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科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位狂想家能象苏联育种和遗传学头号权威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获得那么高的名声、那么多的吹捧和那么大的权力。克里姆林宫不仅把他的观点奉为教条，而且把他在苏联的反对者，一个一个地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清除了。有些人死在集中营里，有些人失踪了。有少数几个人仍在工作，但却转入生物学的其他领域。

        这种愚蠢行为，这种有计划毁灭一门科学的行为，其原因究竟何在呢？尽管这种做法毫无道理可说，但如果我们对有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和李森科奇迹般发迹之前的一些重要事情做一番了解，那么就会更加明白了。

        故事要从十八世纪的法国科学家让·拉马克谈起。拉马克被称为“进化论之父”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的著作是在达尔文的著作之前半个世纪发表的，缺少足够的事实来说服他的同行，但他有一个伟大的观点，即植物和动物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缓慢进化而成的。拉马克认为，进化的过程是通过特性的遗传，而这些特性是物体在适应环境中形成的。

        对这种“获得性状的遗传”，经典的解释是拉马克关于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变长的说明。长颈鹿生活在只能靠吃树叶生存的地区，而树叶却高高地长在树上。它们伸长了脖子去够树叶。这种伸脖于的动作，和这种动作的欲望，以某种方式传那么一只雄性长颈鹿脖子伸长的特性，应以某种方式传给这只长颈鹿的精子。而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事实上，许多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的机体，就象指甲一样，只不过是从身体中分泌出来的死物质，蝴蝶的翅膀就是一例。用这种无生命的组织去影响这种昆虫的基因，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

        人们已作了很多试验来检验拉马克的理论。所有试验的结果都否定了这一理论。相反，在各种杂志上报道的、经过全世界遗传学家严格检验过的数以万计的试验，已排除了许多合理的疑问，证明基因变异理论的正确性。对带有基因的染色体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研究。近年来，电子显微镜已经能够观察到可能是基因本身的东西。

        尽管自然选择的证据迅速增加，但拉马克仍不乏忠实的信徒。在达尔文时期，英国讽刺作家塞缪尔·巴特勒写了6本书来捍卫拉马克，并激烈攻击达尔文。后来，乔治·萧伯纳又操起了巴特勒的大棒。在法国，拉马克的主张比在英国或德国存在时间都长，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发现拉马克的理论正适合他的“创造进化论”的概念。他和萧伯纳都是“活力论者”，他们认为促使进化的是一种创造的“生命力”，表现为生物体进行不懈斗争来改善自己。在美国，本世纪初出现了一大批新拉马克主义者，其中最杰出的是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

        所有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反对达尔文是因为他们感到，按照他的理论，自由意志和个人努力就没有起作用的可能了。自然选择似乎是一种盲目的、无目的的斗争，在斗争中取得的进步，几乎象是在事后才偶然想到的。正统的基督教徒反对进化论，因为在他们看来，进化论比《创世纪》中的故事来，是一种枯燥无味、空兜圈子、浪费精力的作法。同样，新拉马克主义者认为，自然选择说比起获得性状遗传说来，也是一种枯燥无味、空兜圈子、浪费精力的作法。一个动物所作的任何微小的努力都会遗传给他的后代，这种想法确实对人们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它认为每个个人都能直接参与进化过程。兔子越是努力地跑，它的子孙就能跑得更快。人越是使用脑子，他的孩子的脑子就越好使。

        拉马克主义很容易便与唯心主义结合起来，认为全部创造活动都是以不断向上的奋斗来完成上帝的宏伟计划。同样，它也很容易与一种强调建设理想世界的政治学说结合起来。拉马克主义在这方面有一位最有辩才的辩护士，那就是维也纳的生物学家，社会主义者保罗·卡麦雷。他的《获得性之遗传》一书，在1924年译成了英文。我们可以摘录其中一段。它生动地表达了拉马克主义对具有社会觉悟的人的强烈的吸引力。

        卡麦雷写道：“如果象大多数当代博物学家所坚决主张的那样，获得性状不能遗传，那么，真正的生物进化就成为不可能的了。人们徒劳无益地活着，白白受苦。无论他在生命过程中获得了什么，也会和他一起死亡。他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如果获得性状可以偶然遗传的话，那么事情就明白了，我们并非毫无例外地都是受过去束缚的奴隶——徒劳地去挣脱枷锁的奴隶——而会成为掌握我们未来的主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能在一定程度上甩掉自己身上的沉重负担，登上越来越向高级发展的阶梯。教育和文明、卫生和社会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就不单造福于个人，因为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以至每一种思想，都会给下一代打上烙印。”

        “卡麦雷负责进行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实验室试验，似乎证实了拉马克的观点。凭借这些试验的结果，他在1925年被莫斯科大学聘为教授。当时，苏联园艺学家米丘林的拉马克主义观点正在盛行。然而，卡麦雷在苏就职不久，人们便发现他的一些动物标本是精心伪造的。卡麦雷否认这一切，并将此事归咎于他的一个助手。谁也不相信他。他立下遗嘱，把自己的宝贵藏书赠给莫斯科大学；把自己的尸体赠给维也纳的一所解剖学校，然后用左轮手枪自杀了。他是最后一个拉马克主义者。他的著作和实验，至少有一段时间是享有权威之名的。

        虽然拉马克主义在全世界日益丧失威信，它却在苏联开始盛行。有一部赞扬卡麦雷的俄国影片，其中把伪造标本的事归咎于反动的资产阶级敌人。尽管如此，许多俄国生物学家继续卓有成效地探索孟德尔的基因变异说（这样称呼是因为奥地利神父孟德尔首创此说），直到三十年代末期，孟德尔主义才被苏联共产党贴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标签。从此，事态便急转直下了。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h.J.穆勒，作为高级遗传学家，曾在莫斯科遗传学研究所工作过四年（1933～1937年）。他在1948年12月4日和11日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两篇论李森科主义的权威性文章。下面摘录的一段话，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发生的情况。

        穆勒写道：“1933年前后，遗传学家切特维里科夫、费里和埃弗罗伊姆森分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列维茨基则被关进了欧洲北极地区的一个劳动营。……1936年，据传共产党员遗传学家阿戈尔被加上遗传学中“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的罪名，接着便被处死了。……著名的遗传学家，如卡尔皮钦科、柯尔左夫、谢列布罗夫斯基和列维茨基等人的真正死因，则无从得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1936年起苏联各级遗传学家都生活在恐怖之中。那些没有被监禁、流放或处决的人，多数被强迫去于别的专业。被留在实验室的人，绝大多数不得不改变研究方向，以便表明他们正努力证明官方批准的反科学观点的正确性。在战争临近结束前的混乱时期，一些人逃往西方。不过，虽然如此，仍然有少数几个人继续从事工作，以便做做样子，证明苏联还有一些遗传学家在工作。”

        穆勒评论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清洗的遗传学家绝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完全忠诚可靠的。许多人甚至是苏联制度和领导的热情维护者。这是笔者通过与这些人亲身接触而了解的。’

        1936年，堪称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所之一的医学——遗传学研究所受到《真理报》的攻击，随后便关闭了。研究所的创建者所罗门·列维特公开承认他犯了孟德尔主义的错误，以后便无声无息了。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和受到尊敬的俄国最卓越的遗传学家h.и. 瓦维洛夫所担任的许多职务均被撤掉，并被指控为英国间谍。他于1942年死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劳动营中，直到几年以后，国外的生物学家才得知他的情况。穆勒写道：“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而这个人……毫无疑问为苏联农业中遗传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世界上谁也没有象他那样为一个国家作出那么大的贡献。”

        在俄国举行了若干次会议，大概是讨论争辩中涉及的问题。在这些会议上，为米丘林（拉马克主义者）观点辩护的头号人物是特罗菲姆·李森科。此人以前是农民，曾任植物育种员，在党的扶持下步步高升。1948年的会议，标志着李森科的决定性胜利。在1948年的会议上，他作了12000字的激烈演说。为孟德尔思想辩护的人受到了野蛮的攻击，说他们是反动的、堕落的，跪倒在西方资本主义面前，是苏联人民的敌人。在会议闭幕时，李森科顺便提到他的讲话已得到苏共中央的批准。

        李森科的讲话经过批准，自然意味着米丘林主义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使它成为党在生物学方面的路线。从此，要提反对它的证据，甚至暗地里同情孟德尔的观点都是不可能的事广。少数几个斗胆反对过李森科观点的科学家，一个一个写了公开信，作出沉痛的检讨，赞扬党的英明指导并保证改正自己的错误。穆勒教授写道，由已故的瓦维洛夫的兄弟领导的科学院“遵从党的命令，撤了苏联最伟大的生理学家奥尔别科、苏联最伟大的形态学学者什马尔豪森，和剩下的一个最优秀的遗传学家杜比宁等人的一切职务。因作过令人钦佩的研究工作而闻名的杜比宁实验室被封闭了。”

        李森科的荣誉与日俱增。他取代了他的对手瓦维洛夫的所有重要职务。他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被授予列宁勋章，并成为苏联英雄。他一度担任过最高苏维埃副主席。

        李森科表现了那些妄想偏执狂人的几乎一切主要特征。他极端利己，异想天开，对敌对者充满仇恨，对科学方法则一窍不通。朱利安·赫得黎在他1949年出版的优秀著作《东西方的遗传》一书中写道：“李森科只能说是一个文盲。我使用这个字眼是说，没办法同他在科学基础上讨论问题。……有时他似乎对有关的科学事实和原理一无所知；有时他错误地加以理解；有时歪曲它们；有时他用自己的信仰强词夺理地乏对它们。”

        穆勒教授认为，“李森科的文章在理论路线上纯粹是胡说八道。显然，他既不懂什么是有控制的实验，也不懂在遗传学初等课程中所讲授的那些已经肯定的遗传学原理。”

        下面是赫肯黎引用另一位重要的遗传学家S.C. 哈兰教授的类似看法。“1933年，……我在奥德萨见到李森科，和他谈了几个小时，并观察了他的实际工作。非常明显，李森科对植物生理学和遗传学的基本原理无知到惊人的地步。”

        赫告黎认为，李森科的观点如此含混模糊，简直不能称之为理论。这些观点从头到尾是照搬政治条文。对基因的存在完全否定。孟德尔主义者当然就是“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并不存在。遗传是由机体的每一质点来传导的。如果把一种植物突然置于一个新的环境条件下，它的遗传就会受到“破坏”（如同一场政治革命一样）。这种破坏有点象电休克疗法。它使得植物对变化有特殊的适应性。新的环境使植物内部产生了所需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会永久地传给各代。

        可惜，在苏联以外的科学家们设法重复李森科的实验，很少能得出同样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李森科不公布足够的数据，因而对他的实验无法评价或者重复。他的有些实验无疑是成功的，但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用孟德尔的理论加以解释。也许李森科不大懂得遗传理论，因而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几乎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以保证实验是在有控制的情况下进行。例如，他想在新的条件下栽种某一植物。但却不保证这种植物的品种是否“纯”（即防止这种品种中含有各种各样的隐性基出），新的植物自然就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差异。李森科想象这些差异就是由于新的环境直接造成的。他挑选出个别似乎“适应性”最强的植物，其实他这样做是自然而然，也是不知不觉地在进行孟德尔的基本选择过程的试验，原来的不纯品种内存在的基因遂在这个过程中显现出来。

        要防止出现这种孟德尔主义的结果，唯一办法是采用在遗法方而纯净的品种。但要想得到这样的品种，需要进行近亲繁殖。而这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由于李森科不相信这一作用过程，自然也就不想干这种浪费时间的事。当然，也没有别的苏联生物学家想进行这种也许会对已被宣布正确的尔西提出疑问的实验。人们对发生在瓦维洛夫和其他孟德尔主义者身上的事情记忆犹新。

        现代遗传学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将统计方法应用于育种试验得出的不同类型。实际上这是不可缺少的。但李森科不相信“机遇”，因此反对应用统计方法。他叫嚷说，米丘林不需要统计学，为什么他需要呢？拒绝使用这一重要的科学工具，是俄国以外的遗传学家极难判断李森科宣布得到的结果是否正确的另一个原因。

        李森科保证能得到的结果，有很多根本没有实现。有一次，瓦维洛夫犯了一个错误，他说培育一种小麦改良品种至少需要五年。而当时李森科却响亮地宣布，用他的方法，不出两年即可培育出这种小麦。于是瓦维洛夫被指控为破坏国家建设。穆勒写道，“不用说，李森科的许诺并未兑现。”

        这就自然地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总是无视现代遗传学的所有积极成就呢？为什么它退回到已被人们抛弃了的拉马克的观点呢？而用赫肯黎的话来说，拉马克的观点“只不过是蛊惑人的魔术的残余而已”。用穆勒的话来说，则“恰似相信地球是扁平的那种迷信一样。”

        人们只能猜测其中原因。孟德尔是天主教徒，纳粹党人又错误地用他的观点来证明雅利安人是优秀民族的理论，不过这可能是无足轻重的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是，李森科为抛弃资本主义敌人的“外国”科学和赞扬纯粹的俄国“科学”开创了一个方便的途径。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苏联领导人怀疑孟德尔的理论，因为对他们来说，它太深奥难懂了。也许他们觉得，只要实际结果可以使粮食增产，那么就应当把一种较简单的理论教给苏联农民。确实，俄国农业相当落后，只要进行简单的杂交，辅之以初步的选种工作和改进耕作方法，就会取得又多又快的进步。只要李森科坚持埋头搞杂交，他就很可能培育出有用的变种。他的成就虽然是用米丘林学说的词句来加以解释的，但实际起作用的是孟德尔的定律。

        也许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如前所述，拉马克主义完全适合人们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心理。而按照孟德尔的理论，进化是以偶然的、无目的的变异来进行的一个缓慢过程。总的结果是进步，但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并不能感觉到本身的改进会直接遗传给下一代。李森科主义则提出了一种更能马上吸引人的看法。人类变得有适应性了，可以由于新的条件和个人努力而很快发生变化。可以教给俄国儿童，革命已经“破坏”了苏联人民的遗传结构：在新的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将会是一个更好的种族。这样就为一种新型的种族主义提供了基础。

        没有比指责孟德尔遗传学是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更不符合事实的了。变异说将进化论置于坚实的物质基础——即基因——之上，而且它的各项定律是过去50年来经过认真的实验研究的结果。倒是苏联的观点充满了形而上学。正如穆勒教授所写的，它“包含着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神秘的‘完善原理’，一种在生物基本构成方面的预见力。”人们会想起歌德在植物学方面类似的形而上学观点。这位伟大的德国诗人曾花了几个月时间，长途跋涉于西西里岛，努力寻找一种“原型植物”。他相信所有别的植物都是受环境的影响从这种“理想的”植物蜕变而来的。

        实际上，关于孟德尔的争论丝毫不涉及宗教、哲学或政治信仰。有神论者可以认为进化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他也可以把偶然的变异看作是实现上帝的进化计划的方法之一。不管进化的作用过程如何，结果都是一样。为什么上帝不能采用他所希望采用的任何方法呢？偶然变异（环境对其有影响作用）完全可以象任何其他工具一样，被看成是表现神的意志的一种工具，即生命力的表现。在上面的表述中，用“自然”或“辩证唯物主义”来代替上帝，论点仍然不会改变。

        同样，要求建立一个新社会这样的感情，完全可以同孟德尔主义的思想成功地结合起来，就象同已过时的拉马克主义观点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样，事实上远不止这样。穆勒在莫斯科时写了一本书，叫做《走出黑夜》。他在书中指出：一旦一种文化达到了可使其全体公民都享受到同等的环境条件，就有可能运用现代孟德尔主义的方法迅速提高大众的健康和知识水平。苏联人不同意这本书的观点。穆勒现为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用赫晋黎的话说，他“也许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有能力，而且无疑也是最全面的遗传学家”。在苏联生物学家看来，他在为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效劳，是世界上走入歧途最远的科学家之一。

        当然，关于李森科主义，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一个伟大的文化，竟然使科学真理从属于政治控制。德国把一些发疯的人类学家的理论提高到正式国学的地位，开了这种政策的先例。这些例子和伽利略的发现因与国家的正统学说相违背而被拒绝的情况，原则上并无二致。事实上，苏联的一些孟德尔派学者的“认罪书”中每一句悲痛的话，和伽利略那篇出于一个受到打击，已经精疲力竭，但求免遭一死的人之手的著名的“认罪书”，如出一辙。

        李森科主义的崛起给西方世界上了一堂富有戏剧性的实例教学课。幸运的是，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罪过还不是特别严重。诚然，田纳西州的斯科普斯审判案是乔治·普赖斯观点的一次胜利。诚然，山于各政府机构和大公司的要求，研究工作受到了控制，因为只有这些机构和公司才能给所需要的那些庞大的实验室提供经费。诚然，闭目塞听的政治家们为了确保政府研究项目的安全，并把某些基本的工作方面列入“保密”范围，这些过分的热情已使我们的战争努力和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两个方面都削弱了。

        但一般说来，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相比，美国的科学是比较自由的，虽然“圣经地带”的原教旨主义者仍旧读着他们那些枯燥无味的谴责达尔文的文章，但未发现任何科学权威或卓越人物是原教旨主义者。只有南方儿个州还有禁止讲授进化论的法律，但即使在这些州，高等学校也总是躲开这些法律。上千所大学和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他们自己选择的项目中不受限制地发挥着自己的才智。即便是在绝密的战争研究工作中，也决不可能想象：总统或国会会作出一项关于科学理论的决议，凡对此持异议者均将被撤职。

        我们希望李森科在俄国的成功，将对今后许多代人起一种告诫作用，让世人记住：如果一些无知的政治领导人认为自己有能力裁决科学争论的话，科学将会多么迅速而轻易地遭到破坏。

        （附记）李森科后来倒台的经过大致如下：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真理报》发表了李森科对斯大林的“颂扬文章”，其中透露斯大林曾参与准备李森科1948年的著名讲话。

        1954年，赫鲁晓夫的讲话和以后的儿家官方党报严厉谴责学森科，说他是“科学的垄断者”、“学术界的阴谋家”，压制一切与他相对立的理论，指控他对苏联农业并没有作出实际贡献。

        为了挽回威信，李森科作了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他戏剧性地宣布苏联农学家捷连季·马尔采夫的一次惊人的农业新发现。事实证明，这项“新”发现与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爱德华·福克纳的两本书《庄稼汉的愚蠢行为》（1943年）和《第二次观察》（1947年）中提出的观点一模一样。根据福克纳十分值得怀疑的文章，用圆盘耙松土以代替用普通的犁翻耕土地，粮食产量会大幅度增加。李森科的这项宣布没有多大效果。在1956年，他辞去了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在他辞职前不久。农业科学院下令出版了李森科的老对手瓦维洛夫的著作（瓦维洛夫在李森科取代他出任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后，死于西伯利亚流放中）。虽然这预示着恢复孟德尔主义，但当时还不大可能这么说。到目前为止，所有对李森科观点的批判，虽然和西方的批判一模一样，但却说他是“歪曲”了米丘林主义！亚伯拉罕·布伦伯格在1954年8月9日《新领袖》周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李森科倒台的文章中曾预言；“如果孟德尔的遗传学能还其本来面目的话，那也将是偷偷地，不事宣扬地，通过恢复米丘林主义本来面目这个后门来进行。”

        目前，在苏联生物学中毕竟有一股清新的微风在吹拂。但今后这股风将变强还是变弱，人们还不愿贸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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