。“在银行，一美元只能换十五或十六卢比，为什么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十八卢比，买游客的一美元？”

        “因为我们可以用高于十八卢比的价钱卖出去？”我回答。

        “很好。那我们为什么能这么做？”

        “因为……我猜，有人想用那价钱买。”

        “答对了。但我们要卖给谁？”

        “听着，我顶多就是安排游客和黑市的家伙碰面，然后抽成。我不清楚那些美元接下来会跑到哪里去，我从来就没想那么多。”

        “黑市之所以存在，”他慢慢说，仿佛在偷偷透露私人秘密，而非商业真相，“是因为合法市场管得太严。拿现金这个例子来说，政府和印度储备银行掌控合法市场，但他们管得太严。问题全出在贪婪和管制上，这是促成商业犯罪的两个基本因素。光有其中任何一个因素，还不足够。只有贪婪、没有管制，或有管制而没有贪婪，都不会有黑市。以馅饼皮为例，人们对馅饼皮的利润贪得无厌，但如果烘焙馅饼皮没受到严格管制，就不会出现苹果卷的黑市。政府严格管制污水排放，但没有人贪图污水的利润，因此不会有水的黑市。当贪婪碰上了管制，黑市就应运而生。”

        “你在这方面想得真深入。”我下个结论，笑了出来，但很佩服且由衷地高兴，因为他想让我认识金融犯罪的本体论，而非只是介绍金融犯罪的方法供我入手。

        “没什么啦。”他谦虚地说。

        “不，我是说真的。哈德拜叫我来这里时，我以为你会给我一些数据的表格，你也知道，今日汇率之类的，然后叫我自己去闯。”

        “噢，我们很快就会谈到汇率之类的东西。”他再度微笑，听来很有美国味。我知道他年轻时在纽约留过学，哈德拜跟我说他在那里过得很愉快。那份愉快，似乎还有一小部分残存在他拉长的圆唇元音和其他的美式用语里。“但首先得了解理论，才能在实务上获利。”

        哈雷德接着解释，印度卢比是受管制的货币，不能带出印度，在印度以外的全世界任何地方也都无法合法兑换为美元。由于人口众多，印度每天有上万的生意人和旅行者出国。这些人只准带金额有限的美元出境，他们可以把一定金额的卢比换成美元，其他卢比得换成旅行支票。

        管制落实在许多方面。若某人想出国，在合法的额度内要把卢比换成美元时，得向银行出示护照和机票。银行出纳员确认机票上的出境日期，在机票和护照上盖印，表示这些文件的持有者已获准以卢比兑换合法额度的美元。一次出国只能兑换一次，旅行者没有合法渠道换更多美元。

        在印度，几乎人人床底下都藏有一些黑钱，从工人未向税务局申报的数百卢比工钱，到犯罪所得积累的数十亿卢比都有。黑市经济的规模之大，据说几乎有合法经济的一半。手上有数千或数十万未申报卢比的人，如许多印度商务旅行者，都无法用那些钱购买合法的旅行支票，因为银行或税务局始终想知道那些钱的来源。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向黑市金钱贩子购买美元。在孟买，每天有相当于数百万卢比的美元、英镑、德国马克、瑞士法郎和其他货币在黑市买卖。

        “我拿一万八千卢比，向一名游客买了一千美元，而银行的汇率是十五比一。”哈雷德总结道。“那个游客很高兴，因为比起到银行换，他多换了三千卢比。然后我以两万一千卢比的价钱把那些美元转卖给印度生意人。那个生意人很高兴，因为他用无法申报的黑钱买到美元。然后我把三千卢比放进公基金，再用一万八千卢比跟另一个游客买来一千美元。黑钱交易的核心，就是这个简单的方程式。”

        为了找到游客，鼓动他们换钱，哈德拜的黑帮联合会雇用了一批人，包括街头掮客、导游、乞丐、饭店经理、旅馆服务员、餐馆老板和服务员、店家老板、航空公司行政人员、旅行社、酒吧老板、妓女和出租车司机。掌握他们的动向是哈雷德的职责之一。每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所有往来的对象，制定主要货币的汇率。一整天，每隔两小时，就有人打电话来告知汇率的变动。有辆出租车二十四小时供他差遣，两名司机轮班开车。每天早上，他走访每个地区的中间人，发给他们数捆卢比，给街头贩子备用。掮客和其他街头混混替街头贩子寻找客户，带游客和生意人去找他们换钱。街头贩子换好钱，把外币一捆捆收好，等收款人来收。中间人一整天在街头交易人之间走动，在他们需要时提供现金；收款人则在白天晚上走访各区数趟，收取街头贩子买下的外币。

        至于饭店、航空公司办公室、旅行社等较需要谨慎行事的公司行号，则由哈雷德亲自指挥收款和换钱。他每天向主要地区的收款人收款，主要有两次，一次是正午，一次是晚上。每个地区的相关警员都用钱打点好，好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对地，哈德拜也保证，若有人想抢或耍他的手下，他得用暴力制裁时，动作一定又快又准，绝不会牵扯到警方，或危及警方的利益。维持纪律，替哈德拜摆平事端的重任，则落在阿布杜拉·塔赫里身上。他底下有一批印度流氓和两伊战争的伊朗退伍军人，负责防微杜渐、严惩不轨。

        “你跟我一起去收钱，”哈雷德宣布，“很快你就会摸透这一切，但我希望你专注在棘手的部分——五星级饭店和航空公司。那是穿衬衫、打领带的工作。我会跟你去，特别是刚开始时，但我想，由穿着体面的白种外国人去那些地方收钱，会很妥当。你不会引人注目，他们不会看你第二眼。跟我们接头的人，和你打交道也会大大放松。然后，我要你投入旅游业，那个部分我也用得上白人。”

        “旅游业？”

        “噢，你会喜欢上那一行。”他说，以同样带着悲伤的微笑与我四目相对。“那会让你觉得在阿瑟路监狱那段期间没有白待，因为每次都可以搭头等舱。”

        他解释道，旅游业是货币买卖特别有赚头的部分。印度有数百万人在沙特阿拉伯、迪拜、阿布扎比、穆斯喀特、巴林、科威特等波斯湾区工作，其中许多人都会跟旅游业打交道。这些印度外劳每三个月、六个月或十二个月签一次约，在国外从事帮佣、清扫、劳力的工作，通常都领外币工资。大部分外劳都设法一回到印度就在黑市换掉外币，好多拿到一些卢比。哈德拜的黑帮联合会为那些雇主和外劳提供了换钱的快捷方式。阿拉伯雇主把大量外币卖给哈德拜时，享有稍稍优惠的汇率，使他们能以印度黑市的汇率付卢比给印度籍外来劳工。如此一来，手中便能有多出来的卢比，付完工资后，还有净赚。

        对波斯湾区许多雇主来说，这种金钱犯罪的诱惑让他们无法抗拒。他们豪华的床铺底下也藏有许多未申报、未交税的钱。犯罪集团应运而生，在印度外遣劳工返国时，帮他们把工资换成卢比。这些外遣劳工乐于如此，因为他们可以拿到以黑市汇率换来的卢比，又不必亲自去跟精明的黑市交易贩子打交道。老板也乐得很，因为透过那些犯罪集团，他们还能从工资中赚一笔。黑市交易贩子也很开心，因为大量美元、德国马克、沙特阿拉伯里亚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拉姆，源源不断流入印度商人创造出来的需求之河。只有政府被排除在外，而涉及这买卖的数百万人，没有一人为此羞愧得无地自容。

        “我……这一行，过去算得上是我的专业研究……”漫长的第一堂课终于结束时，哈雷德如此说道。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我无法确定他是在回忆往事，还是纯粹不想再细谈。我等他继续说下去。

        “在纽约念书时，”他最终继续说道，“我研究一个议题……嗯，我写了一篇论文，论古代的非组织性贸易。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之前，我母亲一直在研究这个领域。在她的影响下，我小时候就对亚述、阿卡德和苏美尔的黑市很有兴趣，也很好奇这些黑市与贸易路线、税赋、靠贸易路线和税赋建立起的帝国之间有何关系。我自己开始动笔写的时候，把那篇论文称作‘黑色巴比伦’。”

        “很好记的篇名。”

        他瞥了我一眼，确认我不是在嘲笑他。

        “我是说真的，”我急忙说，希望能令他安心些，因为我开始喜欢他这个人，“我想那是很好的题目，非常好记。我觉得你应该继续完成这篇论文。”

        他再度微笑。

        “哎，林，人生有许多意想不到，就像我纽约的叔叔常说的，对工人来说，大部分的意想不到都不会让人开心。现在我从事黑市买卖，而不是写黑市论文。现在，那要叫‘黑色孟买’。”

        他话中的辛酸令人不安。他盯着自己交握的双手，开始摆出阴郁、近乎生气的表情。我决定转移话题。

        “你知道吗？我过去一直在干一种黑市买卖，你可能会有兴趣。麻风病人的药物市场，听说过吗？”

        “当然听说过。”他答道，深褐色的眼睛闪现兴味的光芒。他举起一只手，抹过脸，再往上抹过理成军人平头的花白短发。这手势抹掉他消沉的回忆，他全神贯注在我身上。“我听说你见过兰吉特，他很不简单，对不对？”

        我们谈起兰吉特这位统领一小群麻风病患的人物，谈他们搞的全国黑市。他们那神秘的买卖令我们着迷不已。身为历史学家（或者说身为曾梦想着和他的学者母亲一样成为历史学家的人），哈雷德很好奇麻风病人那个组织的漫长演变和神秘的行事作风。身为作家，我则很想了解他们所受的苦难，和他们对苦难的独特回应。经过二十分钟热烈的讨论，我们同意一起去拜访兰吉特，以更深入了解药物黑市买卖的历史。

        那是两个天涯沦落人之间的许诺，学者与作家之间的许诺。因为那份许诺，哈雷德和我有了联结，这份因尊重知识而建立的关系，简单但长久不渝。就像罪犯、军人和其他历劫归来者，在相濡以沫的环境下，我们迅速而毫不犹豫地结为朋友。我每天造访他那位于安德海里车站附近的简陋住所，每次上课长达五六小时，内容从古代史到储备银行利率政策，从人类学到固定、浮动货币，天马行空，随兴而谈。跟着哈雷德·安萨里学习那普遍但复杂的不法交易一个月之后，比在街头当贩子买卖美元、德国马克一整年的时间学到的还要多。

        课程结束后，我每天早上、下午跟着哈雷德工作，一周七天无休。报酬丰厚。工资之多，往往一领就是厚厚几沓直接从银行提出来的卢比，上面还带着钉住整沓纸钞的钉书钉。相较于我在贫民窟里认识已将近两年的邻居、朋友和病人，我已是个富人。

        为使坐牢期间的伤口尽快愈合，我在印度宾馆包了一间房，由哈德拜埋单。铺了瓷砖的干净浴室和柔软床垫的确有助于我复原。但搬到这里住，不只是为了养伤。事实上，我在阿瑟路监狱待的那几个月，心灵所受的伤害更大于对肉体的。邻居拉德哈死于霍乱，和我英语班里那两名男孩的事，使我心中的愧疚一直挥之不去，让我无法平静。监狱的折磨及深深的无力感，这两件事我若是只碰上其中一桩，或许可以熬过精神的折磨，然后在复原得差不多时，回到那温馨、悲惨的贫民窟。但这两件事加起来，就不是我脆弱的自尊所能承受的，我无法再住在贫民窟，连在那里睡觉过夜都没办法。

        我常去找普拉巴克、强尼、卡西姆、吉滕德拉，继续到诊所帮忙，每星期花两天下午照顾病人。但那股结合了傲慢与无忧无虑的奇怪心情，使我得以成为贫民窟医生的心情已然远去，我不觉得那会再回来。每个人性格中善良的那一面，最深处都带有些许傲慢。当我未能保住邻居性命，甚至连她生病都不知道时，那份傲慢已离我而去。而每个奉献的决心，在最深处都有一份天真，不可或缺而坚定的天真。但当我踉踉跄跄走出那个印度监狱时，那份天真动摇了：我的微笑，一如我的脚步，都因为脚镣的回忆而残废。搬出贫民窟一事，与我身上的伤和心灵状态同样大有关系，或者说，与我的心灵状态关系更大。

        贫民窟友人接受了我搬出去的决定，毫无质疑，没有任何意见。每次我回去，他们都热情欢迎，要我参加贫民窟的日常生活和庆祝活动——婚礼、节庆、小区大会或板球赛，仿佛我仍住在那里，仍跟他们一起干活。看到我骨瘦如柴的身子，看到狱卒在我皮肤上烙下的伤疤，他们震惊、难过，即使如此，他们仍绝口不提监狱。我想，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知道我想必觉得羞愧，不想让我难堪。他们若被关进狱中，也会同样感到羞愧。另一个原因，乃是普拉巴克、强尼·雪茄，或许还有卡西姆·阿里，可能心怀愧疚，愧疚于他们没想到去找我，因而没能去救我。他们全不知道我被捕。他们以为我只是厌倦了贫民窟生活，于是回去我舒服的国家过舒服的生活，一如他们认识的每个游客或旅人。

        而那最终也促使我不愿回贫民窟。我在贫民窟付出了那么多，他们竟然认为我会不告而别，尽管他们慷慨地让我加入他们拥挤、破旧、杂乱的生活，但那样的心态实在叫我吃惊且难过。

        因此，当我恢复健康，开始真正赚钱后，我没搬回贫民窟，反倒是在哈德拜的帮忙下，在科拉巴区贝斯特街靠陆地一端的尽头租了间公寓，离利奥波德酒吧不远。那是我在印度的第一间公寓，我第一次享有个人空间、隐私，以及热水浴、功能齐全的厨房之类的奢侈家用设备。我大饱口腹之欲，煮高蛋白质、高碳水化合物成分的食物款待自己，强迫自己每天吃下一桶冰激凌。体重开始上升。我每天晚上睡饱十小时，用睡眠络绎不绝的修复功能治愈我伤痕累累的身体。但我常常醒来，醒来时双臂乱挥、出拳，仍能闻到噩梦里血液的湿金属味。

        我和阿布杜拉在他最喜欢的健身房里一起练空手道和举重，健身房位于高级住宅区布里奇肯迪区。常有两名年轻的打手跟我们一起练，萨尔曼·穆斯塔安和他的朋友桑杰。我第一次去哈德拜的联合会时见过他们。他们身强体壮，年纪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热爱格斗的程度就和热爱性爱差不多，而且他们性欲旺盛。桑杰爱开玩笑，有着电影明星脸；萨尔曼较寡言、严肃。两人自孩童时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但他们在格斗场上对打时，就和阿布杜拉跟我对打时一样，毫不手软。我们每星期练五次，留下两天让受伤、肿胀的肌肉复原。这样的锻炼很好，很有帮助。举重是粗暴汉子的禅修。我一点一点恢复了力气、肌肉的形状与健康。

        但不管变得多健康，我知道，在揪出那个设计警察抓我并把我关进阿瑟路监狱的人之前，我的心不会愈合，无法愈合。我得知道那个幕后主使者是谁，得知道原因。乌拉从这城市消失了，有人说她躲了起来，但没人知道她在躲谁，为何要躲。卡拉不见人影，没人能告诉我她在哪里。狄迪耶和其他几个朋友四处替我探查，想找出真相，但都未能找到足以指出是谁陷害我的线索。

        有人和高级警官勾结，让我无辜遭到逮捕，被关入阿瑟路监狱。在我坐牢时，同一个人还继续设计陷害我，让我常常遭受苦刑。那是种惩罚，或是报复。哈德拜很肯定地证实了此事，但他不能细说或不愿细说，只告诉我，不管陷害我的人是谁，那个人还不知道我是通缉犯。例行的指纹核对揭露了我在澳大利亚逃狱的事。相关的警察立即明白，扣着消息不发或许可以捞到好处。因此，直到维克兰奉哈德拜之命前去找他们时，他们才拿出我的档案。

        “那些死条子喜欢你，老哥。”有天下午我们坐在利奥波德酒吧里，维克兰告诉我。那时，我已经替哈雷德收了好些个月的款。

        “鬼扯。”

        “不，真的，他们喜欢你，所以才放你走。”

        “在那之前我没见过那个警察，维克兰。他根本不认识我。”

        “你不懂。”他很有耐心地回答，“我把你弄出那里时，跟那个家伙，那个警察谈过。他全说了出来。指纹部门有人第一个发现你的真实身份——指纹核对结果出来，得知你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通缉犯时，那个人可乐了。那个人乐的是，压下这消息隐瞒不报，你也知道，可以捞到多大一笔钱。像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na？所以，他什么都没跟其他人说，只去找他认识的一名高级警官，递上你的指纹档案。那警察也大吃一惊。他去找另一个警察，也就是我们在牢里见到的那个警察，把那档案给他看。那警察叫其他人都不要泄漏此事，由他去弄清楚可以捞到多少钱。”

        一名侍者端来我的咖啡，用马拉地语跟我聊了一会儿。维克兰静静等着，直到又只剩下我们俩时，他才开口。

        “你知道吗？他们喜欢你这样，所有侍者、出租车司机、邮局职员，还有警察，全都喜欢你这样，喜欢你用马拉地语跟他们讲话。老哥，我在这里土生土长，你的马拉地语却讲得比我还好。我从来没把马拉地语学好，从来都不觉得有那个必要。所以，许多马拉地人才会那么火大，老哥。我们大部分人从来都没想过要去学马拉地语，或者说从不关心所有来孟买住的人，从来不想知道他们到底来自哪里，yaar。总而言之，我讲到哪里了？噢，对了，那个警察手上有你那份档案，而且扣住不上报。对你这个逃狱的澳大利亚混蛋，他想先摸到更多底细，再做打算，yaar。”

        维克兰停住，对我咧嘴而笑，最后那笑变成顽皮的大笑。虽然是三十五度高温，他在白色丝质衬衫外还套了件黑色皮背心。穿着厚厚的黑牛仔裤和装饰华丽的黑色牛仔靴，想必很热，但他看起来却一副很凉爽的样子，几乎就和他冷静的表情一样凉爽。

        “老哥，你真行！”他大笑，“竟能逃出那个铜墙铁壁的监狱！我从没听过这么了不起的事，林。不能把这件事说出去，真是难受。”

        “你还记得有天晚上我们坐在这里时，卡拉谈到秘密时所说的吗？”

        “不记得了，老哥。她说了什么？”

        “秘密不是秘密，除非保住那秘密会伤人。”

        “真妙。”维克兰若有所思地说，同时咧嘴而笑，“那我讲到哪里了？我今天越来越不爽，老哥。是那个莉蒂的事，那事叫我抓狂，林。噢，对了，那个负责的条子，那个握有你档案的条子，他想查查你这个人，因此派了两个手下四处打听你。过去跟你一起在街头讨生活的人，全二话不说站在你这边，老哥。他们说你没骗过人，没耍过人，有钱的时候施舍一些钱给街上的穷人。”

        “但那两个警察没跟人讲我在阿瑟路？”

        “没讲，老哥，他们在了解你的为人，好决定要不要整你，要不要把你送回给澳大利亚警方，那全看你的底细。而且还不只这样。有个换钱的贩子告诉那两个条子：嘿，如果你们想了解林的为人，去贫民窟问，因为他住那里。这下子真勾起那两个条子的好奇心了，你想，竟会有个白人住在贫民窟。于是他们去那里瞧了一瞧。他们没把你的事告诉贫民窟的任何人，但开始打听你的为人，结果那里的人大概这么说：你看到那个诊所没？林开的，他在那里工作了很久，帮助这里的人……他们大概还这么说：这里每个人都在林的诊所看过病，免费的，霍乱发生时他帮了很大的忙……他们告诉那两个条子你开了间小学校：你看到那个教英语的小学校没？林开的……那两个条子听到一大堆林这样、林那样，这个老外做了这么多好事，回去找他们的上司，把他们听到的告诉他。”

        “噢，少来了，维克兰！你真以为这有什么差别？重点是钱，就是这样，我很感激你出现，付钱救我出来。”

        维克兰吃惊得瞪大双眼，然后又眯起来，不以为然地皱了皱眉。他伸手从背后拿下帽子，仔细端详，在手上翻转，掸掉帽檐的灰尘。

        “你知道吗？林，你在这里已经待了一段时间，学会某种语言，去过乡下，住过贫民窟，甚至待过监狱，但你还是不了解这里，对不对？”

        “或许不懂，”我坦承，“大概不懂。”

        “你当然不懂，老哥。这里不是英格兰，不是新西兰，不是澳大利亚，不是其他任何鸟地方。这里是印度，老哥。这里是重情义的地方，这里是情义至上的地方，老哥。情义。所以你才会被放出来，那警察才会还你假护照，尽管他们知道你的身份，你还能四处活动，没有被逮回去。他们大可以整你，林。大可以拿了你的钱，哈德拜的钱，放你走，然后叫别的警察抓你，把你送回国。但他们没有，以后也不会这么做，因为你感动了他们，老哥，你得到了印度人的情义。他们知道了你在这里做的事，知道了贫民窟的人如何爱你，所以他们想，哎，他在澳大利亚干了坏事，但在这里干了些好事。如果这混蛋付钱，我们就让他走。因为他们是印度人，老哥。我们能把这个鸟地方团结起来，靠的就是情义。两百种语言，十亿人。印度就是情义，情义把我们团结在一块。这世上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像我们这样，林。印度人的情义是世上绝无仅有的。”

        他哭了起来。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看着他擦掉眼中的泪水，我伸出一只手搭在他肩上。他说的的确没错。尽管我在印度监狱里饱受折磨，差点要死在那里，但我终究获释；出狱时，他们还把我的旧护照还给我。我自问，这世上还会有哪个国家会像印度那样放我走？还有，即使是在印度，只要警察调查过我后，发现的是另一回事，比如我骗了印度人，或者经营印度妓女户，或者毒打毫无反抗能力的人，他们会拿了钱，然后还是把我送回澳大利亚。这是个情义至上的国度。我从普拉巴克，从他母亲，从卡西姆·阿里，从约瑟夫的赎罪那里，了解到这点，甚至在监狱里了解到这点。在狱中，有像马希什·马尔霍特拉之类的人，为了走私食物给快饿死的我而不惜挨打。

        “这是在干吗？小两口在拌嘴，是吧？”狄迪耶问，自行坐下。

        “啊，狄迪耶你这个死王八蛋。”维克兰大笑，重新振作起精神。

        “噢，是吗？你这么想可真是感人，维克兰，或许你觉得好多了。林，你今天如何？”

        “很好。”我微笑。刚从阿瑟路监狱获释的时候，有三个人见到我瘦得不成人形、伤痕累累的模样，顿时就哭了起来。狄迪耶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是普拉巴克和阿布德尔·哈德汗。普拉巴克哭得稀里哗啦，我花了整整一小时才把他安抚住；哈德拜会有那反应，则出乎我意料。我去向他道谢时，他眼眶满是泪水；他抱住我时，泪水流在我的脖子和肩膀上。

        “喝点什么？”我问他。

        “噢，多谢了。”他高兴地喃喃说道，“我想先来瓶威士忌，一颗新鲜莱姆，一杯冰苏打水。就这样。是啊，这个e（开始）会不错，不是吗？那个有关英迪拉·甘地的新闻真是奇怪，令人难过，是吧，你觉不觉得？”

        “什么新闻？”维克兰问。

        “新闻报道说，就刚刚，英迪拉·甘地死了。”

        “真的吗？”我问。

        “恐怕是。”他叹口气，突然间显出难得的肃穆，“消息还没证实，但我想应该是千真万确的。”

        “锡克教徒干的？是不是因为‘蓝星行动’？”

        “没错，林。你怎么会知道？”

        “她派兵冲进金庙抓宾德兰瓦时，我就觉得她会因此惹祸上身。”

        “怎么了？克什米尔解放阵线干的？”维克兰问，“炸弹？”

        “不是，”狄迪耶答道，面色凝重，“据说是她的护卫干的，她的锡克护卫。”

        “她自己的护卫，该死的！”维克兰倒抽一口气，张大嘴巴愣住。“两位，我去去就来。你们听到了没？柜台那里的收音机现在正在讲这件事。我去听听就回来。”

        他小步跑到拥挤的柜台边，那里挤了十五或二十人，彼此搭着肩专心听，播报员几近歇斯底里，正用印地语说明刺杀详情。其实维克兰坐在我们的座位上就能听到广播，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每个字我们都听得一清二楚。他挤进柜台人群，是出于别的因素：出于一种休戚与共、血浓于水的感觉；出于一种需求，即使是在聆听这惊人的消息时，都想要有同胞在身边，挤在一块感受这件事。

        “我们喝吧。”我建议。

        “好啊，林。”狄迪耶答，噘起下唇，手用力一挥，想甩掉那恼人的话题。但那手势没什么用。他的头往前垂下，怔怔盯着身前的桌子。“真不敢相信，实在叫人无法相信。英迪拉·甘地，死了……几乎无法想象。我几乎无法想象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林。那个……你知道的……怎么会？”

        我替狄迪耶点了东西，听着收音机里哀痛尖锐的播报声，任由思绪翻腾。自私的我，首先想到这桩暗杀案对我的安全可能会有什么影响，然后想到那会对货币黑市的汇率有什么冲击。几个月前，甘地夫人命令军方攻击锡克教最神圣的圣地，即位于阿姆利则的金庙，目的是将一大批拥有强大火力的锡克教民兵赶出那里。帅气而富领袖魅力的分离主义分子宾德兰瓦领导那些民兵进入金庙防守，以那片庙宇建筑群为基地，对印度教徒和他们所谓顽固的锡克教徒施予报复攻击，已有一段时间。在竞争激烈的大选前夕，总理英迪拉·甘地非常担心若再不采取行动，会让人觉得她太软弱、优柔寡断。不可否认，她的选择不多，但她选的办法是许多人认为最不理智的——派兵攻进金庙，与锡克教叛军交战。

        这场欲将锡克民兵赶出金庙的军事行动，被称为“蓝星行动”。宾德兰瓦所率领的民兵，自认为是自由斗士和锡克大业的烈士，豁出性命极力抵抗。六百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最后，金庙建筑群的民兵全被肃清了，甘地夫人完全摆脱了优柔寡断或软弱的形象。她如愿赢得印度教徒的民心，但锡克教徒争取建立独立家园卡利斯坦的运动，则增添了许多新烈士。最神圣的圣地遭到亵渎和血洗入侵，令全世界锡克教徒满腔悲愤，誓言复仇。

        柜台处的收音机没报出其他细节，从头到尾都是播报员以哀伤的语调述说着甘地夫人遇害了。“蓝星行动”后不过几个月，甘地夫人便遭自己的锡克警卫杀害。有些人痛斥这个女人为暴君，许多人则尊奉她为国母，她和这国家密切相连，密切到和这国家的过去、命运结为一体，但如今她走了，她死了。

        我得好好想想，得评估风险。全国的安全部队会特别戒备。锡克教徒会因为她遇害而受到报复攻击，各地会出现烧杀、劫掠和暴动。我知道会这样，印度每个人都知道会这样。收音机里，播报员正提到德里、旁遮普两地开始调动部队，以先发制人，平息骚乱。情势紧张，将使我的处境更危险，毕竟我是通缉犯，替帮派做事，签证又过了期。我坐在那里，看着狄迪耶一口口啜着酒，看着餐厅里的人聚精会神静静听着广播，看着傍晚的夕阳染红我们的皮肤，我的心害怕得怦怦跳。跑，我的脑子悄声说，趁你还可以跑，现在就跑。这是最后的机会……

        但即使是在那时候，在逃离孟买的念头清楚浮现脑海的时候，我却觉得心情突然放松下来，变成强烈的、听天由命的平静。我不要离开孟买，我不能离开孟买。我明白这一点，就像我明白自己生命中的所有遭遇。关键是哈德拜：我和哈雷德一起为他工作，靠着赚来的工资，我已还清欠他的钱，但还有种更难还的债——人情债。我这条命是他救回来的，我们俩都知道这点。我出狱后他抱住我，为我的悲惨模样而哭，他还向我保证，只要我待在孟买，他都会保护我，阿瑟路监狱那一类的事绝不会再发生。他给了我一块金牌，上面有结合了穆斯林弯月和星星的印度教奥姆符号，我把它系在银链上，挂在脖子上。金牌背面用乌尔都语、印地语、英语刻上哈德拜的名字。碰上麻烦时，我可以出示金牌，请对方立刻联络他来解围。这样的保障还不算高枕无忧，但毕竟比起逃亡以来我所知道的任何保障更牢靠。他要我留下来替他效力的请求、那无须大声宣告的人情债、投身哈德拜麾下所得到的安全保障，这三个因素使我不愿，也不能离开孟买。

        还有卡拉。我坐牢时，她从这城市消失，没人知道她的下落。世界这么大，要找她，我不知要从何找起。但我知道她喜欢孟买，她应该会回来，这样期待似乎很合情理。而且我爱她。她一定认为我抛弃了她，认为我和她上了床，一达到目的就甩了她。一想到这，我就非常难过，而且在那几个月里，那种难过的心情比我对她的爱还要强大。我要再见到她，要跟她解释那晚发生的事，在那之前，我不能离开孟买。因此我留下来，留在这城市，留在距我们相遇的那个转角只有一分钟路程的地方，等她回来。

        餐厅里的人专心听着广播，气氛低沉。我环顾餐厅，和维克兰四目相对。他对我微笑，摇了摇头。那是心碎的微笑，他眼神激动，眼眶里噙着泪水。但他还是微笑，安慰我，让我放心，让我感受他那茫然的悲痛。因为那微笑，我突然理解到还有别的东西让我留下来。最后我领悟到，那是情义，维克兰提过的印度人的情义（在这个国度，情义至上）。在无数直觉都告诉我该离开时，那使我留了下来。而对我而言，那情义就是这座城市——孟买。这城市吸引了我，我爱上了她。有一部分的我是她创造出来的，因为我以孟买人的身份住在这里，住在她的怀抱里，那一部分的我才得以存在。

        “真糟糕，yaar。”维克兰坐到我们这一桌，喃喃说道，“这会带来腥风血雨，yaar。收音机说，国大党的党员正在德里街头游荡，挨家挨户搜，想找锡克教徒打架。”

        我们三人不发一言，陷入各自的揣想和忧虑中，然后狄迪耶开口。

        “我有条线索要给你。”他轻声说，又把我们拉回现实。

        “关于入狱那件事？”

        “Oui（对）。”

        “讲下去。”

        “内容不多。你已经知道了一些，你那个有点能耐的老大阿布德尔·哈德汗已经告诉你了，我这边能补充的不多。”

        “不管那是什么，狄迪耶，都会比我手上的线索多。”

        “好吧。有个人……我认识的人……他每天都会到科拉巴警局走动走动。今天稍早，我跟他聊了起来，他提到几个月前被拘留在警局的外国人。他叫那个人‘老虎咬’。林，我怎么也想不出你怎么给自己弄来这么一个外号，但依我的浅见，那故事不尽然全是添油加醋，non（对吧）？Alors（噢），他告诉我，那个‘老虎咬’先生，也就是你，被一个女人给出卖了。”

        “他有说出名字吗？”

        “没有。我问他，他说他不知道那女人是谁，只说那女人很年轻，非常漂亮，但最后这部分可能是他瞎掰的。”

        “你认识的这个人有多可靠？”

        狄迪耶噘起嘴，呼出一口气。

        “他在偷拐骗方面还蛮可靠的，恐怕就只有这方面可靠。但在这些事情上，他倒真是了不起的始终如一。不过，就这件事来看，我想他没理由说谎。林，我想你是被某个女人害了。”

        “哈，那句话对我也适用。对你和我都适用，兄弟。”维克兰插话。他喝完啤酒，点起一根又长又细的方头雪茄。他既是为抽烟的乐趣而抽，也为自己那身打扮所受到的恭维而抽。

        “你跟莉蒂希亚已经约会三个月了，”狄迪耶说道，皱眉的神情带着恼怒，没半点同情，“你碰上了什么问题？”

        “你说呢？我带她去了所有地方，还上不了一垒，甚至连球场都还没进去。去他的球场，yaar，我跟她连同一个邮政编码都谈不上。这个妞要把我搞死，这个爱情要把我搞死，她故意吊我胃口。我很拼，但什么搞头都没有。我跟你说，我就快要爆炸了！”

        “你知道吗？维克兰，”狄迪耶说，眼神再度绽放机灵和开朗，“我有个办法，你可能用得上。”

        “狄迪耶老兄，我什么都肯试。发生了甘地夫人被暗杀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什么机会我都不放过。谁知道我们明天在哪里，na？”

        “好，听好！这计划需要胆量、计划周详、掐准时机。如果大意出错，可能会要你的命。”

        “我……我的命？”

        “没错，一点错都出不得。但如果成功，我想她会死心塌地永远跟着你。你，怎么说，有胆试试吗？”

        “这整个鬼酒馆里，就数我最有胆量，yaar。说来听听！”

        “趁着你们还没深入细节，我想我该识相点走人。”我插话，起身与他们两人握手。“狄迪耶，谢谢你的秘密情报，感激不尽。至于你，维克兰，我也有个小小忠告要给你，不管你打算怎么追莉蒂，你可以从丢掉‘火辣波霸英国妞’这句话开始。你每次这样叫她，她的身子就往后缩，像是你刚刚掐死了一只小兔子。”

        “你真这么认为？”他问，皱起不解的眉头。

        “没错。”

        “但那是我最漂亮的台词之一，yaar。在丹麦——”

        “你已经不在丹麦了。”

        “好的，林。”他大笑承认，“嘿，你查出自己怎么会入狱时……我是说，查出哪个王八蛋害你坐牢时……如果需要帮手，算我一份，行吗？”

        “当然。”我说，欣然与他四目相对，“保重了。”

        我付账，离开，沿科兹威路走到皇家圆环。那时是傍晚，孟买市一天中最宜人的三个时段之一。还没变热的清晨和热气消散后的深夜，是一天中的特别时光，特别令人愉快。但这两个时段很安静，行人稀少。傍晚把人们带到窗边、阳台、门口，让街上布满散步的人群。傍晚是孟买市马戏团的靛蓝色帐篷，娱乐表演让每个街角和十字路口活力洋溢，大人带着小孩同乐。对年轻恋人来说，傍晚就像是陪少女出席社交场合的女伴，是夜色降临、从他们悠闲的散步中偷走天真前的最后一段天光。一天之中，孟买街头人最多的时候，就数傍晚。而在我的孟买，最爱亲炙人脸庞的光线，就数傍晚的光线。

        我走在傍晚的人群里，享受我身边的脸庞，享受我身边肌肤、头发的香水味，享受我身边衣物的颜色和讲话的抑扬顿挫。但我孤单一人，满怀着对这城市向晚时光的钟爱，那孤单更是难以承受。在我脑海里，始终有条黑色鲨鱼在缓缓绕圈：一条疑惑、愤怒、猜忌的黑鲨。有个女人出卖我。有个女人。一个年轻又非常漂亮的女人……

        有辆车子猛按喇叭，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看到普拉巴克正从出租车里向我挥手。我上了出租车，请他载我去我和哈雷德约好晚上见面的地方，在昭帕提海滩附近。靠着替哈德拜工作，我赚到第一笔扎扎实实的钱，而我用那笔钱所做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替普拉巴克买出租车执照。那笔执照费一直令他望而却步，善于东抠西省的他，再怎么省也凑不出那笔钱。因此，他偶尔接他堂兄襄图的班，开襄图的出租车，但他没有合格的执照，这么做得冒相当大的风险。有了执照，他就可以自由投靠拥有出租车队的车行老板，租他们的出租车载客。

        普拉巴克工作勤奋，人老实，更重要的是，他人缘很好，认识他的人多半都觉得没见过这么讨人喜欢的人。就连精明不讲感情的车行老板都挡不住他乐天爽朗的魅力。不到一个月，他就拿到一部出租车的暂时租用权。他细心照料那车子，像是他自己的车。在仪表板上，他安了一座供奉女财神拉克什米的塑料小祠。一身金、绿、粉红的塑料女神像，只要普拉巴克一踩刹车，她红色眼睛里的灯泡就会发亮，露出凶狠吓人的表情。有时他伸手过去，以表演者的炫耀手势，捏挤神像底部的橡胶管，然后就会有一股混合几种化学香水的芳香剂喷上乘客的衣裤。那是工业制芳香剂，味道浓烈，叫人不安，似乎是从女神像肚脐的喷口喷出的。他身上别了黄铜制的出租车司机识别徽章，一脸得意。每次挤出芳香剂之后，他都会本能地擦亮那只徽章。在这整个城市里，只有一样东西足以抢走他对这部黑黄菲亚特出租车的钟爱。

        “帕瓦蒂，帕瓦蒂，帕瓦蒂……”车子高速驶过教堂门车站，朝临海大道驶去时，他像唱歌般念着她的名字，陶醉不已。“我爱她爱得神魂颠倒，林！当有某种恐怖的感觉让你觉得开心时，那是爱，是吧？当你担心某个女孩，多过担心你的出租车时，那是爱，对不对？伟大的爱，对不对？我的天啊！帕瓦蒂，帕瓦蒂，帕瓦蒂……”

        “那是爱，普拉布。”

        “而且强尼太爱席塔了，我的帕瓦蒂的妹妹，爱得神魂颠倒。”

        “我很替你高兴，也替强尼高兴。他是个好人。你们两个都是好人。”

        “没错！”普拉巴克附和，还拍喇叭数次以示强调。“我们是好人！而且我们今晚要出去进行三对约会，跟她们姐妹。那会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姐妹？”

        “还有一个？”

        “对啊，你说三对一起约会。她家有三个姐妹？我以为只有两个。”

        “是啊，林，的确只有两个姐妹。”

        “呃，那你不是应该说两对一起约会？”

        “不是啦，林。帕瓦蒂和席塔向来会带着妈妈一起去，也就是库马尔的老婆，南蒂塔伯母。那两个女孩坐一边，南蒂塔伯母坐中间，强尼·雪茄和我坐另一边。这叫三对约会。”

        “听来……似乎……很有意思。”

        “对，很有意思！当然很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当我们塞一些食物和饮料给南蒂塔伯母时，便可以看着那两个女孩，她们也能看着我们。这是我们的对策。我们就这样对着那两个女孩微笑，对她们猛眨眼。我们的运气实在好，南蒂塔伯母胃口很大，一场电影三小时她会吃个不停。所以我们得不断送上食物，才能猛瞧那两个女孩。而南蒂塔伯母，真是谢天谢地，光看一场电影，还无法喂饱那个女人。”

        “嘿，慢下来……那里好像有……暴动。”

        一群人，数百人，数千人，绕过街角，走上宽阔的临海大道，就在我们前方约三百米处。他们越过宽阔的大道，朝我们走来。

        “不是暴动，林巴巴。”普拉巴克答道，把出租车慢慢停下。“nahin, morcha hain.”不是暴动，是示威游行。

        那些人显然极为愤怒。男男女女激动地呼口号，同时挥舞拳头，气愤得脖子和肩膀都硬挺挺的，倔强的脸上满是痛苦。他们一再喊着英迪拉·甘地，喊着要报仇，要教训锡克人。他们靠近我们时，我很紧张，但滚滚人潮碰上我们的出租车时自动分成两股，绕过我们，继续往前走，连衣袖都没擦到车边。但他们看着我们的眼神，充满仇恨、冷酷。我知道，我如果是锡克人，如果缠着锡克人头巾或披着锡克人围巾，车门大概会被猛然打开。

        人群经过我们，前方道路恢复通行，我转头，见到普拉巴克竟在擦拭眼中的泪水。他在口袋里摸找手帕，最后拉出一条红色格子图案的大布块，轻轻擦掉泪水。

        “情况非常糟，林巴巴。”他吸着鼻子说，“她走了。没有她，我们印度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我这样问我自己，却没什么答案。”

        “她”是对甘地夫人常用的称呼之一，新闻记者、小农民、政治人物、黑市贩子，都用“她”来称呼甘地夫人。

        “对，真是糟，普拉布。”

        他看上去非常烦乱，我静静坐在他旁边，凝视窗外越来越暗的海面。片刻之后，我转头再看他，他正在祈祷，往前低着头，双手在方向盘底部紧握在一块。我看着他低声祈祷，嘴唇抽动，然后张开双手，转头向我微笑。他露出灿烂微笑，眉毛扬起又落下两次。

        “那么，林，你要不要来点性感香水？”他问，伸手去按仪表板上塑料拉克什米女神像底下的球状钮。

        “不要！”我尖叫，想制止。

        太迟了。他按了钮，一股难闻的化学混合物从女神像的肚子喷出，落在我的衣裤上。

        “现在，”他咧嘴而笑，发动引擎，把车再度开上临海大道，“我们再度准备好迎接生活！我们是幸运儿，对不对？”

        “对，的确。”我喃喃说道，透过敞开的车窗吸一大口新鲜空气。几分钟后，我们驶近停车场，我和哈雷德约好见面的地方。“我就在这里下车，普拉布。我就在那棵大树附近下。”

        他在一棵大枣椰树旁停下，我下车。为了付车资的事，我们互不相让。普拉巴克不肯收，我坚持要付。我提出妥协办法，要他收下钱，用那笔钱替他的塑料女神像买些新芳香剂。

        “对哦，林巴巴！”他大叫，最终收下了钱。“这真是个好主意！我刚刚还在想，我那瓶芳香剂快用完了，那东西那么贵，我还真不想再买一加仑。这下我可以买一大瓶，新的一大瓶，可以填充我的拉克什米好几个礼拜，她会像新的一样！谢谢，太感谢了！”

        “别客气，”我答道，忍不住大笑，“祝你们三对约会顺利。”

        他把车驶离人行道，进入车阵里。我听到他带着节奏猛按喇叭，向我道别，直到驶离我视线范围。哈雷德·安萨里已在五十米外、我们包租的出租车里等着。他坐在后座，两边车门打开透气。我没有迟到，他等人不会超过十五或二十分钟，但打开的车门边，地上却有十根烟屁股。我知道，每根烟屁股都是一个他踩扁的敌人、施暴的渴望、残酷的幻想，幻想终有一天他要让他所恨的人吃尽苦头。

        而他恨的人太多了。他曾告诉我，塞满他脑海的暴力影像非常真实，真实到他有时也为此作呕。那股愤恨是他骨子深处的痛。那股恨意使他闭紧牙关，使他气得磨牙。每日每夜，清醒的每分每秒，那股恨意的味道都是苦的，就像他身为法塔赫组织游击队员，在崎岖不平的地面上往他第一个猎杀对象匍匐而去时，他衔在嘴里的那把变黑的小刀一样苦。

        “那会要你的命，哈雷德，你知道的。”

        “所以我才抽得那么凶。那又怎样，谁想永远活着？”

        “我不是说烟，我是说你心里面的东西，让你一根接一根抽的东西。我是在讲你这样痛恨这个世界，会对自己造成什么伤害。有人跟我说，如果你把自己的心化为武器，你最终一定会把那武器用在自己身上。”

        “兄弟，你这人不错，还会教训我。”他说，然后笑。那是虚弱的笑，难过的笑。“你一点也不像圣诞老人，林。”

        “你知道吗？哈德拜跟我讲过……夏提拉的事。”

        “他跟你说了什么？”

        “说……你一家人死在那里。那想必让你很难受。”

        “你知道了些什么？”他质问道。

        那不是不客气的质问，不是咄咄逼人的质问，但那里头有太多伤害，有太多痛苦，让我无法置之不理。

        “我知道在萨布拉和夏提拉发生的事，哈雷德。我一直很关心政治。那件事发生时我在逃亡，但那几个月我每天都追着新闻看。发生那样的事……叫人很心痛。”

        “我曾爱上一个犹太女孩，你知道吗？”哈雷德问，我没回话。“她……漂亮，聪明，或许，我不知道，或许是我这辈子遇到最好的人。那是在纽约，我们都是学生。她父母是改革派犹太人，他们支持以色列，但反对犹太人占领那些领土。在我父亲死于以色列监狱那晚，我跟那女孩上了床。”

        “你不该为了爱而自责，哈雷德。你不该为别人对你父亲所做的事而自责。”

        “我当然该自责。”他说，回以虚弱、悲伤的微笑。“总之，我回国，刚好赶上十月战争，也就是以色列人所说的赎罪日战争。我们大败。我逃到突尼斯，受训。我开始战斗，不断战斗，一路打到贝鲁特。以色列人入侵时，我们在夏提拉反击。我全家都在那里，还有一些老邻居。他们，还有我们，我们全都是难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你和其他战士一起撤离？”

        “对。他们无法打败我们，因此弄出停战协议。我们离开难民营，带着武器，你知道的，表示我们没有打败仗。我们像军人一样前行，空中有一些炮火声。有些人只是因为看着我们就被杀了。那场面很奇怪，像是在游行，或某种古怪的庆祝活动，你知道吗？然后，我们一走，他们就推翻所有承诺，派长枪党进难民营，杀掉所有老弱妇孺。我所有的家人，我丢下的所有家人，没一个活命。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遗体在哪里。他们把尸体藏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战争罪行。你想……你想我该算了吗，林？”

        我们在停车场，在临海大道旁边陡然高起的高地上，面朝着海，俯瞰某段昭帕提海滩。入夜后第一拨出来玩的家庭、情侣和年轻男子在下方玩射飞镖或射气球。卖冰激凌和冰冻果子露的小贩，在装饰华丽的遮阴棚里大声叫卖，像在唱歌求偶的凤鸟。

        纠结在哈雷德心中的仇恨，是唯一让我们起争执的东西。在我小时候，身边有些犹太朋友。在我长大的城市墨尔本，有大批犹太人聚居，其中许多人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小孩。我母亲在费边社会主义圈子颇有人望，吸引了来自希腊人、华人、德国人、犹太人聚居区的左倾知识分子前来做客。我有许多朋友上过犹太学校橄榄山学院。我跟那些小孩一起长大，读一样的书，欣赏一样的电影，还有，一起朝同样的目标迈进。我的人生毁灭，陷入极度痛苦和耻辱时，只有少数人在旁支持我，而其中有几个就出自那群朋友。事实上，我逃狱后，帮我逃出澳大利亚的就是一个犹太朋友。那些朋友，我全部尊敬、欣赏、喜爱。而哈雷德恨每个以色列人，世上所有的犹太人。

        “那就像是，我只因为在印度监狱里遭到某些印度人折磨，就痛恨所有印度人。”我轻声道。

        “那不一样。”

        “我没说一样。我想要……你知道吗？在阿瑟路监狱，他们把我吊在墙上，整我，一整就是几个小时。不久之后，我所能闻到、尝到的味道，就只有自己的血味。我能听到的就只有警棍打在我身上的声音。”

        “我知道，林——”

        “不，让我说完。有那么一刻，就在我受折磨时，那感觉……很古怪……好像我飘浮在自己的身体之外，往下看着自己的身体，看着他们，看着正在进行的一切。而……我出现这种古怪的感觉……这种实在很奇怪的理解……理解眼前正在发生的每件事。我知道他们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这么做。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然后我知道我有两个选择，恨他们或原谅他们。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或不知道怎么做到的，我清楚意识到我已经原谅他们。我如果想活命，就得这样，我知道这听来可笑——”

        “不会可笑。”他说，语气平淡，近乎道歉。

        “如今我仍觉得那很可笑，我还没有真的……搞清楚，但那时我的确这么想。我真的原谅了他们，真的。不知为什么，我确信就是那念头帮我熬过去的。我不是说我不再生气，去你的，等我出狱，拿到枪，我肯定要把你们杀光。或者未必如此，我不知道。但重点是我真的原谅了他们，就在那时候，在受折磨的时候。我确信我如果没那么做，我如果还恨着他们，我大概撑不到哈德拜救我出去。我大概会垮掉，那仇恨大概会要我的命。”

        “还是不能相提并论，林。我懂你说的，但以色列人对我所做的更严重。总而言之，我如果被关在印度监狱，而他们像对付你那样对付我，我大概会恨印度人一辈子。大概会恨所有印度人。”

        “但我不恨他们。我爱他们，我爱这国家，我爱这城市。”

        “你不能说你不想报仇，林。”

        “我的确想报仇，你说的没错。我多希望自己没有报仇的念头，希望自己不要那么记恨，但我做不到。我只想找一个人报仇，那个陷害我的人，而不是她的整个国家。”

        “嗯，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他平淡地说，凝视着远处离岛炼油厂的火光，“你不懂，你没办法懂。”

        “我懂，哈雷德，你如果不放下仇恨，仇恨会要你的命。”

        “不，林。”他答道，转过头来，透过出租车幽暗的灯光看着我。他双眼发亮，带疤的脸上挂着残破的笑。那有点像维克兰谈到莉蒂，或普拉巴克谈到帕瓦蒂时的表情。那是有些人谈到对上帝的经验时会摆出的表情。

        “我的仇恨救了我。”他轻声说，但带着激动、兴奋的热情。轻柔圆润的美式元音，混合着伴有呼吸声、送气音的阿拉伯腔，那嗓音介于奥玛·沙里夫和尼古拉斯·凯奇之间。换上不同时空、不同人生，哈雷德·安萨里大概会用阿拉伯语、英语朗诵诗歌，让聆听者感动得欣喜落泪。“仇恨是很顽强的东西，你知道的。仇恨是大难不死者。有好久一段时间，我不得不隐藏仇恨。一般人对付不了仇恨，他们被仇恨给吓跑。因此我把仇恨表现出来。我当了多年难民，现在仍是，而我的仇恨就像我一样，也是难民，这实在古怪。我的仇恨待在我的外头。我的家人……他们全遇害……被强暴和肢解……而我杀人……开枪杀人……我割开他们的喉咙……我的仇恨在外面活了下来。我的仇恨变得更强烈、更顽强。然后，有一天醒来，我替哈德拜工作，有钱、有权，我可以感受到那仇恨悄悄爬回我里面。如今它就在我的体内，在它该待的地方。我很高兴，我乐在其中。我需要恨，林。它比我还强，比我还勇敢。我的仇恨是我的英雄。”

        他用那偏激的眼神盯着我一会儿，然后转向司机，司机正在前座打盹儿。

        “Challo， bhai!”他厉声说。开车了，兄弟！

        一分钟后，他打破沉默问我。

        “你知道甘地夫人的事？”

        “对，通过收音机，在利奥波德。”

        “哈德拜在德里的手下知道详情，这件事的内情。就在我来跟你见面之前他们打电话给我。她遇刺的事，错综复杂。”

        “是吗？”我答道，仍在想哈雷德的仇恨之歌。我其实不是很在意甘地夫人遇刺的详情，但我很高兴他转移话题。

        “早上九点，今天早上，在她的住处，总理官邸，她往下走到警卫大门。你知道吗？她双手合十，跟大门口的两名锡克护卫打招呼。她认得那两个人。他们会在那里执勤，完全是出自她的坚持。经过金庙事件，经过‘蓝星行动’，别人劝她不要让锡克人进入她的护卫小组。但她不听，因为她不相信她忠心耿耿的锡克护卫会背叛她。她根本没搞清楚，她下令军方攻击金庙时，已在锡克人心中种下多大的仇恨。总而言之，她双手合十，向他们微笑，说了句Namaste（有礼了）。其中一名护卫拔出配备的左轮手枪，点三八左轮手枪，开了三枪，打中她的肚子，下腹部。她倒在步道上。另一名警卫把斯特恩式轻机枪对准她，打光整个弹匣。三十发。斯特恩是老式枪支，但近距离射击的威力还是很大。至少七发打中她腹部，三发打中她胸部，一发打穿她心脏。”

        我们坐在行进的车里，沉默了一会儿。我先开口。

        “那么，你觉得货币市场会有什么反应？”

        “我想会有利于生意。”他不带感情地说，“只要接班人明确，眼前就有拉吉夫·甘地接班，刺杀案向来有利于生意。”

        “但会有暴动，已经有人在谈结伙追捕锡克人的事。来这里的路上，我看到一场反政府示威。”

        “对，我也看到了。”他说，转头面对我。他的眼球是深色的，接近全黑，眼神里闪现无比执拗的暴烈。“尽管如此，那仍对生意有利。暴动越多，死的人越多，对美元的需求就越大。我们明天就把汇率提高。”

        “道路可能被堵住了。如果有示威游行或暴动，可能不容易到处走动。”

        “我会到你那儿接你，七点钟，然后直接到拉朱拜家。”他说。拉朱拜家在要塞区，是帮派黑钱的会计室，拉朱拜则是会计室的头。“他们不会拦住我，我的车会开过去。你现在在忙什么？”

        “现在，我们收完钱之后？”

        “对，你有没有空？”

        “当然有，你要我做什么？”

        “中途我先下车，你继续坐出租车，一个个去找那些人，告诉他们明天一早到拉朱拜家。”他说，靠着椅背休息，脸和身体垮了下来，疲累、沮丧地叹了口气，“尽可能找，通知越多人越好。形势如果真的变坏，我们会需要用到所有人。”

        “好的，我会去处理。你该睡个觉，哈雷德。你看起来很累。”

        “我想我会睡个觉，”他微笑，“接下来一两天可没有多少时间睡觉。”

        他闭上眼睛一会儿，让头垂下，随着车身左右摇晃，然后突然醒来，坐得直挺挺的，闻闻身边的空气。

        “嘿，这是什么鸟味道，老哥？是某种刮胡水或什么东西？我曾被催泪瓦斯喷过，那味道都比这个好闻！”

        “别问。”我答，咬紧牙关忍住笑，擦擦普拉巴克在我衬衫胸前喷上的芳香剂痕迹。哈雷德大笑，转头看着夜色与大海交接处没有星星的漆黑夜空。

        命运早晚会使我们和某些人相遇，一个接一个，而那些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让自己，以及不该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早晚会碰上醉鬼、废物、背叛者、冷酷无情者、满腔仇恨者。当然，命运会作弊，因为我们常会不知不觉爱上或同情那些人，几乎是他们全部。而你无法鄙视你发自内心同情的人，无法避开你发自肺腑爱的人。我坐在哈雷德旁边，坐在载我们去干不法勾当的出租车里，周遭一片漆黑。我坐在他旁边，五颜六色的阴影纷纷流过。我爱他的率直和强韧，同情那欺骗他、让他软弱的仇恨。他的脸时而映上占满车窗的夜色，那是摆脱不掉命运摆布的脸，那是充满光彩的脸，一如画作中那些注定难逃劫数、头顶却带有光环的圣徒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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