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很漂亮的妓女，”普拉巴克恳求道，“她很肥，而且肥在最重要、最要紧的部位。不管抓哪里，都可以让你满满握在手里。你会很兴奋，会沉溺其中难以自拔！”

        “很让人心动，普拉布，”我答，尽量忍住笑意，“但我实在没兴趣。我们昨天才离开村子，我的心仍在那里……我实在……没那个心情。”

        “心情没问题，巴巴。只要搞起来，你的坏心情很快就会变好，futt-a-futt（真的快）！”

        “你说的或许没错，但我想到时候心情还是会一样。”

        “但她很有经验！”他哀求道，“那些人告诉我，光是在这个饭店，她就服务过上百个客人！我见过她，我直视她的眼睛，我知道她床上功夫一流。”

        “我不想找妓女，普拉布，不管她功夫多一流。”

        “但只要看到她，你就会迷上她。”

        “对不起，普拉布。”

        “但我跟他们说……你会去看她。只看就好，看又不会少块肉，林巴巴。”

        “不要。”

        “但是……你如果不去看她，我就拿不回订金。”

        “你付了订金？”

        “是啊，林。”

        “你付订金，让我跟女人在这饭店上床？”

        “没错，林。”他叹口气，举起双手，随即垂落至身体两侧，一副无奈的样子，“你在村子里待了六个月，六个月没有女人，我想你一定很需要。如果你连偷偷看她一眼都不愿意，我的订金就泡汤了。”

        “好吧！”我叹了口气，学他做出无奈的动作，“就去看一眼，让你保住订金。”

        我拉上饭店房门，锁上，跟他一起走上宽阔的走廊。位于孟买北部奥兰加巴德的艾普萨拉饭店，已有百余年历史，是为服务另一个更辉煌的时代而建的。饭店房间挑高且宽敞，附设面朝热闹街道的露天阳台，房间的楣梁和天花板圆形花饰有着精致的细部。但家具的质量却很低劣，胡乱搭配，没有整体规划，走廊的地毯也已磨出许多起毛球的破洞。墙面油漆剥落，有污渍，房价便宜。普拉巴克告诉我，回孟ｗ买的路上，就只有这地方可让我们快活一晚。

        我们在这楼层另一头的某个房间门外停下。普拉巴克兴奋得发抖，眼睛睁大得让人担心。

        我敲门。几乎同时，门打开。一名五十多岁的妇人站在门口，她身穿红黄纱丽，恶狠狠地瞪着我们。她身后的房间里有几个男人，那些人身扎多蒂腰布，头戴白帽，打扮类似普拉巴克村子里的农民，坐在地板上用餐，吃着木豆、米饭和拉饼，分量很多。

        那女人走进走廊，把门反扣上，定定地看着普拉巴克。普拉巴克比她矮了整整一个头，不及她肩膀。面对她恶狠狠的瞪视，他回以学校恶霸小跟班那种乖乖听命的表情。

        “看到了吧，林？”他小声说，眼睛仍看着她，“我跟你说的没错吧？”

        我看到的是个长得普普通通的女人，她有个球状鼻，大脸，嘴唇薄且不屑地噘起，让她的嘴活像个被插进棒子的蛤蜊。脸上和脖子上的粉厚得跟日本艺伎一样，她那绷紧着脸的表情让她看起来活像个恶棍。

        普拉巴克用马拉地语跟那女人讲话。

        “露给他瞧瞧！”

        她随即将纱丽往上拉，露出一大圈肥肥的肚子。她用她又短又粗的手指捏起一两磅肉，再用力捏了捏，一边眉毛扬起，看着我，想得到我的赞美。

        普拉巴克发出轻轻一声呻吟，眼睛睁得老大。

        然后那女人突然一脸怒容，往走廊左右瞧了瞧，接着把上衣撩起几厘米，露出又长又细的下垂奶子。她抓住奶子，朝我上下甩了好几次，同时向我眨眼，露出让人不解的奇怪表情。我毫无根据地猜测，那很可能是不怀好意、轻蔑的嘲笑。

        普拉巴克的眼睛睁得更大，张大嘴巴，开始喘息。

        那女人掩住奶子，急急左右摆头，把她编成辫子的黑色长发甩到胸前。她双手抓住辫子，手指开始往辫子下头捏去，好似把那辫子当成用了一半的牙膏。随着捏挤，她手指上积了厚厚一层椰子油，从发辫末梢滴到磨烂发白的地毯上。

        “你知道的，林，”普拉巴克含混地说，目瞪口呆地看着滴下的油，神情饥渴又近乎恐惧，他的右脚甚至开始轻跺地毯，“如果你不想跟这女人上床……如果……如果你真的不想……那……我可以自己用掉那订金。”

        “回头房间见，普拉布。”我说，朝那女人客气地微笑。我向她微微鞠了躬，带着她轻蔑的低吼回到房间。

        我想正可利用这空当，更新我的马拉地语字典。清单中列出的日常用字已有约六百个。在桑德村时，我把村民跟我讲的单词和短语记在纸片上，再转抄到结实的日志上，以供日后查阅。我把最近抄的几张纸片摊在写字台上，正要开始转抄到日志上。就在这时，门猛然打开，普拉巴克大摇大摆走进房间。他走过我身旁，不发一语，往后朝床上一躺。从我离开那妓女房间到现在，才过了大概九分钟。

        “哇，林！”他开心呻吟，对着天花板咧嘴而笑，“我说的没错，她是个经验老到的女人。”

        我盯着他，一脸茫然。

        “真的！”他一脸陶醉，从床上坐起，前后荡着他的两条短腿，“她给了我物超所值的服务，而我也让她非常、非常爽。来！咱们出门去！去吃点东西，喝点酒，庆祝一下！”

        “如果你确定还有体力的话。”我低声说。

        “噢，巴巴，那里用不着什么体力，我要带你去的地方非常棒，棒到甚至可以坐着喝。”

        照他所说的，我跟着他走了约一个小时，经过最后一个巴士站牌，来到该镇郊外的一间简陋小屋。我们请客，要老板送酒吧里的客人每人一杯酒，借此打进挤坐在狭长石凳上的酒客，一身脏兮兮而无酒不欢的酒客。这里是澳大利亚人所谓的无营业执照的酒吧，以低于市价的价格供应超过标准酒精浓度的烈酒。

        我们打进的那群客人，有工人、农民，还有一群普通混混。他们全带着愠怒、受压抑的表情。话不多，或根本不讲话。喝下口感极差的私酿酒时，剧烈扭曲的脸形使他们更难看。他们每喝完一杯，就发出各种呼噜声、痛苦呻吟声和呕吐声。普拉巴克和我加入他们时，我们捏着鼻子，仰起头，把那难喝的农业化工液体倒进嘴巴，一口气喝完。靠着一股强烈的决心，我们才有勇气把那毒液喝进肚里。神志够清醒后，我们极勉强地再叫了一杯，把那穿肠毒酒再灌进肚里。

        那酒实在是太难喝，每个人都是一脸使劲苦撑的样子。有些人实在受不了，偷偷溜走，败下阵来；有些人意志动摇，但受了身旁酒友一脸痛苦的鼓励，死命硬撑。普拉巴克拿着他的第五杯烈酒，迟疑许久。我想他就要承认不行，不料最后他吸一口气，咕噜咕噜把那杯喝光。接着，有个男子把酒杯丢到一旁，站起来，走到这破烂小房间的中央，大声唱起跑调的歌。我们每个人都激动地大声叫好，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已经喝醉了。

        我们一个接一个上场唱歌。先是让人感动落泪的印度国歌，继之以宗教礼拜歌。有人唱起曲调重复、容易朗朗上口的印地语情歌，搭配令人伤感的嘎札尔诗（gazals）。两名魁梧的侍者看出现场气氛已由微醺变成陶醉，便把酒盘和酒杯搁下，在门口两侧的凳子上坐下。他们开心地笑着，点头，左右摆头，将又长又粗的木棍深情地抱在他们粗壮的臂弯里。当每个人唱歌时，大家都拍手、喝彩，轮到我时，我不知怎的，唱起奇想乐队的老歌《你真的迷住我了》（You really got me）：

        我醉到教起普拉巴克，而他也醉到学起这曲子：

        真的，老天做证，你是个好姑娘！

        而你真的、真的迷住我了，就是这样。

        走在回镇上那条漆黑、荒凉的路上时，我们仍然在唱歌。一辆白色“大使”缓缓驶过我们身边，掉头，我们还在唱。车子再开过我们身边，再掉头，停在路肩，堵住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在唱歌。车上下来四名男子，一人留在驾驶座。最高的男人抓住我的衬衫，用马拉地语的命令语气，向我吼叫。

        “干什么？”我用马拉地语醉醺醺地回他。

        另一个男人从旁边跨进来，伸出短短的右手，朝我出拳，打得我的头猛然往后仰。很快，我的嘴巴、鼻子又各挨了一拳。我踉踉跄跄往后退，有只脚没站稳。我倒在地上，同时看见普拉巴克张开双臂，向那四个人猛扑过去，试图挡住他们。我惊醒过来，振作精神冲过去。很幸运，我使出右勾拳和由上往下的右肘（任何街头混战里最厉害的两招）都重重打到对方。在我旁边，普拉巴克一度倒下，而后立刻跃起，却招来一阵猛拳，打得他眼冒金星，整个人趴在地上。我试图站在他附近，用腿保护他，结果重心不稳，踉跄倒下。拳打脚踢如雨点落下，我掩住头和肚子，听到脑子里有股微弱的声音在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那几名男子把我按在地上，其中一人搜我的口袋，手法非常熟练。我喝醉又受伤，只隐隐觉得那些黑压压的身形压制着我，然后我听到另一个声音，是普拉巴克的声音，我听出他恳求的一些话，还有他轻蔑的咒骂。他痛斥这群人殴打、洗劫外国人，一个来到他们国家、完全没伤害他们的外国人，真是丢了国家的脸，丢了印度人的脸。他骂得慷慨激昂，骂他们是孬种，咒骂圣雄甘地、佛陀、印度教神克里希纳、特蕾莎修女、宝莱坞电影明星阿米特巴·巴强都是孬种。结果竟然骂出了效果。这群人的头头走过来，在我旁边蹲下。醉醺醺的我试图站起来再打，但其他人把我压下，按在地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那人俯身凝视我的眼睛，表情冷酷、冷漠，和我很像。他打开我被扯破的衬衫，塞进东西：我的护照和手表。

        他们站着，恶狠狠地瞪了普拉巴克最后一眼，那眼神里带着令人摸不透的恨，然后爬进车里。车门砰的一声关上，车子急速驶离，扬起的沙土和小石子落在我们身上。

        普拉巴克确认我伤得不重后，开始哀号、哭诉，难过得不得了。他一再痛骂自己，竟把我带到这偏远的酒吧，而且让自己和我喝得烂醉。他十足真心地说，如果可以，他想把我的伤都转移到他身上。他对自己是孟买最优秀的街头导游相当自豪，如今这招牌却给砸了。他毫无保留地热爱他的国家，B Mataji（母亲印度），如今这热爱却受到比任何肉体所能承受的还更严重的打击。

        “眼前只有一件事要做，林，”我在饭店的白瓷砖大浴室就着脸盆洗脸时，他说，“回到孟买，你得发封电报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请他们再寄钱来，你得去你们新西兰大使馆申诉紧急情况。”

        我擦干脸，倚着脸盆，看镜中的自己。伤得不严重：一边的眼眶开始变黑，鼻子肿起，但没断掉；嘴唇裂了，肿了起来，脸颊和下巴因为被踢，有几处大块破皮。这算是幸运的了，以我的经验，通常不会这么好过。我在暴力、犯罪的地区长大，在那样的地方，劳工阶级帮派水火不容，相互打打杀杀，对付像我这样不肯加入他们任何一方的孤鸟，毫不留情。然后，还会坐牢。把我打得最惨的，莫过于领着国家薪水维持治安的那些穿制服的家伙——狱警。在街上被打时，我想起的声音……我知道了……就是挨狱警打时的声音，我自己的声音。记忆中，我被三四个惩戒机关的警员按着，另有两三个警员用拳头、警棍、靴子毒打我。当然，挨他们这种人打，向来比较让人受不了，因为我们当他们是好人。挨坏人毒打，我们理解，认了；但当好人用手铐把你铐在墙上，然后轮流踹你、踢你，打到你骨头断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会觉得整个制度、整个世界一片黑暗。然后，传来尖叫声。其他人，其他囚犯，尖叫，每天晚上。

        我凝视镜中自己的眼睛，想着普拉巴克的提议。不可能联络新西兰大使馆，任何大使馆都不可能。不可能联络家人或朋友，因为警方在监视他们，等着我跟他们联络，泄露行踪。没有亲友，没有援助，身无分文，那些抢匪抢走了我仅有的钱。但这件事的反讽，我倒是点滴在心：想不到一个武装抢匪逃犯竟被人抢走身上所有钱财。记得当初前往村子前，卡拉跟我说了什么来着？途中一滴酒都不要沾……

        “我在新西兰没钱，普拉布，”走回饭店房间途中我告诉他，“没有亲人、朋友能帮我，大使馆也帮不上忙。”

        “没钱？”

        “完全没有。”

        “你筹不到钱？哪里都筹不到？”

        “对！”我答，把仅有的少数随身物品装进背包。

        “这就非常麻烦，林，抱歉，当着你那伤痕累累的脸说。”

        “我知道。你想，我把我的手表卖给饭店经理行吗？”

        “行，林，我想没问题。这手表很高级，但我想他不会给我们好价钱。碰到这种事情，印度生意人就把职业信条塞进后面的裤袋，他会把价钱杀得很低。”

        “没关系。”我答，扣上背包的扣子，“只要够付房钱，够买你说的夜间火车票回孟买就行。就这样，收拾你的东西，我们走。”

        “这事非常、非常、非常麻烦，”我们关上房门，走上走廊，要去办退房手续时，他说，“林，在印度，没钱就不好玩，我说真的。”

        那股让他紧闭嘴唇、愁眉不展的忧心，在回孟买的这一路上都未消失。卖掉手表的钱，付了奥兰加巴德的住房费，剩下的只够在孟买的印度旅社再住两三天。把我的东西放进我最喜欢的房间后，我送普拉巴克回到饭店的小门厅，竭力想让他恢复那灿烂的笑容，但都未能如愿。

        “看我的，我会让你甩掉那些不愉快的事。”他说，正经而严肃，“等着瞧，林。我会给你快乐的结果。”

        我看着他走上楼梯，然后听到经理阿南德以友善的马拉地语向我说话。

        我转身微笑，用马拉地语跟他聊起来。经过六个月的村中生活，我已会说简单的日常用语短语、问句和句子。这算不上什么，但阿南德显然很高兴且惊讶。听了几分钟后，他把另一位经理和所有客房服务生叫来，听我用他们的语言讲话。他们听了之后，全都露出既惊又喜的表情。他们见过会讲一些印地语，甚至很会讲印地语的外国人，但从没见过能用他们所爱的马拉地语跟他们交谈的外国人。

        他们向我问起桑德村，那个他们从没听过的村子。我们聊起他们待在家乡时就非常清楚的日常生活，而这些往往在回忆中予以美化了。交谈结束，我回到房间，刚关上房门，就传来试探性的敲门声。

        “对不起，抱歉打扰了。”说话的人是个高瘦的外国人，可能是德国人或瑞士人，有着长脸与尖下巴，蓄着一绺胡子，金发往后梳成一根粗辫子，“我先前听到你跟经理和客房服务生讲话……呃，我想你一定已在印度待了很久，还有……na ja，我们今天刚到，我女朋友和我，我们想买点大麻。你……知不知道哪里可以弄到大麻，不会被骗钱，也不会有警察找麻烦？”

        我当然知道。那天晚上，我还帮他们到黑市换钱，让他们不至于被骗。留胡子的德国人和他女友都很满意这买卖，付给我佣金。那些黑市商人，普拉巴克的朋友即街头眼线，很高兴我带给他们新客户，也付了我佣金。我知道，在科拉巴的每个街道上，还有其他外国人想弄到毒品。与阿南德和客户服务生用马拉地语随兴的一场交谈，被那对德国男女朋友无意间听到，竟给我指出在这城市生存的一条门路。

        但更迫切的问题是我的观光签证。阿南德办理我的住房手续时，已提醒我签证已到期。在孟买，每家饭店都得拿出外籍房客登记单，填写外国人名和护照号码，并注明签证有效日期。那登记单叫作“C表格”，警察不时会来抽查。签证过期仍逗留境内，在印度是重罪。刑期有时重达两年，而C表格违规的饭店老板则会被警方处以巨额罚款。

        阿南德一脸严肃地把这件事全解释给我听后，篡改登记单上的数据，让我住进来。他喜欢我。他是马哈拉施特拉人，而我是第一个能用马拉地语和他交谈的外国人。他很乐于为我违法一次，但他提醒我得立刻去一趟警局的外籍人士登记处，把签证延长。

        我坐在饭店房间里，思索可走的路。可走的路并不多，我没什么钱。没错，我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也就是当中间人，当掮客，帮有所顾忌的外国人跟黑市商人打交道。但我不确定这一行赚的钱够不够我住饭店、上馆子的开销。可以确定的是，这不够我买机票飞离印度。此外，我的签证已过期，实质上已犯法。阿南德告诉我，警察会把签证失效当作纯粹的一时疏忽，不细究即予以延长，但我不能拿自己的自由之身在这上面做赌注。我不能去外籍人士登记处。因此，我无法更改我的签证身份，而签证无效，在孟买，我就无法住进饭店。到底该照规定上警局，还是四处躲藏逃亡？我陷入两难。

        我仰躺在床上，在一片漆黑中倾听从楼下街头传进来的声音：帕安贩子要顾客品尝一小口香甜的吆喝声；西瓜贩子划破湿热夜晚的低沉喊叫声；街头杂技表演者汗流浃背，表演给一群游客看时的叫喊声；还有音乐，时时都有的音乐。我在想，这世上还有哪个民族比印度人更爱音乐？

        我不由得想起那个村子。我一直在逃避和抵抗的那段回忆，在音乐响起的时刻，浮现我的脑海。普拉巴克和我离开村子的那一天，村民邀我留下。他们主动表示要给我房子和工作。住在村子的后三个月，我特别指导当地的学校老师如何说英文。我示范一些英文字的发音，帮他纠正学童说英文的怪腔怪调。老师和村务委员会都很希望我留下。那里倒不失为容身的好地方，有栖身之地，又有明确目标。

        但我不可能回桑德村。那时候不行。在城市，人虽然昧着自己的个性和灵魂，却可以活得好好的。如果住在村落里，人就必须彻底看清自己的个性和灵魂。罪与罚是我时时刻刻摆脱不掉的印记。我逃出监狱，但我的未来也因逃狱而被紧紧掐住。

        他们如果看得够仔细，看得够久，迟早会从我眼睛里看到掐住我未来的东西。纸终究包不住火。他们当我是自由之人、平和之人。在那村子里，某段时间我体验到真正的幸福，但我的灵魂不干净。我该怎么做才不会再陷牢笼？该怎么办？非得杀人才能免于牢狱之灾吗？

        我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知道自己在桑德村时玷污了那村子。我知道他们给我的每个微笑，都是我骗来的。逃亡生活使每一声大笑都带着心虚，使每一桩爱的作为多少都带着点拐骗的意味。

        有人敲门，我说门没关。阿南德走进来，一脸反感地说道，普拉巴克来看我，还带了他的两个朋友。我拍拍阿南德的背，微笑感谢他的关心，我们走到饭店门厅。

        “哈，林，”我们四目相对时，普拉巴克满脸都是笑，“我为你带来很好的消息！这位是我的朋友强尼·雪茄，他住在佐帕德帕提（zti）里，就是我们住的贫民窟，是个非常有力的朋友。这位是剌子，他是贫民窟头头卡西姆·阿里·胡赛因的助手。”

        我与这两位各握了手。强尼·雪茄几乎跟我一样高、一样壮，因而比一般印度人更高、更魁梧。我猜他三十岁上下，长长的脸率直而机警。他褐色的双眼直盯着我，充满自信。薄薄的唇髭修剪成整齐的一条线，圈住富于表情的嘴巴和坚毅的下巴。另一个男子，剌子，只比普拉巴克高一点，身材更瘦。和蔼的脸上抹不去引人同情的哀伤，有那种哀伤的人多半也是有原则、不妥协的正直之人。浓眉底下，有着一双聪颖的黑眼睛。那双精明、专注的眼睛直直盯着我，脸庞却疲倦而下垂。我猜他有三十五岁，但他看起来老许多。这两人，我一眼见到就有好感。

        我们聊了一会儿，那两个新朋友问了我普拉巴克村子的事，还有我对在那里生活的印象。他们也问了这城市，想知道我最喜欢孟买的哪些地方、我最喜欢做的事。我看彼此聊得起劲，一时不会结束，就邀他们一起到附近的餐馆喝茶。

        “不行，林，”普拉巴克摇头婉拒，“我们现在就得告辞。我只是想让你见见强尼和剌子，让他们也见见你。我想强尼有事要告诉你，对吧？”

        他望着强尼，眼睛、嘴巴都张得老大，双手高举，做出期盼的手势。强尼沉着脸看他，但那不悦之色很快就软化，转为灿烂的笑容，并把目光转向我。

        “我们替你决定了，”强尼宣布，“你要搬来跟我们一起住。你是普拉巴克的好朋友，我们替你找了安身的地方。”

        “没错，林！”普拉巴克迅即补充道，“有一户人家明天要离开，后天，那房子就是你的。”

        “但……但是……”我结结巴巴，为如此好心的安排大感惶恐，一想到贫民窟的生活又感到害怕。走访普拉巴克住的贫民窟的回忆仍历历在目：露天的茅厕臭味四溢，生活穷得让人难过，数万人挤居一地，狭促又杂乱。在我记忆中，那简直就是地狱，世上最糟糕之事的新象征，或者说几乎是最糟糕之事的新象征。

        “没事的，林，”普拉巴克大笑，“你跟我们在一块会很快乐，真的。没错，你现在看起来是和我们不一样，但跟我们一起生活几个月之后，你就会跟那里的任何人一模一样。大家会认为你在贫民窟住了好多好多年，真的。”

        “那是你的安身之地，”剌子说，慢慢伸出手碰我手臂，“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存够钱就可以搬走。我们的饭店，住宿是免费的。”

        其他人听了这话大笑，受了他们的乐观和热情感染，我也跟着大笑。贫民窟的肮脏拥挤超乎想象，但住宿不用花钱，而且不用填C表格。我知道那让我有时间思考，有时间打算未来。

        “我……嗯……谢了，普拉布。强尼，剌子，谢啦。我接受你们的提议，我很感激，真的很谢谢你们。”

        “没什么。”强尼·雪茄回答，握住我的手，以坚定而锐利的眼神盯着我的眼睛。

        那时候我不知道，强尼和剌子是贫民窟头头卡西姆派来的，目的是查看我的为人。我无知且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想起贫民窟生活环境的恶劣而退缩，最后勉强接受他们的盛情邀请。我不知道那些简陋小屋其实一屋难求，有许多人家排队等着住进去。那时候，我不知道，给了我一处安身之地，就表示有一户迫切需要的家庭，得再多等一阵子才能有自己的家。在做出这决定之后，卡西姆派剌子和强尼来我的饭店做最后的确认。剌子的任务是确认我是否能和他们一起生活，强尼的任务则是弄清楚他们是否能与我一起生活。在初次会面的那个晚上，我只知道强尼的握手很笃实，是个值得一交的朋友，剌子的悲情微笑则有种叫我汗颜的接纳与信赖。

        “说定了，林，”普拉巴克咧嘴而笑，“后天，我们来拿你的东西，还有，是下午。”

        “谢了，普拉布。没问题。但等等！后天，那不是会……冲到我们原先的约会？”

        “约会？什么约会，林巴巴？”

        “那个……那个……站立巴巴。”我答得有气无力。

        站立巴巴是虔心修行而行事疯狂率性的僧人，在郊区拜古拉县经营一家大麻窝。数个月前，普拉巴克带我参观孟买的黑暗面时，带我去过那里。从桑德村回孟买途中，我要他答应再带我去一次，带着卡拉同行。我知道她没去过大麻窝，知道她会很着迷大麻窝内的种种事迹。在他们盛情相助的关头提起这事，实在是不知好歹，但我不想错失借这趟参观赢得美人赞赏的机会。

        “的确是，林。没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去看那些站立巴巴，卡拉小姐同行，然后我们就回来拿你的行李。我会来这里找你，后天下午三点。林，我很高兴你就要和我们一起住在贫民窟了！非常高兴！”

        他走出门厅，走下楼梯，到三楼下的喧闹街道。我看着他走进灯光和车潮之中，我的忧虑渐渐消退。我有办法赚点小钱了，还有了安全的栖身之地。然后，仿佛是安全感使然，我的思绪沿着大街小巷曲折盘绕，飞到卡拉身上。我不知不觉想起她的公寓，想起她家一楼的窗子，法式大门面朝大卵石铺砌而成的小巷，距我饭店步行不到五分钟的距离。但我脑海的画面浮现，那座大门是紧闭的。我努力想象她的脸、她的眼睛，就是想不起来，然后突然意识自己已成为贫民窟居民。如果住在那肮脏、叫人片刻都待不住的地方，我可能会失去她，八九不离十。我知道我如果沦落到那地步，耻于见人的心态会像一道十足牢固又无情的牢墙，把我与她隔开。

        我在房间里躺下睡觉。搬进贫民窟将让我有时间解决问题。用这个办法解决签证问题并不好受，但相当实际可行。我觉得如释重负而乐观，而我也非常累了。照理我应该一夜好眠，但那天晚上的梦充满暴力与不安。狄迪耶曾在一次午夜闲聊中告诉我，梦是愿望与恐惧交汇的地方。他说，愿望与恐惧合而为一时，我们称之为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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