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我是在光天化日的下午一点钟，从两座枪塔间翻过前围墙逃出监狱的。事前的计划相当周密，在某种程度上可说完全照计划进行。但逃脱能成功，其实主要在于胆大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一旦着手逃狱，就得有心理准备，那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一旦失手，惩戒队的警卫很有可能会把我们活活踢死。

        一起逃狱的有两人。另一个是我二十五岁的狱友，他狂放不羁而慷慨，因杀人罪服无期徒刑。我们曾找上其他狱友，想说服他们一起逃狱。我们问了其中最凶狠的八个，这些人全因暴力犯罪被判至少十年徒刑。结果他们一个个都有借口，不肯参加。我不怪他们，我和我的伙伴都是年轻的初犯，没有前科。虽然我们都是重刑犯，但在监狱里，我们只是无名小卒。我们拟订的逃狱计划，是那种成功了会被称为英雄、失败了会被称为狗熊的计划。最后，只有我们两人参加。

        当时，内部警卫队大楼正在大翻修，这给了我们逃脱的机会。那是栋两层楼的房子，供狱警办公和讯问犯人之用，位于前围墙大门附近。我们担任园圃维护员，在那里换班的警卫，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逃狱那一天，我们去那里工作时，他们一如往常看了我们一会儿，随即转过头去。警卫队大楼空无一人，翻修工人正在吃午餐。因着警卫本身的百无聊赖和他们对我们的熟稔，制造出小小的空当。在这只有几秒钟，但于我们宛如数小时的空当中，我们成了隐形人。于是我们动手。

        翻修工地外围用钢丝网围篱封住，我们割开围篱钻进去，破门进入那空荡荡的房子，爬上楼梯。屋内因为翻修，清得空无一物。未抹灰泥的墙，露出柱子和承梁的骨架。楼梯光秃秃的木阶上布满灰尘，一片白色，砖头和灰泥的碎块散落其上。顶楼的天花板上有个维修孔，我站在我的伙伴粗壮的肩膀上，用力推开里面的木板活门爬出去。我事先已把延长线缠在连身工作服里。爬上阁楼之后，我解下延长线，一端绑在屋顶的横梁上，另一端传给我的伙伴，他就利用延长线爬上来跟我会合。

        屋顶呈“之”字形延伸，我们爬向屋顶与监狱前围墙狭窄的夹缝。我选中某个凹槽的一点作为凿孔，希望两侧的突起能遮住那个洞，不致让枪塔上的守卫看到。阁楼上一片漆黑，但靠近墙面狭窄的楔形夹缝却比警棍更黑更暗。

        我们与盖住屋顶的马口铁皮之间，隔着一堵双层的硬木板。在打火机的照明之下，我们开始在木板上钻洞。一把长螺丝起子、一根凿子、一把平头剪，是我们仅有的工具。我们对着木板又劈、又刮、又戳，忙了十五分钟，只挖出大概人眼大小的小洞。我们来回移动打火机的火焰，看见小洞后方闪亮的金属屋顶。但是木板太硬又太厚，用我们手头上的工具，得花好几个小时才能挖出人能钻过去的洞。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估计只有三十分钟，或许再多一点，之后警卫就会来这里例行巡查。我们得在那之前凿穿木板，在马口铁皮上挖出洞，爬到屋顶上，用延长线当绳子，爬下屋顶，获取自由。时间如此紧迫，我们却困在警卫队大楼的阁楼中。我们知道警卫随时可能会发现围篱上的破洞，看见被打坏的门和维修孔。他们随时可能从维修孔上来，钻进这个又黑又闷热的洞穴，找到我们。

        “我们得回去，”我的伙伴低声说，“我们绝对没办法凿穿这木板。我们得回去，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不能回去，”我断然地说，尽管那念头也在我脑海里翻滚，“他们会发现所有被破坏的东西，包括我们割开的围篱，然后他们会知道那是我们做的，因为可以在这地区活动的就只有我们。如果我们回去，会落在Slot手里一年。”

        Slot是狱中黑话，用来指称惩戒队。在那个年代，那个监狱里的那个单位，是那国家最惨无人道的地方，是可以随意毒打犯人的地方。从警卫队大楼（他们的大楼，惩戒队的总部所在）屋顶脱逃不成，挨打肯定更名正言顺，更凄惨。

        “好，那我们他妈的怎么办？”我的伙伴急切地问道，声音压低，但表情和动作都像是在大叫。汗水从他脸上滴落，他的双手因害怕而湿透，握不住打火机。

        “我想有两个选择。”我说。

        “哪两个？”

        “第一个，用那把梯子，那个用链条拴在楼下墙壁的梯子。我们可以再下楼，打断梯子的锁链，把延长线绑在梯子顶端，再把梯子靠在墙上爬上去，接着把延长线甩到墙的另一头，然后就可以滑下去到马路上。”

        “就这样？”

        “那是第一个计划。”

        “但……他们会看到我们。”我的伙伴反驳道。

        “是，没错。”

        “他们会向我们开枪。”

        “说得没错。”

        “他们会射中我们。”

        “的确。”

        “哇，耍我，”他极小声地说，“我想你真的是在耍我。这不成了活靶，不是吗？”

        “我想我们之中或许会有一人过关，另一人会中枪。一半一半。”

        我们思考成败概率，静默不语片刻。

        “我不喜欢这计划。”我的伙伴颤抖道。

        “我也是。”

        “第二个计划呢？”

        “上来这里时，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在一楼的电动圆锯？”

        “有……”

        “如果我们把那圆锯拿来这里，可以用它锯开木板，然后用平头剪剪开马口铁皮，再来就照原计划进行。”

        “但他们会听到声音，”我的伙伴咬牙切齿地小声说道，“我能听到他们讲他妈的电话的声音。我们离他们那么近，如果把锯子拖到这里来用，那声音会像他妈的直升机那么响。”

        “我知道，但我想他们会认为那是工人在赶工。”

        “但工人不在这里。”

        “是，没错，但大门警卫正在换班，新警卫上来站岗。风险的确很大，但我想我们如果做了，他们会像以前一样只听声音，认为那是工人在干活。他们已经听了几星期的电钻、锤子和圆锯的声音，不可能会想到那是我们干的。他们绝对想不到犯人会有那么大的胆子，竟敢用电锯，而且就在大门旁用。我想这办法胜算最大。”

        “我很不想当那个他妈的泼冷水先生，”他反驳道，“但这房子没电，他们把电源切断，好进行翻修，唯一的电源在外面。我想延长线是能拉到下面，但电源在这房子外面。”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之中一人得下去，偷偷潜出我们撬开的门，把延长线插进外面的插座，只有这个办法。”

        “谁下去？”

        “我去。”我说。我很想说得有把握、坚定，身体却泄露了我的心虚，语气急促而尖锐。

        我爬到维修孔旁，双腿因恐惧和紧张性痉挛而不听使唤。我抓着延长线滑下，蹑手蹑脚地来到一楼，一路施放延长线。来到门口时，延长线还剩下很长一段。圆锯放在门附近。我把延长线系在圆锯把手上，跑回楼上。我的伙伴把圆锯拉上去，穿过维修孔，然后把延长线交给我。我再次蹑手蹑脚地来到门边，身体紧贴着墙壁。我喘得厉害，努力鼓起开门的勇气。最后，心一横，我推开门走出去，把延长线插进插座。

        配备手枪的几名警卫正在聊天，离这门不到二十米。他们之中若有一人朝我这边看来，一切就完了。我抬头往上瞧，看见他们朝四面八方看，唯独没看向这边。他们在监狱大门那一带聊天、走来走去，因某人刚讲的笑话而大笑。没有人看到我。我悄悄溜回屋内，像狼一样四肢着地，爬上楼梯，抓着延长线使劲地爬上维修孔。

        在“之”字形阁楼中的那个黑暗角落，我的伙伴正拿着打火机。我看到他已把电锯连上延长线，准备锯木板。我接过打火机，替他拿着。没有一秒迟疑，他提起重重的电锯，启动开关。电锯尖锐的声音，就像机场跑道上喷射客机引擎的运转声。我的伙伴望着我，嘴张得老大，露齿而笑，笑时紧咬着牙，双眼闪映火光。然后，他把电锯推进厚木板，上下左右锯了四道口子，在震耳欲聋的声音中，一下子就锯出一个洞，露出闪闪发光的四方形马口铁皮。

        接下来寂静无声，我们静静等待，耳里响着愈来愈稀微的回声，心脏怦怦直跳。不一会儿，我们听到监狱大门附近传来电话铃声，心想完了。有人接起电话，是某个大门警卫。我们听到他大笑讲话，口气轻松闲散。没事，我们安全了。他们当然听到了电锯声，但正如我所预料的，他们把那当作是工人发出的声音，不以为意。

        我信心大增，拿起螺丝起子在马口铁皮上打出一个洞。阳光从自由的天空照射进来，照在我们身上。我把洞挖大，然后用平头剪绕着马口铁皮的三个边剪开。我们用四只手合力把那块马口铁皮往外推，我把头伸出洞外，看见我们的确已打穿屋顶的某条凹槽，那个凿孔躲在那道“V”字形凹槽的最底部，没有人能看到。趴在那道窄缝里，我们看不见枪塔的守卫，他们也看不见我们。

        接下来只剩下一件事要做。延长线还插在楼下屋外的插座上，我们需要那条延长线当绳索，用它垂挂到监狱围墙外，攀降到马路上。我们之中得有一人下楼，在监狱大门警卫的视线范围内，推开门走出去，拔下延长线，再爬上屋顶。我看着我的伙伴，他满是汗水的脸沐浴在从我们挖开的屋顶洞射进的明晃晃的阳光里，非常清楚。我知道我得再跑一趟。

        我走到一楼，背紧贴着门边的墙壁，停下来，在心里跟自己的双手双脚说要争气，要勇敢走到毫无遮掩的门外。我的呼吸非常急促，觉得头晕想吐，心脏像是落入陷阱的鸟，猛撞我心坎的牢笼。经过似乎很漫长的几个片刻，我认定自己办不到。从审慎明智到盲目恐惧，我内心的每个角落都尖叫着要我别再出去。我没办法出去。

        我得切断延长线，没别的办法。我从连身工作服的侧袋中拿出凿子。我们用这凿子凿穿了屋顶的木隔板，尽管如此，它仍旧很锐利。当我将凿尖对准门缝下方的延长线，举起手要击下时，突然间想到，我如果切断延长线，导致电线短路，可能会引发警铃，引来警卫入屋查看。但那不重要，我没别的选择，我知道自己无法再走到屋外。我使劲往凿子上一敲，切断延长线，嵌进木头地板。我扯出被切断的延长线，等警铃响起或有人从大门区域快步跑过来的声音。但没有动静，什么都没有，我平安无事。

        我抓着断头的延长线迅速上楼，回到阁楼。在屋顶新挖的洞旁边，我们把延长线绑在粗大的木头横梁上。接着，我的伙伴开始爬出去，身体刚出马口铁皮屋顶的一半时卡住了，好一段时间上不去也下不来。他剧烈地扭动身体，使出吃奶的力气，却还是动弹不得，卡得非常紧。

        他的身体堵住了我们所挖的洞，阁楼再度陷入黑暗。我双手在屋顶龙骨之间与灰尘里四处摸，摸到打火机。点燃打火机之后，我立刻看出他为何会卡住。原来是香烟袋搞的鬼，那是他在狱中休闲社团自己做的一个厚皮袋。我要他别动，然后拿起凿子，在他连身工作服后面的口袋割出“冂”字形的口子，把口袋扯掉，香烟袋随即落入我手中。我的伙伴顺利爬出洞，来到屋顶。

        我跟着爬上屋顶。我们两人像毛毛虫一样在凹槽底部蠕动前进，来到监狱的城垛状前墙。我们跪着往墙外瞧。在那几秒钟里，我们的身躯暴露在外，但枪塔警卫没往我们这边瞧，那个地方是警卫的盲点。枪塔警卫认定不会有人离谱到光天化日之下翻越前围墙脱逃，因此忽略了这里。

        我们大胆地往下方的马路迅速一瞥，看见监狱外排了一列车子。他们是送货员，等着进入监狱大门。每辆车都要仔细搜查，底盘也用镜子检查，因此车阵前进缓慢。我们两人在凹槽里蹲低身子，思量着该怎么办。

        “下面一团乱。”

        “现在就下去。”他说。

        “等等。”我反驳。

        “妈的，把延长线丢过去，走人。”

        “不行，”我低声说，“下面人太多。”

        “那又怎样？”

        “他们会有人想当英雄，肯定会。”

        “就让那家伙当英雄，我们会撂倒他。”

        “他们人太多。”

        “撂翻他们所有人。我们会大摇大摆地从他们中间穿过，他们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打的他们。豁出去了，老哥。”

        “不行，”我态度坚决，“我们得等。等下面都没人了再翻墙下去，我们得等。”

        我们最终还是等了，那是分秒难挨的二十分钟，其间我一次又一次地匍匐前进，往墙的另一头望去，每次都冒着暴露的危险。最后我往下方的马路瞧，终于空无一人。我向我的伙伴打信号。他往前爬，翻过墙下去，不见人影。我小心翼翼地爬到前面看看，心想会看到他抓着延长线往下降，没想到他已站在马路上。我看着他消失在监狱对面与这马路交会的小巷里，而我仍在监狱里的屋顶上。

        我爬过蓝砂岩的矮墙，抓住延长线，双脚顶住墙壁，双手抓着线，背对着马路，我望向左边的枪塔。警卫正在讲电话，另一只手在空中舞动，自动步枪侧背在肩。我望向另一座枪塔。那里的警卫也配着步枪，正往下叫喊监狱内大门区里的同事。他一脸微笑，表情轻松。没有人看到我，我正站在这国家安全防护最严密的监狱前围墙上，没有人看到我。

        我移动双脚，开始下降，延长线却因双手流汗、恐惧而滑脱。墙很高，我知道如果摔下去，必死无疑。在恐惧和绝望之中，我重新抓住延长线，紧抓不放。我靠着双手刹车，减缓下坠速度，感觉到手掌、手指上的表皮被扯掉而微微灼痛。速度已变慢，但仍足以让我落地受伤。我重重落地，再站起，跌跌撞撞地越过马路。我自由了。

        我回头看了监狱一眼，延长线仍然吊在墙上，枪塔里的警卫仍在讲话。一汽车缓缓驶过，司机的手指配合歌声，敲打着方向盘。我转身走进小巷，走进被缉捕而失掉我一切所爱的人生。

        持枪抢劫时，我把恐惧加诸他人，从那一刻起（甚至在我干下诸多罪行时）到牢狱生涯，再到逃亡生涯之际，命运把恐惧加诸我。每个夜晚我都在恐惧中度过，有时觉得体内的血液和气息仿佛因惧怕而凝结成块。我加诸别人的恐惧，转变成十倍、五十倍、上千倍的恐惧，让我在每个无比孤单的夜晚时时刻刻都胆战心惊。

        在孟买的头几个月，白天时，周遭的世界缓慢而吃力地运转着，我把自己投入由职责、需求与小小欢乐构筑的繁忙踏实生活中。但到了夜晚，沉睡的贫民窟坠入梦乡，恐惧悄悄爬遍我的全身，我的心退入漆黑的回忆洞穴。当这个城市沉睡时，大部分的夜晚，我却在走动。我走着走着，强忍着不回头看那枪塔，以及吊在高墙上但其实已不存在的延长线。

        至少，夜是沉静的。那些年，每到午夜时，警察即对孟买实施宵禁。晚上十一点半，警察的吉普车聚集在这大城的各主要街道，开始强迫餐厅、酒吧、商店，乃至人行道上贩卖香烟、帕安的小店打烊。尚未回家或躲藏的乞丐、瘾君子和妓女，全被驱离人行道。商店拉下铁门，盖住橱窗，市场里的商摊都盖上白棉布。安静和冷清降临。白天的孟买街头，人群熙来攘往、车水马龙，无法想象到了夜里竟如此冷清寂静。但每个夜晚都是如此：无声、美丽、令人不安。孟买成了鬼城。

        午夜过后，数个小队的便衣警察执行名为搜捕的行动，为时两到三小时。他们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巡逻，搜寻罪犯、瘾君子、嫌疑犯、无家可归的失业男子。当然，这城市有一半以上的人无家可归，其中许多人吃、睡、住都在街头。到处都有席地而睡的人，他们躺在人行道上，只靠一条薄毯和棉质被单驱赶夜里的露水。因旱灾、水灾或饥荒逃难到城里的人，或单身一人，或一家大小，或一整村人，睡在石板人行道和民宅的大门口前，挤在一起，以防落单。

        在孟买，依法不准睡在街头。然而警察执行取缔时，就像取缔万妓街上的妓女一样“务实”。他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不会”被他们以深夜不归罪逮捕的对象还是一大堆。例如，苦行僧和其他各种宗教修行者在豁免之列；老人家、截肢者、病患或伤者，得不到多少同情，有时还得被迫转移到别的街道，但不会被捕；精神病患、行为古怪的人，还有乐师、杂技演员、手技杂耍人、演员、弄蛇人等跑江湖卖艺者，偶尔会遭粗暴对待，但绝不在搜捕之列；碰上一家子人，特别是带着年幼小孩的家庭，警察通常只是严厉警告，勿在某地区逗留超过几晚，随即放过他们。但男子凡能证明自己有工作，例如拿出名片或手写的雇主地址作为证明，不管那工作多卑下，都会得到放行。一身干净、体面而能显露某种教育水平的独行男子，通常借由口头说明就能免遭逮捕，即使待业中亦然。当然，凡是能拿钱打点的，也都会没事。

        最后只剩下非常穷、无家可归、失业、教育程度低、只身一人的年轻男子，成为最容易在午夜被逮捕的族群。每天晚上都有数十名年轻男子，因为没钱贿赂警察，又没有能力靠说说话就让自己脱身，而在市内各地被捕。其中有些人因为符合警方所描述的通缉犯相貌、特征而被捕，有些人被查获携毒或携赃而被捕，有些人恶名昭彰，警察基于犯罪嫌疑，决定将他们逮捕。但有许多人只是因为肮脏、贫穷、一脸绝望无助而被捕。

        孟买市没有钱购置数千副金属手铐，即使有这笔经费，警察大概也不愿把手铐这个累赘带在身上。因此，他们携带以大麻纤维、椰子纤维捻制的粗糙长绳，用来将被捕者的右手一一绑在一块。这绳子虽细，却能绑住这些人，因为夜间搜捕的落网者大部分非常虚弱、营养不良、精神消沉，因而无力逃跑。他们乖乖地、安静地受捕。逮捕到十几二十名男子，并集体拴成一列后，即由搜捕队六或八名警察将他们押回拘留所。

        就警察来说，印度警察的行事比我预想的还正派，而且不容否认地勇敢。他们配备的武器，只有名叫拉提（lathi）的细竹棍，没有警棍、瓦斯枪和枪，也没有对讲机。因此巡逻时一旦遇上麻烦，也没有办法求援。他们没有多余的车辆可供执行搜捕，因此，警察每出一趟任务都得走好几公里的路。他们常以细竹棍打人，但很少狠狠殴打，甚至毒打成重伤。比起澳大利亚的那个现代西方城市里的警察，他们更不常打人。

        但遭到搜捕的年轻男子得在牢狱里蹲上数天、数周乃至数月，而牢狱生活的悲惨，和亚洲很多地方的牢狱一样。午夜后，绑成一列的男子拖着脚走在市区，那景象比大部分送葬行列还更让人难过、怜悯。

        夜间搜捕结束后，我在孟买市区四处逛，而且总是一个人。我那些有钱朋友怕穷人，而我那些穷人朋友怕警察，而大部分外国人什么人都怕，待在饭店不敢出门。每当我走在街道上，搜寻夜街的凉爽寂静时，街道是属于我的。

        那场大火过后约三个月，我有次出来夜游，不知不觉走上临海大道旁的海堤。海堤与大道间的宽阔人行道，冷清而干净。六车道临海大道的另一边，则是往内陆弯成半月形，而且放眼望去尽是富裕繁华的地区：俯瞰黑色大海的高级住宅、昂贵的公寓大楼、领事馆、高级餐厅与饭店。

        那天晚上，临海大道上的车子很少，每隔十五或二十分钟才有一辆车缓缓驶过。在我身后，大马路的另一边，所有房间只亮着寥寥几盏灯。猛然刮起的阵阵海风，带来清净、飘着咸味的空气。四周一片寂静，海比城市更喧哗。

        有些贫民窟友人对我独自在街上行走表示担心。别在夜里走，他们说，孟买夜里不安全。但我怕的不是这座城市。我在街头觉得很安全，我走过的人生乖戾又困顿，但这城市把我的人生包覆在其他数百万人的人生里，仿佛……仿佛我的人生天生就该归属这里，只归属这里。

        而我做的工作，让这份归属感更为强烈。我兢兢业业地扮演贫民窟医生的角色。我找来诊断医疗方面的书，在小屋里就着灯光研读。我囤积了不少药物、药膏与绷带，是用我替游客做黑市买卖所赚的钱从本地药店买来的。即使已攒够离开的钱，我仍留在那里，留在那个污秽的地方。我已经有能力搬到舒适的公寓，但仍然待在那狭促的小屋里。我跟着那里的两万五千人，投入他们翻腾激荡的生存搏斗之中。我舍不得普拉巴克、强尼·雪茄、卡西姆·阿里·胡赛因。我努力不去想卡拉，但爱意引我向虚空猛抓。当我孤单一人，我亲吻风，呼唤她的名字。

        海堤上，凉爽的海风吹过我的脸庞和胸膛的肌肤，感觉就像有人拿起水罐，把水倒在我身上。四周寂静无声，只有我自己在风中的呼吸声，还有海堤下方三米处海水拍打岩石的浪涛声。水花四溅的海浪拉着我。放手，放手，让它结束，倒下来死掉就是。就这么简单。那不是我内心最响亮的声音，却是来自内心极深处，来自让我抬不起头的羞愧。羞愧之人懂得这样的声音：你让每个人失望，你没有资格活着，世界没有你会更好……我努力去获得归属，努力以医疗工作救治自己，努力以爱上卡拉这个愚蠢的念头拯救自己，但在羞愧之中，我终归是孤单一人，我感到迷惘。

        海水奔腾，拍打下方的岩石。纵身一跳，就一了百了。我感觉到那坠落，感觉到身体撞上岩石的破裂声，感觉到溺死的冰冷下滑。就这么简单。

        有只手搭上我的肩膀，出手很轻，但足以将我拦住。我迅速转身，一脸震惊。有个高大的年轻男子站在我身后。他的手仍然放在我肩上，仿佛在撑着我，仿佛他已看出我不久前的心思。

        “我想，你是林先生。”他轻声说，“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是阿布杜拉。我们在站立巴巴的大麻窝见过。”

        “记得，记得，”我结结巴巴地说，“你救了我们，救了我，我记得很清楚。我还没好好谢谢你，你就离开，消失不见了。”

        他轻松微笑，抽回他的手，梳理他浓密的黑发。

        “用不着谢，如果我在你的国家碰上这种事，你也会这么做，不是吗？来，有人想见你。”

        他以手势示意我停在十米外、人行道旁的一辆车。那车早停在我身后，引擎仍在发动，我不知为什么一直没听见。那是“大使”，印度的平价高级车款。车里有两名男子：一名是司机；一名是乘客，坐在后座。

        阿布杜拉打开后车门，我弯下腰往里面瞧。有位至少五十五岁的男人坐在里面，街灯照亮他的半边脸。那是清瘦、坚毅而聪明的脸，有着细长鼻子和高高的颧骨。我立即就被那双眼睛给震慑住，炯炯有神的琥珀色，带着惊喜、同情，还有别的特质——可能是冷酷，也或者是爱。他的胡子和头发都刮理得很短，但都已经花白。

        “你是林先生？”他说，声音低沉、洪亮而有自信，“很高兴认识你，真的，非常高兴。我听说过一些你的好事。听到好事，总是叫人高兴，而在孟买这里，听到与外国人有关的好事，更让人开心。或许你也听说过我，我是阿布德尔·哈德汗。”

        我当然听说过他。在孟买，他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人物。每隔几星期，报纸上就会出现他的名字。市集、夜总会、贫民窟都有人在谈他，富人敬佩他且害怕他；穷人尊敬他，奉他如神明。他在董里的纳比拉清真寺中庭讲述神学和伦理学，闻名全市，各宗教的许多学者和学生都慕名前往聆听。他与艺术家、企业家、政治人物交好之事，同样家喻户晓。他也是孟买黑社会的老大、联合会制度的创办人之一。这套制度将孟买划分成数个地盘，归不同的联合会治理，每个联合会由数个堂口老大组成。据说这套制度很好，很受欢迎，因为经过十年腥风血雨的地盘争夺，这个制度安定了孟买黑社会，少了许多打打杀杀。他有权势，危险且聪明。

        “Yes, Sir.”我答，震惊于自己不知不觉用了“Sir”这个字。我痛恨这个字。在惩戒队时，只要未以“Sir”称呼警卫，就会招来毒打。“我当然知道你的名字，大家都叫你哈德拜。”

        他名字末尾的“拜”，意为大哥，是亲切尊敬的字眼。我说出哈德拜时，他微笑，缓缓点头。

        司机调整后视镜对准我，面无表情盯着镜中的我。后视镜上挂着新鲜的茉莉花环，花香令人陶醉，在吹过清爽海风之后，那香气几乎令我晕眩。俯身探入车内时，我凛然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处境：我弯腰的姿势；我抬起头看见他眼睛时皱起的眉头；我指尖下车顶边缘的沟槽边；贴在仪表板上，写着“神与我同行”的贴纸。街上没有其他人，没有车子经过，四周非常安静，只有车子引擎的怠转声与车窗外闷闷的海浪声。

        “林先生，你是科拉巴陋屋区的医生。你去那里居住后不久，我就听到这事。一个外国人住在陋屋区，相当罕见。那里归我所有，你知道吗？那些简陋小屋坐落的那块地，归我所有。我很满意你在那里的表现。”

        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我住的那个贫民窟，也叫佐帕德帕提，就是陋屋区。那个面积四万平方米的贫民窟，还有住在那里的两万五千名男女老少，归他所有？我已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听人提起哈德拜的名字好多次，但没有人说过那地方归他所有。不可能，我心里这么想。那样的地方和那里的所有人，怎么可能归哪个人所有。

        “我，呃，我不是医生，哈德拜。”我终于回神告诉他。

        “或许这就是你在治病上如此成功的原因，林先生。医生不愿进陋屋区。我们能叫人不要做坏事，却无法逼人去做好事，不是吗？刚刚我们经过时，我的年轻朋友阿布杜拉认出你坐在海堤上，我便要车子掉头回来找你。来，上车坐我旁边，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感到迟疑。

        “对不起，不麻烦你。我……”

        “不麻烦，林先生，上车。司机是我很好的朋友，纳吉尔。”

        我跨进车子。阿布杜拉替我关上车门，随后坐上司机旁边的前座。司机再度调整后视镜对准我。车子没开走。

        “Chillum bono（来根水烟筒）。”哈德拜向阿布杜拉说。

        阿布杜拉从夹克口袋拿出一根漏斗状的管子，放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开始将大麻和烟草搅和在一块。他把称为戈利（goli）的大麻球捏附在火柴棒末端，点起另一根火柴烧它，大麻的气味与茉莉花香混在一起。车子仍在缓缓低声怠转。没有人说话。

        三分钟后，水烟筒调配好，第一口给哈德拜吸。他吸过后，把水烟筒交给我、阿布杜拉和司机接着吸，然后每个人又轮流吸了一回。阿布杜拉清理水烟筒，放回口袋，手法迅速而利落。

        “Challo（走）。”哈德汗说。

        车子缓缓驶离人行道边，街灯开始流泻进斜斜的挡风玻璃。司机把卡带放进仪表板的卡匣内。我们脑袋后方的喇叭，轰然传出音量放至最大的浪漫嘎札尔歌曲，曲调令人感伤。大麻让我神志恍惚，我能感觉到颅骨里的脑子在颤抖，但看着其他三人，他们似乎十足镇静。

        眼前的情景，出奇地类似我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与朋友吸毒后无数次驾车兜风的感觉。那时候，我们吸大麻胶或大麻，把音乐开得震天响，再开车兜风。但在我那个文化里，吸毒、把音乐开到最大声、驾车兜风，主要是年轻人干的事。此时我们一群人跟着一名很有权势、很有影响力的前辈，那人年纪不小，比阿布杜拉、司机或我都大得多。歌曲依循固定的节奏，他们三人却讲着我听不懂的话。这感觉既熟悉又令我不安，有点像是人长大后回到童年时期的校园。虽然有大麻麻醉，我却无法完全放松。

        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如何回来。我们往塔德欧驶去，与我位于科拉巴贫民窟的家方向正相反。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想起印度人那独特的友善绑架习俗。在贫民窟几个月期间，我应邀参加朋友多场含糊、神秘的邀约，他们没说要去哪里，也没说去做什么，只是要我跟着他们去。他们总是面带微笑，语带急迫之意，说“你来”，从不觉得必须告诉你要去哪里，为什么去。“你现在就来！”最初，我抗拒过几次，但不久我就知道，那些神秘兮兮、没有计划的行程，总是叫人不虚此行，往往有趣又好玩，且大多都很重要。渐渐地，我懂得放轻松，听从、信赖直觉，一如此时跟哈德拜在一起。事后我从未后悔，也从未被强行带走我的朋友伤害，或对这些神秘邀约感到失望。

        车子沿着长而平缓的山坡，爬上山丘顶端，前面往下可到哈吉阿里清真寺。阿布杜拉关掉录音带，问哈德拜要不要在山顶上他常去的那家餐厅停车。哈德拜看着我想了一会儿，向司机微笑、点头。他用左手指关节在我手上轻敲两下，拇指轻触他嘴唇。那手势表示，现在不要出声。看着，但不要讲话。

        我们开进停车场旁边有段距离的地方，另有二十辆车停在哈吉阿里餐厅外。午夜过后，大部分孟买人坠入梦乡，或至少假装已经睡着，但这城市还是有几个声光十足的热闹地方，关键在于知道它们的所在位置，这座位于哈吉阿里陵墓附近的餐厅就是其中之一。每天晚上有数百人聚集在这里用餐、会面，买饮料、香烟或甜点。他们搭出租车、开私家车、骑摩托车来，每个小时都有人来，直到天亮为止。这餐厅不大，总是高朋满座。大部分客人喜欢站在人行道或坐在车子里用餐。许多车子里放着轰隆隆的音乐。客人用乌都尔语、印地语、马拉地语、英语高声叫喊，侍者在柜台与车子间来回奔走，端上饮料、包好的食物及餐盘，动作娴熟漂亮。

        这间餐厅违反商业宵禁规定，仅在二十米外的哈吉阿里派出所照理应该勒令它关门。但印度人的务实作风认识到，在现代的大都市里，文明人需要地方采集、狩猎。它们是寂静城市里喧闹好玩的绿洲，而这类场所的老板借由贿赂官员和警察就可以持续营业，几乎通宵营业，但这并不表示取得了合法营业许可。这类餐厅和酒吧属非法营业，有时得做出奉公守法的样子。有局长、部长或其他大官座车经过时，固定会有电话向哈吉阿里派出所的警察通风报信。餐厅和客人也很合作，在一阵兵荒马乱中，关掉电灯，开走车子，餐厅被迫暂时打烊。这小小的不便不仅未让人扫兴，反倒给买点心这类稀松平常的事增添了一点刺激和冒险感。每个人都知道位于哈吉阿里的这家餐厅，会在不到半小时内重新开张，一如城里其他佯装打烊的非法夜店。每个人都知道贿赂、收贿的事，每个人都知道电话通风报信的事，每个人各得其利，每个人都开心。狄迪耶曾说，贪腐成为政府治理制度后，最糟糕的地方就在于这制度运作得非常平顺。

        一名马哈拉施特拉的年轻领班快步来到我们车旁，司机替我们点吃的时，那年轻人猛点头。阿布杜拉下车，走到挤满人的外带柜台。我看着他，年轻的他，走起路来带着运动员那种动不动就要发火的神态。他比他旁边大部分的年轻人长得高，姿态流露出惹人注目的机灵自信。黑发长长垂在后面，几乎到肩膀。一身简单、平价的穿着，软黑鞋、黑长裤、白丝衬衫，穿在他身上却都很搭，而且他把这身打扮穿出些许军人的英姿。他肌肉结实，看上去大概二十八岁。他转身朝向车子，我见到他的脸。那是张俊俏的脸，冷静而沉着。我知道他为何能那么镇静，在站立巴巴的大麻窝，我见识过他如何迅捷利落地制伏那名持剑男子。

        一些客人和所有柜台员工认出阿布杜拉，他点香烟、帕安时，或跟他讲话，或投以微笑，或开他玩笑。他们的手势夸张，笑声比不久前更大。他们相互推挤，不时伸手碰他，好似急切地想博取他的欢心，甚至只为得到他的注意。但那气氛也带着迟疑——某种勉强——仿佛他们虽然有说有笑，心里其实不喜欢他或不信任他。同样明显可见的，是他们怕他。

        那名侍者回来，把食物和饮料递给司机。他在哈德拜旁开着的车窗边逗留，眼神在恳请哈德拜开口。

        “拉梅什，你父亲还好吗？”哈德拜问他。

        “好，拜，他很好。但是……但是……我有个问题。”那年轻侍者用印地语回答，紧张地扯着唇髭的边边。

        哈德拜不太高兴，瞪着那张忧愁的脸。

        “有什么问题，拉梅什？”

        “是……是我的房东，拜。我们就要被……赶出来。我、我们、我们家，已经在付两倍的房租，但房东……房东很贪心，想把我们赶走。”

        哈德拜点头，想着事情。见哈德拜不发一语，拉梅什信心大增，用印地语噼里啪啦继续讲。

        “不只是我家，拜。那栋大楼的所有住户都要被赶出去。我们试了各种办法，提出非常好的价钱，但房东就是听不进去。他有打手，那些打手威胁我们，甚至打了人。我父亲就挨了打。拜，我很惭愧没杀了那地主，但我知道这只会给我家和其他住户惹来更多麻烦。我跟我可敬的父亲说，我们应该告诉你，你会保护我们。但我父亲太爱面子了。你知道他，他爱你，拜。他不愿向你求救，怕打扰你。他如果知道我是这样跟你提起我们的麻烦，肯定会很生气。但今天晚上我看到你，哈德拜大人，我想……神把你带到这里跟我见面。我……我很抱歉打扰你……”

        他陷入沉默，猛吞口水，捧着金属盘的手指因用力而惨白。

        “我们会去了解可以怎样解决你的问题，拉姆。”哈德拜慢慢说。听到哈德拜以亲昵的小名拉姆称呼他，这年轻人顿时眉开眼笑，笑得像个小孩。“明天来找我，两点整。我们再详谈。我们会帮你，印沙阿拉（Inshallah，如蒙阿拉允许）。哦，对了，拉姆，在这问题解决之前，印沙阿拉，没必要把这事告诉你父亲。”

        拉梅什看上去好似想抓住哈德拜的手亲吻，但他只是鞠躬后退，小声道谢。阿布杜拉和司机点了水果沙拉和椰子酸奶，侍者离去后，他们两人吃得咂咂作响，非常满意。哈德拜和我只点了杧果口味的酸奶。我们啜饮冰饮时，别的访客来到我们车窗旁，来者是哈吉阿里派出所的所长。

        “哈德拜，又见面了，幸会，幸会。”他说，脸部扭曲成怪样，若非因为腹绞痛，就是谄笑。他讲的印地语带着某种方言的浓浓口音，我几乎听不懂。他问候哈德拜的家人，然后谈起正事。

        阿布杜拉把吃完的盘子放在前座，从座椅下抽出一小包用报纸包裹的东西递给哈德拜。哈德拜打开一角，露出厚厚一沓百元卢比的纸钞，然后不当一回事似的，将它递出窗户交给那警察。给钱给得这么公然，甚至到了引人注目的地步，教我深深觉得，哈德拜一定是有意要让方圆一百米之内的每个人都看到这送钱、收钱的一幕。

        那警察把那包钱塞进胸前，往旁边弯下腰，大声吐了两口口水以求好运。他再度走到车窗旁，开始小声讲话，语气急切且说得很快。我听到“身体”“讲价”这两个字眼，还有关于赃物市集的话题，但不清楚话中的意思。哈德拜举起手要他住嘴。阿布杜拉看看哈德拜，再看看我，突然露出孩子气的一笑。

        “跟我来，林先生，”他轻声说，“我们去看清真寺，要不要？”

        我们下车时，那警察大声说道：“那个白人会说印地语？天哪！”

        我们走到海堤上一个荒僻处。哈吉阿里清真寺建在一个平坦的小岛上，借由石头步道与陆地相连，步道长约三十三步。黎明到日暮期间，潮水落在步道以下，得以通行，宽阔步道上挤满了朝拜的信徒和游客。涨潮时，步道完全没入水中，小岛孤悬海上。从滨海马路上的挡土墙望去，清真寺在夜里仿佛一艘停泊的大船。发出绿光与黄光的铜灯，垂挂于大理石墙的托架上。月色下，水滴形拱门和圆形轮廓亮得发白，化为这艘神秘之船的帆，宣礼塔则是船上林立的高大桅杆。

        那天晚上，又圆又平的黄色月亮，贫民窟居民所谓的令人伤心的月亮，高挂在清真寺上方，散发令人无法抗拒的催眠力量。海上吹来微风，但是是湿热的风。成群蝙蝠沿着空中的电线飞翔，数目达数千只，像一行乐谱上的音符。一个小女孩过了睡觉时间仍在外头兜售茉莉花环，她走到我们面前，递给阿布杜拉一只花环。阿布杜拉从口袋里掏出钱给她，她大笑，不肯收，然后唱起某部印地语卖座电影里的歌曲副歌走开。

        “这世上由信念所引发的诸多作为，最漂亮的莫过于穷人的慷慨。”阿布杜拉以他一贯的低声说道。印象中，他总是那么轻声细语。

        “你的英语说得很好。”我以评论的语气说道，打心坎里佩服他所表达的高妙思想和表达方式。

        “没有，我说得不好。我认识一个女的，她教我这些字。”他答。我等着他继续讲，他迟疑地望着大海，再度开口时却改变了话题。“林先生，那时候在站立巴巴的大麻窝，那男子拿剑朝你冲来时，我如果没在场，你会怎么做？”

        “我大概会跟他打。”

        “我想……”他转头凝视我的眼睛，我觉得头皮因为某种莫名的惧怕而发麻，“那样的话，我想你大概会没命。你大概会被杀掉，你现在已经不在这里。”

        “不会，他手中虽然有剑，但他年纪大，神志不清。我应该会打赢他。”

        “是，没错，”他说，没有笑，“是，我想你说得没错，你大概会打赢他。但其他人，那个女孩和你那个印度朋友，大概会有一人受伤，甚至被杀，如果你活下来的话。剑砍下来，如果没砍到你，大概会砍到他们之中某个人，我想是这样。你们大概会有一个人死掉，你或你的朋友，你们会有一个人死掉。”

        换成我沉默了。片刻之前我所感受到的惧怕，突然间化为十足的惊恐。我的心脏怦怦大声跳着。他在说他救了我一命，而我在他的话中感受到威胁。我不喜欢这威胁。心中开始涌现怒气。我紧绷着准备和他打一架，狠狠盯着他的眼睛。

        他微笑，伸出一只手搭在我肩上，就像不到一小时前在临海大道、在另一处海堤上，他对我做的那样。那股出于本能、令人激动的惊恐来得快，去得也快；那股惊恐虽强烈，但随即被压过，消失无踪。直到再过数月，我才又想起那感觉。

        我转身看到那警察鞠躬，离开哈德拜的车。

        “哈德拜贿赂那警察很不避人耳目。”

        阿布杜拉大笑，我想起在站立巴巴的大麻窝，第一次听到他放声大笑的情景。那是尽情、坦率的大笑，完全无所拘束的大笑，因为这个笑容，我突然喜欢上这个人。

        “波斯有句俗语，有时狮子得吼吼，只为让马儿想起恐惧。那个警察一直在哈吉阿里这里制造麻烦，老百姓不尊敬他，为此他感到不高兴。不高兴，他便制造麻烦；他制造愈多麻烦，老百姓就愈不尊敬他。如今，他们看到这么大把钞票的贿赂，像他那样的警察不可能收到那么多钱，于是他们会多尊敬他一些。他们会大叹不得了，了不起的哈德拜付他那么多钱。有了这小小的尊敬，他会比较不常找我们所有人的麻烦。不过，意思非常清楚。他是马，哈德拜是狮子，而狮子已经吼了。”

        “你是哈德拜的贴身保镖？”

        “不是，才不是！”他再度大笑，“阿布德尔·哈德汗大人不需要保护，但……”他停住不语，我们俩望着坐在平价豪华轿车后座的那个白发男子，“但我愿为他死，如果那就是你的意思的话。我愿为他死，为他做更多事。”

        “愿为人而死的话，能再为那人做的事就不多了。”我答，为他的真诚和想法的古怪咧嘴而笑。

        “不，”他说，一手揽住我的肩，走回车子，“还有一些事可做。”

        “你和我们的阿布杜拉成为朋友了，林先生？”我们坐进车子时，哈德拜说，“很好。你们应该是好朋友，你们就像一对兄弟。”

        阿布杜拉和我互望，为这番话轻声而笑。我的头发是金色的，他的是墨黑色的；我的眼睛是灰色的，他的是褐色的；他是波斯人，我是澳大利亚人。乍看之下，我们俩天差地别。但哈德拜皱起眉头，一脸不解，朝我们俩轮流看了又看，瞧了又瞧，对我们的惊喜表情显得十分困惑，我们不禁停住大笑，转为微笑。车沿着班德拉道路驶去时，我想着哈德拜所说的话。我不知不觉在想，我们虽然差别那么大，年纪比我们大的哈德拜所说的这番话，说不定还真有几分是真知灼见。

        车子连续开了将近一小时，终于在班德拉区外围、林立商店与超市的街道上放慢速度，然后转进小巷。这条街黑暗又冷清，小巷也是。车门打开时，我听到音乐和歌声。

        “来，林先生，我们走。”哈德拜说，丝毫不觉得该告诉我要去哪里或为什么去。

        司机纳吉尔留在车旁，身体靠着引擎盖，终于难得放松一下，打开阿布杜拉在哈吉阿里买给他的帕安。走过他身边，朝小巷另一头走去时，我想到纳吉尔一直没开口说一句话。我很纳闷，在这个拥挤而喧闹的城市，为什么有那么多印度人常如此沉默，久久不吭一声。

        我们穿过一个宽大的石拱门，踏上一条走廊，爬上两段阶梯，进入满是人、烟、嘈杂音乐的大房间。房间呈长方形，挂着绿色丝织品和织毯。房里另一头有个凸起的小舞台，上头有四名乐师坐在丝垫上。四面靠墙边摆了矮桌，周边铺了舒适的坐垫。淡绿色的钟形灯悬垂于天花板上，投射出晃动的环状金黄色光芒。侍者在一群群人之间走动，奉上由长玻璃杯装盛的红茶。某些桌上有水烟筒和大麻胶香料，因为水烟筒，空气里点缀着蓝烟。

        几名男子立即起身迎接哈德拜。阿布杜拉在那里也很出名，一些人或点头或挥手或口头招呼，向他致意。我注意到那房间里的男人热情地拥抱他（这和哈吉阿里那里的人大不相同），而且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放。我认出其中一名男子沙菲克·古萨，也就是火暴汉子沙菲克。我住的贫民窟附近，海军兵营区的卖淫业归他管。我还通过报纸上的照片认出其他一些人，包括一位著名诗人、一位著名的苏非圣徒、一个小有名气的电影明星。

        这家私人俱乐部的经理就站在哈德拜身旁。他是个矮小的男子，穿着扣了纽扣的克什米尔长背心，衬出圆滚的身材。白色哈吉帽盖住他的秃头，哈吉（hajji）是曾赴麦加朝觐者的尊称。他额头上有圆形的深色瘀青，有些穆斯林做礼拜时以额触石，因此造成这样的伤痕。他叫喊着下达指示，侍者立即搬来一张新桌子和几张坐垫，摆在能一览无遗地看到舞台的房间一角。

        我们盘腿而坐，哈德拜坐在中间，阿布杜拉在他右手边，我在他左手边。一名男孩头戴哈吉帽，身穿阿富汗裤子和背心，端来一碗加了辣椒粉的辣炒米和一大盘掺有水果干的混合干果。上茶的服务生把细嘴茶壶拿到离玻璃杯一米高，凌空倒下热红茶，不溅出一滴水。他替我们每个人倒了茶，然后递上方糖。我拿起杯子就要喝，不打算放糖，但阿布杜拉制止我。

        “来，林先生，”他微笑，“我们在喝波斯茶，要用地道的伊朗方式喝茶，不是吗？”

        他拿起一块方糖放进口里，把糖牢牢咬在上下门牙间，然后端起杯子，隔着方糖小口啜饮。我如法炮制，方糖慢慢在嘴里碎裂、化掉，味道超乎我喜欢的甜，奇怪的新喝法让我觉得有趣。哈德拜也拿起一块方糖，咬在上下门牙间，饮茶使这小小习俗增添了奇特的高贵与庄严，但其实他喝茶时表情寻常，甚至连手势都再随意不过。我从没见过气势如此威严的人。看他斜过头来听阿布杜拉兴高采烈地讲话，我突然觉得，他不管是在哪一辈子，在哪个世界，都会是指挥他人的人中之龙，都将激使人顺从于他。

        三名歌手加入舞台，坐在乐师前方稍远处。房里渐渐鸦雀无声。突然间，那三名男子开始高歌，嗓音浑厚，令人动容。那是多层次的音乐，曲调动人，充满深情。他们不仅在唱歌，还透过歌曲哭泣、哀诉。泪水从他们紧闭的眼中流出，滴落在胸膛。听着听着，我觉得无比高兴，却不知为何感到羞愧，仿佛这三位歌手已把我带进他们最深沉、最不为人知的爱与忧愁中。

        他们唱了三首歌，然后静静穿过布帘，离开舞台，进入另一个房间。他们演出时，台下没有人讲话，没有人移动，但接着每个人同时开口，我们也不得不打破定住我们的魔咒。阿布杜拉起身到房间另一头，和另一桌的阿富汗人讲话。

        “林先生，你觉得怎么样？”哈德拜问我。

        “我很喜欢，唱得很棒，很不简单。我从没听过像这样的东西。非常悲伤，但也非常有气势。那是什么语言，乌尔都？”

        “没错，你懂乌尔都语吗？”

        “不懂，我想是不懂。我只会讲一点马拉地语和印地语。我认得出是乌尔都语，是因为我的身边和我住的地方，有一些人讲这种语言。”

        “乌尔都语是嘎札尔的语言，而那些人是孟买最出色的嘎札尔歌手。”他答。

        “他们在唱情歌？”

        他微笑，俯身过来，伸出一只手搭在我前臂上。在这城市，人与人谈话时常相互碰触，借由轻轻的挤压强调自己的观点。贫民窟里与友人的日常接触，让我非常熟悉这动作，而我已渐渐喜欢上这动作。

        “是情歌，没错，但却是最动听、最真诚的情歌，是对上帝唱的情歌。那些人在唱爱上帝。”

        我点头，不发一语，我的沉默使他再度开口。

        “你是基督徒？”他问。

        “不是，我不信上帝。”

        “没有信上帝这回事，”他很正式地说，再度微笑，“人不是认识上帝，就是不认识上帝。”

        “哦，”我大笑，“我的确不认识，坦白说，我倾向认为不可能有上帝存在，至少我接触过的上帝观大部分都不可信。”

        “噢，当然，理所当然，上帝不可能存在。那就是证明它存在的第一个证据。”

        他专注地盯着我，手仍温热地摆在我的手臂上。我心想，小心一点，你正要和一个以哲学探讨著称的人做这样的讨论。他在测试你。那是测试，而且水很深。

        “我来把这弄清楚，你是说因为某物不可能存在，所以某物存在？”我问，把思维的小船推离岸边，推进他高深莫测的观念水域。

        “正是。”

        “哦，那不就表示凡可能存在的东西都不存在？”

        “完全正确！”他说，笑得更灿烂，“很高兴你懂。”

        “我能说出这些东西，”我答，以大笑回应他的灿烂笑容，“但不表示我懂那些东西。”

        “我来解释给你听。任何东西，我们看到时，那东西并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认为正在眼前时，其实并不在那里。我们的眼睛是骗子，那些看似真实存在的东西其实都只是它们给我们制造的错觉。我们认为存在的东西，都不存在。你不存在，我不存在，这房间不存在。无一物存在。”

        “我还是不懂，我不懂可能存在的东西怎么会不存在。”

        “我换一种方式说。促成创造的动力是某种能量，我们认为在周遭见到的东西和生命，其实都因那能量而具有生命力；而那能量，如我们所知，无法测出其大小或重量，甚至无法以时间来量度。从某种形式来说，那能量是光子。至小的物体，对光子而言是一个开阔空间的宇宙，而整个宇宙只是一粒小尘埃。我们称为世界的东西，其实只是个观念，而且是不怎么理想的观念。从光的角度来看，赋予世界生命力的光子，我们所认知的宇宙，其实并非真实存在的。没有一样东西真实存在。懂了吗？”

        “不是很懂。我觉得如果我们认知的东西全都是错的，或全都是错觉，那么就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做、该如何生活，或该如何保持神志正常。”

        “我们说谎。”他说，带着金斑的琥珀色眼睛里闪现不折不扣的诙谐，“神志正常的人，只是比神志不正常的人更善于说谎。你和阿布杜拉是兄弟，但我知道你的眼睛在说谎，你的眼睛告诉你不是这样。而你相信这谎言，因为这样比较省事。”

        “那就是我们保持神志正常的办法？”

        “没错。我跟你说，我可以把你当作我儿子。我没结婚，没有儿子，但曾有片刻时间，真的，我可能结婚，可能生子，而那是在——你年纪多大？”

        “三十。”

        “正是！我就知道。我原本可能当上父亲的那个片刻，正是三十年前。但如果我告诉你，我把那看得清清楚楚，说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父亲，你会认为不可能。你会抗拒。你会看不到真相，我现在见到的真相，几小时前我们刚见面不久时我所见到的真相。你会倾向于编个好用的谎言，相信那谎言。谎言会说我们素昧平生，彼此怎么会有关联？但命运，你知道命运吗？乌尔都语叫作kismet，命运牢牢掌控我们，却无法掌控两件事。命运无法掌控我们的自由意志，也无法说谎。比起对别人说真话，人们更常对人说谎；比起对人说谎，人们更常对自己说谎。但命运不说谎。懂吗？”

        我懂了。尽管叛逆的理智之心拒绝接受这番话和讲出这些话的人，我感性的心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不知如何已发现我内在的伤悲，我生命中原本应该由父亲来填补的那个洞，是充满渴望的一片草原。在遭通缉的那些年，那些最孤单的时刻里，我徘徊在那草原上，渴望父亲的爱，犹如新年前倒数最后一刻满是受刑人的监狱。

        “不懂，”我说谎，“很抱歉，但我就是无法认同。我认为不能光靠着相信东西，就让那些东西成真。”

        “我没这么说，”他答，很有耐性，“我说的是真实，如你所见、如大部分人所见的真实，其实纯粹是错觉。另有一种真实，我们肉眼未能见到的真实。你得用心去感受那真实。别无他法。”

        “这实在……让人糊涂，你看待事物的方式事实上很乱。你自己不觉得很乱吗？”

        他再度微笑。

        “以正确方式来思考，最初都会觉得奇怪。但世间有一些事是我们能理解的，有一些事是可以确定的，而且那相对比较容易。我来告诉你，要了解真相，只要闭上眼睛。”

        “就那么简单？”我大笑。

        “没错，你该做的就是闭上眼睛。例如，我们能了解上帝，能了解悲伤；我们能了解梦，能了解爱。但按照我们习以为常认定事物存在、看似真实的观念来看，这些全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我们无法测出它们的重量，无法量出它们的长度，无法在核粒子加速器里找出它们的基本成分。这就是它们可能存在的原因。”

        我的思绪之舟开始进水，我决定尽快舀水。

        “我以前没听说过这地方，这种地方多吗？”

        “大概有五个。”他答，以泰然包容的心接受话题改变，“算不算多，你觉得？”

        “我想够多了。没看到女人，女人不准来这里吗？”

        “没有禁止，”他皱起眉头，思索该怎么措辞，“女人可以来，但她们不想来。有其他地方供女人聚在一块，做她们的事，听她们的音乐和歌，也没有男人想去那里打扰她们。”

        一名年迈的男子走过来坐在哈德拜脚边，他穿着朴素的棉衬衫和宽松薄长裤。脸上的皱纹深刻，白发理成庞克式平头。身子瘦削驼背，显然很穷。他迅速而不失尊敬地向哈德拜点了点头，开始在他粗糙的双手里磨碎烟草和大麻胶。几分钟后，他递了一支大水烟筒给哈德拜，拿起火柴等着替哈德拜点水烟筒。

        “这位是欧玛尔，他是全孟买最会做水烟筒的人。”哈德拜说，这时水烟筒几乎凑到他嘴边，他随之住口不语。

        欧玛尔点燃哈德拜的水烟筒，咧嘴而笑，露出无牙的嘴，陶醉在赞美里。他把水烟筒递给我，带着挑剔的眼神，打量我的技术和肺活量，然后咕哝着表示赞许。哈德拜和我各抽了两口之后，欧玛尔接下水烟筒，把剩下的抽完。他吸得很用力，薄薄的胸膛胀得像要爆开。他抽完后，从水烟筒里轻轻敲出少量残余的白灰。他已经把这根水烟筒吸光，得意地接受哈德拜的点头感谢。他年纪虽大，起身却很轻盈，双手完全没有撑地。他一拐一拐地走开，这时歌手又回到舞台。

        阿布杜拉回到我们这桌，捧着一个雕花玻璃碗，里头满是杧果、木瓜和西瓜切片。水果化入我们的嘴里，果香四溢于周遭。歌手开始第二场演出，只唱一首歌，却将近半小时才唱完。那是首华美的三重唱歌曲，建立在简单的旋律和随兴的装饰曲段上。以簧风琴和塔布拉鼓伴奏的乐师生气勃勃，但歌手面无表情，没有动作，双眼紧闭，双手松垮地垂着。

        歌手下了小舞台，无声的群众一如先前，立刻叽叽喳喳讲起话来，变得很吵闹。阿布杜拉俯身越过桌子向我说话。

        “我们坐车过来时，我在想兄弟的事，林先生。我在想哈德拜说的话。”

        “很有意思，我也这么觉得。”

        “我的两个兄弟，我伊朗的家有三兄弟，而我两个兄弟如今都死了。他们死在对抗伊拉克的战争中。我有姐妹，但没有兄弟。我现在没有兄弟，没有兄弟很难过，不是吗？”

        我无法直接回答。我自己的兄弟已没了，我整个家都没了，我深信这辈子不可能再见到他们。

        “我在想或许哈德拜看出了什么端倪，或许我们真的长得像兄弟。”

        “或许是。”

        他微笑。

        “我决定喜欢你这个人，林先生。”

        他面带微笑，但说得非常郑重，让我忍不住大笑。

        “哦，我想，既然这样，你最好不要再叫我林先生。总之，那让我觉得heebie-jeebies（不自在）。”

        “Jeebies?”他问，表情认真，“那是阿拉伯语？”

        “那不重要，叫我林就是了。”

        “好，我就叫你林。我要叫你林兄弟，而你叫我阿布杜拉，好吗？”

        “好。”

        “我们会记得这个晚上，在盲人歌手的演唱会上，因为这是我们结为兄弟的晚上。”

        “你说盲人歌手？”

        “对啊。你不知道他们？他们是那格浦尔的盲人歌手，在孟买很出名。”

        “他们是特殊教养机构出身的？”

        “特殊教养机构？”

        “对啊，收容盲人的学校之类的。”

        “不是，林兄弟。他们原来看得见，跟我们一样。但在那格浦尔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发生了一场失明事件，这些人就成了瞎子。”

        周遭的噪声让人头昏脑涨，原本宜人的果香和大麻胶味道渐渐令人倒胃口、透不过气。

        “什么意思，发生失明事件？”

        “哦，那村子附近山区有叛军和土匪藏匿，”他缓慢而不慌不忙地解释，“村民得献给他们食物和其他帮助，他们别无选择。但警察和军人来后，他们弄瞎了二十个人作为教训，借以警告其他村民。这种事时常发生。这些歌手不是那村子的人，但当时正好去那里，在节庆活动上唱歌。实在很倒霉，他们和其他人一起被弄瞎。他们所有人，有男有女，共二十人被绑在地上，眼睛被人用尖竹片剜出来。如今他们在这里唱，也到处演唱，非常出名，也很有钱……”

        他继续说，我在听，但无法回应或反应。哈德拜坐在我旁边，跟一名缠头巾的阿富汗年轻人讲话。那名年轻男子弯腰亲吻哈德拜的手，袍服的皱褶里显现出枪托的形状。欧玛尔回来，开始调制另一根水烟筒。他对我咧嘴而笑，露出他脏污的牙龈，然后点头。

        “没错，没错。”他咬着舌头说，盯着我的眼睛，“没错，没错，没错。”

        歌手又上台唱歌，烟雾袅袅上升，被缓缓旋转的风扇打散，那间挂着绿色丝织品而充满音乐与阴谋的房间，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起点。这时我知道，每个人的一生里都有很多个起点、很多个转折点，有运气、意志与命运的问题。在普拉巴克村子看着淹水桩，女人替我取名项塔兰的那一天，是个起点。这时我才知道，那是个起点。我知道，在那晚之前，在聆听那些盲人歌手演唱之前，我在印度其他地方所做过的其他事，甚至我这辈子去过的所有地方所做过的其他事，都是在为那个有着阿布德尔·哈德汗参与的起点做准备。阿布杜拉成为我兄弟，哈德拜成为我父亲。在我完全了解这点，了解这背后的原因时，我以兄弟与儿子的身份所展开的新生命已引我走向战争，使我卷入谋杀，人生全然改观。

        歌唱停止后，哈德拜俯身到桌子靠近我的这一头。他的嘴唇在动，我知道他在跟我说话，但一时之间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对不起，我听不到。”

        “我说音乐里发现的真理，”他重述，“更多于在哲学书里所发现的。”

        “什么是真理？”我问他。我其实不是很想知道，只是想尽谈话者的本分，维持谈兴。我想显得聪明。

        “真理就是世上没有好人或坏人。世上有善行或恶行，但人只是人，人因为所做的或拒绝做的，才与善、恶扯上关系。真理就是任何人，不管是当今最高贵的人或最邪恶的人，只要其内心出现一瞬间的真爱，在那一瞬间，在其如莲花瓣般重重叠叠的激情之中，就有了生命的所有目的、过程与意义。真相就是我们，我们每个人，每个原子，每个银河，宇宙中每个微不足道的东西，全都在朝上帝移动。”

        如今，他的这番话已永远成为我的话。我听得见它们。那些盲人歌手成为永恒，我看得见他们。那天晚上，在起点处的那些人，父亲和兄弟，都成为永恒。我记得他们。那很容易，只要闭上眼睛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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