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兰私情岂能置换民族大义，优柔寡断乃兵家之大忌。张学良的一丝犹豫致使绝密的兵谏筹划险些胎死腹中。严酷的现实再次教育了张、杨

        ★张、杨内紧外松，紧急点兵布阵。蒋介石睥睨一切，自感已把对手逼入“死穴”。双方的暗中角力进入最后摊牌阶段

        ★清晨6时，扣蒋战斗打响，8时蒋氏在山洞中被擒。城内仅用两个小时即结束兵谏行动。蒋介石撤张、调防东北军的命令终成一纸空文

        大变迫在眉睫之间，张学良处于极度矛盾之中。

        他与蒋介石有着近10年的交往。父帅被日军炸死之后，是他坚持易帜，追随蒋介石，为蒋介石实现全国“统一”立下汗马功劳；中原大战之时，是他不顾东北军将领的反对，力排众议率军人关调停，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蒋确立了中央统治地位；九一八事变之时，为坚决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他不惜舍弃自己的家乡，舍弃自己的家财，舍弃父子两代的根基，甚至替蒋氏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当然，蒋介石也给了他荣耀和地位，而他也始终对蒋有一种感恩之情。他视蒋介石为长辈，蒋介石亦把他看作是晚辈，第一一夫人宋美龄还与他的夫人于凤至结拜为干姐妹。尽管他与蒋氏说话很随便，有时不免争吵，蒋也没有像对待别的异己军事实力人物那样认真计较过。

        张学良与蒋介石就是在种复杂关系中走过来的。

        但是，这一次政见之争，却使他没法让步。他要先攘外而后安内，而蒋氏却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虽然表面上看这只是先后顺序的变化，但却涉及到是爱国、救国还是卖国、亡国的民族大义。他与日本有着国仇家恨，在率领东北军打回老家之前，让他放弃抗日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选择，也是他一个不可动摇的人生原则。

        他也深深理解蒋介石的苦衷。蒋与共产党斗争了十几年，始终把共产党视作心腹大患，而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也确实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抗衡于蒋，使蒋“剿共”终难成功，而蒋要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地位，也就势必想方设法削弱共产党挑战他独裁统治的能力。

        但是，理解并不等于可以支持。与民族的生存相比，与解救人民于水火的大义相比，个人的权力欲望和恩怨情仇都是微不足道，可以抛在一边的。如果仅仅为了个人，张学良可以什么都不要，可以什么都舍弃。几年前，张学良曾经为了保住蒋介石而主动下野，张学良也曾不止一次地向蒋介石披露心迹：“为了委员长，我张学良可以牺牲一切！”

        今天的蒋介石，却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把张学良逼上了绝路。

        今天的张学良，为了民族大义，也终于不得不迈上逼蒋抗日的关键一步。

        ★金兰私情岂能置换民族大义，优柔寡断乃兵家之大忌。张学良的一丝犹豫致使绝密的兵谏筹划险些胎死腹中。严酷的现实再次教育了张、杨

        前面说到，张、杨于12月8日晚正式确定兵谏捉蒋。把这个日子作为张学良最终定下兵谏的时间，是相对于最后成功捉蒋而言的。从张学良后来口述解密的资料中得知，在这之前已开始了捉蒋行动，只是没有成功罢了。

        那是在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西安之前的12月1日。张学良派在外面的东北军联络人员王化一从武昌打来“华密”电报，说：何成浚秘密告知，他在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时，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电报稿，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调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隔离，请副司令有所准备。

        原来从武昌行营移住西安后，张学良仍将王化一以“四维学会”及东北中学校长的名义留在武昌，实际上让王负责收集南京方面的情报。那天晚上，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招待武汉的军政官员，王化一也应邀参加。散席后，他将王留下，告诉了他在洛阳看到的秘电。

        何成浚是北伐战争中去北方谋求南北息争时与张学良结识的，两人常相往来，私交甚厚。对他提供的情报，张学良深信不疑，立即找来杨虎城研究并决定采取捉蒋行动，并为此拟定了三套方案：

        开始他们打算设法将蒋人和车骗到西安城内，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蒋软禁起来；进而又想以请蒋再次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为名，在中途设伏，劫蒋入城。但当时时机紧迫，这两个办法都仓促难以实行，并且西安蒋系势力众多，问题也不那么简单。他们最后考虑，认为干脆把蒋介石捉起来还是以采取全面的军事行动的办法较有把握。

        虽然设定了三个方案，但是，这只是个模糊的、粗糙的方案，对于怎样捉蒋、派谁去捉蒋、何时开始行动等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均未进一步研究。张学良最初提出由17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完成捉蒋任务，但蒋介石驻在东北军防区，由17路军的部队跨系统执行这一特殊使命，不仅后续支援存在问题，还容易引起两军间的误会，因而这一方案没被采纳。

        正当张、杨为怎样比较稳妥地实现捉蒋而不断筛选各种方案时，蒋介石终于打破惯例离开华清池了。12月6日上午，他在邵力子的陪同下前往西安南郊。张、杨紧急研究后认为有机可乘，遂决定在他由南郊回临潼途中将其秘密地捉起来，押送至西安新城大楼，然后再和他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

        张、杨预计，蒋返回临潼经过西安的时间约在12点左右，他们设定：在西安南关附近实施捉蒋，行动时不准开枪，不断绝交通，不挖断公路，当蒋介石乘坐的汽车路经此地时，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士兵立即冲出来迫其停车，实施逮捕。与此同时，东北军派出部队逮捕驻守临潼华清池的蒋之随行人员，解除华清池附近及临潼车站备用专车上的警卫武装。西安方面，由17路军负责逮捕蒋系军政大员，解除公安局、宪兵团、省党部等的蒋系武装。

        对这个行动方案涉及17路军的任务，杨虎城亲自进行了检查，只等东北军捉拿蒋介石，他便组织城内行动。但直到下午3点还未见捉蒋动静，杨虎城怕出现意外，赶忙询问张学良。张解释说，他中午接到南京电话，说何应钦当天来西安见蒋，准备将何一起捉拿，所以临时改变了行动计划。第一次捉蒋行动就这样未及实施便流产了。

        这次行动的流产，反映了张学良对捉蒋的犹豫心理。而大战来临前的犹豫是极为堪忧的。几个月前就是因为张心存犹豫、拿不定主意而坐失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那是6月初两广事变爆发以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密电张、杨，要求西安方面出兵援助。此时日本谋求“华北特殊化”已经成为事实。为求自保，张、杨曾派出使者到北平、太原、济南探询各实力派对待抗日的态度。各方的表态证实，一旦日本进攻华北，阎锡山可能投降日本，宋哲元将是虚晃一枪，向后退却，日军将不战而得华北和山西，蒋介石若继续执行“剿共”政策，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局面必难形成，到那时，西安将会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为此，张、杨曾商定寻找机会，打破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而两广事变的爆发，为实现张、杨抗日愿望提供了可能，加之两广方面派代表进驻西安进行游说，于是，张、杨就决定：

        （一）张、杨分别致电蒋介石，称：日寇进逼，国亡无日，举全国之力以挽救，尚感力竭，若内战不止，更是手中自戕，长敌气焰，要求和平解决两广事件，反对对两广用兵；要求和平统一，共商抗日大计。

        （二）如蒋对两广罢兵，西安方面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和召开国会以解决国是的主张，通电全国各军事长官、各省府、各法团征询意见。

        （三）如蒋对两广继续用兵，西安方面即出兵援助两广。军事部署为：东北军编为第1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向郑州、武汉推进，担任主攻。东北军第51军留在甘肃，担任警备后方的任务，对青海马步青、宁夏马鸿逵方面严密警戒。17路军编为第2集团军，以孙蔚如为军团长，辖第17师，陕西警备第1、第2旅，由雒南出南阳经襄阳向汉口挺进；17路军的第42师担任韩城、朝邑、大荔及豫西一带的河防，向山西方面实施警戒，确保西安及陕县至郑州段陇海铁路的畅通：淳化至耀县、耀县以东至韩城以北，商请红军接防。

        如果这一方案实施得当，对蒋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不仅援助了两广，使蒋不敢举兵南犯，而且很有可能使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西北的抗日要求。

        但是，张学良面对内部劝其观望的意见，面对蒋介石要其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邀请，处于两难之中，最终将执行决定的时间拖了下来。这一观望给了蒋介石用兵两广的勇气，也就给了两广致命的一击。

        两次犹豫产生的消极后果，使张、杨都认识到，如此下去将断送此前的各种努力。12月7日，杨虎城对张学良说：“不能再失时机（指上次对两广事件的失机），不能再失人心（指适应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张学良也坚定地表示：“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张、杨定下决心以后，分别向他们的心腹和主要高级将领打了招呼，开始秘密布置。但直到此时仍然没有确定发动的时间，以致酿成12月9日的一场虚惊，险些误了大事。

        那天晚上，张学良安排了两项活动：一是去华清池见蒋，二是与杨虎城联名邀请南京的军政要员看戏。黄昏时，17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有事找东北军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但此时孙正和士兵准备乘卡车出发，仓促间只告诉宋他先去临潼，让宋改时间再来。由于12月6日两军已有布置，宋文梅误以为孙铭九此行临潼就是执行扣蒋使命。他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了17路军总部。

        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得知情况后，觉得问题极为重大，发生又这样紧迫，必须让杨虎城早有准备。而此时杨虎城正在戏院招待南京蒋系大员看戏，王菊人把他接回总部报告此事后，杨虎城联想到张学良未到戏院看戏，又有上一次未通知即取消扣蒋行动一事，认为东北军开始行动也是有可能的。

        作出这样的判断之后，杨虎城认为必须配合东北军行动，他按以前与张学良商定的17路军的三项任务（解除西安城内蒋系武装，占领特务机关，接收蒋系各级机关并扣押蒋系高级将领），作了部署。当夜17路军的兵力部署是：17路军陕西警备第2旅孔从洲部（共3个团）和炮兵营，由孔指挥，担任西安城内的任务；特务营宋文梅部（共4个连），作总预备队；卫士队2个连，包围易俗社戏院担任扣押蒋系高级将领的任务，并担任新城至易俗社的警戒；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驻新城担任临时指挥官。

        杨虎城在下达作战命令后，为了不使蒋系要员们看出破绽，又返回易俗社继续陪同蒋系大员看戏。而17路军负责执行任务各部于晚8点均开始出动，各街口均布双岗，只等扣到蒋以后开始行动。等到10点左右，孙铭九方面仍没有消息传来，杨虎城顿生怀疑，一面请陕西几位绅士继续点戏，以拖延时间，一面赶回绥署，命王菊人查问究竟。王菊人找到孙铭九才知道，孙铭九去临潼是查路而不是扣蒋。这才迅速通知以解除夜间军事演习的名义调回已经出动的部队，限拂晓前立即归还建制，回驻原地。一场虚惊终于结束。

        这一夜，杨虎城在凌晨1时才赶回绥署。他深感两军官兵人心浮动，扣蒋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再推迟下去，一旦部队失控，发生骚动，将暴露整个计划。

        12月10日一大早，他就应张学良之约到张公馆研究此事。张学良与他有一样的感觉。于是，两位主帅决定：今日完成准备；11日晚上行动。

        张学良能够迅速定下扣蒋决心，除了发生了12月9日扣蒋预演这样的突发情况，客观上使行动不能再拖外，西安爱国救亡的一二·九事件的爆发，也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线。

        在17路军因情况不清而提前进行扣蒋预演的同一天，西安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抗日罢课游行活动。这次活动是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通过“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的。张、杨在8日得知情况以后，起初并不赞成游行。他们认为，扣蒋行动已经决定，如果这次群众运动引起蒋的注意，蒋就会搬入其嫡系部队控制区中去住，那便打草惊蛇，捕蒋计划将会落空。其次，如果蒋系部队对群众开枪，而他们又阻止不了，发生了血案也不好。因而张、杨建议救国会停止游行。张、杨还决定，如果救国会非举行游行不可，就由17路军特务营沿途贴在游行队伍两边行进，把蒋系的宪兵和警察隔在外边，起到保护游行队伍的作用。

        但这些建议均未被游行组织者采纳。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组织这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目的是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契机，揭露蒋介石反共的新阴谋，进一步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走联共抗日的道路。由于张、杨的扣蒋行动是在绝对机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不可能向他们有所透露；而他们此时也不了解张、杨的行动计划，因而，未能达成一致。

        但是，爱国学生自己也制订了安全措施。组成了一支由2000名同学参加的纠察队，负责维护安全；组成了由百余辆自行车编成的交通队，负责来回巡逻，传递信息；还组成了2个代表团，以备谈判和宣传群众。

        12月9日早晨，15000名大中小学学生由各校涌进西安城南门，当游行队伍行进至东大街时，遭到国民党军警拦截，结果，一颗示警的流弹击中了竞存小学12岁的小学生。小学生中弹身亡的消息传出，广大学生怒不可遏，坚决要求严惩肇事的西安市公安局长马志超。10时许，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隆重开幕，并通过《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的宣言》。这份《宣言》提出：对此当前的危局，我们四亿五千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都应该下必死决心，为民族牺牲，为国家牺牲。我们的当局，更应该下最大决心，与全体国民一心一德，共赴国难，共同牺牲。《宣言》还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当机立断，即日动员全国兵力收复失地。一面派遣现驻西北边疆的17路军和要打回老家的东北军，组织援绥军星夜北上驰援；一面停止‘剿共’军事，随即商讨抗日救亡大计。”

        会后，游行学生委派代表入西北“剿总”、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递交请愿书。张、杨为不使蒋介石生疑，未出面接见学生代表。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虽然与学生见面，但重弹“救国不忘读书”的论调，并含蓄批评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为过，这番言论激怒了学生，游行大军遂转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

        张学良只得相机将学生去临潼请愿的事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指责张学良放任学生运动，命令张学良立即予以制止，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同时，命令西安的特务机关、宪兵第2团、省公安处、西安军警联合督查处、省党部，对学生运动“查明拿办”。军警闻讯，倾巢出动，在灞桥附近的土坡上架起了机枪，准备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学生。幸亏张学良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张学良请求学生们不要再去临潼，他请求同学们把请愿书交给他，由他转交蒋介石。他对同学们说：“你们不必去，不必去挨打、挨枪。我可以代表你们，一定替你们要求；我可代表蒋委员长，一定达到你们的目的。”

        张学良讲到：“同学们！同学们！诸位爱国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么冷的天气，你们挨着饿去临潼请愿，这使我个人难受了！……今天我敢肯定地答复你们，我张学良致死还是抗日的，不但你们现在要求我出兵，要求政府出兵绥远，而且我自己也在极力请示中央抗战的……诸位！我张学良若不出兵抗日，任凭诸位将我处分，我也是自甘领受的。”

        学生们被张学良的真诚所感动，他们高呼：“拥护张副司令出兵抗日！”“拥护抗敌领袖！”“拥护抗日政府！”“我们愿为救国流血，愿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

        许多学生失声痛哭，在场的不少东北军士兵流下眼泪，张学良也抑制不住连连手拭苦痛的泪水，他再一次向学生保证：“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请回去，一星期之内，我保证用事实回答你们的要求。”

        张学良为群情所激动。当晚，他把学生的要求紧急呈报给蒋介石，并且又动了劝谏之心。没想到他所得到的又是一通训斥：“你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站在学生的立场呢，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张学良又被蒋介石一个闷棍打了回来。

        蒋介石对张学良面对学生的表态非常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汉卿向余报告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以代表你们，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另考虑你们的要求’。彼以自言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的代表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

        而这一天张学良的失望亦达到顶点。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向其部属解释对蒋实行兵谏的理由时，这样说道：“‘一二·九’西安学生游行，事先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方法来制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行，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要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令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激愤，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竞公开说明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军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于是，“便断然决定”，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蒋转变。

        ★张、杨内紧外松，紧急点兵布阵。蒋介石睥睨一切，自感已把对手逼入“死穴”。双方的暗中角力进入最后摊牌阶段

        12月10日。这一天对于蒋介石和张、杨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天。

        鉴于张学良对学生运动的处理背离蒋之本意，再次引起蒋的不满。这天，蒋介石召开没有张学良参加的军事会议，作出了他解决张、杨问题的最后决定。

        作为一个疑惧心颇重的靠军事机器起家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独裁人物，作为一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代枭雄，蒋介石不能不考虑这一决定的作出，即意味着张、杨及其两军要求立即发动举国抗日的希望就此归于破灭，也不能不考虑手握重兵的张、杨会不会做出绝望之中的反抗。

        蒋介石考虑的是什么？

        他认为，张学良一次又一次地劝谏，是对他忠诚的表现。这种忠诚从东北军“易帜”开始，近十年始终如一。张学良自己亦说过“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因而蒋介石对杨虎城严加防范，进驻西安时宁可选择离城25里的张学良的防区华清池，而不住杨虎城的防区西安城内。

        此行，蒋介石只带了近身侍卫官和一个警备区队（排），连警卫股长黎铁汉及其所属20名警卫人员也没有带。

        华清池大门由东北军卫队一营的一个加强连守卫，驻临潼的105师1旅3团派一个连驻守骊山烽火台，控制制高点，警卫华清池。

        蒋介石嫡系的西安宪兵团虽然派来80名宪兵，驻守华清池内院，但看管火车站专列用去40人，华清池内真正有作战能力的蒋系人马也就只有40来人。

        此种部署说明，蒋介石对张学良和东北军还是可称放心的。

        蒋介石认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可保他个人安全无忧。在洛阳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已做好缜密的军事部署。大批军队已经集结于河南，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坐镇开封，指挥二线部队。前锋樊崧甫军已过洛阳，在潼洛间构筑工事。西线宁、甘至汉中一线，“中央军”已有十二三个师，万耀煌军的一个师陆续进入战略要地咸阳。樊军董钊师准备入驻临潼。装甲列车已开到陇海线上待命。马丁式飞机70架也已进驻西、兰两地，其中在西安停放45架，并又将由广东投靠南京的部分飞机调来补足100架。此外，还储存了3000吨炸弹，预备了毒气弹。面对如此重兵，张、杨若与他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他认为，东北军与17路军矛盾对立，不可能联手。在来西安之前，蒋系特务机关把关于张、杨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报了过来。这里面，有关于东北军与17路军关系紧张的，有张、杨与共产党私通的，等等。在蒋介石看来，东北军虽确有“通匪”隋事，但张学良本人不会“真心向共”。掌握蒋介石决策内幕的张镇曾说：“我们开初收到有关西安方面的情报，说张、杨意见不合，有要火拼的模样。当时委座认为情报比较准确，因为张、杨之间的矛盾必将越来越大，最后难免冲突。后来又得到情报，说张、杨两人来往密切，有联合一致反抗中央的模样。委座对这情报的判断是，可能性不大。因为张、杨两人，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联合不起来。何况中央军当时云集潼关一带，随时可向西安推进，而张、杨在西安的部队很少，又怎敢反抗中央呢？委座因而大胆飞往西安。”

        蒋之所以“放心”是否还认为，他在张学良身边安插有自己的耳目亲信，张学良的一举一动都在自己的监视之下。原来，蒋介石在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后，同时派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任西北“剿总”参谋长，又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全部班底组成西北“剿总”政训处，以特务头子曾扩情为处长，担任东北军的政治训练工作，向东北军将士灌输绝对拥护蒋介石和坚决反共的思想，并负责监督和调查东北军和17路军官兵的思想与行动；在这同时，还有大批特务进入了西安，散布流言蜚语，挑拨东北军和17路军两军之间的关系。这使蒋介石自以为张、杨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以他之力应付张、杨游刃有余。

        蒋介石的高级幕僚、特务系统也不只一次地考虑这类问题。但除了陈诚曾提醒蒋“西安已绝非宜于驻节之地”外，其他人都没有怀疑到张、杨会对蒋氏下兵谏重手。

        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曾预感东北军基层官兵的情绪不对。他在12月8日杨虎城约见他时曾吐露自己的担忧。他说：我感到形势严重，忧虑会不会发生日本“二·二六”事变那样的事。杨虎城听后马上说：决不会有那样的事。后来，邵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我是担心东北军不稳，或有不利于张的举动，并未想到张会以兵力扣蒋，更不曾想到杨会与张合谋。”

        特务头子曾扩情亦没有想到能会发生扣蒋事变。事变时，当他从睡梦中被惊醒后，还以为张、杨两部发生军事冲突，直到第二天早晨看了张、杨的通电后，“才恍然大悟”。

        蒋介石的亲信、派往西北“剿总”的参谋长晏道刚，听到枪声后，也只是怀疑杨部兵变。谁也不曾往张学良身上去想。

        张、杨正好利用了蒋介石的误判，一方面继续在高度秘密状态下加紧进行军事准备；一方面故布疑阵，照常去临潼见蒋，并进行诤谏，还大规模地宴请蒋系军政要员，造成歌舞升平、太平无事的景象。

        12月10日晚，张学良自己驾车只身来到新城杨虎城公馆，与杨研究政治军事形势，安排“兵谏”行动。张、杨对此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作出了如下判断和安排：

        一、军事方面：豫西地区的“中央军”不足10万，分散在郑州至潼关一线，如果蒋介石被扣留，豫西“中央军”没有立即集中向陕西进攻的可能。届时必须确保潼关这个隘口，争取时间把分散在陕西及陕甘边界的东北军与17路军集中到西潼路上，时间约需5天左右。迅速占领潼关的任务，只能使用驻在大荔一带的17路军42师冯钦哉部。同时，请红军派一部进入商雒地区，确保潼关右侧安全。估计红军到达该地约需10天左右时间，但商雒一带既无“中央军”，红军又行动迅速，并有群众工作基础，完全适宜担任商雒地区的防务。此外，令驻洛阳的东北军炮8旅暨洛阳军分校东北军军士大队占领洛阳，迟滞“中央军”西进。对已经进入咸阳的“中央军”万耀煌部（2个团），由17路军警3旅将其包围缴械。兰州方面，由于学忠51军固守，并商请红军派出一部兵力进出甘肃西兰公路，以牵制胡宗南等部“中央军”，使其不敢向陕西进逼。

        如此部署，则可背靠红军，南凭秦岭，保障关中。汉中只有蒋系王耀武、李及兰两个师，只需扼守宝鸡一带即可对付，所受威胁不大。由于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南京势必有所顾忌；也由于万福麟部、宋哲元部和韩复榘部陈兵于平汉、津浦两线，威胁着陇海线，估计南京当局不敢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更不敢贸然孤军深入陕西，这样有利于东北军和17路军迅速集结做有效的防御。

        二、政治方面：“兵谏”的目的在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估计会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和四川刘湘的支持。由于路途遥远，难以取得他们军事上的直接支援，但政治上的同情、声援也可壮大“兵谏”的声势。华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已表示愿以兵力支持，这较有力。至于山西的阎锡山，至少可以保持中立，不至于以武力威胁河西与豫西。起事之后，可形成西北、华北、四川、广西联合起来与南京对峙的局面，逼使南京不敢武装进攻陕西，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召集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救国会议，组织抗日联合政府。扣蒋后，蒋介石必须声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确保东北军和17路军的现有地位，然后才能考虑释放他。

        张、杨还决定，东北军负责华清池扣蒋，17路军负责西安城内扣留蒋系军政大员和部分武装。11日夜正式发动。

        张、杨作出部署以后，根据各自承担的任务，分头对两军又进行了布置。

        先说执行华清池扣蒋任务的东北军。为了达成军事行动目的，张学良授权105师师长刘多荃为总指挥，由驻临潼的第105师第1旅第3团和驻西安南门的第1团担任外围警戒，129师师长周福成为外围警戒指挥官。

        外围警戒的任务于11日晚，经67军105师师长刘多荃下达到该师第1团、第3团，并令所部听从周福成的指挥，其任务是：担负外线警戒，防止蒋介石突围逃跑，并适时支援内线。据此，周福成部署第1团展开于灞桥以东，届时，包围华清池西面和北面，占领临潼火车站，解除火车站宪兵武装，控制交通，特别注意灞桥至蓝田方向；第3团包围华清池的东、南面，并在骊山附近设置机动兵力，准备适时支援内线。

        内线行动的任务由张学良的卫队二营担任，主要是进入华清池蒋介石的行辕完成扣蒋任务。由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任内线指挥。

        挑选谁来担负活捉蒋介石的任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蒋介石是当时全国的军政领袖，扣蒋会被视为以下犯上；华清池周围警备森严，除东北军卫队一营守卫华清池大门及在周边警戒外，二道门内全是蒋系卫士，装备精良，且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如果不能顺利地达成任务，势必为蒋逃走提供机会；扣蒋的目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而必须抓住一个活的蒋介石，而不能把他打死，更不能让他跑掉。因此，在扣蒋的人选上，必须考虑：一、胆大心细，不能因见到蒋就胆战心惊，不敢行动；二、有丰富经验，能干净利索地解除蒋的卫士的武装；三、对张、杨忠心不二。既不能因与蒋有仇怨而挟公报私，也不能暗地通蒋，出卖张、杨。

        开始，张学良曾经考虑由17路军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担此重任，宋为此也挑选了250名亲信士兵作好了准备，但由17路军担负这一任务的不利因素是，他们不熟悉蒋介石行辕的情况，而行辕周围的驻军概系东北军的部队，张担心两军配合会成为问题，弄不好还会引起东北军部队的误会，影响扣蒋任务的完成。

        经过张、杨的反复考虑，最后确定由孙铭九、白凤翔、刘桂武3人共同执行扣蒋任务。作出这种安排，是因为东北军卫队二营是张学良的近侍部队，其营长孙铭九对张素来忠诚，还非常熟悉蒋的行辕的情况，便于应变。骑兵6师师长白凤翔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为执行这次任务，刚把他从固原电召到西安；刘桂武是绿林出身，张学良对他曾有救命之恩，他和白凤翔一样，机智勇敢，枪法极好，因在军官训练团学习时受到张的赏识，遂留在张的侍卫副官处供职。另外，还安排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配合，这是因为蒋介石行辕的外围警卫是张学良卫队一营担任的，吸纳该营长参加扣蒋便于行动指挥。

        华清池扣蒋行动的3名具体实施者中，有2人对蒋住处及其周边环境不甚熟悉。为此，张学良先于10日上午安排白风翔、刘桂武到华清池面见了蒋介石；11日，又带着刘桂武去了一趟蒋介石行辕，以熟悉蒋的长相及行辕的地理环境。孙铭九营长也频繁地来往于临潼大道上，察看华清池周围的地形。考虑到西安华清池尚有25公里，为便于行动张学良还令特务2营1连连长王协一率领30名士兵赶到十里铺，与原驻扎于此的王振东排会合，到灞桥驻扎。11日上午，张又令向该地增加了1个连。

        为防止意外，张学良始还补充部署了若干应变措施。他要求，凡是蒋介石与南京或与西安方面的通话，必须经过张学良官邸的总机接线，注意蒋介石与各方面通话的内容，一旦发现蒋有所觉察，或有特务或其他方面向蒋介石密告之情形，随时准备以两个加强连立即驰往临潼扣蒋。如果西安方面派兵来不及，即命令驻临潼境内的刘多荃部火速执行扣蒋任务。同时，派人调查国民党中央系统驻西安的部队、办事处、留守处的人员和武器装备情况，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至此，华清池扣蒋行动实施准备已经就绪，并于11日夜全部到位。

        再说17路军。

        此时，西安城内共有南京方面的军事机构120个，其中，有武装的42个，主要是：以杨镇亚为团长的宪兵2团，约1000余人；市公安局长马志超率领的公安部队，约2000余人；省公安处处长张坤生指挥的保安部队，约1000余人；公秉藩领导的交警部队，约1000余人；还有“中央军”驻陕各部的留守处和特务机关的零星武装，共计7000余人。

        17路军的主力部队多在外县和“剿共”前线，驻在西安城内的只有以孔从洲为旅长的陕西警备2旅和绥署特务营、教导营、炮兵营、卫士队等少部分部队，而能够可靠掌握的官兵只有3000人。

        针对兵力对比的实际情况，杨虎城指令陕西警备第2旅旅长孔从洲马上搞清西安城大街小巷有多少交叉路口，以便配置兵力，同时令孔在城内连续组织夜间军事演习，“按照中央体系军、警、宪、特驻地配置，他们1个营，你就放1个营；他们1个团，你就放1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

        连续两天的演习，基本摸清了西安城内蒋系武装的兵力、驻地及周围地形情况，相关部队也陆续进入了指定位置待命。

        12月11日晚，杨虎城召集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警备2旅旅长孔从洲、38军军长孙蔚如、绥署参谋长李兴中开会，正式部署17路军在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确定：杨虎城与孙蔚如在绥署掌握全局，军事方面由赵寿山、李兴中负责，并委任赵寿山为总指挥。

        杨虎城首先讲话：“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学良）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扣起来。我们分工负责城关的军事行动，包括西安车站、西郊飞机场，解除中央系统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西京招待所以及散住各处的中央军政要员等。临潼方面，由东北军负责执行。”

        杨虎城接着宣布：一、17路军在陕北以及外县各部队，由孙蔚如拟定布防以及向西安附近集结计划；二、西安方面由赵寿山负责指挥警备第2旅、教导营、炮兵营、特务营执行任务；三、必须掌握足够的机动兵力，特别要注意防止中央系统特务武装的干扰捣乱，破坏秩序；四、必须于12日凌晨3时部署完毕，6时开始行动，8时解决战斗，10时恢复秩序。

        杨虎城讲完之后，此次行动的总指挥赵寿山作出如下军事部署：

        “命陕西警备2旅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当时蒋系在西安机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任务，并以一部担任西安各街、巷口（东南一隅归东北军）的警戒。蒋方每一街巷口有一武装警察，我们即派武装士兵监视。为加强警备2旅的领导力量，增派许权中为副旅长。”

        “命炮兵营归孔从洲指挥，炮兵位置在北城门楼上，对西安车站警戒，准备轰击外来的蒋军。”

        “命西安绥署卫士队（2个队共200人）担任绥署及杨将军公馆的警戒。”

        “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特务营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

        “派绥署参谋处处长王根僧去教导营监视李振西，该营归我（赵寿山）直接指挥，担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东北几个警察大队的武装。”

        在两军完成行动部署的同时，蒋介石也已着手做离开西安的准备。11日晚，他在临潼举行告别宴会，召集中央军将领和张、杨商议军事计划。在这个宴会上，张学良得知蒋介石要于第二天返回南京。真是巧啊，当12月8日张学良定下兵谏的决心时，蒋介石几乎同时作出了撤销张学良职务及调东北军去福建的决定；而今张、杨已决定在12日早晨6点实施扣蒋行动，而他却在张、杨作出决定的同一天宣布对红军总攻命令后决定翌日即离开西安，但令他料想不到的是，他的计划只是迟了几个小时，却注定无法实施而他也很难脱身了。

        在这次晚宴上，蒋介石还发表了另一则消息，公布蒋鼎文、卫立煌、陈诚等人的新任职务。这就是说他已要解除张学良的兵权，众人对此用意早已心知肚明，张学良此前也早已经知道，但为麻痹蒋仍然装出十分生气的样子，对蒋说：“刚才委员长发表的三位总司令，他们的资历和身份都和学良不相上下，他们的防区又在现在三省‘剿匪’总部的防区，紧紧接壤，在这小小的三省之间，竟有了4位总司令，将来作战的时候，如何配合，由谁指挥谁呢？”蒋介石听了当即大怒，当众训斥道：“屡次训示，你是军人，只要服从命令，不要再问什么？怎么？你又提出问题来了？”

        张学良虽然受到了蒋的再次指责，但却充分发挥了麻痹蒋介石的作用。

        蒋介石的晚宴到7点钟就结束了。之后，张学良又拉着这些军政大员到新城大楼，与杨虎城一起继续宴请款待，一直10点才席终人散。

        送走了军政大员，张、杨留下来商定实行扣蒋的最后决定行动计划，并定于12日早晨6点两军同时行动。

        决定之后，杨虎城郑重地表示：“坚决拥护并服从张副司令指挥。”张学良则说：“成功了大家共享，失败了我个人承担。”他又说：“我总指挥，你副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新城”。之后，两人分头向所部传达，作最后的战前动员。

        这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已经入睡，而张、杨及其两军的行动则刚刚开始。

        张学良回到金家巷公馆之后，立即向已经等候在此的文武亲信正式宣布实施“兵谏”行动。参加这次会议的高级将领有：于学忠、王以哲、缪激流、刘多荃以及高级参议员鲍文樾等；文职官员有：“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舫、第4处处长卢广绩、西北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以及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等。

        张学良情绪激动地说道：“我们东北军有着数十万人马，本来是有足够力量同日寇一决雌雄的。可是我们丢弃了东北，丢弃了东北父老，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华中，又从华中来到西北，辗转奔波，流离失所，究竟落了个什么结果？我们不仅亡省亡家，遭受损失，而且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能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而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说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咱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接着，张学良起身宣布两项重要决定：

        一、任命董英斌为总部代理参谋长。二、此次行动的具体部署是：以直属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的总指挥；以105师2旅旅长唐尧君指挥原担任华清池外围警戒的一个团，包围华清池四周，不使一个漏网；以骑兵6师师长白凤翔、该师18团团长刘桂武和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率卫队营冲入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同时电令驻兰州和洛阳的东北军部队也一齐动手。

        张学良讲完后，询问大家有无意见。会场沉寂了片刻，于学忠问道：“第二步怎么办？”张回答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于是，大家表示：“既然张副司令已经决定了，我们都愿意服从命令。”

        这时，执行扣蒋任务的卫队营长孙铭九应召而来。张学良当面向他布置：这次扣蒋任务，白师长、刘团长和你3人共同完成。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小心。张学良郑重地嘱咐他：“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散会时已过午夜，张学良立即派人请来刘鼎，极为郑重地向刘交待，请其：立即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说明他已决定实行军事行动逮捕蒋介石，请中共方面配合行动。刘鼎旋于凌晨2点发出了这份紧急电报，这成为中共中央得到的最早的关于西安事变的一份电报。

        杨虎城回到他的公馆后，也进一步检查了兵力布防。这时，他所考虑的，不仅是17路军所担负的城内战斗的任务，而是整个军事行动的全盘。因为，这次行动的胜败都与张学良联结在一起了。那么，就不能不考虑：如果蒋介石跑了，孙铭九扑了个空怎么办？万一蒋介石被打死了又该怎么办？扣起来个活的蒋介石，必然得放一个活的蒋介石，既扣又放，又该怎么办？他有义务协助张学良把问题考虑得全面一些，才能使胜机更大一些。

        杨虎城认为，停止内战，除了扣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扣蒋容易放蒋难啊！把他握在手里，会危机四伏；把他放了，后果更是无法设想；而如果把蒋打死了，或者让蒋跑了，意味着马上就爆发战争。看来，必须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

        他马上命令参谋长李兴中拟定了三套预备作战方案：一是同东北军、红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二是同东北军联合作战的方案；三是单独作战的方案。三套方案，都是要在咸阳、渭南阻击进犯之敌，以坚守西安为目的，主力放在东路，以确保右翼安全。为此，杨虎城命令冯钦哉率精锐部队迅速由大荔经三河口袭占潼关，令陕北前线西路一带的第17师、警备2旅及总指挥部直属部队，不分星夜，轻装前进，分别集结于渭南、西安地区，策应潼关方面的防御作战；命令警3旅以隐蔽行动，巩固后方。此外，成立戒严指挥部，以孙蔚如为戒严司令，赵寿山兼公安局长。

        当17路军方面各项准备就绪的时候，已经是次日凌晨了。此时，张学良一行10余人也已赶到，他们将与杨虎城及其亲信幕僚一起在杨公馆坐镇指挥这一重大行动，直至活捉到蒋介石。

        ★清晨6时，扣蒋战斗打响。8时蒋氏在山洞中被擒。城内仅用两个小时即结束兵谏行动。蒋介石撤张、调防东北军的命令终成一纸空文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此时，在华清池的蒋介石及其亲信侍卫们还在沉睡之中。朦咙的天色下，可以依稀看到华清池内外两院的轮廓，走进高大的月洞门，就是外院。在这里部署了中央宪兵第2团的40多名宪兵，还有张学良卫队1营的官兵负责外围警戒。而二道门虽然与头道门相比，要小出许多，但刻在上方的“华清胜境”四个大字，却显出了高贵和典雅。进得里面，即谓内院，内院的迎面就是一个大鱼池，池上有一座小桥，是谓飞虹桥。穿越飞虹桥，有路直达“五间厅”，蒋介石就住在这里的第三号房子里。与蒋介石住在一起的，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侍从室组长蒋孝先，以及他的10多个秘书、参谋办事人员。为蒋介石警卫的30多个亲信侍卫也住在这个院里。

        这里的兵力虽然不多，但战斗力却不弱。而翻过蒋介石住的五间厅后面的围墙，出去即是骊山，如果蒋介石从这里逃出，会加大扣蒋的难度。所以，扣蒋行动既要设法在院内解决问题，也要周密设置外围，确保蒋介石无法逃脱。

        张学良看到了外线部队的重要性。午夜过后，他即令刘多荃督促外线部队开始行动，至凌晨3时许，负责外线的两个团共5000人已经进入阵地，完成对华清池的合围。

        接着，内线行动的命令也于凌晨1时许发出。驻守在华清池蒋介石处担负外围警戒任务的卫队1营营长王玉瓒和张学良卫队队长谭海，在第一时间内接到张学良的命令。于是，谭海立即驾驶摩托车先到十里铺，向在此待命的骑兵连连长邵某传达了张学良的命令，并分工该连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抓住一切企图外逃的人员。随后又赶到灞桥镇，命令这里的东北军驻军参加扣蒋行动。

        在张学良扣蒋的命令传达到卫队1营全体官兵之后，卫队2营副营长商亚东率领所部两个连的队伍也已在这里整装待发。

        孙铭九和白凤翔、刘桂武是凌晨2点30分左右到达灞桥的。他们对参战官兵作了简短的动员。白凤翔师长首先讲话：“我们东北军之所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都是他蒋介石一手造成的。我们张副司令要求打回老家去，他不但不批准，还想消灭我们。今天，为我们东北军人洗刷不抵抗耻辱的时候到了。大家要同仇敌忾，奋勇冲杀。不过，张副司令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蒋介石打死了，要抓活的。”

        孙铭九营长也进行了动员。作为一名基层军官，他虽然没有讲出多少道理，但是那种忠于张学良的思想情绪，却产生了极大的鼓动作用。孙铭九说：“今天到华清池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的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

        白、孙的动员，使全体行动官兵情绪异常激愤。这时，白凤翔师长布置：孙铭九率卫队营先冲进去，他随后跟进。

        孙铭九根据白师长的指示，考虑到华清池只有40多名宪兵，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反击力量薄弱，如果突袭进攻组织得好，有把握快速制胜。就当即布置：

        1．由王协一连长率领30人乘第一辆汽车，负责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缴械，尽可能不开枪，然后来协助我。

        2．由我带领一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进入房内请他出来，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把他挟持出华清池，架到车上。

        3．由商亚东副营长带人负责包围院外的宪兵，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

        这时，已经是凌晨4时。待所有内线部队到达华清池蒋介石的临时行辕时，已是5点30分左右。此前，东北军105师一个团在唐君尧旅长的指挥下，已将华清池团团包围。卫队1营已经收缴了院外驻禹王庙宪兵的武器。

        但卫队营的汽车声，惊动了蒋的卫兵，并开枪示警。这时，东北军卫队营两士兵开枪还击，顿时枪声大作，扣蒋战斗提前打响！

        卫队营的突然袭击，很快解决了守卫在一道门的宪兵。但部队向内院冲击时，遭到蒋介石侍卫的顽强抵抗。孙铭九率领部分人冲入二门，本想直奔小桥进入蒋介石的卧室，但从斜对面室中射来密集的火力，使之无法前行，他们只得改换方向，沿着假山小道直上。当孙铭九进入五问厅蒋的卧室后发现蒋介石已经不在屋内。细心的孙铭九摸了摸了床上的被褥，发现尚有余温，桌子上还放着蒋的假牙和皮包，衣服和帽子还挂在座驾上。这说明蒋走的时间不长而且是在仓皇之中逃走的。

        孙铭九连忙返回院内，不多时枪声已息。他们搜寻了院内所有地方，捉到了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贴身侍卫汪日章，但他们均不知蒋的去向。

        原来，华清池门口枪响、东北军卫队营冲入院内后，蒋介石的侍卫们迅速占领五间厅平台，凭借水泥栏杆作为掩护，居高临下向外射击，掩护蒋介石出逃。蒋的堂外甥兼贴身侍卫竺培基，迅速唤醒蒋介石，并与几名便衣一起搀扶蒋越过五间厅后面的围墙，向骊山出逃——这是唯一的逃路。

        围墙虽然不高，但年过半百的蒋介石仍然跳不过去。蒋介石的堂侄也是他的贴身侍卫蒋孝镇便蹲下身子，让蒋踩在他的肩上，把其送上围墙。此时，枪声越来越近，东北军已经向内院追来。强烈的求生欲望，使蒋介石纵身跳到墙外。由于双脚落地不稳，腰脊被摔伤。这时蒋已顾不得疼痛，旋在蒋孝镇的搀扶下跑到了山上，藏进了一个山问石缝形成的孔洞中。

        此时，天色渐明，大约早晨7点钟左右。由于找不到蒋介石，刘多荃急忙用电话向新城指挥部报告。张学良、杨虎城听到消息后，颇感震惊。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下确信蒋没有逃出外围，且床上还有余温，又在围墙外面发现了蒋的一只鞋子后，张、杨判定蒋必在附近山上。于是，卫队两个营600多人全部扑向骊山，张开大网，搜寻蒋介石。

        在半山腰捕获了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后，这更证明了蒋的去向就在山上。又接着搜寻了不远，卫队1营班长陈思孝就在一堆巨石旁，在一个石洞里发现有人蜷伏躲避。陈遂高声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这时，里面的人无奈地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待他转过身来以后，陈思孝马上认出这正是平时常在大幅照片上见到的那个人，蒋介石终于找到了，扣蒋终于成功了。

        两个钟头后，从洛阳而来的一架飞机降落在临潼。此机是驻在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8旅旅长黄永安背叛张学良后，派来营救蒋介石的。但是，它还是晚了半拍，不仅蒋介石此时已被送到西安城内，而且这架飞机也被俘获。

        临潼扣蒋行动，蒋的侍卫战殁17人，东北军负伤1人。待把蒋介石送到西安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时，已经是上午8点多钟了。

        临潼方面的清晨枪声，西安城的人们能够隐约地听到。担任西安方面军事行动总指挥的赵寿山，即刻建议张、杨发起行动。随着3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整装待发的17路军各部队立刻向盘踞在西安各处的蒋系势力发起了猛烈进攻。一时间，西安城内外枪声四起，偶尔夹杂着炮响，打破了清晨的沉寂。

        17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和连长李锦铎，看到信号弹升上了天空，立即率特务营和卫士队士兵向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冲击。

        西京招待所位于西安城内东北部的尚仁路上（今解放路一带），一个呈人字型的两层楼建筑，随蒋介石到西安而来的南京方面军政大员，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蒋作宾、邵元冲、蒋百里等10多人，以及他们的家眷、随从、卫士都住在这里。

        当17路军特务营、卫士队冲向西京招待所时，南京大员的随从卫士凭借楼房的窗口，居高临下向外射击，阻止部队靠近。宋文梅与李锦铎分别带领突击队员，以准确的枪法迅速击毙前、后门的门卫哨兵，冲进大楼，解除了军政大员随侍卫士的武装，扣留了所有大员。

        但是，清点这所大楼所住的军政大员后，发现少了3个人：一个是国民党党史编辑委员会主任、立法院前任副院长邵元冲，一个是蒋介石的亲信、军政部次长陈诚，还有一个是25军军长万耀煌。宋文梅让士兵们再一次搜查房间，发现邵元冲躺倒在大楼的围墙外边，有士兵证实，他是在特务营攻进大楼时，跳窗而逃被击伤的（后来邵死在医院里）。

        在女眷住房的橱柜中，还找到了刚刚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总”总预备队副司令的万耀煌。

        而军政部次长陈诚，则是在后厨的地下室墙角一个啤酒箱子里搜查出来的。昔日威风八面的陈诚，此时则吓得面目惨白，一脸尴尬。见此窘状，围捕的士兵都止不住笑出声来。

        原“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亦在需要扣留的军政大员的名单中。听到西安城枪声骤响，晏极度紧张，但他已被监视，无法知道究竟。于是，就给张学良公馆打电话，几次都没有打通。接着，又往新城杨虎城公馆打电话，恰好，张学良正在那里坐阵指挥行动，便抓起电话问晏道刚有什么情况。晏说他的住处已被包围，行动失去了自由。张回答说：“我现在也不自由”，说完就挂了电话。听了张这句话，晏道刚马上高兴起来，以为是蒋介石说服杨虎城和17路军，把张学良软禁了。然而，仅几分钟后17路军就来人把他“请”走了。

        担负解除城内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宪兵连及占领西郊飞机场任务的是陕西警备2旅5团。团长郑培元对兵力使用部署为：第1营解除北大街警察局和派出所及西安火车站护路大队的武装；第2营解除警察分局及派出所和宪兵2营营部及钟楼附近警察第3大队的武装；第3营解除西大街公安分局及派出所和宪兵第5连的武装。由于行动突然，猝不及防，仅1个小时，即完成了对蒋系中央宪警的缴械任务。只有新城北门外的一个警察中队顽抗较久，总指挥赵寿山命令作为预备队的教导营，限半个小时内拔除这个据点，教导营上去后，按时解决了这股敌人。

        与此同时，西安城防司令孔从洲指挥另一支部队，很快控制了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害部门，查封了各大银行在西安的分行，接管了西关机场，扣留了所有飞机和飞行人员。在这次行动中，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民政厅长彭昭贤、教育厅长周学昌等均暂失自由，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特务头子曾扩情也成了阶下囚。

        整个兵谏行动到上午8点全部结束，蒋系在西安的势力基本上被一网打尽，古城西安已完全被东北军和17路军所控制。

        按照张、杨的部署，在西安扣蒋行动的同时，驻兰州的东北军51军发起了兰州事变。

        在西安扣蒋行动成功后，张学良于12日清晨给兰州51军中校参谋、抗日同志会成员解方发去密电。电文说：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主任合作，已将蒋介石及“中央军”的诸将领扣押，发表了八项救国主张，请转达51军：立即在兰州响应西安的行动，发表声明拥护八项主张，并立即切断朱绍良的绥靖公署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联系，把中央嫡系在兰州的军队、党部、公安部队一律缴械，将其主要负责人员看管起来等。

        此时，兰州共驻有三支部队，一支是东北军51军，军长于学忠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和川陕甘边区总司令；第二支是兰州省绥靖主任朱绍良领导的武装特务营；还有一支是蒋的嫡系胡宗南部的两个团驻于兰州东校场。而三支军队的主帅都在西安参加军事会议。

        解方将张学良的密电送给了51军参谋长刘忠干。刘尚疑信参半之际，就收到了于学忠军长要他“将胡宗南部的两个团、绥靖公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装，对重要人员要限制自由”的命令。

        于是，刘召集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达夫、51军所辖3个师的参谋长、西北总部驻兰州的联络参谋、川陕甘边区总司令部各处处长及特务营营长，进行紧急会商：与会者一致同意坚决执行张学良和于学忠的命令，并确定当晚黄昏开始行动。

        是日黄昏时分，刘忠干设计诱捕了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及各处处长和兰州公安局局长，分别软禁在刘忠干、周达夫两家的住宅内。

        晚上7点，担任城防的51军3个师及特务营分头行动，包围查抄了兰州绥靖公署、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公安局和特务机关，收缴了他们的电台、密码和所有武器的枪械。驻在兰州东郊的“中央军”第7军炮兵团和胡宗南部两个团，也被东北军51军118师缴了械。于学忠部还占领了飞机场，扣留了20架新式飞机。

        为巩固兰州方面取得的成果，13日，张学良用飞机把于学忠和两个师长送回兰州。于学忠归来，使兰州起事部队有了主心骨。很快着手布置进一步军事部署，准备迎击胡宗南部和各部中央军可能发动的进攻。51军第118师师长周光烈随即被委任为兰州警备司令，担任城防守备和城内治安。第113师在玉泉山一带构筑工事，第114师在白塔山一带构筑工事。其后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发表一系列文电，以阐明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而兰州的局势也被迅速稳定。

        兰州方面行动的成功，牵制了大量国民党“中央军”，解除了西安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对后来张、杨与南京方面的政治斗争起到了有力的支援作用。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966xs.com。966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wap.966x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