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小商贩，伐工场的工人，他们刚刚来到机村时，都特别小心翼翼，其谨慎有加的态度尤其体现在语言方面。

        “请问，这个东西用你们的话怎么说？我们的话是这样说的。对，这个东西就是收音机。你们话里没有这个？好，那我们来学这个词：收——音——机——”

        虽然最后是机村人讲了他们带来的语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的确确会学着讲一些机村的“土话”。而在机村人结结巴巴、词不达意地使用汉语的时候，他们总是持鼓励的态度：“对，就这么说。对，你讲得太好了。要不是你年纪大了，再学一阵，都可以在夜校里当老师了。”

        他们这么一说，衮佳斯基就高兴起来。

        衮佳斯基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她之所以当上这个主任，当然是由于共产党一来才吃香的苦出身。作为村里数一数二的穷人家的主妇，她真是吃尽了百般苦头的人哪。穷字一上身，这个人基本上就不招人待见了。衮佳斯基却一直人缘不错。这都因为她乐天的性格。她不像穷主妇那样抱怨自己老实的丈夫，打骂不听话的孩子，更不会诅咒命运的多骞。冬天，缺少御寒的衣物，她把一群孩子拢在火塘边上，还能曼声歌唱。一个陌生人走进村子，她的问候是最热情的问候，她的笑脸是最开心的笑脸。当上了妇女主任，该管个什么事情呢？她不知道，她就自己去一家又一家门口吆喝大家快来夜校识字上课。

        别人吆喝不灵，她一吆喝，大家都乐呵呵地出现了。

        工作组的领导这时成了耐心的教员，领着一群粗手笨脚的农民挤坐在村小学里娃娃们狭小的桌椅中间，念：“人，人，人民的——人。”

        衮佳斯基也端坐在下面。教员转身往黑板上写字，她四下里看看，又想想，突然就爆发出一串欢畅响亮的笑声。她的笑声很具感染力。她的笑声一起，别人也就跟着一起欢笑。教员一脸惶惑转过身来，大家的笑声就止住了。但她又笑了好几声，才捂住自己的肚子说：“哎呀，哎呀。老师，你看，这些家伙本来就笨，一认字，一念书，样子就更笨更蠢了。”

        大家看看自己粗笨的身子挤坐在小小桌椅间的样子，想想自己念着那些字眼时那茫然的神态，又都笑了起来。

        教员本来是想发点小脾气的，但这些笑声太有感染力了，所以，这个严肃的年轻人也跟着大家笑了起来。

        在地头休息时，她拿一根木棍两下就划出了那个“人”字，却皱着眉头苦苦思索：“哎，这是人民的人，还是人民的民？”

        她一个一个人问，答案都不一致。问到最后一个人，那个人说：“你没问以前，我好像知道，你一问，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人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身上没有她的伶俐与热情劲儿。她女儿做什么事情都闷声不响。像她这种闷声不响的人往往都爱有事无事皱紧了眉头，但她女儿本来就稀疏的眉毛从来就分得很开。有舌头歹毒的人就说了：“缺心眼。”她也不往心里去，这不，当女儿这么回答，妈妈也说：“真是缺心眼。”

        女儿也是淡淡一笑，并没有不高兴的表示。

        那只是以前的事情，后来，女儿就郑重其事地对妈妈说：“你不能再这么说我了。”

        “嚯！长心眼了。”

        “我都当共青团员了，我不缺心眼。”

        “你老娘受穷吃苦，倒叫你得了好处了。”

        “是我自己努力的。”

        “这倒不假，我们家没有做事不上心的人。”

        “你听过城里的广播吗？”

        “屁话，我没去过城里，怎么听过城里的——什么？”

        “广播。”

        “广——播？那是什么东西？”

        女儿笑了，稀疏的眉毛更显稀疏：“你的声音太奇怪了。”

        衮佳斯基开心地笑了：“我女儿像汉人一样笑话我讲的汉话了。”这一开心，就把该问广播是什么这茬给忘记了。

        女儿却紧追不舍：“村里要建广播站，你给工作组说说，我要当站长！”

        “我给说说？”

        “他们喜欢你，爱听你说话！”

        她真的就给工作组讲了。工作组也就真的同意了。工作组对她女儿说：“那就去镇上把器材领回来吧。”

        “——？”

        “哦，忘了你听不懂这话，器材就是广播站的那些东西！哎，你去了也说不清楚，就把这张条子交上去，他们就知道了。”

        她笑了：“不就是喇叭嘛！”

        次仁措就回家取些干粮，腰里缠根背东西的绳子就上路了。这时，距第一个工作组来到机村都有十多年时间了。大家都不那么陌生，都不那么礼数周全了。工作组这个懂些藏语的家伙看着次仁措远去的背影，摇摇头说：“湖，一个湖怎么会走得动呢？”次仁措这个“措”，在藏语里，就是湖泊的意思。

        次仁措从镇上背回来的两只喇叭很快就坏了，春天安装好，夏天就被雷电打哑了。但她去的那一趟，留下来的故事至今都还在流传。在比机村宽广一万倍的地方流传。只是，今天，那故事不叫故事，而叫段子。故事里的她，也面目模糊，连名字都没有剩下。这只是一个汉族人嘲笑藏族人，或者藏族人自嘲说不好汉话的段子了。

        段子说，一个藏族姑娘背着高音喇叭走在路上，一辆卡车在窄窄的公路上急驰而至，她避让不及，差点就给卷到车轮下去了。于是，她急赤白脸地抱怨卡车司机：“去你妈的司机，喇叭也不吹，你的脚差点把我的脚踩坏了！”

        司机就问：“那你背的喇叭也是吹的？”

        她就答不上来了。

        司机打开车门，说：“不是‘吹’，是这样，是‘按’！”

        不是次仁措真的以为这些喇叭都是像唢呐一样，要鼓着腮帮子才能吹响，而是自己的母语里没有这么个词。她把机村土语里能弄响喇叭那个词直翻成汉语，那真就是“吹”。

        她说：“对，是‘按’。”

        “那你背着喇叭要去干什么？”

        她擦去一脸涔涔的汗水：“回村里办广播站！”

        “你的喇叭怎么响？”

        “按！”

        司机哈哈大笑，他正要去机村拉木头，就把她捎回村里了。当然，这个段子还有一个不太善良的版本。是背喇叭的姑娘请求搭一段便车，司机只是想开一个玩笑，就说：“我凭什么要搭你？”

        姑娘想了想，认真地说：“我妈妈是妇女主任！”

        这话惹恼了司机，说一声“呸”，砰然一声关上车门，卡车轰鸣而去，把想搭车的姑娘淹没在了车尾飞扬的黄尘中间。

        后来，机村有汉话学得很好的人，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个段子，还会说：“嗨，那个傻瓜就是我们村的姑娘。”

        其实，这时的次仁措已经是这家伙婶子辈的人物了。当时，她从镇子上背回来的不止是两只高音喇叭，还有两台跟收音机差不多的机器。机器上面还有一只蒙了层红布的话筒。话筒旁边还有一只按时响铃的闹钟。这些东西是她分三趟从镇子上背回来的。广播站长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每天早晨闹钟一响，就把机器上两个旋纽打开，高挂在村中的喇叭吱吱尖叫几声，歌唱的声音、人讲话的声音就顺着电线从镇子上跑过来，在喇叭里响起来了。

        村中广场本来是空荡荡的。小学校建立后，有了一副高耸的篮球架。次仁措从镇上背回来了那两只高音喇叭后，就对大队长说：“喇叭不能放在地上，要挂在高的地方。”

        大队长问：“那你得告诉我，用什么挂在高的地方？”

        衮佳斯基说：“不就是栽一根旗杆吗？”

        大队长说：“看，还是当妈的说话爽快。”

        这下，在广场的另一头，竖起了一根比篮球架高过两三倍的旗杆。两只喇叭用铁丝紧紧地扭结在上面。那根旗杆后来成了小学生们玩晕倒游戏的地方。这个晕倒游戏是从主人公叫做阿古顿巴的故事里听来的。阿古顿巴是穷人里的聪明人。他用聪明捉弄那些自以为比他更聪明的人。他曾得罪了一所非常神圣的寺院里的喇嘛，被他们驱逐和追打。他出寺庙，逃到广场上来时，已经累得不行了，扶着广场上的旗杆喘气，并且急中生智，对追上他的喇嘛高喊：“不得了，不得了，旗杆要倒了。”

        旗杆顶上的经幡早被强劲的风扯得七零八落，从下面望上去，高高的旗杆直刺入蓝空，上面有白云飘过时，旗杆下的人感到的不是白云飘动，而是旗杆在倾倒。故事里的喇嘛们真的上了阿古顿巴的当，一齐伸手去扶摇摇欲坠的旗杆。阿古顿巴得以逃之夭夭。

        一天早上，广播完出来，次仁措来到广场上，早上的阳光晃得她细眯着眼。她走到旗杆下面。旗杆高耸向蓝汪汪的天空。上面两只喇叭光滑的金属表面闪烁着刺眼的光芒。风激荡在喇叭口里，喇叭里面什么东西轻轻震荡着嗡嗡作响。这光芒、这声音都让次仁措姑娘感动不已。让她想到，是自己出了大力，机村才有了这么神气的东西。她扶着旗杆，向上仰望。几只鸽子从天上旗杆顶上飞快地掠过，村子里的人都下地干活去了。她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让喇叭响起来，高声大嗓地为她一个人歌唱。这时，一团白云飘到了旗杆上面，云彩遮住了太阳，喇叭上的光芒消失了，但里面的什么东西仍在嗡嗡作响。就在这时，她明显地感到了旗杆开始倾倒，旗杆顶上的云彩飞快地滑动，这情景使得她头晕目眩，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后来，人们说，现在的娃娃，没有听过反封建以前的故事，不然就不会晕倒了。

        女人们知道，要是次仁措不在姑娘们流血的日子，她也就不会晕倒在那里了。

        下了课的小学生们从课堂上蜂拥而出时，她正挣扎着要站起身来。想想晕倒时那种陶醉的，意识迷离，身子松软的感觉，她招招手，叫过来两个孩子，叫他们扶住了旗杆，顺着旗杆去看天上的云彩。于是，孩子们就都会玩这个晕倒的游戏了。

        次仁措还有一个愿望，想从喇叭里听听自己的声音，但她不敢这么做。有时，不在广播时间，工作组的人，或者大队领导跑来，说：“把广播打开。”

        她就旋转那两个按钮，把机器上的话筒放在领导面前，他们就随随便便地在里面讲开了。

        好几次，次仁措自己梳好了头，用水漱了好几遍口，关紧门，坐在话筒跟前，也叽叽哇哇说上几句，说藏话，说汉话，甚至说广播里那种叫普通话的汉话，但她知道，没有把机器的旋钮打开，她的话只有自己能够听见。再后来，她有了相好，次仁措在广播上的心思慢慢就淡了。再后来，她有了自己的女儿。女儿不像她，像外婆。外婆很高兴：“像我好，像我比像你好。”

        次仁措看女儿的眉眼，也看出母亲身上那种洒脱伶俐的劲头。

        女儿洒脱伶俐得连觉都睡不安生。广播响起时，女儿更是大声地哭个不停。这时，次仁措会低声抱怨：“这喇叭太吵了。”

        衮佳斯基就开心地笑：“好外孙女啊，这喇叭是你妈妈自己背回来的呀！”

        次仁措自己也就跟着笑了起来。

        女儿跌跌撞撞学走路时，舞动的小手像是应着喇叭里音乐的节奏。“咦，小宝贝会跳舞，莫非将来要进州文工团当演员！”

        机村人迷信，认为太聪明伶俐的小孩子不容易养大。为什么如此呢，这是鬼神世界一套复杂的法则所决定的，人呢，只能想出一些简单的办法来对付。比如起一个不太好的名字。衮佳斯基就给外孙女起了一个名字，衮介。这是乞丐的意思。次仁措听了可不太高兴。她说，要是旧社会还差不多，新社会了，我的女儿怎么可能去要饭呢？但衮加斯基对着外孙女儿叫一声：“乞儿。”那小家伙竟然咯咯地笑出声来了。看来她自己也喜欢这个名字。

        老姐妹听了，笑骂道：“你这个疯婆子，过去穷，人家这么叫一声，你生气好几天，如今不愁吃穿了，给外孙女起个名倒叫做乞儿了！”

        衮佳斯基怀里抱着外孙女，一脸喜气，却放低了声音：“嘘，住嘴，下面的话不要叫鬼神听到！”

        然后，她把襁褓中的婴儿放在地上，转身就走开了。

        婴儿吮着自己的指头，大大的眼睛里倒映出天上的流云，并不知道外婆把她扔在路口渐行渐远。那老姐妹在背后大喊：“嗨！疯婆子，你的外孙女！”

        衮佳斯基并不回头。

        老姐妹醒过神来，这个家伙，起了个烂名字欺鬼哄神不算，还把外孙女扔在路口，让她发现，让她捡到，于是，她宝贝的外孙女就是一个可怜的弃儿，任是什么硬心肠的鬼祟都不忍再加害于她了。

        于是，她喊：“谁的孩子，我捡到了一个孩子！”

        这么一喊，远去的衮佳斯基飞快地转身回来，飞快地从她怀中抢过自己的宝贝外孙女：“送给我，送给我吧，这可怜的娃娃！”

        襁褓里的衮介抗议一般大哭起来。

        “她不干，她说她不是弃儿！”

        衮介更起劲地哇哇大哭。

        “她哪像个弃儿，好吃好喝好侍候的娃娃才能哭得这么起劲！”

        这时，高挂在旗杆上的喇叭吱吱哇哇地响起来。这不是正常的广播时间。正常的广播时间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准备夜饭的时候，现在正是中午刚过一点的时候，喇叭就吱吱地响起来。在两个老太婆的经验里，那就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以前，广播这样响起的时候，是毛主席又在北京城里说了什么话了。但是，他老人家去世了。前次广播在正常时间之外响起，正是播送他老人家去世的消息。现在，喇叭里还是没有传出人说话的声音，只是那吱吱哇哇的电流声刺得人身上发麻。

        两个老太婆互相盯着对方：“咦？”

        襁褓中的婴儿一下停止了哭泣，看那样子，是在仔细倾听喇叭里那些刺耳的声音。然后，广播里的男女开始朗声说话，然后，是雄壮的歌唱。衮佳斯基心里有些不安，就抱着孩子跑到广播站门口，招手让次仁措出来：“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次仁措说：“没事。公布新国歌。”

        “新国歌？国歌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次仁措却答不上来。

        衮佳斯基说：“上面怎么会让你这样的笨蛋当广播员。”

        次仁措站在广播站门口，拿出公事公办的口吻：“没事就带着孩子回家去吧。”

        衮佳斯基连死带生有过十个娃娃，从来不把生养孩子当成多大个事情，但自打有了这么个外孙女，整个人都变了，不是村里的妇女主任，而是一个孩子的外婆了。过去，她喜欢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跟人说话，现在却容忍了女儿用这样的口吻对自己说话，抱着外孙女乖乖地回家去了。

        路上，遇到爱听收音机的百事通还问：“国歌是什么？”

        这个人因为爱听收音机，爱把收音机里听来的东西搬弄给人听，所以得了百事通这么一个雅号。百事通就给他哼了一段国歌的旋律。衮佳斯基讥笑道：“这个调子我也会唱。我是问你为什么新国歌还是老的调子。”

        “改说词了呗。”

        “改什么说词？”

        “以前的说词说的是打仗的事，现在不打仗了，现在要说建设四个现代化了。说的事情不一样了！”

        老太婆释然地笑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她转而对外孙女说，“听见吧，你一来世上，连国歌里的老词都改了。”

        这孩子就咯咯地笑个不停。

        老太婆说：“嘿，这孩子怕是赶上好时候了。”

        “可是现在收音机里播的东西不好听了。建了多少工厂，搞了多少生产，这有什么好听的。还是以前，又挖出了特务，又斗争了大官那些事好听。”

        正是为了在收音机里找好听的消息，百事通开始收听台湾、美帝和苏修的广播，那里面尽是好听刺激的消息。村里人向他打听收音机里有什么新消息的时候，他当然会说建设了多少新工厂，今年比往年多打了多少粮食的好消息。见大家显出不感兴趣的样子，他自己就不打自招，说：“其实也有好听的消息，只不过不能告诉你们。”

        大家就去问专管广播的次仁措，收音机里是不是会有好听的消息，只能听不能说。

        次仁措缓缓摇头，等人们走散后，她才醒过神来：“吓，该不是他在收听敌台？”

        于是，百事通就成了反革命分子，被抓走了。临上公安局的吉普车时，百事通脸色惨白，他对围观的村人们说：“这下你们不会笑话我是个说瞎话的人了吧，可我也不是什么反革命啊！”

        次仁措一个人呆在广播站里，不敢出现在众人面前。她想对老娘解释一下，老娘却把外孙女放在她面前，带着一脸不屑的神情走开了。这时，小衮介已经咿呀学语，从襁褓里解放出来，跌跌撞撞地学走路了。公安临走时，还把百事通的收音机交给了广播站。次仁措趴在桌子跟前，悄声饮泣。衮介坐在地上，不断摆弄那些旋纽，终于，她碰到了收音机的开关。收音机面板上的红灯亮了，没有高高的天线，收音机接收不到信号，喇叭里始终只有电流静静的咝咝声。这样的声音心情复杂的次仁措不可能听见。如果能听见，这声音又会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呢？

        少不更事的小衮介趴在收音机面前，一直在寻找那微弱而又固执的声音来源。她竟然弄灭了那盏小红灯，然后，小手抠破了喇叭的纸盆，纸盆中央，是喇叭晶晶亮的金属小圆心，她把小手放在那小圆心上，微弱的电流使那纽扣大小的东西细细振动着。小女孩咯咯笑了。她抬起头来，第一次清晰地叫出来：“阿妈。”

        次仁措没有听见。

        小女孩又叫了一声：“阿妈。”

        这回，次仁措听见了。她擦干泪眼，看见小女孩站在自己跟前，手里举着从喇叭上抠下来的晶晶亮的金属小圆心，叫道：“阿妈。”

        而地上的收音机，已经不复是收音机的样子了。

        次仁措抱紧了女儿，眼里的热泪再次潸然而下。她不想再放什么广播了。但她还坚持着，母亲告诉她，要不想干这事了，也需要等个恰当的时机向上面反映，不能说不干就不干了。但是，她不用再等什么当的时机了。一天早上，她在规定的时间走进广播站，打开机器，里面却没有传出什么声音。她跑到屋子外面，高高旗杆上的喇叭里，只有风吹过一样呼呼的声音。她想，可能是线路坏了。因为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但过了十天半月，打开机器，喇叭里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听从镇上回来的人说，那里的喇叭也偃旗息鼓，没有声响了。

        以后好多年，有人去查过这个县新修的志书，里面有村村通广播的日子，但却没有什么时候村村的广播喇叭不再响起的日子。

        也是以后好多年，机村的觉尔郎峡谷正在旅游开发中。衮介长大了，成了村子里第一个接受导游培训的姑娘。她从县上回来，胸着用红缎带挂着一块贴着自己相片的牌子，手里提着一只无线话筒。这时，衮佳斯基已经老眼昏花了，仔细端详了半天，她才说：“原来是一只喇叭。”

        外孙女举起喇叭来，没有讲话，她拨弄了上面一个开关，喇叭里就传出了电子音乐声。

        次仁措说：“你小时候就爱喇叭呢。”

        老太太讥笑道：“跟你一样？”

        次仁措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一拍双手说：“我想起来了，那次，在广播站，她第一声说话不是叫‘阿妈’！”

        “——？”

        “——？！”

        “她是说，‘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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