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一环节是儒墨之争。

        墨子，是第一个公开批判孔子和儒家的人。墨家，也是孔子和儒家的第一个公开的反对派。为什么说是第一个呢？因为道家的庄子和法家的韩非，都在墨子之后，年代不能确定的只有老子。但无论老子其人生在何时，《老子》一书却肯定没有指名道姓批判孔子，也没有与儒家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公开批判孔子和儒家，墨子和墨家是第一个。

        墨子和墨家的批判，十分猛烈犀利。李零先生说墨子是“成心抬杠，处处跟孔子拧着来”（《人往低处走》），很对，而且还可以加一句：得理不饶人。《墨子》一书记录的两家辩论，每次都是儒家落了下风。这也并不奇怪。就算有一次墨家输了，他们也不会记录在案。这就不像。这本书，还是比较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他人的讥讽，学生的不满，孔子的狼狈，都如实照录，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墨子》则不同，只有胜，没有败。《墨子》之后，各家各派的著作，也都大体上只有“过五关斩六将”，没有“走麦城”。这大约因为孔子的门徒，还有一点“君子风度”和“史家风范”。即便用了“春秋笔法”，总归不会篡改事实。再说那时儒家还没有对手，胜不胜败不败的，也无所谓。墨子的时代，争鸣已经开始。各家各派，都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也都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就不能稍有示弱了。所以，对于这些记录，我们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全当作历史看，就会有问题。

        不过墨家的这些记录，倒也有趣，从中也可以看出儒墨两家争论的焦点，以及他们争论的方法。比方说，据《墨子·耕柱》，儒家的巫马子曾经与墨子辩论。巫马子是谁？有人说就是孔子的学生巫马施（字子旗），也有人说是巫马施的后人，这个也搞不清楚，且不去管他。《耕柱》说：巫马子对墨子讲，先生做那些“义事”（子之为义也），人见了不相助，鬼见了不保佑（人不见而助，鬼不见而富），先生还做个没完，有病吧（有狂疾）？墨子反问：假设先生手下有两个助理。一个看见先生才做事，看不见就不做。另一个呢？看见先生也做事，看不见也做。请问，先生器重哪一个？巫马子说，当然是器重无论我看不看得见，都做事的那一个。墨子说，这就是了，先生也器重有病的（是子亦贵有狂疾者）。

        还可以再举例。据《墨子·公孟》，有一次，公孟子和墨子辩论。公孟子，就是公明子仪，曾子的学生。古代孟和明相通，所以公孟子就是公明子。公明子仪对墨子说，一个君子，应该像钟一样。钟，你敲它，它就响；不敲，就不响。君子也是。你问，他就说；不问，就不说。墨子说，是啊是啊！现在没人敲，你这口“钟”怎么响了？意思也很清楚：我并没有问你，你怎么说话了？意思很清楚：你们儒家，岂不是出尔反尔、自相矛盾吗？

        看来，墨子总是能从儒家学说中找到漏洞，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儒家的砖头砸儒家的脚。仍据《墨子·耕柱》，有一次，子夏的学生和墨子辩论。子夏，就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卜商，也是儒家的“文化传人”，前面说过。子夏的学生问墨子：君子之间也有争斗吗？墨子说，没有（君子无斗）。子夏的学生说，猪狗之间尚且争斗，士人之间怎么会没有争斗？墨子说：好可悲啊！某些人，说起话来，总是言必称商汤王、周文王；做起事来，却和猪啊狗啊相比。好可悲啊！

        仅此三例，我们就不难看出，墨家与儒家可真是势不两立。况且，墨子并非只和儒家之徒辩论，他还指名道姓地攻击孔子。在《非儒》篇（看看篇名就知道他们的立场），墨子讲了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的一件事。孔子周游列国，困于陈、蔡之间，这事是有的，我们前面也说过（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但墨子讲的故事，就闻所未闻了。墨子说，当时孔丘等人，饿得只能吃野菜。后来子路蒸了一只小猪给他，他不问肉的来路就吃了。子路又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换酒，他也不问酒的来源就喝了。等到鲁哀公迎他回国，席子摆得不对他不坐（席不端弗坐），肉类割得不正他不吃（割不正弗食）。子路问他为什么与“穷于陈、蔡之间”时判若两人。孔丘说：来，我告诉你！那时你我是为了求生（苟生），此刻你我是为了求义（苟义）。于是《非儒》说：肚子饿，就不惜妄取；吃饱了，就装模作样。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奸诈虚伪的吗（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兹事体大！这事如果属实，则孔子虚伪；不实，则墨子造谣。可惜此事的真实与否，现在是无法查证了，只能猜测。我的看法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孔子和墨子的门徒、追随者那么多，其中有没有人虚伪，有没有人造谣？可能有。但孔子本人并不虚伪，墨子本人应该也不会造谣。那么，这故事从哪里来的？也有两种可能，一是误听讹传，二是别人所讲。学术界原本就有一种观点，认为《非儒》不是墨子本人的作品（比如胡适先生就认为此篇可疑）。包括前面提的《耕柱》、《公孟》诸篇，都可能是墨子后学所为。苟如此，墨子当然可以不负责任。

        实际上《非儒》一文中不实之处甚多，有的简直就是信口开河。比如说孔子身为鲁国大司寇，不帮助国君，却帮助季氏（舍公家而奉季孙）；说鲁国的窃权者阳货、晋国的叛乱者佛肸是孔子的学生等等，就明摆着不是事实。然而《非儒》篇不但言之凿凿，还一口咬定是孔子带坏了他们，道是“徒属弟子，皆效孔丘”，还说“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说白了，这是愣往孔子头上扣屎盆子，绕着弯地骂孔子“心术不正”，近乎人身攻击。这就让后世许多人不以为然。文中的“孔丘”二字，也被清代学者毕沅换成了“孔某”。因此，我们会看到《墨子》的不同版本。引文中写“孔丘”，写“孔某”，也都对，不是硬伤。

        不过我认为，即便《非儒》、《耕柱》、《公孟》诸篇是墨子后学所为，代表的也是墨家观点。何况按照学术界的主流意见，《非儒》篇“足以代表墨子思想”（孙叔平《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先秦编》）。这就说明，墨家对孔子和儒家的攻击，已经到了处心积虑甚至不择手段的地步。于是我们就要问：墨子和墨家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批判儒家？

        这就要弄清楚墨子与孔子有什么不同。

        首先是时代不同。墨子名翟，字不详，尊称墨子。他的生平也不清楚，据清末经学家孙诒让《墨子间诂》考证，大约生于公元前468年，卒于公元前376年。也就是说，墨子比孔子小八十多岁。孔子去世后，墨子才出生。我们知道，《春秋》经文的最后一句，就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事在鲁哀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479年。战国时代，则开始于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墨子六十五岁那年。孔子去世，春秋时代就结束了。墨子在世，战国时代也开始了。所以张荫麟先生说，孔子给春秋时代以光彩的结束，墨子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中国史纲》，下引均见此书，不再注明）。

        春秋与战国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相同的是天下无道，没有正义和公平；不同的是，战国时代社会更动荡，政治更黑暗，战争更频繁，人民更痛苦。换句话说，春秋时期，是客客气气、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坏；战国时期，就改成肆无忌惮，明火执仗，杀人不眨眼睛，吃人不吐骨头了。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说到（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四节）。因此，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墨子，感受要比孔子更强烈，态度也就更愤激。孔子虽然也对现实不满，但他更多的还是委婉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希望统治者有所改良。墨子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则更强，他几乎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看看《墨子》一书的某些篇名就知道：非攻、非乐、非命、非儒。这等于是举着牌子，旗帜鲜明地宣布：我反对！

        墨子与孔子的第二点不同，是立场不同。孔子的立场是贵族的，甚至是统治阶级的。他多半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想统治阶级之所想，急统治阶级之所急，替他们谋划长治久安的方略，设计天下太平的蓝图。据《论语·颜渊》，公元前517年，三十五岁的孔子曾经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向他问政，孔子回答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这话说得好呀！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的是粮食，我能吃到嘴里吗？看来，孔子对君主有没有饭吃是很关心的，虽然他也关心人民有没有饭吃。

        墨子的立场则是平民的，甚至是劳动人民的。他更多地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想劳动人民之所想，急劳动人民之所急，为劳动人民奔走呼号，争取权利。为此，墨子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大主张。这十大主张，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伦理思想，这就是兼爱。这是墨子思想的总纲，后面要着重讲。二是政治思想，这就是尚贤、尚同、非攻。三是经济思想，这就是节用、节葬、非乐。四是宗教思想，这就是天志、明鬼、非命（请参看李小龙《墨子译注·前言》）。这些主张，便都与他的立场有关。

        比方说，墨子反对儒家主张的礼，也反对儒家主张的乐。反对礼，好理解。因为礼讲尊卑，不讲平等，这就与墨子的理念相悖。那么，为什么要反对乐呢？原来，中国古代的“乐”，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它有时候单指音乐艺术，有时候泛指一切娱乐。更多的时候，则是指一种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在内的综合艺术，即“乐舞”。这种“乐舞”的演出，需要很多人投入，协调运作。其中规模大的，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综艺晚会。对于这样一种“乐”，墨子是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对劳动人民没好处。在《非乐》篇，墨子说，劳动人民的忧患有三条，那就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是劳动人民最大的忧患（民之巨患也），可是“乐”却一点忙也帮不上。墨子问：撞击洪钟，敲打鸣鼓，弹奏琴瑟，吹奏竽笙，手舞足蹈，载歌载舞，就能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吗？不能。就能实现天下大治，保证天下太平吗？也不能。不但不能，还会添乱。因为这种大型综艺晚会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耽误生产。男人去做这件事，耽误种田。女人去做这件事，耽误织布。官员去做这件事，耽误治国。这样祸国殃民的东西，要它做甚？现在，劳动人民饭都吃不饱，衣都穿不暖，整天干活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你们统治阶级却在那里穷奢极欲歌舞升平，像话吗？所以，墨子得出结论：“为乐非也”！

        墨子的这个说法，究竟对不对？也对也不对。没错，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统治阶级居然“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求声色之娱，确实应该批判！但如果人民“聊生”呢？能不能搞？墨子可没说。还有，文学艺术并非只有大型综艺晚会（乐舞）一种，其他形式的“乐”能不能要？好像也不能。因为墨子并没有说“某乐可也”、“某乐非也”，而是一言以蔽之曰“为乐非也”。这就是一篙子打翻一船的人了。更何况，劳动人民也有艺术和审美的需求，怎么能简单地说“为乐非也”？看来还是孟子的说法更合理：可以也应该有文学艺术和娱乐活动，但必须“与民同乐”（详本章第六节）。

        问题是墨子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立场？也许与出身有关。前面说过，墨子的生平是不清楚的。没有为墨子立传，只是在孟子和荀子的合传后面附了一笔，说他是“宋之大夫”。但他是不是宋国人，却不能肯定，也有说是鲁国人或楚国人的，甚至还有说是印度人或者阿拉伯人的。有学者认为，所谓“墨翟”，其实就是“黑狄”，也就是印度人，或者阿拉伯人。钱穆先生则认为墨子之所以叫墨翟，是因为受了墨刑。这些我们都搞不清楚，但也不难看出一些信息，那就是墨子的出身，大约比较卑贱或另类。事实上，根据《墨子·贵义》的记载，他很可能曾经是“贱人”，或被看作“贱人”；而据《墨子·鲁问》，他很可能曾经从事手工业，还是一个能工巧匠。

        看来，墨子和孔子一样，小时候也是苦孩子，都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不同的是，孔子后来看不起那些体力劳动，认为从事农工商的都是小人，只有读书做官才是君子。他自己向往的，也是古代贵族那种高雅而有情趣的生活。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衣冠楚楚，一天换好几套衣服，上课的时候有音乐伴奏，开了春就出去踏青郊游，等等。墨子则不然。他成名后，对工艺制造和工程技术仍有兴趣，而且手艺精湛，多有发明。他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感情，也比较接近劳动人民，粗茶淡饭，布衣草鞋，过苦日子。所以，孔子和墨子同样博学，却多有不同。孔子精通的是六艺，墨子精通的是工艺；孔子对音乐有很深的造诣，墨子对物理有很深的研究；孔子同时是艺术家，墨子同时是工程师。难怪范文澜先生说，孔子和墨子，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孔子代表士人，墨子代表庶民。孔子是士人成功的代表，墨子是庶民失败的代表（）。

        这就是孔子与墨子的第三点不同：代表不同。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一个代表士人，一个代表庶民，而认为他们都是士人，但代表不同的士。什么是“士”？简单地说，秦汉以前的士，是贵族的最低一级；秦汉以后的士，是平民的最高一级。周代贵族四级：天子、诸侯、大夫、士。秦汉平民也是四级：士、农、工、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上有贵族，下有平民，自己夹在当中，上下浮动。为什么会上下浮动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士，既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不动产。当然，这两样东西，他们原本也是有的。西周封建之初，士有可以吃租税的田地，叫“食田”。也有世袭的职位，叫“世职”。但是后来没有了。失去了世职和食田的士，就成为无业游民，与庶人没什么两样。他们既然没有稳定的工作（世职）和不动产（食田），又不能当真像庶人一样种田做工，那就只能作为“毛”依附于一张“皮”。也就是说，他们要生存，只能依附于诸侯和大夫。混得好的，可以成为上士，升为大夫。混得差的，就只能当下士，打零工。混得再差一些，则能下降为庶民。也就是说，士这个阶层，也分为上层和下层。上层接近大夫，有贵族气；下层接近庶人，有平民味。孔子就是上层的代表，墨子就是下层的代表。

        分化的同时也有分工，比如分成文士和武士。文士主要参与政治，武士主要参与军事。文士的上层可以做智囊，下层就只能做文秘，甚至做食客。武士的上层可以做将领，下层就只能做保镖，甚至做刺客。也有一些人，宁肯保持独立自由的身份，成为“游士”；或者并不固定依附于某个高级贵族，有合适的事情就做，没有就闲着，来去自由。这些人，文的叫儒，武的叫侠。孔子就是儒的代表，墨子就是侠的代表。

        儒也好，侠也好，都是“自由职业者”。儒的工作，主要是帮别人操办礼仪和传授诗书。侠的工作，则主要是帮别人排忧解难和看家护院。这是他们的饭碗，却又是靠不住的泥巴饭碗，随时都可能砸了。所以，儒和侠，都需要自己的代表，也都需要领袖和导师。因为他们要有出路，要有安全感和归宿感。要知道，儒和侠都是有本事的。如果散落在民间，就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主张专政和集权的韩非，就把他们视为国家和社会的祸害，说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必须予以铲除。许多儒和侠自己也不争气。下等的儒，为了混口饭吃，死皮赖脸。听说有人办丧事，就不请自到。下等的侠，为了糊口谋生，不讲原则。只要有人肯花钱，就前去杀人。显然，这是不行的。统治者不答应，他们自己也不满意。也就是说，儒和侠，都需要引导，都需要整合，也都需要提升。

        孔子和墨子，就是儒和侠的引路人。孔子为儒指引的出路，是读书做官，而且最好是在读书和做官之间游刃有余，谓之“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墨子为侠指引的出路，是平时自食其力，急时行侠仗义。比方说，一方有难，便前往支援。历史证明，孔子的路是阳关道，也是独木桥。为什么是阳关道？因为能够荣华富贵步步高升。为什么是独木桥？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阳关道也好，独木桥也好，总归能走。墨子的路，却是走不通的。自食其力没法出人头地，行侠仗义则不为官方所容。因此，最终儒家胜利，墨家失败。失败者留在过去，胜利者面向未来。孔子就是未来的代表，墨子就是过去的代表。

        显然，孔子和墨子，或儒家和墨家，是一个阶层，两个代表。

        不过儒家和墨家又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都有理想和追求，也都有原则和底线。孔子明确提出，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论语·雍也》）。墨家的侠，则只参加防御，不参加进攻；只支持反侵略战争，不支持侵略战争。这就是底线。儒家希望通过实施礼仪来影响政治，维护和复兴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墨家则希望对武士和侠客的职业道德，进行理性的解释和规范。这就是追求。也就是说，儒家的儒也好，墨家的侠也好，都有主义，有操守，也都超越了自己的职业和出身。

        实际上，儒家和墨家，代表着当时最有理想最有抱负也最有道德的一群人，即儒和侠当中的优秀分子。因此，他们势必要为无道的天下开出救治的药方。而且，正是由于药方的不同，儒墨两家便开始了春秋战国的第一场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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