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确实有真理这回事。”

        如何解释二十世纪最迷人的伦理英雄和文学英雄之一的维克托·塞尔日的默默无闻？如何说明《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所受的忽略？它是一部奇妙的小说，自一九四七年塞尔日逝世一年后出版以来，就一再被重新发现又被重新遗忘。

        是不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完全认领他？“出生以来就是政治流亡者”——塞尔日（真名： 维克托·利沃维奇·基巴利契奇）如此形容自己。他父母是沙皇暴政的反对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逃出俄国，塞尔日则是在一八九年“碰巧出生在布鲁塞尔，在横跨世界的旅途中”，他在《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中如是说。该书是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在墨西哥城完成的，他作为逃离希特勒的欧洲和逃离随时可能向他下毒手的斯大林的暗杀者的赤贫难民，在那里度过生命中最后几年。避难墨西哥之前，塞尔日曾在六个国家生活、写作、密谋和搞宣传： 比利时，在他少年时代，以及在一九三六年；法国，多次地；西班牙，一九一七年——他就是在那时采用塞尔日这个笔名；俄罗斯，他一九一九年初第一次见到的祖国，当时他二十八岁，此行是为了加入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二十年代中期在德国和奥地利，参加第三国际的活动。他在每一个国家的居留都是临时的，充满辛酸和争执，受威胁。在其中一些国家，是以他被赶走、驱逐、不得不离开告终。

        是不是因为他不是——大家熟悉的模式——一位间歇性地参加政治党派和斗争，就像西洛内和加缪和库斯勒和奥威尔那样，而是一位终生的行动分子和煽动家？在比利时，他参加第二国际分支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在法国，他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并由于他参与编辑的无政府主义周刊在臭名昭著的“博诺”帮被捕后发表文章对这帮匪徒表示些许同情（塞尔日绝不可能是共谋）和在他自己被捕后拒绝充当告密者而被判五年单独监禁。出狱后，在巴塞罗那，他很快就因西班牙的无政府工联主义者不愿意夺权而对他们大感失望。他一九一七年底返回法国后，又被监禁十五个月，这一回是因为他是（用逮捕令的话说）“不受欢迎人物，失败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同情者”。在俄罗斯，他加入共产党，参加内战期间的彼得格勒围城战，并受命检查沙皇秘密警察的档案（还写了一篇关于国家压制的论文），以及成为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行政人员主管和参与第三国际头三次大会，然后，由于对刚巩固起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府管治愈来愈野蛮感到苦恼，遂于一九二二年安排被第二国际派去国外做宣传家和组织者。（这时，第二国际有为数不少的自由职业的、外国的成员，而第二国际本身实际上是俄罗斯共产党的外国部或世界革命部。）在柏林革命失败后，以及接下去在维也纳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塞尔日于一九二六年重返此时由斯大林掌权的苏联，并正式加入他自一九二三年就成为其盟友的托洛茨基联盟“左翼反对派”： 他于一九二七年底被开除出党，不久被捕。总共加起来，塞尔日因参加一系列革命活动而忍受了超过十年的牢狱之苦。对于那些全职从事另一个更艰难的专业的作家来说，日子总是不好过的。

        是不是因为——在参加所有这些分散注意力的活动的情况下——他写得太多？高产已不再像以前那样被看好，而塞尔日是异乎寻常地多产的。他已发表和出版的著作——几乎全都已绝版——包括七部长篇小说、两部诗集、一部短篇小说集、一部晚年日记、各种回忆录、约三十本政治和历史著作及小册子、三部政治传记和数以百计的文章和随笔。还有： 一本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回忆录、一部关于俄国的小说、一本薄诗集、一部详细记述革命第二年情况的历史纪事，这些著作都在塞尔日一九三六年终于获准离开苏联时，因向文学审查机构文学及出版事务管理总局（格拉夫利特）申请允许他把手稿——这些手稿再未寻回——和大量已稳妥地整理好但仍未发表或出版的材料带出境而被充公。应该说，他的多产很可能对他构成不利。

        是不是因为他的大部分著作不属于文学？塞尔日三十九岁时开始写小说——他的第一部小说，叫做《坐牢的男人们》。这时他已用了超过二十年时间撰写丰富的专业历史评价和政治分析的著作，以及为报章撰写大量卓绝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文章。如果人们还记得他，一般也是把他当作一位果敢的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眼光的、勤勤恳恳的斯大林的反革命的反对者。（塞尔日是第一个把苏联称为“极权”国家的人，那是一九三三年二月份他在列宁格勒被捕前夕致巴黎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及的。）二十世纪的小说家没有人像他那样拥有反叛、与划时代的领袖们紧密接触、与奠基性的政治知识分子对话的第一手经验。他认识列宁——塞尔日的妻子柳博夫·鲁萨科娃曾是列宁在一九二一年的速记员；塞尔日曾把《国家与革命》译成法语，并在列宁一九二四年一月份逝世之后不久写了一部列宁传。他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尽管他们在托洛茨基于一九二九年被流放之后未再见过面；塞尔日后来翻译了《被背叛的革命》和托洛茨基晚年的其他著作，并在托洛茨基比他更早在那里做政治难民的墨西哥，与托洛茨基的遗孀合写了一部托洛茨基传。安东尼奥·葛兰西和格奥尔格·卢卡契也都是塞尔日的对话者，在他们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全都生活在维也纳的时候，他曾与他们讨论过那场革命几乎立即就在列宁领导下变成暴政的问题。《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的史诗式主题，是这个斯大林主义国家在三十年代杀害数百万共产党忠实信徒和大部分持不同政见者，塞尔日在书中讲述一种他本人最不可能逃过却侥幸逃过的命运。塞尔日那些小说，主要都是被誉为见证；激辩；充满灵感的新闻主义；小说化的历史。一个其主要著作不是文学作品的作家的文学成就，是很容易被低估的。

        是不是因为没有任何民族文学可以完全认领他？在职业上他是世界主义者，他能流利地操五种语言： 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他的一部分童年是在英国度过的。）在小说方面，他应被视为一位俄罗斯作家，因为他心中牢记着文学中的俄罗斯声音的非凡的延续性——其祖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契诃夫，他们在当代的影响见诸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伟大作家，尤其是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荒年》的作者皮利尼亚克，还有叶甫盖尼·扎米亚京和伊萨克·巴别尔——但法语仍然是他的文学语言。塞尔日作为翻译家的丰富翻译著作，是从俄语译成法语： 列宁、托洛茨基、第二国际创办人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克之前的革命家薇拉·菲格涅尔（她的回忆录讲述她在沙皇监狱里的二十年单独监禁生涯）；翻译的小说家和诗人则包括安德烈·别雷、费奥多尔·格拉特科夫和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他自己的著作，则全是用法语写的。一个用法语写作的俄罗斯作家——这意味着塞尔日依然在法国现代文学和俄罗斯现代文学中缺席，甚至连注脚都谈不上。

        是不是因为无论他作为文学作家有什么地位，都总是政治化的，即是说，被视为一种道德成就？他的文学声音是一种正义的激进政治的文学声音，一个不断收窄的棱镜，透过它可观看到一批作品，它们要求我们给予别样的、非说教的注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他曾是发表和出版大量著作的作家，至少在法国是如此，有一批热情的尽管是少数的拥戴者——当然是政治上的拥戴者，主要是托派拥戴者。但是在晚年，在塞尔日被托洛茨基开除出党之后，这批拥戴者便抛弃他，听任亲苏联的人民阵线报章对他进行意料中的诽谤。塞尔日在一九四一年也即托洛茨基被杀害之后一年抵达墨西哥，他抵达墨西哥之后所赞同的社会主义立场，在他剩余的支持者看来似乎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没有什么差别。他比任何时候都要孤立，遭到战后西欧左派和右派的抵制，但是，这位前布尔什维克、前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共产主义者继续写作——主要是写给抽屉看。他倒是出版过一本小书《希特勒对斯大林》，与一名流亡的西班牙同志合办一份政治杂志（），定期为海外几家杂志写稿，但是——尽管有一些像纽约的德怀特·麦克唐纳和伦敦的奥威尔这样有影响力的仰慕者努力为他找出版商——塞尔日最后三部长篇小说、最后的短篇小说和诗，以及回忆录，直到他死后——大部分在他死后数十年——都一直没有以任何语言出版。

        是不是因为他生命中有太多双重性？他自始至终是一个使他成为右派憎恶对象的好战者、世界改进者（即使——如同他在一九四四年二月的日记中指出的——“问题已不再具有它们以前那种美丽的简朴性： 靠诸如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这种对立维生还是很方便的”）。但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反共产主义者，这些见识足以使他担忧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还未了解斯大林在一九四五年之后的目标是接管整个欧洲（不惜发动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在西欧知识分子中亲苏或反反共产主义者的偏见如此普遍的时代，塞尔日的担忧使得他变成他们眼中的叛徒、反革命分子、战争贩子。“都是十足的敌人，”古老的箴言如此宣称： 塞尔日有太多敌人。作为一个前——现在是反——共产主义者，他从未彻底反悔。他痛惜但不后悔。他没有因为俄国革命造成的极权后果而放弃激进社会改革这一理念。对塞尔日而言——在这方面他同意托洛茨基——革命已被背叛。从一开始他就不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幻觉，是俄国人民的一场灾难。（但是假如塞尔日再多活十年或更多，他还会这样认为吗？很可能。）最后，他是一位终生实践的知识分子，这似乎压低了他作为小说家的成就；他又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政治行动分子，而这也不会加强他作为小说家的可信性。

        是不是因为他直到最后都继续自认是一个革命者——一项如今在这繁荣的世界已声誉扫地的志业？是不是因为他似乎最不合情理地坚持——还敢——怀着希望？他一九四三年在《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留下的，是一场胜利却走错方向的革命，几次尝试但流产的革命，以及数量多得令人头晕目眩的大屠杀。”然而塞尔日宣称“这些是我们仅有的可能道路”。并坚持认为：“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对人类和对未来更有信心。”确实，这不可能是真的。

        是不是因为尽管处境艰难且屡遭挫败，他的文学作品却仍然拒绝运载忧伤的货物？他的不屈不挠不像某种更惨痛的下场那样吸引我们。在他的小说中，塞尔日描写他曾生活过的一个个世界，而不是描写他自己。那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它禁止自己产生绝望或懊悔或迷惑这类必备的语调——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文学语调——尽管塞尔日自身的处境愈来愈黯淡。到一九四七年，他已在绝望地试图离开墨西哥，重返法国，因为根据他的签证的条款，他在墨西哥不得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而有鉴于他在二十年代曾是共产党员，申请美国签证是绝不可能的。与此同时，由于他不论在哪里，都无法不怀着兴趣、不受激发，所以他被他多次到墨西哥各地旅行时耳闻目睹的土著文化和风景迷住了，遂开始写一本有关墨西哥的书。结果是悲惨的。衣衫褴褛，营养不良，愈来愈受心绞痛的折磨——尤其是墨西哥城的高海拔使情况更严重——有一天深夜他外出时心脏病猝发，叫了一辆出租车，死在后座。司机把他载到一个警察局；两天后他家人才知道他出事，并领回尸体。

        简言之，他一生中从没有什么得意的事，无论是作为永恒的穷学生还是作为逃亡的激进分子——除非你把他身怀巨大才能和他作为一位勤奋的作家当成得意，把恪守原则和敏锐因而与忠实信徒、易上当的胆怯者和一厢情愿者合不来当成得意，把纯洁和勇敢因而走上一条与谎言家和马屁精和野心家不同的寂寞小路当成得意，把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之后立场正确当成得意。

        由于他正确，所以他作为一位小说作家便遭到惩罚。历史的真实性排挤小说的真实性——仿佛你非得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似的……

        是不是因为他的一生在历史事件中如此大起大落，使得他的作品黯然失色？实际上，塞尔日的一些热情支持者曾断言，塞尔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他自己动荡不安、充满危险、道德上忠直的一生。人们曾以类似的措辞描述奥斯卡·王尔德，后者本人曾无法抗拒这句受虐狂式的俏皮话：“我把全部的天才注入我的一生；我只把才能注入我的作品。”王尔德错了，同样错的是上述对塞尔日的误导的恭维。就像发生在大多数重要作家身上的一样，塞尔日的著作要比那个写它们的人更好、更有智慧和更重要。不作如此想，就是对塞尔日不逊，也是对“一个人该怎样生活”、“我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怎样才能使被压迫者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些问题不逊。而塞尔日都是以他的清醒、他的正直、他的英勇、他的失败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尽管文学，尤其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是这些问题的归宿，但如果把一个探究这些问题的人的生活看作是一种文学生活，那将会是一种犬儒态度——或干脆就是市侩态度。因为这会贬低道德和文学。还有历史。

        今天，塞尔日的英语读者必须回想那样一个年代，也即大多数人都接受这样一个看法，认为他们的生活将是由历史决定而不是由心理学决定的，是由公共危机而不是私人危机决定的。是历史，是继亚历山大二世在一八八一年遭民粹派“人民意志”党的恐怖组织暗杀之后出现的压制和国家恐怖浪潮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把塞尔日的父母逐出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塞尔日的科学家父亲列昂·基巴利契奇在当时是禁卫军的一名军官，他属于一个同情民粹主义要求的军人组织，在该组织被发现时差点被枪杀。他在其第一个避难地日内瓦结识一名来自圣彼得堡的激进学生并与她结婚，她出身于波兰绅士阶层。两人在那十年的其余时间内——用他们的第二代政治流亡儿子的话说——“往返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瑞士和比利时……为每日的面包和出入好图书馆而奔波。”

        革命是社会主义流亡文学的核心，而塞尔日就出生在这种环境中： 典型的希望，典型的紧张。“大人的谈话主要涉及审讯、死刑、逃跑和西伯利亚公路，不停地争论伟大的理念和争论有关这些理念的最新书籍。”革命是现代悲剧，“在我们寒酸而临时的住所墙上，总是挂着被绞死的男人们的肖像。”（其中想必有一幅尼古拉·基巴利契奇的肖像，他是塞尔日的父母的远亲，是被判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罪名成立的五名共谋之一。）

        革命意味着危险，死亡的威胁，坐牢的可能。革命意味着艰苦，贫困，饥饿。“我想，如果有人在我十二岁的时候问我：‘生命是什么？’（我经常这样问自己），我会回答：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生命意味着‘你应该思考，你应该斗争，你应该挨饿。’”

        确实如此。读塞尔日的回忆录就是被带回一个离今天非常远的时代，尤其是它那内省的能量、热情的求知、自我牺牲的准则和巨大的希望： 在那样的年代，有教养的父母的十二岁孩子们一般可能会问自己：“生命是什么？”塞尔日的思想特征在那个时代并不算早熟。那是数代如饥似渴博览群书的理想主义者的家常文化，这些理想主义者很多来自斯拉夫国家——可以说是吃俄罗斯文学的奶长大的。他们是科学和人类改良论的坚定信仰者，为二十世纪头三十多年的众多激进运动提供兵员；被利用、幻灭、被出卖，以及，如果他们碰巧生活在苏联的话，被处死。塞尔日在回忆录中报告说，他的朋友皮利尼亚克在一九三三年告诉他：“我国没有一个会思考的成年人没有想过他可能被枪毙。”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起，现实与宣传之间的差距急速扩大。正是当时的舆论气氛导致罗马尼亚出生的勇敢的作家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蒂（1884—1935）在其影响力极大的法国文学赞助人罗曼·罗兰的建议下考虑撤回他关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在苏联逗留十六个月的忠实报告《朝向另一片火焰》，当他最后把它出版时，它遭到他在文学界的所有前朋友和支持者的唾弃；也是当时的舆论气氛导致安德烈·马尔罗行使其作为伽利玛出版社编辑的职权，以不利于西班牙共和国的事业为理由，拒绝接受俄罗斯出生的鲍里斯·苏弗兰（真名鲍里斯·利夫席茨）所著的有敌意的斯大林传。（伊斯特拉蒂和苏弗兰都是塞尔日的亲密朋友，三人形成可称为外国出生的法语作家三人组，三人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起扮演了左派阵营对苏联发生的事情进行谴责——因此，是过早地谴责——这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对生活在遭受大萧条之苦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很多人来说，不同意这个辽阔落后的国家为生存和为创造——根据其申明的目标——一个建立在经济和社会公平上的新社会而作的斗争，似乎是不可能的。安德烈·纪德在一九三二年四月的日记中写到他愿意为苏联而死时，也只是有点夸饰而已：

        在当前世界的可憎的苦困中，新俄罗斯的计划在我看来似乎是救世。没有什么不使我信服这点！它的敌人们的可悲的理据，则不仅远远未能使我信服，反而使我热血沸腾。如果需要用我的生命来确保苏联的成功，我会立即献出来……就像很多其他人已做的和将做的那样，而不必使我自己有别于他们。

        至于苏联一九三二年实际上正发生什么事——塞尔日在一九四六年写于墨西哥的短篇小说《列宁格勒的医院》——它预示着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三二年我生活在列宁格勒……那是些黑暗的时期，城市匮乏、农村饥馑的时期，恐怖、秘密杀人、迫害工业经理、工程师、农民、信教者和政权反对者的时期。我属于最后一个类别，这意味着在夜里，甚至在熟睡中，我都从未停止过聆听楼梯的响声，聆听预示着我被捕的踏上楼梯的脚步声。

        一九三二年十月，塞尔日致函党中央委员会，恳求获准移民，但遭拒绝。一九三三年三月，塞尔日再次被捕，在卢比扬卡监狱待过一阵之后，被放逐到奥伦堡，那是俄罗斯与哈萨克之间一座荒凉的边疆城镇。塞尔日的苦境立即在巴黎引起抗议。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巴黎举行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上，一批代表提出“塞尔日的问题”。这次大会由纪德和马尔罗主持，群星云集，它是第三国际策划的旨在动员独立的、思想进步的作家为苏联辩护的努力的高潮——而这正是斯大林陷害和处死所有尚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计划开始实施之际。翌年，准备带着一批随员对苏联进行一次凯旋之旅的纪德——这次访苏的宣传作用是极受重视的——前往会晤苏联驻巴黎大使，要求释放塞尔日。再度对俄罗斯进行受隆重接待的访问的罗兰，则向斯大林本人提起这件事。

        一九三六年四月塞尔日和他十多岁的儿子从奥伦堡被送往莫斯科，剥夺苏联公民资格，与精神脆弱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团圆，然后被送上一列开往华沙的火车——这是“大清洗”时期一位作家因国外声援运动而获自由（也即被逐出苏俄）的唯一例子。无疑，这位比利时出生的俄国人被视为外国人这一事实对他的获释有莫大帮助。

        塞尔日于四月底抵达布鲁塞尔之后，在法语杂志《思想》发表致纪德的“公开信”，感谢纪德最近为了索回塞尔日被没收的手稿而与苏联当局交涉，并提到苏联一些纪德在访苏期间可能未听闻过的现实，例如逮捕和杀害很多作家和全面压制知识分子的自由。（在一九三四年初，塞尔日就寻求与纪德接触，从奥伦堡给纪德寄去一封信，谈论他们对文学自由的共同看法。）在纪德回法国之后，两人得以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巴黎和一九三七年一月在布鲁塞尔多次秘密会面。塞尔日在日记中对这些会面的记述，提供了尖锐的对照： 纪德是高高在上的权威，是承接“伟大作家”衣钵的大师，而塞尔日是败局已定的事业的骑士，居无定所、贫困、永远处于险境。（当然，纪德对塞尔日有提防——提防受影响，提防被误导。）

        那个时期与塞尔日相似的法国作家——例如他那赤裸裸的正直、他那孜孜不倦的勤奋、他那已成原则的对舒适、财产和安全的弃绝——是他的更年轻的同代人和政治激进分子同道西蒙娜·薇依。他们极有可能于一九三六年也即塞尔日获自由之后不久或一九三七年在巴黎见过面。自一九三四年六月，在塞尔日被捕后，薇依就一直是致力于保持“塞尔日的问题”不被遗忘和直接向苏联当局提出抗议的人士之一。他们有一位共同的亲密朋友苏弗兰；他们都定期为工团主义运动杂志《无产阶级革命》写稿。薇依是托洛茨基熟悉的人——二十五岁的薇依曾在托洛茨基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访问巴黎时与他有过一个晚上的面对面辩论，当时薇依让托洛茨基借用一套属于她父母的公寓来举行一次秘密政治会议——并曾出现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一封致塞尔日的信中，该封信是给塞尔日的回信，后者提议她合办一份塞尔日希望创办的杂志。在一九三六年夏末薇依充当一支为西班牙共和国而战的国际民兵的两个月志愿兵期间，她的主要政治联络人是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者朱利安·戈尔金，而戈尔金是塞尔日的另一位亲密朋友，她是在甫抵巴塞罗那时认识他的。

        托洛茨基主义的同志们曾是最积极为塞尔日争取自由的人，而塞尔日在布鲁塞尔也坚决拥护第四国际——托洛茨基支持者的联盟对自己的称呼——尽管他知道该组织并没有提出另一个比引致斯大林主义独裁的列宁主义教条和实践更切合实际的选择。（对托洛茨基来说，斯大林主义独裁的罪行是杀错了人。）他一九三七年离开巴黎之后，便与托洛茨基公开决裂，后者刚新流亡到墨西哥便谴责塞尔日是隐藏的无政府主义者；出于对托洛茨基的尊敬和挚爱，塞尔日拒绝还击。虽然他受辱骂，被视为变节者、左派的叛徒，但他处之泰然，并发表更多关于从列宁到斯大林的这场革命的命运的逆耳短文和材料汇编，以及另一部小说《世纪的午夜》（1939），这部小说的背景是五年前，主要是发生在一个类似奥伦堡的偏远城镇，被迫害的左翼反对派成员都被驱逐到这里。这是小说中首次描写古拉格——古拉格是那个辽阔的内部监狱帝国的首字母缩略词，其俄语正式名称翻译成英文，意为劳改营总局。《世纪的午夜》题献给西班牙共和国激进政党中最可敬的政党、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也就是反斯大林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该党领袖安德烈·林是塞尔日珍惜的朋友，于一九三七年被苏联特工处死。

        一九四年六月，在德国占领巴黎之后，塞尔日逃往法国南方，最终抵达英勇的瓦里安·弗里设立的避难所。弗里以美国一个自称“紧急营救委员会”的民间团体之名，协助约两千名学者、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科学家找到一条逃出希特勒的欧洲的通道。在位于马赛郊区的别墅——该别墅被其住客称为“盼望签证”别墅，住客包括安德烈·布勒东、马克斯·恩斯特、安德烈·马松——塞尔日继续写他一九四年初在巴黎就开始写的那部更具野心的、关于苏俄国家恐怖统治时期的新小说。当塞尔日的墨西哥签证终于弄到手（布勒东和其他人全都获准去美国），他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份启程，开始漫长而险象环生的海上之旅。先是因盘问而延迟，继而在该货船停留马提尼克岛时被维希政府官员囚禁，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因没有过境签证而延迟，并在羁留期间专门为墨西哥公众写了一本政治小册子（《希特勒对斯大林》），又再在哈瓦那受阻，再次被囚禁，但继续写他的小说。直到九月份，塞尔日才抵达墨西哥。翌年，他完成《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

        在二十一世纪伊始，该部小说一度具有的争论的气氛都消散了。可在当时，共识却并非如此，而是对纪德那本逆耳的报告《旅苏归来》（1938）作出丑闻式反应： 纪德即使在一九五一年逝世后，也依然是曾出卖过西班牙的伟大左翼作家。这种反应，又再次发生在萨特身上，他臭名昭著地拒绝谈论古拉格，理由是这样做会打击法国工人阶级正当的战斗精神。（“不应使比扬库尔失望。”）对那数十年间认同左派的作家或仅仅自认是反战派（以及害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士来说，谴责苏联至少是有问题的。

        仿佛是为了证实左派的焦虑似的，那些不觉得谴责苏联会有什么问题的人，似乎恰恰是那些对自己是种族主义者或反犹主义者或鄙视穷人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的人；那些反自由主义者，他们从未听过理想主义的警笛，或为任何同情被排斥者和被迫害者的活动而感动过。那位同时也是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的美国一家大保险公司的副总裁，也许会欢迎塞尔日的证词。是以，华莱士·史蒂文斯在写于一九四五年的睿智的长诗《恶之美学》第十四章开头说：

        维克托·塞尔日说：“我带着一个人

        在见到一个有逻辑的疯子时可能会有的

        那种茫然的不安听他的争论。”

        史蒂文斯诗中出现塞尔日，现在似乎显得怪异，这本身表明塞尔日是怎样被彻底遗忘了。说被“遗忘”，是因为实际上他经常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严肃杂志中露面。史蒂文斯如果不是德怀特·麦克唐纳那份持不同政见的激进杂志《政治》的读者，也可能是《党派评论》的读者，前者曾发表塞尔日（还有西蒙娜·薇依）的文章；麦克唐纳和妻子南希曾是塞尔日绝望地避难马赛期间和后来阻碍重重的旅途期间的生命线，提供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援助，而在塞尔日及其家人抵达墨西哥之后，他们仍继续坚持不懈地提供支持。在麦克唐纳的赞助下，塞尔日一九三八年开始为《党派评论》撰稿，并继续从这个最后的、不大可能的居留地寄来文章。一九四二年，他成为纽约反共双周刊《新领袖》的墨西哥通讯员（麦克唐纳强烈反对此举），后来在奥威尔的推荐下开始为《论战》撰稿，以及给西里尔·康诺利在伦敦的《地平线》写文章。

        少数派的杂志，少数派的观点。切斯拉夫·米沃什那本精湛地描绘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作家的荣誉、作家的良心遭肢解的著作《被禁锢的心灵》（1953）的节选首次发表在《党派评论》时，被很多美国文学公众贬低，认为它是该位迄今默默无闻的波兰流亡作家的一部冷战宣传品。类似的怀疑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当罗伯特·康奎斯特那本不容更改、无可辩驳地记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家屠杀详情的《大清洗》在一九六九年出版时，该书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可商榷的——其结论也许是无益的，其影响则根本就是反革命的。

        在那数十年间，人们对发生在共产党政权里的事情闭上眼睛，尤其是深信批评苏联等于助长和安慰法西斯主义者和战争贩子，这类事情现在看来几乎是难以理解的。在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已转向其他幻想——其他谎言： 好心的聪明人和善良的政客为了不助长他们的敌人和不使他们的敌人日子好过而向自己和支持者说谎。

        总有一些人，他们辩称真理有时候是不明智的、起反作用的——一种奢侈。（而这被认为是切合实际的思维，或政治的思维。）另一方面，好心者不愿意放弃灌注着大量理想主义的承担、观点和制度，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确实会出现真理和公正可能不相容的情况。而有时候对正视真理的抗拒可能比承认公正更强。人们似乎太容易不承认真理，尤其是当真理可能意味着与某个为他们的身份提供有价值的部分的社群决裂或被该社群所唾弃的时候。

        如果倾听一个我们乐意倾听的人讲述真理，就有可能出现另一种结果。屈斯蒂纳侯爵在以书信形式写成的、对外国人极有益的日记《一八三九年的俄国》中描述他在一百年前的一次俄国之旅，他竟能够——有先见地——在五个月的旅行期间明白到极度的专制、顺从和不知疲倦的谎言对俄国社会的重要性，这是怎样做到的呢？显然，屈斯蒂纳的年轻情人伊格纳齐·古罗夫斯基是波兰人这一事实，对屈斯蒂纳十分重要。古罗夫斯基一定非常愿意把沙皇压制的种种恐怖告诉他。为什么很多左派人士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访问苏联，唯独纪德一直没有被共产主义的平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这类辞令所迷惑？也许是毋庸置疑的维克托·塞尔日率直而令人不安的报告使纪德事先有了准备，能够觉察到招待他的人们的不诚实和恐惧。

        塞尔日谦逊地表示，说真话只需要一定的清晰思路和独立性。在《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中，他写道：

        我自认在很多重要局势中能看得清楚。这点本身并不难达到，然而却有点不寻常。依我之见，一个人要超越其所处环境的压力和超越对事实视而不见的自然倾向，这与其说是一个关乎高度或敏锐的才智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关乎正确判断力、善意和某种勇气的问题。对事实视而不见的自然倾向，是一种诱惑，它源自我们的直接利益和源自各种问题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恐惧。一位法国随笔家曾说：“当你寻找真理，最可怕的是你找到它的时候。”你找到它，你便再也不能听任自己跟从你的个人圈子的偏见，或接受流行的陈腔滥调。

        “当你寻找真理，最可怕的是……”这句格言，应作为每位作家的座右铭。

        德莱塞、罗兰、亨利·巴比塞、路易·阿拉贡、比阿特丽丝和悉尼·韦布、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埃贡·埃尔温·基斯、杜兰德、莱昂·福伊希特万格等人的不光彩的迟钝和谎言，现已大部分被遗忘。那些反对他们、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也是如此。真理一旦被获得，便不领情。我们无法记住每个人。被记住的不是证词而是……文学。为塞尔日辩护、推定他可能不必像大多数真理的英雄那样被遗忘的基础，最终在于他的小说的卓绝，尤其是《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但是，做一位只被视作或主要被视作说教作家的文学作家，做一位没有国家、没有一个可使他的小说在其文学正典中找到一个位置的国家的作家——塞尔日的复杂命运的这些因素，继续使这部令人感佩、使人着迷的小说受忽略。

        对塞尔日来说，小说就是真理——是自我超越的真理，是替喑哑者或声音遭打压者讲话的义务。他鄙视私生活的小说，尤其是自传性的小说。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对个体的存在不感兴趣——尤其是我自己的。”在日记的一个条目（一九四四年三月）中，塞尔日解释他心目中的小说真理的广度：

        也许，最深的根源是这样一种感觉，感到奇妙的生命正在无可阻挡地消逝、飞驰和滑走，以及这样一种愿望，希望在它飞逝时逮住它。正是这种绝望的感觉在我约十六岁时驱使我注意宝贵的瞬间，使我发现存在（人类的、“神性”的）即是记忆。后来，随着个性的丰富，便发现个性的局限，即自我的贫乏和桎梏，发现人只有一次生命，一个永远受限制的个体，但这个体包含众多可能的命运，以及……交织着……其他人类的生命、大地、生物、一切。因而，写作变成一种对多个性的追求，变成一种体验各式各样的命运，浸透他人、与他人沟通……逃避自我的一般局限的方式……（无疑，有其他种类的作家、个体，他们只寻求自我维护，看不到世界，除了通过他们本身去看。）

        小说的核心是讲故事，是唤起对世界的记忆。这个信条使作为小说作家的塞尔日被两个似乎不能兼容的小说理念所吸引。

        一个是历史全景图，在这全景图中一部部小说都作为一个大故事的一个个小插曲而占一席位。这个大故事对塞尔日而言就是欧洲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雄主义和不公正，它可用一部小说来作为开始，这部小说的背景可放在刚好是一九一四年前法国的各个无政府主义圈子（关于这方面，他确实完成了一部回忆录，但被苏联政治保卫局没收了）。在塞尔日得以完成的小说中，活动时间表贯穿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是说，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写于列宁格勒并于一九三年在巴黎出版的《囚徒》，到一九四六年写于墨西哥、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在巴黎出版的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冷酷岁月》（仍未译成英文）。《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取材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写于这一系列小说的时代背景临结束时。一些人物反复出现——这乃是小说的经典特点，如同巴尔扎克的一些小说，被设想为系列——尽管出现的频率不如我们也许会期待的，并且没有一个人物是“第二自我”也即塞尔日本人的替代者。《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中的安全高级专员叶尔乔夫、检察官弗莱希曼、讨厌的干部兹维叶尔耶娃和品格高尚的左翼反对派成员里日克，全都曾在描写彼得格勒被围困的塞尔日第三部小说《被征服的城市》（1932）中现过身，可能还在他遗失的小说、《被征服的城市》的续篇《风暴》中亮过相。（里日克也是《世纪的午夜》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弗莱希曼则是该小说的一个次要人物。）

        关于这个写作规划，我们只了解碎片。但是，如果塞尔日没有像索尔仁尼琴关于列宁时代的系列小说那样，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写作一部编年史，那也不是因为塞尔日缺乏时间去完成他的系列，而是因为另一个关于小说的理念正在影响他，这个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颠覆第一个理念。索尔仁尼琴的历史小说全都是一部从某个文学观点出发的作品，并且在这方面没有一部比其他更好。塞尔日的小说则显示在如何叙述和达到什么目的上有几种不同的观念。《囚徒》（1930）中的“我”是一个媒介，旨在把声音赋予别人，很多别人；它是一部同情的小说，声援的小说。塞尔日在致替他的第一部小说写序的伊斯特拉蒂的一封信中说：“我不想写回忆录。”第二部小说《我们的力量的诞生》（1931）则使用多种声音的混合——第一人称的“我”和“我们”和全知的第三人称。多卷本的编年史，把小说作为系列的做法，并不是塞尔日作为文学作家的发展的最佳工具，但依然是某个设定好的位置，总是处于受骚扰和经济困境中写作的塞尔日可以从这个位置制订新的小说任务。

        塞尔日众多文学上的亲和者，还有他的很多朋友，都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伟大的现代主义者，例如皮利尼亚克、扎米亚京、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丹尼尔·哈尔姆斯（他的襟弟）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而不是诸如高尔基（他母亲娘家的亲戚）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但在一九二八年，当塞尔日开始写小说时，那个奇迹般的新文学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被审查官扼杀了，不久这些作家本人大多数相继被逮捕、杀害或自杀。那种巨幅画卷的小说，那种多重声音的叙述作品（另一个例子： 十九世纪末菲律宾革命者黎萨尔的《不许犯我》）也许很有可能成为一位有着强烈政治意识的作家——肯定不是苏联想要的政治意识，塞尔日也知道他的小说没机会被翻译出版——会优先选择的形式，但这也是某些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形式，并催生一些新的小说体裁。塞尔日的第三部小说《被征服的城市》就是用其中一种这样的体裁写的出色作品，一部以城市作为主角的小说（就像《囚徒》以“那部可怕的机器——监狱”作为主角）——它显然受别雷的《彼得堡》的影响和受《曼哈顿中转站》的影响（他曾提到多斯·帕索斯影响了他），可能还受他非常欣赏的小说的影响。

        塞尔日在《回忆录》中说：“我有一个正在绘制小说新路线图的强烈信念。”塞尔日在一个方面并没有绘制新路线图，就是他的女人观，他的女人观使人想起那些有关革命理想的伟大苏联电影，从爱森斯坦到阿列克谢·盖尔曼。在这个完全以男人为中心的挑战的——以及苦难和牺牲的——社会中，女人几乎不存在，至少不是正面地存在，除了作为非常忙碌的男人的爱情对象或受监护对象。因为，诚如塞尔日所言，革命本身是一项英雄式的、男子汉的事业，充满各种阳刚的价值： 勇气、胆量、忍耐、决断、独立和有能力残暴。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温暖、有爱心、结实，且常常是受害者——不可能有这些男性特点；因此她只能是一个革命者的地位较低的伴侣。《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中唯一强有力的女人是布尔什维克检察官兹维叶尔耶娃（不久，也轮到她被逮捕和杀害），但她一再被描绘成可怜地老是有性需要（其中一个场面是描写她在自渎）和形貌可憎的女人。小说中的所有男人，不管是不是反面人物，都有率直的肉体需要和毫不动摇的性自信。

        《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讲述一个人口密集的世界中的一系列故事，一系列命运。除了演配角的女人外，至少有八个主要人物： 两个象征不满的人物科斯蒂亚和罗马奇金，他们是王老五小职员，也是小说的开篇人物，在莫斯科一个共用公寓的一隅共住一室；以及老保皇派、野心家和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伊凡·康德拉蒂耶夫、阿特叶姆·马克耶夫、斯特凡·施特恩、马克西姆·叶尔乔夫、基里尔·鲁布廖夫、老雷日克，他们一个个被逮捕、审问、处死。（只有康德拉蒂耶夫侥幸捡回一命，被送往西伯利亚一个偏远的营地，而这仅仅是“首长”——小说中对斯大林的称呼——心血来潮任意地大发慈悲的结果。）他们的一生都被完整地描写过，每一个都可以写一部小说。马克耶夫在看歌剧时遭精心策划的逮捕（第四章结尾）的一幕，本身就是一个堪与契诃夫媲美的短篇小说。而马克耶夫的故事——他的祖辈、他的往上爬（他是库尔干州长）、在访问莫斯科时突然被捕、囚禁、受审问、招供——只是《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详细讲述的其中一个情节而已。

        没有审问者是主要人物。小人物则包括塞尔日对那位有影响力的旅行者的典型塑造。在小说较后的一个以巴黎为背景的场面中，年轻的流亡者克塞尼克·波波夫徒劳地请“名闻两个半球的保卫文化大会主席帕塞里厄教授”出面保护塞尔日笔下的老布尔什维克主角中最值得同情的鲁布廖夫时，帕塞里厄教授对波波夫说：“对贵国的司法我绝对尊重……如果鲁布廖夫是无辜的，最高法院会给予他公正的判决。”至于与小说标题同名的图拉耶夫，他是一位政府高级官员，他被谋杀后引发其他人遭逮捕和处决。他仅在小说较前面非常短暂地亮过相。他的亮相只是为了被枪杀。

        塞尔日的图拉耶夫，或不如说他的谋杀案及其后果，似乎明显地暗指谢尔盖·基罗夫，他是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头头，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遭一名年轻党员列昂·尼古拉耶夫暗杀，此事成为斯大林在接下去几年间进行屠杀的借口，这场清洗导致大批忠诚的党员被消灭和导致数十年间数百万普通公民遭滥杀和囚禁。很难不把《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当作隐去真名的真人真事小说来读，尽管作者在前言中明白警告读者切勿这样做。他写道：“这部小说属于文学虚构作品的范围。小说家创造的真实，不可在任何程度上与历史学家或编年史家的真实相混淆。”我们很难想像索尔仁尼琴在其某部列宁小说的前言中提出这样的免责声明。但是，也许我们应认真对待塞尔日这番话——尤其是应注意他把小说背景设在一九三九年。《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是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莫斯科实际发生的审讯的虚构性的后续，而不是虚构性的合成。

        塞尔日并非只是要指出小说家的真实性不同于历史学家的真实性。他是在这里委婉地认为小说的真实性更优越。塞尔日曾在致伊斯特拉蒂的信中对《囚徒》作出更大胆的断言： 这部小说尽管“出于方便使用了第一人称单数”，但却“不是写我”，在小说中“我甚至不想太紧贴着我实际见过的事情来写”。塞尔日继续说，小说家遵循的是“比眼见的真实更丰富也更普遍的真实”。那真实“有时候几乎是摄影式地吻合我见过的某些事情，有时候在每一方面都不同于它们”。

        断言小说的真实性更优越是文学上一种可敬的老生常谈（最早的说法见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很多作家看来有点油腔滑调甚至自私： 他们觉得这是小说家为不准确或褊狭或武断而找的借口。但塞尔日的断言，绝没有找借口的意思，这可从他那些小说中得到证明。这些小说都倾注无可争议的真诚和才智，以虚构形式再创造发生过的真实事件。

        《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从未享受过库斯勒的小说《中午的黑暗》（1940）的声誉之毫厘，后者是一部表面上题材相同的小说，但对真实性的断言却截然相反，宣称小说与历史现实相一致。《中午的黑暗》前言对读者说：“N·S·鲁巴肖夫这个男人的生活，是众多成为所谓的莫斯科审讯的受害者的男人的生活的合成。”（一般认为，鲁巴肖夫的原型主要是尼古拉·布哈林和一点卡尔·拉狄克。）但合成恰恰是库斯勒这出既是政治争辩又是心理描写的室内戏的局限。整个时代都是通过一个饱受禁锢和审问之苦的人这个三棱镜来看的，佐以一些忆述段落，一些闪回。小说开始时，前人民委员鲁巴肖夫被推入牢房，牢门在他背后砰地关上；小说结尾时，刽子手带着手铐抵达，把他带到监狱地窖，对他后脑勺开了一枪。（难怪《中午的黑暗》可以被改编成一出百老汇戏。）《中午的黑暗》的故事，是披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精英阶层的其他主要成员如何——即是说，通过什么争辩而不是通过肉体上的酷刑——竟能被诱发去承认他们被指控的荒谬的叛国罪。

        塞尔日这部复调小说有着众多的轨道，以复杂得多的角度剖析人物，剖析纠缠不清的政治和私人生活，剖析斯大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讯的可怕程序。它还撒下更宽的智性之网。（一个例子： 鲁布廖夫对革命的一代的分析。）所有被捕者最终都招供，除了一人——里日克，他坚持到底，宁愿继续绝食抗议，然后死去——但只有一人看起来像库斯勒的鲁巴肖夫： 叶尔乔夫，他被说服最后一次为党服务，承认他参与暗杀图拉耶夫的阴谋。“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溺毙方式”是其中一章的标题。

        《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是一部远远不像《中午的黑暗》和那么符合常规的小说，后两者对极权主义的描写是如此令人难忘——也许是因为它们都只有一个主角，都只讲一个故事。我们不必把库斯勒的鲁巴肖夫或奥威尔的温斯顿·史密斯想像为英雄；两部小说都从头至尾把焦点放在其主角身上这一事实，加强了读者对极权主义独裁政权的典型受害者的认同。如果要勉强说塞尔日的小说有一个英雄，那么他就是一个并非受害者，且只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出现过的人物： 图拉耶夫的真正暗杀者科斯蒂亚，他自始至终没有受到怀疑。

        空气中弥漫着谋杀、杀人。历史就是这样。一支科尔特牌左轮枪从一个鬼鬼祟祟的供应者手中被买走——没有特别的理由，除了它是一件神奇的东西，黑中带蓝的钢制物，藏在衣兜里有一种强大的感觉。有一天，左轮枪的购买者——小人物罗马奇金，一个可怜人，同时也是（在他自己看来）“一个纯洁的男人，一心只想着公正”——正在克里姆林宫围墙附近走着，这时一个穿制服的人出现，“他的制服有徽章，他的表情僵硬，满脸胡碴，难以想像地肉感，”两个穿平民衣服的男人跟在他背后，他们距罗马奇金不足三十步，然后那个穿制服的人在六步外停下来，点燃烟斗，这时罗马奇金突然想到他有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枪杀斯大林（“首长”）。但他做不到。他对自己的怯懦感到恶心，把枪送给科斯蒂亚，后者在一个雪夜出门，见到一个肥胖的男人，穿着一件用毛皮做里子的外套，戴着一顶羔皮帽，腋下夹着一个公事包，从一辆刚在一所私宅前停下来的大功率黑色轿车里出来。科斯蒂亚听到司机称他为图拉耶夫同志——科斯蒂亚立即明白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图拉耶夫，负责“大规模流放”和“大学清洗”的图拉耶夫——并看到他把轿车打发走（事实上，图拉耶夫并不打算进屋，而是继续走路去赴一次性幽会），就这一瞬间，仿佛被催了眠似的，仿佛精神恍惚似的，科斯蒂亚从衣兜里摸出那支手枪。手枪开火，在死寂的夜里如同一声霹雳。图拉耶夫伏倒在行人道上。科斯蒂亚穿过安静的小街窄巷逃走。

        塞尔日把谋杀图拉耶夫写成近于非自愿，就像导致加缪的（1942）的主角被审讯的无名男子在沙滩上被谋杀事件那样。（当时被困在墨西哥的塞尔日，在完成自己的小说前，似乎不大可能读到加缪这部在被占领的法国秘密出版的小说。）加缪小说中那个冷漠的反英雄是某种受害者，首先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行动是无意识的。相反，科斯蒂亚充满感觉，他一时冲动的行为既是真诚又是非理性的： 他意识到苏联制度的邪恶，这意识始终贯穿他。然而，该制度的肆无忌惮的暴力使他的暴力行为不可能公开表白出来。在小说临尾时，当科斯蒂亚因自己的行为引发更多不公平事件而饱受煎熬并把一份未署名的书面供词寄给负责图拉耶夫案件的首席检察官弗莱希曼时，本人也差点被捕的弗莱希曼把供词信烧掉，把灰烬收集起来，再用大拇指把灰烬捏成粉末，然后“与其说是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带着阴暗的嘲弄”低声对自己说：“图拉耶夫案件结案了。”真相，包括一份真供词，在由革命变成的这个独裁政权里没有立锥之地。

        把暗杀一名暴君当成一项成就，这也许会使人想起塞尔日的无政府主义的过去。当托洛茨基指责塞尔日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并非完全错。但塞尔日从未支持过无政府主义暴力： 是塞尔日的自由意志论的信念使他很早就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作为一名激进分子的生涯，使他具有深刻的死亡经验。这种经验在《被征服的城市》中表达得最强烈，小说中的杀人场面被当成强烈冲动、狂欢、政治需要，但话说回来，在塞尔日所有小说中都弥漫着死亡。

        在《我们的力量的诞生》中，一篇称赞硬心肠的革命的悲伤颂词《空袭中的沉思》的声音宣称：“我们不是为了成为可敬的人物。”我们革命者“必须精确、目光敏锐、强大、不屈不挠、武装起来： 像机器。”（当然，塞尔日献身于可钦佩的事业，不管是在性情上还是在原则上。）塞尔日的主要主题是革命和死亡： 要发动革命，就要冷酷无情，就要接受杀害无辜者和罪有应得者这一不可避免性。革命对牺牲的要求是无止境的。牺牲别人，牺牲自己。因为，这种狂妄，这种在革命事业中牺牲如此多生命的做法，实际上确保那些发动革命的人最终也成为同样冷酷无情的暴力的对象。在塞尔日的小说中，革命者在最严格、最古典的意义上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将做、有责任去做错事的英雄；而且在这样做时招致报应和惩罚并将忍受报应和惩罚。

        但在塞尔日最好的小说中——它们不只是“政治小说”——革命的悲剧是设置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的。塞尔日专注于展示历史的非逻辑性和人类动机的非逻辑性，以及展示个体生命的历程，后者永不能用值得或不值得来衡量。因此，《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以两个小人物截然相反的命运结束： 一心只想着公正、因缺乏勇气或缺乏那种恍惚状态而没有杀死斯大林的罗马奇金，变成斯大林的恐怖国家的一名有价值的官僚（迄今未被清洗）；而身不由己地抗议的图拉耶夫暗杀者科斯蒂亚则逃入俄罗斯远东从事卑微的农业工作，过着不必动脑筋的生活，有了一个新情人。

        小说家的真实性——不同于历史学家的真实性——允许武断、神秘和动机不足。小说的真实性起补充作用： 因为此中远远不止是政治，远远不止是人类感情的变化莫测。小说的真实性有体现的作用，如同在塞尔日对人和风景的描写中所体现的浓烈的具体性一样。小说的真实性描写永远无法抚慰人的事物，再以一种具治疗作用的、面向一切无限和普遍的事物的开放性，来取代那无法抚慰人的事物。

        “我要炸掉月亮，”皮利尼亚克的《不灭的月亮的故事》（1926）中的小女孩在小说结尾时这样说。这部小说再创造了斯大林（这里称“头号”）下达的对一个未来的可能对手实施清洗的最早命令之一： 在一九二五年杀害接替托洛茨基担任红军首脑的米哈伊尔·伏龙芝。伏龙芝被迫接受不必要的手术，并一如计划中的一样，死在手术台上。（皮利尼亚克后来虽然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文学指示屈服，但仍难免一死，在一九三八年被枪毙。）在一个充满着不能承受的残暴和不公正的世界，似乎整个大自然都应同悲伤共丧痛。实际上，皮利尼亚克写道，那月亮仿佛对这个挑战作出反应似的，竟真的消失了。“那月亮，臃肿如商人的妻子，对追逐感到厌烦，游到云层背后去了。”但那月亮是不灭的。同样不灭的是小说家或诗人那带着拯救使命的淡漠，那带着拯救使命的大视野——它不是消除政治理解的真实性，而是告诉我们，还有比政治，甚至比历史更深远的。勇敢……和淡漠……和感官愉悦……和活生生的人间……和怜悯，怜悯一切——所有这些，依然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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