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高举土地改革的伟大旗帜，坚持武装斗争，在全国建立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和30多支正规红军。这些根据地和红军大多分布在中国南方，而建立在北方的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建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的组织和红二十六军（亦称陕甘红军）、红二十七军（亦称陕北红军），因而称为西北根据地与西北红军，其规模之大、斗争之艰苦、坚持时问之长、对中国革命贡献之大，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土地革命初期，共产党人在陕西及其边界地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相继创建了渭北、陕甘边、陕北、鄂豫陕、川陕等数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周家硷联席会议后，在刘志丹等的正确领导下，西北红军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并不断发展壮大。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中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一块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75周年之际，研究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及特点，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西北红军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1．西北红军是中国北方武装斗争的一面旗帜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共产党人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在陕北和关中组织发动了清涧、渭华、三原、旬邑、淳化、澄城、麟游等武装起义和交农运动，尤其是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更是意义重大，一个是打响了西北地区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一个是规模最大，开军队起义与农民起义相结合之先河，在西北地区首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上述起义虽然坚持的时间不长，都被反动派镇压下去，但是它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陕西的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在西北人民面前竖起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西北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同时为后来的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锻炼了一大批干部，刘志丹、谢子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兵运工作，1931年秋，刘志丹终于在陕甘边界的南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界游击队）。10月，陕北游击支队（晋西游击队与保商武装）辗转来到南梁，与南梁游击队会合，次年初先后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担任总指挥。1932年底经中央批准，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后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相继为王泰吉、刘志丹、杨森，先后辖五个团。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及其前身创建了巩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碉溺黔刘志丹与西北革蒂根据地研究（书记先后为金理科、泰武山、张秀山、惠子俊、李生华、李景林）、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先后为刘志丹、刘景范）、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

        1932年后，陕北的武装斗争已成燎原之势，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相继组织了十多支红军游击队。1934年7月建立了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9月在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红军陕北独立师，翌年1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二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先后辖四个团。红二十七军八十二师及其前身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有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杜衡、吉国祯、赵伯平、马明方、崔田夫）、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

        1935年初，已经形成具有相当区域的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下辖富西、富甘、赤安、华池、庆北、合水、安塞、赤淳、中宜、新宁、新正等11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和代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4个县的南区苏维埃政府。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先后下辖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赤源、秀延、延川、延水等9个县级苏维埃政权。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原安定县，今子长县）周家硷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建立，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形成。1935年9月到10月，红二十五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先后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发展壮大了红军与根据地，其区域在鼎盛时期，东临黄河之滨，西到六盘山下，北起长城，南至桥山，曾经建立过陕甘边、陕北省、陕甘晋省、陕甘省、陕甘宁省、陕北东地区、神府特区、关中特区，先后领导53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西北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权或革命委员会中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地方武装领导机关及下设机构完备，土地改革、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卓有成效，有力地保障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西北红军是中国北方武装斗争的一面旗帜。从1927年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几经曲折，1931年秋建立游击队，1932年底建成正规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到1935年9月，连同游击队数量达近万人（包括先期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一直战斗至抗战爆发。其创建的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中唯一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建立了一个稳固的落脚点，是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2．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

        参加长征的各路红军，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和战斗在西北根据地的红军，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长征，但也通过各自艰苦卓绝的斗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同样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西北红军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策应了红军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后，蒋介石调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队6个师30个团约5万兵力，向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根据地军民密切配合，在以刘志丹为主席的西北军委统一指挥下，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历经十余战，解放了六座县城，歼敌8。00余人（包括民团3000余人）。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将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地方游击队扩大到近万人，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大江南北红色区域遥相呼应，使蒋介石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西北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红军的压力。

        1935年7月，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有向西北转移落脚的意图后，又调集阎锡山、高桂滋、井岳秀、马鸿宾、马鸿逵、张学良、杨虎城等部队达10万之众，由其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向西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妄图一举歼灭西北红军，使长征中的各路红军无立足之地。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西北红军先后在慕家原、定仙塥、横山等战斗中获胜，给敌以重创，使晋军龟缩在黄河东岸，不敢西犯。此时，首先迎来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陕根据地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西北红军的英勇作战，震动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牵制了10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减轻了南方各路红军的压力，策应了红军的长征。同时，拉开了红军会师西北苏区的序幕。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先期长征到达西北苏区一一延川永坪镇。9月17日，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要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建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将三支红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建立后，于10月1日和12日在劳山、榆林桥先后发动两次重大战役并取得胜利，重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击毙一一。师师长何立中，俘一。七师三二。团团长高福源。劳山战役胜利后，在清理战利品时，从敌人文电中得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到甘肃通渭的静宁地区，有进入陕北的迹象，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即确定部队继续南下攻打富县、洛川，牵制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2）西北红军的英勇作战，向中共中央告知了西北根据地存在的信息。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的存在中共中央早已知晓。根据地创建初期，中共陕西省委、陕北特委向中央就有报告，并不断得到指示。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与中央联系中断。时任省委委员的贾拓夫到上海分别向中央驻北方代表、上海中央局汇报了情况。随后，贾拓夫到达江西瑞金，参加了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1934年6月，贾拓夫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贾拓夫随军出发。遵义会议后，贾拓夫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在此期间，贾拓夫也向有关方面介绍了陕西党组织和根据地的情况，由于时隔两年，信息不通，近况难以预料。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21日，毛泽东从在哈达铺找到的《大公41芰》上得知，“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万，赤军者二万”，“匪军长刘志丹辖三师，枪有万余”，“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大公报》无意间的报道，实际上告知了西北根据地的存在和红军力量的强大，成为中央红军落脚的向导。这些看来过时的消息，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极大重视，多次找贾拓夫询问情况。贾拓夫向毛泽东和中央汇报了1933年7月前陕西党组织和红军及根据地的情况，并建议中央去陕北①。毛泽东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形势报告，强调“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并号召“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不远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④。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小学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的意见，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①。这次会议所作的重大决策，不仅为红军找到了一个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同时也确立了领导全国革命的根据地，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之，贾拓夫作为红军陕甘支队的向导，留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随时向中央提供陕甘地区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了红军的行动方针，佯攻天水，北渡渭河，避敌主力，迅速北上。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吴起镇。从此，西北根据地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新时期。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贾拓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毛泽东的足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3．壮大了红军力量，迎接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及中共中央机关到达吴起镇时仅有8000多人，西北红军（包括红二十五军）及地方游击队达9000人（游击队4000多人）。三支红军的会合，壮大了力量。11月6日，中共中央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全军11000余人。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为了巩固和扩大红军与西北根据地，党中央于1935年12月后，陆续将西北根据地的地方游击队整编组成红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和神府独立师、关中独立师。1936年，中共中央先后组织了东征、西征战役，是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两次重大军事行动，编人红一方面军的西北红军英勇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1936年10月，在西北根据地军民的大力支持下，红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静宁胜利会师，为迎接全民族抗日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仅存的一块完整的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创建的武装力量，在祖国大江南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错误和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遭受严重损失，白区组织几乎损失100％；苏区除西北根据地外，均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被迫先后撤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正如毛泽东所说“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西北根据地军民在刘志丹等的领导下，正确领会毛泽东思想，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独立自主地领导军民不断粉碎蒋介石军队的“围剿”，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先后建立了几十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唯一坚持下来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

        中共中央到陕北后，在其直接领导下，西北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支援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地人民千方百计筹集军粮、军费，踊跃参军参战，各方动员做好战地勤务工作。节衣缩食，支援红军作战，成为根据地人民群众欢迎中央红军的实际行动。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在中央红军刚进入根据地时就完成筹集970余石粮食的任务。赤源县在1935年12月26日前筹款16000元。为扩大红军，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苏维埃干部带头参军，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参军的动人景象随处可见。富县组建了一个团，整建制编人红二十九军。直罗镇战役时，富县和中宜县苏维埃政府组织了数百副担架转送伤员和军用物资。中央红军到陕北时，已近初冬，缺衣少鞋，根据地妇女夜以继日缝衣做鞋，截至1936年3月，陕北省群众做军鞋8486双，袜子553双。延川县在4天内赶制军服3000套。一些地方妇女还组织洗衣队、缝补班，为红军伤病员服务。西北根据地地处偏僻，土瘠人贫，人民生活十分艰难困苦，突然增加万余人的用度，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配合，保证了中央和红军的衣食用度，为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毛泽东1945年4月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所指出的，“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

        5．西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策源地和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地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西北根据地，审时度势，正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及时提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和扩大红军力量的方针，并经过与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多次谈判，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逼蒋抗日的合作局面。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积极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实现二次合作。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经过多次艰苦的谈判，终于实现了两党二次合作，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因此，西北根据地是国共二次合作的策源地，土地革命战争的终结地，八路军东征抗日的出发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从此西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毛泽东、中共中央在这里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科学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形成了举世闻名的毛泽东思想和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

        6．长期革命实践，使西北根据地形成了坚强的领导集体，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批著名的领导人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始终坚持武装斗争，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正确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开创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著名领导人。

        在西北根据地的探索阶段（1927年9月至1931年秋）。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先后发动和组织了清涧、渭华、渭北、旬邑等几次大的武装起义，并在地方军阀部队中开展艰苦卓绝的兵运工作，几经磨难，终归失败。但是，积累了经验、教训。刘志丹等不再依靠在国民党军队中招兵买马，而是逐步吸收党员和进步青年，改造非法武装，组织自己的游击队，1931年9月终于建立了南梁游击队。锻炼了谢子长、刘志丹、汪锋、阎揆要、潘自力、黄子文等一批领导人。

        在西北根据地的初创阶段（1931年秋至1932年9月）。刘志丹、马锡五等吸取教训，不等不靠，独立自主地在陕甘边界地区开展兵运，吸收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地方非法武装中进行建党建军，1931年9月终于建立了由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同月，阎红彦、黄子文、拓克宽、吴岱峰等领导的晋西游击队来到陕北，在陕北特委领导下，吸收保商武装和进步青年，组成陕北游击支队，于1931年10月下旬来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并相继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和陕甘游击队，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首次在陕甘边界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后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受“左”倾错误干扰，盲目蛮干，急于求成，对游击队在政治上进行指责，追查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随意撤换领导；军事上死拼硬守，导致王朗坡、五顷原、三嘉原三战皆败。严酷的现实，迫使根据地中心东移。但是在此阶段，形成了以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并不断成熟。这其间，中共组织在陕甘边界，尤其是在陇东，发动了十多次武装起义。如：1932年4月习仲勋、刘林圃领导的两当起义，5月谢子长、焦维炽领导的靖远起义，7月杨林、高鹏飞发动的西华池起义，8月卢松轩、赵丕烈发动的定西峻蠛口起义，10月李艮、李华锋领导的平凉蒿店起义等。起义部队先后建立了陕甘游击队第五、第四、第一、第二、第三、论第七游击支队及第1大队和人民革命军。这些起义虽然没有达到与陕甘游击队会合的目的，就被国民党当局打散，但它扩大了共产党和陕甘边红军的影响，为党锻炼了一批优秀干部。

        在西北根据地的发展阶段（1932年9月至1933年10月）。1932年9月，陕甘游击队袭击耀县照金获胜，派习仲勋、李妙斋在此发动群众，开辟地方工作。年底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次年先后建立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党政军机构设立完备，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这其间在刘志丹、金理科、秦武山、王世泰、李妙斋、习仲勋、黄子文、吴岱峰等的领导下，红军和游击队不断扩大，照金附近的区、乡、村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集市贸易，设立医院、被服厂、枪械修理所以及监狱。根据地范围不断扩大，横跨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四县边界，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由于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无视客观实际，拒绝刘志丹等的正确意见，强令部队南下渭华，导致兵败秦岭。在此危急时刻，王泰吉率领起义后改编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黄子祥、杨森率领由渭北游击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陈学鼎、张邙英领导的耀县游击队来到照金，壮大了苏区的力量，缓解了危机。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领导上述三支武装转入外线作战，连获胜利。10月上旬，刘志丹等一批南下幸存指战员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到后任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随主力红军出征陇东。此时，国民党当局乘机攻陷照金。这一阶段，逐步形成了以刘志丹、金理科、秦武山、王世泰、李妙斋、习仲勋、黄子文、吴岱峰、汪锋、王泰吉、高岗、黄子祥、杨森、陈学鼎、张邦英、高锦纯、刘约三、朱子修、王兆相、康健民、黄罗斌、牛钢等为骨干的领导集体。

        在西北根据地的成熟阶段（1933年11月至1935年2月）。1933年11月，随军北上的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成立红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后刘志丹、杨森接任），高岗为政委（杨森、张秀山、谢子长先后接任），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为政治部主任（后龚逢春接任）。师党委书记先后为杨森、张秀山。全师先后辖五个团，王世泰、李映南、黄罗斌、黄子祥、陈国栋、张仲良、刘景范、胡彦英、赵国卿、高锦纯、郭宝珊、任浪花等任团长或政委，并设立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习仲勋、吴岱峰兼任领导。杨琪、张明吾、王安民、朱志清等任地方武装领导。1934年2月，再次选举产生了边区革命委员会（11月改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主席。4月恢复了边区特委，张秀山、惠子俊先后任书记，建立了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这其间，陕甘边根据地在刘志丹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7月陕甘边根据地与上级联系中断），提出了一整套符合陕甘边苏区发展的军事、统战方针和土地分配、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政策，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阶段，军事斗争不断胜利，根据地面积越来越大，建立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等十几个苏维埃县治。在苏区中心进行土地分配，边缘区域实行打土豪、分财物的政策。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与民生息的政策，经营红军公田，军政人员实行供给制，待遇平等；开设集市，发行货币，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创办红军干部学校，培养军政干部。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刘志丹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逐步形成，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得到锻炼，一批核心领导脱颖而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黄子文、王泰吉、杨森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西北根据地的鼎盛阶段（1935年2月至1937年9月）。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周家峻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工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副主席高岗。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与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仍然存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建立，标志着由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构成的西北根据地的形成。从1935年2月开始，到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历时两年八个月。其管辖区域东临黄河，’西至六盘山下，北起古长城，南至黄龙山，先后建立有53个苏维埃县治。此两年八个月，因组织领导名称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西北工委领导时期（1935年2月至9月16日），二是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领导时期（1935年9月16日至11月），三是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领导时期（1935年11月至1937年9月）。

        在西北工委领导时期，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师长杨森，政委张秀山）、红二十七军（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转战在陕北的广大区域，解放了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西北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经过长期革命实践，以刘志丹为核心的西北根据地领导集体形成，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迅速成长起来（习仲勋、崔田夫、马明方、高岗、杨森、张秀山、杨琪、张达志、张邦英、马文瑞、贺晋年），担负着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正当刘志丹组织力量反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并取得初步胜利之际，1935年9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陕根据地来到西北根据地永坪镇，与西北红军会师。从此西北苏区进入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领导时期。根据中共北方代表的指示，先期到达西北苏区的朱理治、聂洪钧即与程子华（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红二十五军军长）组成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17日，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召开西北工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和军队主要领导人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改组西北军委（书记聂洪钧），三支红军组建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这一时期，红十五军团先后发动了劳山和榆林桥两次战役，使进攻西北苏区的东北军遭受重创。但在此期间，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在西北苏区开展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惠子俊、杨琪、刘景范、马文瑞、张仲良、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张文舟、李启明、高朗亭、赵启明等一大批原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捕，200多党员和干部被当做“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而错杀。这是“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在西北苏区恶性膨胀的产物，使根据地处于恐怖状态，军心不稳，民心不安，以致发生反水叛乱事件，而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日甚一日，西北根据地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在这危急存亡之际，10月19日，中共中央带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了解了情况后，迅速制止了错误“肃反”，释放了被捕干部。11月初中央政治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设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新的西北军委，领导西北根据地党政军工作，直至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在第二个时期的两个月里，西北根据地的领导遭受到党内错误的迫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使他们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从此以后，他们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事业转战南北，血洒疆场；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们中涌现出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一批军事家，习仲勋、高岗、马文瑞、汪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特点

        西北根据地从探索、初创、发展、成熟到鼎盛，经历了中国革命发展历史上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全过程，既有根据地建设的共性，也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

        1．在全国工农革命武装中最早设立政治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随即大江南北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工农革命武装纷纷建立。但是，不论是1927年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还是1928年组织的弋（阳）横（峰）起义、黄麻起义、桑植起义、平江起义，在起义后普遍建立的工农革命军，均沿袭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工作制度，设立党代表。唯独1928年5月在党领导的渭华起义中建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学习苏联军队政治工作体制，设立了政治委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及早期红军中，政治委员的设立已到1929年9月后㈨。因此，完全可以说，西北工农革命军开人民军队设立政治委员的先河。

        2．发展革命武装的独特的陕甘模式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依靠军队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武装的南昌起义，有依靠农民（也有极少数工人）和军队起义的秋收起义，也有军队、农民、工人联合起来的广州起义，还有单纯组织农民起义的弋（阳）横（峰）起义。同样，陕甘地区党的组织也领导了各种方式的起义，有在军队中组织的清涧起义，有军队和农民参加的渭华起义，有单纯农民参加的三原和旬邑、淳化等起义，也有1932年陇东地区发生的军队起义。这些起义，有些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客观条件不具备，结果归于失败；有些由于主观指导上失误，最后遭到挫折。经过这些起义，刘志丹、谢子长、马锡五、黄子文等开始认识到，依靠在旧军队中发动起义、招兵买马出路不大，要到农村、山区去，依靠扩大党员，发动群众，并改造非法武装，建立自己的力量，形成游击队、正规红军。在陕甘模式的指导下，1931年9月才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南梁游击队，并不断发展壮大，形成强大的红军，创建了陕甘根据地，最后形成西北根据地。

        3．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坚持团结、包容的原则

        在西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过程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始终以党的利益、革命的大局为重，坚持五湖四海，团结、包容的原则，不搞宗派，不搞小团体，使革命队伍愈来愈强，根据地越来越大、越巩固。1931年秋，在陇东南梁游击队迎来了从晋西、陕北辗转而来的陕北游击支队，并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3年夏，在耀县又与陕北游击队一支队会合，帮助其发展，在干部、武器上给予配备，条件好后让重返陕北；同年秋，在渭北根据地丧失后，黄子祥带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四团）、王泰吉率领受到严重挫折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来到照金苏区，受到根据地军民的欢迎。在陈家坡会议上，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顾全大局，推举刚恢复党籍的王泰吉担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从秦岭山返回后担任参谋长，并没因为王在渭华起义时是自己的下级而有怨言。恢复红四十二师时，刘仍然推举王任师长，直到王离任后才接替师长一职。1934年7月，谢子长等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陕甘边区的领导没有因为隶属关系的不同不予支持，而是热烈欢迎，给予武器、给养装备。在阎家洼子会议上，陕甘边领导同志置北方局的错误指责于不顾，让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并带领红三团北上，协助陕北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11月，活动于黄龙山的地方武装郭宝珊营起义，受到西北红军的欢迎和信任。1935年8月，西北工委得知红二十五军即将到西北苏区的消息，专门作出《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来到永坪镇，受到西北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在永坪联席会议上，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参谋长戴季英），三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明方、崔田民、崔田夫、张秀山、黄子文等被排斥在主要领导岗位之外。但是，具有崇高理想和信念的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不计个人地位、名誉，顾全大局，同外来干部合作共事，忘我工作。劳山战役后，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在“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的干扰下，开展了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一批原陕甘边苏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杀害了军队营以上、地方县级以上干部200多人。直到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后，刘志丹等一批未遭杀害的干部才得以自由。刘志丹等获释后顾全大局，不计较政治上未得到彻底平反、组织上职位安排过低的不公正待遇，仍然浴血奋战，辛勤工作，甚至付出生命。他们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坚持团结、包容的原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高尚情操，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此外，西北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建立根据地时间最长的一个完整的根据地。西北根据地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虽然名称几经变化，但党政军机构一直完整地延续到新中国建立。这在全国独一无二，是其他根据地无可比拟的。

        今天，我们纪念陕甘边根据地建立75周年，研究这段辉煌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就是要继承先辈们坚强的信念、崇高的理想，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学习先辈们尊重客观实际、敢为人先、实事求是的思想品德；就是要学习先辈们团结进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操，为建设文明、富裕的新西部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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