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吧,”莫里说。“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可没人愿意相信这一事实。”
这个星期二,莫里完全处于工作的精神状态。讨论的课题是死亡,是我目录上的第一项内容。在我到来之前,莫里在小纸条上已经作了一些笔记,以备遗忘。他颤抖的字体现在除他自己外谁都看不懂。快要到劳工节了,通过书房的窗口,我可以看见后院里深绿色的树篱,听见孩子们在街上的嬉闹声,这是他们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的假日。
底特律那边,报业的罢工者正准备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节日游行,向资方显示工会的团结。在飞机上,我读到一则报道:一个女子开枪打死了正在熟睡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声称她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坏人”的影响。在加州,O·J·辛普森案子中的律师们正成为新闻热点。
在莫里的书房里,宝贵的生命仍在一天天流逝。此刻我们坐在一起,面前放着一件新增添的设备:一台制氧机。机器不大,只到膝盖的高度,是便携式的。有些晚上,当他呼吸感到困难时,他就把长长的塑料管插进自己的鼻子,像是鼻孔被抽血的器械夹住了一样。我讨厌把莫里和任何器械联系在一起,所以当莫里说话时,我尽量不去看那玩艺。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死,”莫里重复道,“可没人愿意相信。如果我们相信这一事实的话,我们就会作出不同的反应。”
我们就会用戏谑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我说。
“是的,但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意识到自己会死,并时刻作好准备。这样做会更有帮助。你活着的时候就会更珍惜生活。”
怎么能够去准备死呢?
“像佛教徒那样。每天,放一只小鸟在你的肩膀上问,‘是今天吗?我准备好了吗?能生而无悔,死而无憾了?’”
他转过头去,似乎肩膀上这会就停着一只小鸟。
“今天是我的大限吗?”他问。
莫里接纳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思想。他出生在犹太教家庭,上学后变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那是因为孩提时经历了太多的变故。他对佛教和基督教的一些哲学思想也很感兴趣。但他最接近的文化还是犹太教。他在宗教上是个杂家,这就使他更加为学生们所接受。他最后几个月里所说的话语似乎超越了一切宗教的特征。死亡能使人做到这一点。
“事实是,米奇,”他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
我点点头。
“我还要再说一遍,”他说。“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他笑了。我明白了他的用意。他想知道我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个观点,但他没有直截了当地问,免得使我窘迫。这就是他当老师与众不同的地方。
你患病前对死亡想得多吗?我问。
“不,”莫里笑笑。“我和别人一样。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过,‘我将成为你所见到的最最健康的老人!’”
你那时多大?
“六十几岁。”
你挺乐观的。
“为什么不?正像我说的,没人真的相信自己会死。”
可每个人都知道有人在死去,我说。为什么思考死亡这个问题就这么难呢?
“这是因为,”莫里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梦里。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在体验世界,我们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做着自以为该做的事。”
去面对死亡就能改变这种状况?
“哦,是的。拂去外表的尘埃,你便看到了生活的真谛。当你意识到自己快要死去时,你看问题的眼光也就大不一样了。”
他叹了口气。“学会了死,就学会了活。”
我注意到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当他把挂在胸前的眼镜戴上时,眼镜滑落在太阳穴处,仿佛他是在黑暗中替别人戴眼镜。我伸手帮他移正了位置。
“谢谢,”莫里低声说。当我的手碰触到他的头时,他笑了。人类最细小的接触也能给他带来欢乐。
“米奇,我能告诉你一些事情吗?”
当然行,我说。
“你也许不爱听。”
为什么?
“嗯,事实上,如果你真的在听小鸟的说话,如果你能接受随时都会死去的事实——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耽于抱负了。”
我挤出了一丝笑容。
“你为此而付出时间和精力的事——你所做的工作——也许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你也许会让出空间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
精神上?
“你不喜欢这个词,是吗?‘精神上’。你认为那是多愁善感的玩艺。”
这个么,我无言以对。
他装作没看见我的窘态,但没装成功,我笑出声来。
“米奇,”他也笑了。“尽管我说不上来‘精神产物’到底为何物,但我知道我们在有些方面确实是有缺陷的。我们过多地追求物质需要,可它们并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忽视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的关系,我们忽视了周围的世界。”
他把头扭向透进阳光的窗户。“你看见了?你可以去外面,任何时候。你可以在大街上发疯似地跑。可我不能。我不能外出。我不能跑。我一出大门就得担心生病。但你知道吗?我比你更能体味那扇窗户。”
体味那扇窗?
“是的。我每天都从窗口看外面的世界。我注意到了树上的变化,风的大小。我似乎能看见时间在窗台上流逝。这是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头了,自然界对我的吸引力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它时那样强烈。”
他停住了。我们俩一齐望着窗外。我想看见他看得见的东西。我想看见时间和季节,看见我的人生慢慢地在流逝。莫里微微低下头,扭向肩膀。
“是今天吗,小鸟?”他问。“是今天吗?”
由于“夜线”节目的播出,莫里不断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只要有精神,他就会坐起来,对替他代笔的朋友和家人口述他的回复。
有一个星期天,回家来探望他的两个儿子罗布和乔恩都来到了起居室。莫里坐在轮椅上,两条瘦骨嶙峋的腿上盖着毯子。他感到冷的时候,他的助手们会来给他披上尼龙外套。
“第一封信是什么?”莫里问。
他的同事给他念了一封来自一个名叫南希的妇女的信,她的母亲也死于ALS。她在信中写了失去母亲的悲伤,并说她知道莫里也一定很痛苦。
“好吧,”信念完后莫里说。他闭上了眼睛。“开头这么写,‘亲爱的南希,你母亲的不幸令我很难过。我完全能理解你所经历的一切。这种悲伤和痛苦是双方的。伤心对我是一件好事,希望对你也同样是件好事。’”
“最后一句想不想改动一下?”罗布说。
莫里想了想,然后说,“你说得对。这么写吧,‘希望你会发现伤心是一帖治愈创伤的良药。’这样写好些吗?”
罗布点点头。
“加上‘谢谢,莫里’,”他说。
另一封信是一个名叫简的妇女写来的,感谢他在“夜线”节目中给予她的启示和鼓励。她称他是神的代言者。
“这是极高的赞誉,”他的同事说。“神的代言者。”
莫里做了个鬼脸,他显然并不同意这个评价。“感谢她的溢美之词。告诉她我很高兴我的话能对她有所启示。
“别忘了最后写上‘谢谢,莫里’。”
还有一封信来自英国的一个男子,他失去了母亲,要莫里帮他在冥界见到母亲。有一对夫妇来信说他们想开车去波士顿见他。一个以前的研究生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她离开大学后的生活。信中还讲到了一宗谋杀—自杀案和三个死产儿,讲到了一个死于ALS的母亲,还说那个女儿害怕她也会感染上这种疾病。信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两页,三页,四页。
莫里坐着听完了那些既长又可怕的故事。然后他轻声说,“啊,我们该怎么回复?”
没人吭声。最后罗布说,“这样写行不行,‘谢谢你的长信’?”
大家都笑了。莫里望着儿子,面露喜色。
椅子旁边的报纸上有一张波士顿棒球队员的照片。我暗自想,在所有的疾病中,莫里得的是一种以运动员的名字命名的病。
你还记得卢·格里克吗?我问。
“我记得他在体育馆里向观众道别。”
那么你还记得他那句有名的话。
“哪一句?”
真的不记得了?卢·格里克。“扬基队的骄傲”?他回荡在扩音器里的那段演讲?
“提醒我,”莫里说。“你来演讲一遍。”
从打开的窗户传来垃圾车的声音。虽然天很热,但莫里仍穿着长袖,腿上还盖着毯子。他的肤色非常苍白。病魔在折磨着他。
我提了提嗓门,模仿格里克的语调,使声音仿佛回荡在体育馆的墙壁上:“今、今、天、天……我感到……自己是……最最幸运的人、人……”
莫里闭上了眼睛,缓缓地点点头。
“是啊。嗯,我没有这么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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