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晚上维克利先生到内地去接管战后遗留在布鲁姆方亭堡的一批海军弹药去了。没有派分遣队随维克利先生同去。他是被单独派走的—独自为一单位—他自己。”

        这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吹起一串刺耳的口哨。皮克罗夫特说：“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跟他一同上岸，他要我陪他穿过车站，他的牙碰得卡嗒卡嗒响，可他似乎挺高兴。

        “他说：‘你知道吗？菲里斯马戏团明晚在沃西斯特演出。我能赶上再去看一场。’他还说，‘你对我一直很耐心。’

        “我说，‘你瞧，维克利，这件事我可实在是腻了。你自作自受吧。我啥也不打听了。’

        “他说：‘得了！你还有啥话说？——你只是看戏罢了。我才是戏中人呢。’他又说：‘不过这也没啥关系了，’他说。‘分手前我只和你说一句话，记住，’他说，——我们走到了将军的花园门口——‘记住，我可不是杀人犯，我那合法老婆是我离家六个星期后坐月子时死的，’他说，‘起码在这件事上我是清白的。’

        “我说：‘后来你都干了些什么？后来怎么样了？’

        “他说：‘后来，一切归于宁静，’他和我握握手，就进了西蒙斯镇车站，牙齿仍然卡嗒卡嗒作响。”

        我问皮克罗夫特：“他去沃西斯特看巴瑟斯特太大没有？”

        “不知道。他到布鲁姆方亭报了到，亲眼看着把弹药装上卡车，然后就不见了。走了——像你说的，开小差了——当了十八个月的兵，假如他说的他老婆的事是真的，那他就是个无牵无挂的人了。你说呢？”

        R·吉卜林《巴瑟斯特太太》（一九○四）

        此前我在讨论“悬念”时（托马斯·哈代《一双蓝色眼睛》），曾经说到女主人公最终把男主人公救出来了，至于如何救的，我只提供一个线索。对没看过这本小说的读者来说，我把“悬念”（后来会怎样？）转变成了谜或神秘（她是怎么做的？）。这两个问题是构成小说趣味性的主要因素，其历史跟小说本身一样古老。

        传统传奇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就是神秘，这种神秘主要涉及人物的出生和父母的情况，结局总是对主人公有利。十九世纪的小说情节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这种方法在今天的通俗小说中仍然很常见（在艺术性强的小说中，小说家总是滑稽模仿这种模式，如安东尼·博尔赫斯的《男人／女人》和我自己的小说《小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如狄更斯和维尔吉·柯林斯等，则把这种神秘与犯罪和不端行为联系起来，最终导致分化出一个独立的亚流派，即柯南道尔及其追随者的古典侦探小说。

        神秘的揭开就等于最终对读者疑虑的消除，是理智战胜本能、秩序战胜混乱的宣言。夏洛克·霍尔姆斯的侦探小说以及具有鲜明类似特征的西格蒙·弗洛伊德的病历都体现了这—特点。因此，无论是小说、电影或电视肥皂剧等，通俗故事中总少不了神秘这一成分。与此相反的是，注重文艺性的现代小说家对于圆满解决和幸福结局这种皆大欢喜的模式感到厌倦，因而往往在神秘中掺入一些不明确的东西，而且始终不揭开这些神秘。梅西对她周围成年人相互间的性行为究竟知道些什么？康拉德《黑暗的中心》中克兹是悲剧式英雄还是人间恶魔？约翰·弗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有数个结尾，哪个才是“真正”的？我们对这些不得而知。

        吉卜林的故事《巴瑟斯特太太》是这类文本的典范，饶有趣味的是喜爱吉卜林作品的是一大批大众型读者，他们绝大多数对书中一些构思巧妙、无法确知的神秘现象肯定会感到困惑不解甚至气恼。由于同样原因，这也说明吉卜林作为实验小说家，其自我意识和艺术性远比人们想象的高深。

        故事发生在希尔人战争刚刚结束的南非，叙述的是一个名叫维克利的英国海军士兵神秘失踪一事。维克利又名卡嗒，因为假牙安得不合适，总是发出卡嗒卡嗒的响声。有关这件失踪案的为数不多的事实是由偶然在海角沙滩附近铁路支线上相遇的四个人闲谈中慢慢铺开的。这四个人是：维克利的同船水兵皮克罗夫特、海军陆战队中士普里查德、铁路巡察胡波尔以及一个匿名的“我”，即叙述者（吉卜林本人），他交待四人邂逅的场境并转述他们交谈的内容。皮克罗夫特说维克利失踪前几天一直坚持带他反复去看一部新闻短片，这是“菲里斯马戏团”专为部队放映的旅游娱乐片的一部分。维克利反复观看的原因是其中有一位妇女在派丁顿车站走出火车厢这样—个短暂的镜头。这位妇女是个寡妇，人称巴瑟斯特太太，皮克罗夫特和普里查德两人都认识，是新西兰—家小酒店的老板娘，待人很友好。维克利显然跟她发生过不光彩的关系（尽管普里查德证实，她本人品质高尚，无可挑剔）。皮克罗夫特（或者说吉卜林本人）对这段影片的精彩描述—他第一次看电影—是对电影所作的最早的文艺性描述之—，同时也暗示出故事核心是难以捉摸的：

        然后门开了，旅客走出来，搬运工拿起行李—跟真的一样。只是—只是走得太近的时候，离我们看的地方，就走出画面了，别人都这么说……慢慢的，从两个搬运工身后—手里拎一个小兜，东瞧瞧西瞅瞅—走来了巴瑟斯特太太。隔上一万步，也能认出她那走路的样子。她直朝我们走过来，弯都不拐—她对着我们看，眼神木呆呆的，就跟普里奇说的一样。她走啊走啊，最后走出了画面—就像—就像一个影子跳到了蜡烛上一样……

        维克利看到这样的镜头后以为巴瑟斯特太太是“在到处找他”，就心神不定，最后连指挥官都惊动了，于是派他单独上岸执行一项公务，从此他再未返回。在这段节选中，皮克罗大特描述他最后见到维克利的情形，并提出了维克利失踪之谜，因为是他陪维克利上岸的。

        神秘的效果非一个简短的引语可以创造出来，因为维持神秘需要一系列暗示、线索和迷惑性资料。就《巴瑟斯特太太》一案来说，还有另一个神秘之处，即在众多令人迷惑的现象中究竟哪一个才是关键性的呢？有关四个人邂逅相遇，他们的玩笑、争论以及追忆起来的没完没了的旧闻轶事等构成的框架故事似乎比维克利的故事占的篇幅更大。本节选中明确提出了维克利失踪之谜，这在夏洛克·霍尔姆斯的小说中一般安排在开头，但实际上，本节选则安排在该书的末尾。

        正如维克利提到谋杀只是为了声明自己是清白的一样，吉卜林利用侦探小说只是为了脱离侦探小说的模式。巡察胡波尔（这—称呼可能让人误以为警长什么的）衣袋里装着一副假牙，是从内地柚木林火灾中烧死的一具尸体上发现的，现场另外还有—具尸体。这似乎是一种无可争辩的证据，证实维克利是如何送的命。胡波尔说：“假牙这种东西可是能永久保存的。所有谋杀案审判中都提到这些事情。”但到故事结尾时，他“把手从衣袋中移开—里面是空的”。这一细节描写虽有助于揭示胡波尔注重举止风度的得体，但他衣袋中空无一物这一点则象征着读者渴望解开神秘的希望落空了。即便我们对维克利的死亡确信无疑，也仍然无法解释使他走上绝路的原因；而且，第二具尸体的身份也是个谜（很多学者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辩论，并提出一些独到、有时是怪诞的解释，但所有解释都缺乏根据，难以下结论）。维克利就跟新闻短片中的巴瑟斯特太太一样，从画面中消失了，跳出了故事的框架，有关他的终极真理永远不得而知。

        吉卜林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戏弄他的读者呢？我认为理由只有一个，即《巴瑟斯特太太》一书非通常意义上的神秘故事，而是一个悲剧故事。别人转述的维克利的最后言语是引自《哈姆雷特》剧中的一句话（“一切归于宁静”）；他在早些时候说的话也带有马洛剧中人物浮士德的口气（这是地狱，但我已经置身其中），“你只是看戏罢了，我才是戏中人呢。”这些言语带有鲜明悲剧色彩。吉卜林在此（以及在别处）向世人表明，普通大众中那些说土语、牙齿不健全、地位卑贱的人反而感情深沉、欲望强烈，更具破坏性，最神秘莫测的莫过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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