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来自约翰逊太太，我姨妈的朋友。她说姨妈前天过世了。”她微微一顿，接着又说：“葬礼明天举行。不知明天能否腾出空来？”

        “这一切一定都会安排好的，坎顿小姐。”

        “谢谢，史蒂文斯先生。对不起，能让我单独呆一会儿吗？”

        “当然，坎顿小姐。”

        我告退出来。刚一出来，突然想到还没对她说几句安慰话呢。我完全能想象出来这个消息对她的打击有多大。实际上，她姨妈一直把她当亲生闺女看。我在走廊那儿停住了脚步，心想是否该回去，敲敲门，把该说的说出来。可转念一想，如果真的进去了，可能太轻易地就介入了她的悲痛之中。的确，在那个时候，离我仅有几步之遥的坎顿小姐也许正在痛哭呢！这么想着，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让我不得不在走廊里驻足片刻。最终，我觉得等另一个机会出现再表达我的同情不迟。于是，便走开了。

        石黑和夫《残日》（一九八七）

        不可靠叙述者无一例外都是作者笔下的人物，是小说的组成部分。不可靠的、“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本身是个矛盾的术语，只能出现在超常的实验性的作品中。即使书中人物本身是叙述者，也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不可信。如果他或她说的一切明显有误，这也只能意味着所说的足我们早已熟知的，也就是说，小说毕竟是虚构出来的。小说要想吸引住观众，即使是在虚幻的世界里，正如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也必须有—种标准，能够将正确与谬误区分开来，这样小说才能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

        运用不可靠叙述者的目的的确是想以某种诙谐的方式展现表相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揭露人类是如何歪曲或掩瞒事实的。这种意图未必—定是自觉的或恶作剧性质的。石黑和夫小说中的叙述者并非恶棍，然而，他的生活的基础是不敢面对、或者逃避与己与人有关的事实。他的叙述是一种自白，其中不乏毫无根据的自我肯定和特殊请求，只是到了最后他才真正了解自己，可此时已为时过晚。

        故事发生的年代是一九五六年。叙述者是史蒂文斯。史蒂文斯是位上了年纪的人，在英国一家洋房里当管家。这家洋房曾是达灵顿爵士的府邸，现为一个阔绰的美国人所拥有。在新老板的敦促下，史蒂文斯到西部度了一个假，时间不长。他的真正动机是接触坎顿小姐。坎顿小姐在二战期间达灵顿公馆处于鼎盛时期时在那里当女管家，当时达灵顿爵士在这里举行高级政客的非正式聚会，讨论欧洲的危机问题。史蒂文斯希望能说服坎顿小姐（尽管她已结婚，史蒂文斯喜欢称她为小姐）重新出山，帮助解决达灵顿公馆管理人员的危机问题。途中，他回想着过去。

        史蒂文斯无论写作还是言谈都准确得吓人，文体也异常正式。一句话，管家风格。客观地看，这种文体没有任何文学价值。它缺乏机智、美感与创新。作为一种媒介在这部小说里之所以奏效，主要是在于大家意识到这种风格的缺陷。逐渐地，我们可以得知，达灵顿爵士是一位笨拙的业余外交家，他坚信对希特勒应采取绥靖政策，他支持法西斯，反对犹太人。史蒂文斯从来不敢承认，也从未向别人表白过，他的雇主因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而名誉扫地。相反，他因自己细心周到地服侍他那虚弱冷淡的主人而自豪。

        做一个称职的仆人，这种想法同样使他无法看出坎顿小姐在与他一道工作时随时准备向他奉献的爱，从而也就无法做出相应的反应。然而，在他叙述的过程中，他对待她的态度渐渐表露出来，尽管这种记忆有点模糊，且是经过他亲手加工过的。因此，我们发现，他让坎顿小姐再次出山的真正动机是想挽回过去，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史蒂文斯三番五次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大好人，而实际上他毛病很多且富有欺骗性。把信交给坎顿小姐报告她姨妈的死讯后，他意识到没有对她说安慰话；他在门外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回去，这一点几乎让我们忘记他在前面所说的话中没有丝毫惋惜。他忧虑忡忡，生怕介入她个人的悲痛之中，这似乎说明他很敏感；而实际上，等他发现了另—个“可以表示同情的机会”到来时，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不怀好意地批评她对两个新来女佣的监管不当。想到坎顿小姐可能在屋里哭，他用了“奇怪”这个词描述自己此时的感觉，可以说再形象不过了。坎顿小姐接到姨妈的死讯后，表现得十分镇静，而史蒂文斯则怀疑她可能在屋里哭，这不能不令人有些惊讶。事实上，跳过几页之后，他坦白那并非自己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站在走廊里。后来，在别的地方，我好好回忆起这些事情时，发现我完全可以说，这一切就发生在坎顿小姐收到姨妈噩耗后的瞬间。……然而，现在，仔细想过之后，我相信自己对此多少有些糊涂了。这件事情实际上发生在某个晚上。那时，坎顿小姐的姨妈离开人世至少有几个月了。

        事实上，在一个夜晚，他冷冰冰地拒绝了她的爱。那份爱尽管有点怯生生的，但绝对是明明白白的。他让她难为情，这就是她躲在门后哭泣的真正原因。然而，史蒂文斯并没有把它跟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感情瓜葛联系在一起，而是把它同达灵顿爵士的某次重要会谈扯到了一块。政治上失去信仰与情感的匮乏一直是贯穿史蒂文斯苍凉一生的主题。

        把石黑和夫的小说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淡淡的火焰》进行比较与对照，颇有趣味。后者是运用不可靠叙述者的成功之作。这部小说风格迥异，它本身是一首长诗，作者是一个虚构的美国诗人，叫约翰·沙德。接着是沙德的邻居欧洲流亡学者查理·金伯特对诗的详细品评。诗是一部自传体作品，中心思想是诗人女儿自杀的悲剧。我们知道，沙德这部诗作的手稿刚刚到了金伯特的手里，人就给暗杀了。我们很快发现金伯特疯了，他认为自己就是某个浪漫国里的流亡国王，而这个浪漫国与革命前的俄国极为相似。他让自己相信沙德是在写一首有关他本人的身世的诗，沙德之死纯属误杀，本来刺客是来暗杀金伯特本人的。他对诗的评论透露出他对一些事实的看法有多么古怪。读这部作品的部分乐趣在于，通过沙德诗那“靠得住”的叙述，让人看到金伯特自欺欺人的程度。与《残日》相比，《淡淡的火焰》在牺牲了靠不住的叙述者之后显然非常幽默滑稽，效果并未因此而得到削弱。金伯特的假想王国赞不拉，可爱，生动，令人着迷。纳博科夫让人物跟自己一样，口惹悬河，同时让他们染上自己流亡期间的强烈的思乡之情。对比之下，石黑和夫的小说接受了叙述者应有的局限性，只会平铺直叙。如果他是靠得住的，那么，其效果肯定会出人意料的索然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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