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之争，也可以说是儒、墨、道三家之争。因为儒墨两家的分歧，主要在仁爱与兼爱。但仁爱也好，兼爱也罢，总之是要做点什么。实际上，墨子虽然与孔子对着干、拧着来，出发点可都是关心天下兴亡，也都愿意为此殚精竭虑，奔走呼号。道家却无意于此。他们虽有主张，却并不游说诸侯，也不设计方案。即便发表意见，也多半是自说自话。因为道家的主张是“无为”，也就是不做什么。不但自己不做，也反对别人做。他们的主张，是统治者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不要做。这才有了儒道之争的焦点：有为，还是无为。这是道家与儒家的分歧，也是他们与墨家的分歧。也就是说，儒家和墨家都主张“有为”，分歧仅仅在于“做什么”和“怎么做”。道家的主张，却是“不要做”。这样看，道家与儒家、墨家的分歧，比儒墨之争的分歧更大。

        问题是，儒墨两家为什么要做，道家为什么就不做呢？

        因为他们代表不同的士。前面说过，墨家代表武士（或侠士），儒家代表文士（或儒士）；墨家代表士的下层，儒家代表士的上层；墨家代表士的过去，儒家代表士的未来。武士也好，文士也好；下层也好，上层也好；过去也好，未来也好，总归都要做事。那么，不要做事的道家又代表谁？他们的思想又是谁的哲学？

        隐士。道家是隐士的代表，道家思想是隐士的哲学。

        什么是隐士？隐士是士的另类。前面说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体上都是“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给别人帮忙。比方说，大夫的采邑，就是士来打理的。这样的士，叫“家臣”（前面说到的阳货，就是季孙氏的家臣）。另外，打仗，也要靠士。这样的士，就是“战士”，也叫武士、甲士。打仗要有人冲锋陷阵，也要有人出谋划策，还要有人拉帮结派合纵连横。这样的士，就是“谋士”，也叫“策士”。国家之间不但要打仗，也要谈判，要唇枪舌剑，折冲尊俎，得有人帮着说话。这样的士，就是“辩士”。天子、诸侯、大夫，都要占梦、算卦、看风水，要有人懂医懂药懂房中术。这样的士，就是“方士”。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呢？他们也得有人陪着吃喝玩乐闲聊天。这样的士，就是“食客”。总之，士的任务，就是有事帮忙，没事帮闲，说话帮腔，打仗帮凶。但不管是哪一种，都要做事，也都要依附于高级贵族（大夫、诸侯、天子）。他们都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皮之不存，则毛将焉附，所以他们要关心天下兴亡。隐士却不同。他们谁也不依附，什么事情都不帮别人做，也不为这些事情费脑筋。什么天下，什么人民，什么家国，统统事不关己。如果你拿这些事去请教他，他还要生气。比如传说中的隐士许由，听说尧要让位给他，就跑到河边去洗耳朵。结果他的哥们巢父更生气，说你这么一洗，把溪水都弄脏了，我只好去上游饮牛。这就是“隐士”。

        什么人可以做隐士？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当中，什么人是隐士？不做事的人。所谓“不做事”，也不是什么都不做。耕田、种菜、砍柴、钓鱼之类，还是要做的，否则他们吃什么？他们的“不做事”，其实是“不做官”。不做官也不是“不会做”或者“做不了”，而是“不愿意”。能做，会做，做得了，却偏不做，才叫“隐士”。

        道家，就是这样一些人的代表。道家思想，就是这样一些人的哲学。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了问题。第一，儒和侠需要哲学，需要代表，是因为他们做事。做事，就要有理论依据，也要有哲学指导。隐士什么都不做，要哲学干什么？要代表干什么？第二，隐士对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既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你何必说，又有什么可说的？

        这就只能说明两点：第一，道家不等于隐士，隐士不等于道家。准确地说，道家不是隐士，只是“隐士哲学家”。他们的立场、观点、态度，是隐士的，因此主张“不做”。他们的社会角色是哲学家，因此不能“不说”。说什么？把为什么主张“不做”的道理说出来。主张“不做”，同时“要说”，这就是“隐士哲学家”，也就是道家。第二，作为“隐士哲学家”，道家其实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只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个社会，这个天下，已经没救了。要救，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无为”。这就是他们与儒墨两家的根本分歧。因此，所谓“儒道之争”，就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有药可救，还是无可救药；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积极有为，还是消极无为。

        先说第一条。

        前面说了，道家代表的隐士们，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和天下兴亡的。那么，是他们认为这事不关自己的痛痒吗？不是。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隐士也不例外。社会状态好，他们的生活也好；社会状态不好，他们的生活也不好。怎么能不关心？怎么能说关心是不必要的？其实，他们的不关心，是认为关心也没有用，这个社会已经无可救药了。既然无可救药，关心它干什么呢？

        这种观点，主要是老子、庄子之前那些隐士们的。这些人是道家的先驱，我们不妨称之为“前道家”。孔子的时代，就有这样的人。孔子和他们的关系，大约是孔子对他们很客气，也很敬重；他们对孔子则不欣赏，也不赞成。

        不妨举几个《论语·微子》中的例子。比如楚国的“狂人”接舆，就曾经一边唱着歌，一边走过孔子的车子（歌而过孔子）。歌，当然是故意唱给孔子听的。怎么唱的呢？凤凰啊凤凰，咋就这么倒霉（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过去的不可挽救，没做的还能追回（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算了吧，算了吧，那些当权派岌岌可危（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这话意思很清楚：如今这个世道，早就不可救药。你孔某人就算是凤凰，碰到这倒霉的时代，也只能是没毛的凤凰，还不如一只鸡！现在那些执政者早晚要完蛋，你东奔西走找他们干什么！据说，孔子听了立即下车，想跟他谈谈，接舆却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如果说接舆的歌还只是暗示，那么，另外两个隐士──长沮和桀溺的话，可就是明明白白的了。有一次，孔子要过河，找不到渡口。正好长沮和桀溺肩并肩在耕地，孔子就让子路去“问津”（询问渡口）。长沮说，驾车的那位是谁？子路说，是孔丘。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驾车是子路的事，孔子怎么成了“执舆者”？回答是：因为子路下了车，所以缰绳就到了孔子手里。第二，子路是孔子的学生，对孔子怎么能直呼其名？回答是：因为子路是在对长者介绍孔子。直呼其名而不称夫子，是谦虚，也是对长者的尊重。于是长沮又问：是鲁国那个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是知津矣）！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长沮这是话里有话。他的意思是：孔夫子不是聪明绝顶吗？他连天的出路在哪都知道，还能找不到渡口？当然，这话也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孔夫子早就知道天下的出路在哪儿了，何必还来问我？两种解释，都通。

        子路碰了个软钉子，只好又去问桀溺。桀溺问：先生哪位？子路说，是仲由。子路的回答也是称名不称字，也是谦虚、尊重。桀溺又问：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子路说，对的。桀溺说，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滔滔洪水，谁能改变，你们又和谁一起去改变（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与其跟着“辟人之士”，何不跟着“辟世之士”？这意思也很清楚：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坏透了，烂透了，根本就不可救药。你们与其像孔子那样，只是拒绝与坏人合作（避人）；还不如像我们这样，根本就拒绝与整个社会合作（避世）。

        长沮和桀溺说完，就只顾埋头干活，不再搭理子路。子路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报告孔子。孔子听了，怅然说道：人又不能和动物一起生活（鸟兽不可与同群）。不跟人打交道，又跟谁打交道（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如果太平，我也用不着出来搞改革了（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也就是说，正因为世道看起来无可救药，这才需要我们想办法。

        类似的话，子路也说过。有一次，孔子在前面走，子路在后面跟，掉了队。为什么会掉队呢？估计是孔子坐车，子路步行，跟不上。这时，子路遇到一位“荷蓧丈人”，也就是用拐杖挑着除草工具──蓧（音掉）的老人，就问：先生看见我老师了吗？荷蓧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老师（孰为夫子）？这话也历来有多种解释。有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指荷蓧丈人自己的，也有说是指子路甚至孔子的。这样一来，这句话也就有三种翻译。第一种：荷蓧丈人说，老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哪里认得你们老师？第二种：你们这些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们老师？第三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也是老师？谁是老师？这三种解释谁是谁非，我们且不去管他，关键是之后子路的议论。子路说，别以为我们不明白。我们主张行不通，那是老早就知道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这就有意思。明明知道“道之不行”，为什么还要去推行呢？也有两个原因，一是尽义务，二是有希望。子路说，君子做官，只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尽到一个士人的责任而已（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像隐士们那样只顾洁身自好，其实是取了小义，乱了大伦。所以“不仕无义”。问题是，如果这社会彻底无救，君子就算做了官，又有什么用呢？说到底，还是认为世道可救，或者希望可救。唯其如此，孔子才开出了救世的药方。

        以上就是儒道两家的第一个分歧：天下大乱有药可救，还是无可救药。由此，又引出了他们的第二个分歧：我们应该拯救天下，还是拯救自己？

        道家认为应该拯救自己。在他们看来，天下既然已经无药可救，那么，能拯救的也就是自己。这是杨朱的观点。杨朱，是先秦道家第一人。先秦道家有三个阶段，各有一个代表。杨朱代表第一阶段，老子代表第二阶段，庄子代表第三阶段（冯友兰）。可惜杨朱没有留下著作，他的生平也没人知道，只能推测他应该生活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因为《墨子》一书没有提到杨朱，而在孟子的时代他却已与墨子齐名，拥有众多粉丝。《孟子·滕文公下》说，当时杨朱和墨子的学说风行天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所有的言论不是赞成杨朱，就是赞同墨子（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可真是好生了得！

        那么，杨朱有什么主张，竟能够得到如此之多的青睐？

        说来简单，也只有四个字：一毛不拔。

        杨朱这主张，也有两个版本。一个见于《孟子·尽心上》，道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另一个见于《韩非子·显学》，道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一毛不拔的成语，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这就难以让人接受。只要拔一根毫毛，就能够有利于整个天下，这样的事情都不肯做，岂不是太自私、太小气、太不像话了吗？

        但是且慢！杨朱胆敢公然这样说，自然有他的道理。他的主张能够风行天下，也自然有他的道理。据《列子·杨朱》，有一次，墨子的学生禽子（即禽滑釐）问杨朱：拔先生一根毫毛，来拯救天下世道（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干吗？杨朱说，世道可不是一根毫毛就能够拯救的（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说，如果可以，愿意吗（假济，为之乎）？杨朱不理睬他。禽子出门，把这事告诉杨朱的学生孟孙阳。孟孙阳说，你们是不懂先生的用心啊（子不达夫子之心）！还是让我来替先生说吧！请问，如果有人提出，痛打你一顿，给你一万块钱，你干吗？禽子说，干！孟孙阳又问：砍断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干吗？禽子不说话。于是孟孙阳说，与肌肤相比，毫毛是微不足道的；与肢体相比，肌肤又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是，没有毫毛，就没有肌肤；没有肌肤，就没有肢体。一根毫毛固然只是身体中的万分之一，但是，难道因为它小，就可以不当回事吗（奈何轻之乎）？

        这话是不是杨朱的意思，我们不清楚。因为有许多学者视《列子》为“伪书”，至今仍未弄明白。就算是“真书”，那也是《列子》，不是《杨子》。比较靠得住的办法，是把这里的杨朱和孟孙阳，称为“《列子》中的杨朱”、“《列子》中的孟孙阳”。《列子》中的杨朱和孟孙阳，是不是历史上的那两个人，也许永远搞不清。但他们讲的话，还是可以讨论的。

        应该说，这“《列子》中的孟孙阳”，还真是话糙理不糙，也有道理和教训。有什么道理和教训呢？第一，口子不能乱开。你今天可以拔一根毛，明天就能撕一片皮；今天可以挖一块肉，明天就能剁一条腿；今天可以伤害身体，明天就能杀人或者自杀。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口子一开，不可收拾。孟孙阳问禽滑釐，拿一条腿换一个国家行不行，禽滑釐为什么不回答？因为他很清楚，下面的问题，就是“砍掉你的脑袋给你整个天下”，那也能同意吗？

        第二，局部不可小看。没错，整体利益确实大于局部利益。就连“《列子》中的孟孙阳”，也说“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但这决不意味着局部利益就不是利益，就是可以随便牺牲的。因为整体不过局部之和。你不把局部利益当回事，今天牺牲一个，明天牺牲一个，最后整体利益也没有了。不要说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事实是：长江、黄河都由涓涓细流汇集而成。所有的泉水、溪流、小河都干了，长江、黄河还有水吗？

        这两个道理用于社会问题，就能推导出第三个教训：别把小民不当人。或者说，不要动不动就以“国家天下”的名义，任意侵犯和剥夺人民个人的权利。个人之于国家、天下，或许有如毫毛与肢体、全身，但难道因为他们小，就可以不当回事吗（奈何轻之乎）？小民也是人，小民的生命也是生命。只要是生命，就要尊重，就要珍惜，哪怕他轻如毫毛。谁要把我们这些小民当作毫毛，随随便便就拔了，对不起，不干！

        显然，杨朱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只不过“极而言之”，并非当真是只要拔一根毫毛，就能够有利于整个天下，也不干。因为“世固非一毛之所济”，哪有只拔一根毫毛就能有利于天下的呢？说穿了，不过是下套，先哄骗我们献出一根毫毛，然后哄骗我们献出肌肤和肢体，最后哄骗我们献出生命。因此，对付的办法，就是把话说透，说到底，说到极点：别说要我的命，就算只要一根毫毛，也不给。

        何况杨朱不但说过“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还说过“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而且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全文是“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牺牲个人来满足社会（损一毫利天下），不对；牺牲社会来满足个人（悉天下奉一身），也不对。社会和个人是对等的，谁也不能损害谁。只有个人和社会都不受损，都不牺牲，才是“天下大治”。这就是杨朱思想的完整表达。这样的思想，怎么能叫“极端自私”？

        更何况当时的情况，不但是要求小民们牺牲个人（损一毫），而且牺牲个人的结果，竟不过是牺牲整个社会（悉天下）来满足另一些个人（奉一身），这才叫“极端自私”！问题是，这种极端自私的行为，却又是打着“大公无私”（利天下）的旗号来进行的。因此，为了矫枉，只好过正，即为了否定“悉天下奉一身”，只好连“损一毫利天下”也一并否定。也就是说，你想“损人利己”吗？对不起，我“一毛不拔”！

        看来，杨朱的思想是被曲解了，杨朱本人也被妖魔化了。这也并不奇怪。思想的传播有一个规律，就是“简单化”。因为只有简单化，也就是说，只有把深刻的思想变成通晓明白、简单明了、一听就懂、琅琅上口的短语和口号，才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这可是有风险的。由于语言的多义性和理解的多样性，这些简单的说法很容易被曲解。如果这种“简单化”的工作还是由论敌、对手或者不怀好意的人来做，就很有可能被“妖魔化”，比如共产主义就曾经被妖魔化为“共产共妻”。杨朱思想的命运，也大约如此。“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观点，如果被删去后半句，就已是片面，已是歪曲；如果再被简单化为“一毛不拔”，那么，想不被妖魔化，都不可能。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孟孙阳的那句话：你们是不懂先生的良苦用心啊（子不达夫子之心）！

        实际上，杨朱不但主张“一毛不拔”，同时还主张“天下为公”（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他也不反对天下大治，更不反对天下太平。只不过在他看来，这不能靠牺牲个人来实现。因为所谓“天下大利”，正是无数“个人小利”的总和，这就叫“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因此，只有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受伤害，每个人的利益都不受损害，天下才能大治，也才叫大治，这就叫“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这就是典型的道家思想了，即“无为而无不为”，或者说“不利而无不利”。所有人都不损害自己，那就没人受损害；所有人都不做牺牲，那就没人做牺牲。一个既没人受损害，又不需要有人做牺牲的社会，岂非太平盛世？

        问题是，这可能吗？

        儒家认为不可能，墨家也认为不可能，只有道家认为可能，而且应该。于是，他们便又有了第三个分歧：积极有为，还是消极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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