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先师孔子提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兼备，在读书之外，也注重培养音乐、体育、数学等修养和技能。不过，在明朝初年，随着科举竞争日渐激烈，学校的功课转向以科举应试为主，只强调读书和作文。

        地处江南的南直隶是全国文风最盛的地方，进士、举人的录取率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在这种环境下，科举考试的竞争异常激烈。正式的科举考试（乡试、会试、殿试）三年一考，嘉定全县每次只能考中三四名举人、一两名进士。

        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学子，只在家塾和学校读书远远不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以使他们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无法走太远。他们还要研究当下的文学潮流，琢磨优秀考生的应试文章，分享近几年的考题动向，用各种方式提升自己的水准。简单来说，他们还要走出去。

        嘉定人深知自己的弱势，承认嘉定只是个海边小县城，位置偏僻，民风淳朴。同时，嘉定又是个淳朴到一心崇尚学问的地方，“缙绅之徒与布衣齿，苟匹夫怀文，揖公卿而平视”，只有读书才能打破不同阶层的界限。

        有实力的家族不断创造机会，带领子孙见识更大的世界。游学是峒曾兄弟的必修课。在十八岁之前，峒曾至少去过两次苏州，一次杭州，一次南京。

        峒曾第一次去苏州是十一岁。当年，他的祖父侯孔诏以明经科受到举荐，要去北京参加策试。峒曾随父亲侯震旸一起送他，并在苏州虎丘留宿几日，在铁花庵读书。父亲侯震旸自从考中举人后，一直在为考取更高一级的进士发愤读书。

        这是峒曾第一次离开偏僻的嘉定县，来到苏州府的府治所在地——苏州城。嘉定县隶属于苏州府，但位置比吴江、昆山、吴县等苏州大县偏远，距离苏州城有一百四十多里。

        行政上，苏州府的上一级是南直隶。南直隶的级别高于一般的省，它因明朝的留都南京获得特殊的地位，与京师北京所在的北直隶遥相呼应。

        如果说南京和北京是明朝一南一北的政治中心，苏州则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是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自宋代以来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俗语。苏州地处长江下游，濒临太湖，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港口，云集了大江南北的文人商客，自唐宋以来一直闻名天下。文化上，无论生活时尚，还是文学潮流，苏州都领天下之先。在外地人看来，苏州人“浮游逐末”，苏州是个出“奇技淫巧”的地方，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苏州作为大都市的繁华和包容。

        峒曾十七岁时，又一次来到苏州。他最感兴趣的是苏州浓厚的文化气氛。

        苏州是全国著名的书籍产地，汇集了几十家专做书籍刻印的私人治书坊。同时代的全国大部分城市，连一所治书坊都没有。木版印刷效率高，速度快，加上原材料便宜、物流发达，普及率和印刷质量远高于活字印刷。发达的印刷术促进了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当其他地方的读书人还在埋头抄书的时候，江南的读书人可以流连于书肆，以公道的价格直接购买典籍，也可以出版自己的作品。

        在苏州城内，沿街的书肆不仅出售“四书五经”、古典文学、优秀科举文章的选集，还有《三国志演义》等时下流行的插图本小说，等前朝人写的戏剧，署名唐伯虎的真假难辨的画作，名为《几何原本》的西洋教材汉语译本，以及医药占卜、旅行地图、名媛诗集、市井笑话，包罗万象，价格适中，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除了读书人，市民百姓也买书读。苏州府是全国识字率最高的地方，乡下孩子熟背《神童诗》《千字文》，闺中妇女吟诗作对，这些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景象在苏州都不是稀奇事儿。

        峒曾的父亲侯震旸每次去苏州，必去城郊的虎丘。虎丘号称“吴中第一名胜”，宋代文学家苏轼写道：“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一日四时，一年四季，虎丘游人不断。赶上元宵节、中秋节，虎丘更会成为天下盛会。苏州百姓倾城而出，装扮一新，涌至虎丘。山间水边，松下石上，有唱戏的，有卖货的，有玩杂耍的，有烧香拜佛的，有聚会饮酒的，煞是热闹。

        尤其吸引读书人的是，虎丘不仅风景绝佳，热闹繁华，还汇集了江南最有才华的一群人，成为他们交流才学的开放空间。上千年来，历代文人墨客在虎丘流连忘返，品味清香的白云茶，聆听禅寺中的袅袅佛音，与远道而来的同仁谈古论今，在彩灯高悬的游船上吟诗唱和。

        另一次，岷曾、岐曾也与父亲同游苏州，与他们一起的是嘉定友人李流芳。李流芳来自南翔大族，刚刚考中举人，习得一手浑然天成的诗文，书画并重，爱好富有嘉定特色的竹刻艺术。侯家与李流芳交往已久，此时峒曾已经与李流芳的侄孙女定亲。他们登上苏州的灵岩山，漫步“秋山黄叶”，欣赏奇石林立，去山顶的灵岩寺参禅。

        与父亲游学之余，峒曾不断结交苏州的文人，如饥似渴地吸收全国最先进的文学思想。他把兄弟三人在苏州写的诗编成一册《韡韡编》，刊刻印行。有言，“常棣之华，鄂不韡韡”，赞颂的是兄弟友爱。他和岷曾、岐曾的感情，正如一簇簇淡红色的常棣花，在明亮的阳光下盛放。

        《韡韡编》一出，侯门子弟的才气吸引了不少人。峒曾三兄弟在苏州结交的朋友中，有苏州本地文人冯梦龙。冯梦龙时年三十六七岁，比侯震旸小五岁，算是峒曾的父辈。他当时只是一名生员，与侯震旸颇有来往，他和号称“江南三凤”的侯家子弟亦师亦友，常常和他们一起切磋文学，准备科举考试。冯梦龙擅长研究《春秋》，此时的他，还没写出流传后世的通俗小说“三言”，也没完成几百首苏州民歌的编选评注。

        结社也是结交天下名士的重要方式。“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结社是读书人圈子里的流行事。做文章有文社，写诗有诗社，鉴赏书画有鉴赏社，还有茶社、酒社、花社、弈社等，任何一种爱好都能集结起一批同道中人。各类社团中，以文学社团最为繁盛。从西北的山陕，到北方的齐鲁，到中部的江浙楚，再到南部的闽粤，几乎每个省都有文学社团。

        加入文学社团的好处很多，可以切磋学问，出版作品，广交朋友，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获得第一手科举考试资讯，甚至将自己的交际圈扩大到官场——毕竟，未来的官员会从这些读书人中产生。

        峒曾、岐曾兄弟第一次去南京，正是去参加文社集会。当时，在众多文社中，公安派在全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主导人物为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公安派本是湖北荆州的小型文社，后来影响力扩及全国，在多座城市巡游结社，吸引了大批读书人。袁氏三兄弟的文章风格清新，酣畅明快，一反当时文坛的复古雕饰风气，受到江南读书人的推崇。

        峒曾对“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文学情有独钟，他想参加公安派的南京集会，无奈当时身在苏州。当他听说文学精英张宾王在南京发榜，倡导冶城大社，吸引了不少读书人，便和岐曾不失时机地奔赴南京，递交作品。能把自己的作品和优秀读书人的作品并列在同一本文集中，作诗酬和，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资历。江南人才济济，年轻的侯氏兄弟未必是最优秀的，重要的是，自由结社开阔了他们的眼界。

        在更大的空间中结交天下名士，在更高的平台上攀登知识的高峰，正是侯家父子四处游学的原因，这是在嘉定小城无法获得的资源。

        十八岁之前，峒曾还和父亲去过杭州——一座与苏州齐名的繁华都市。

        如同虎丘之于苏州，去杭州不能错过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是文人墨客笔下的绝代美人，人人都想一睹其容颜。一座西湖，也涵盖了上千年来杭州的文化精华。保俶塔、西泠桥、灵隐寺、苏公堤、苏小小墓……每一个到西湖的游客，都希望寻觅前辈先贤的足迹。

        一年四季，西湖的游人络绎不绝。在独具慧眼的文人雅士看来，西湖最美的是冬天。大雪过后，万籁俱寂，天、云、地、水融为一色，叫上一二好友，手捧暖炉，对饮舟中，看玉树琼枝，群山皑皑，大概是天地间最怡然的事了。

        峒曾和父亲来杭州时，冬天尚未来到，不过深秋的西湖足够他们陶醉了。游览过西湖后，更让峒曾父子向往的是杭州城外的“九溪十八涧”和五云山。

        黄昏时分，他们骑马到山下，在向导的引领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徒步前行。远处群峰高耸，薄雾笼罩，近处枫林染霜，翠竹摇曳。淡紫色的晚霞消散了，天色渐暗，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他们循着溪边的小径蜿蜒而上，耳边的水流声越来越大。他们行至山涧深处，眼前赫然冒出一片瀑布群。暮色中，瀑布飞流直下，如一条条银色的蛟龙从天而降。他们的耳边，只剩下瀑布的呼啸；他们的眼前，只剩下狂舞的银龙。一瞬间，整个天地似乎只为他们存在。

        望着眼前的秀美风光，峒曾想起五百多年前苏轼的杭州之游。他禁不住诗意大发，用文字向自己的文学偶像致敬：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与身心的交融，给他们带来惬意的感觉。

        他们不只为游山玩水而来，历经一番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五云山云栖寺。云栖寺是杭州郊外著名的宝刹，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传说五云山顶的彩云常栖止于此，由此得名。站在山顶，向南便能看到钱塘江。不似其他宏伟壮观的名刹，云栖寺的外观简朴粗陋。山寺在几十年前被山洪冲塌，莲池法师远道而来，重建禅院，招纳弟子。四十多年来，在质朴静谧的环境中，莲池法师潜心修炼净土宗佛法，以高深的学识成为远近闻名的高僧，吸引了众多名儒、官员前来受教。

        峒曾一行人要拜访的，正是莲池大师。

        清晨，熏香袅袅，绿竹环绕，侯氏父子毕恭毕敬地聆听莲池大师论道。大师端坐堂内的莲花垫上，他年逾七十，耳聪目明，声如洪钟。莲池大师为峒曾父子宣讲的是《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这部经书讲的是在家修佛的居士应该遵从的“五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戒。“五戒”的内容并不复杂，不杀生、不盗窃、不淫乱、不妄语、不饮酒，对应的恰恰是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信、智。平民百姓能够接受行善去恶的朴素道理，读书人也很容易将它纳入自己的儒学价值观中。

        随后，莲池大师从“五戒”说开，谈论出世入世、禅净一心的道理。说到尘世的忙碌纷扰，莲池大师的观点是：“人生闲忙，亦有分定。必待极闲而后办道，终无日矣。忙里取闲，得一时空，便收拾散乱之心，摄归正念，久之自然有得。”人生在世，没有彻底闲下来的时候，只能忙里偷闲，在行走中参禅，在尘世中悟道，在纷纷扰扰中保留一份自然之心。

        多年来，无数官僚、富豪、读书人远道而来，向莲池大师吐露自己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心理。他们身在人情世事的包围圈，心中却向往超然的田园生活，既想出世以求清净，又舍不得世间的功名利禄。对此，莲池大师将现世的需求与佛家思想融合，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身在尘世的文人士大夫，可以一边追求仕途，一边参禅悟道，但要做到心中有济世之心，不要因为富贵功名而迷失了自己的本心。

        佛家的人生道理看似简单，实则需要长期的参悟。修身养性、恪守道德、自律自制，这些佛学思想与峒曾从小接触的儒学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他的人格。在儒、佛、道三教合流的时代，他们在佛门外修行，称为居士。他们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但吸收佛教与儒家的相通之处，在出世与入世间自由游走。

        侯震旸听了莲池大师的一席教诲，心中的苦闷烟消云散。他考中举人已有十四年，始终没有接到朝廷的任命。他决心继续苦读，为考取更高一级的进士而努力。峒曾在听讲之后，返璞归真的想法也充溢心间，成为莲池大师的俗家弟子，法号广雅居士。

        莲池大师的著作《竹窗随笔》，峒曾请走了两本，一本留给自己，一本带给弟弟岐曾，这本书也成为岐曾一辈子的枕边读物。一如莲池大师深入浅出的现场讲解，他的《竹窗随笔》也平易近人，让峒曾感到熟悉而又陌生。熟悉的是书中除了佛教故事，还出现了庄子、苏轼、五行等他经常接触的主题；陌生的是莲池大师从佛法的角度论述和感悟这些主题，是峒曾之前没有想过的。

        从云栖寺听完莲池大师的讲道，峒曾又回到了世俗社会。高僧的教诲如春风化雨，其中的为人处世道理，年轻的峒曾要用一生去消化。和当时一些虔诚的读书人一样，取个佛家的法号，过居士的生活，时常进庙参禅，并不妨碍他们的俗家生活。他们可以继续过文人的生活，继续喝酒吃肉，继续争名逐利。小酌是人际往来的必备项目，居士五戒中，峒曾受了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等四戒，唯独没有受酒戒——虽然他酒量不大。

        读书，交游，旅行，习佛，几乎是每一位读书人的必修课，也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对年轻的学子来说，这几项是融在一起的，既要参禅以修身养性，又要广泛交际以拓展人脉；既要旅行以开阔眼界，又要专意于读书科考。

        这个时代也有专门以旅行为业的人，比如徐霞客，他与侯峒曾同是江南人士，年龄相差无几。十八岁的峒曾在苏州游学的时候，二十二岁的徐霞客几经科举挫折，发出“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宿苍梧”的豪言壮语，取得母亲的支持后，踏上遍访名山的旅程。像徐霞客这种年纪轻轻就抛弃学业、无意仕进的人是极少数，大多数年轻人和峒曾一样，靠读书改变命运才是他们的目标。即便是以经商起家、不愁吃穿的富豪家族，也会要求族人读书科考，追求仕进，获得政治上的地位，从而保证财富的持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终指向的现实目标是用知识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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