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人相信超自然现象。那些更尊贵的信仰者把这称为心灵学。不过，直到上个世纪才有人作了一些尝试，要给它提供一种经过实验室试验的科学根据。这些研究包括。从明显是想入非非的探索，直到神态正常、素负声誉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这样的心理学家有杜克大学的约瑟夫·莱因博士和纽约市立学院的加德纳·墨菲。我们将在本章集中着重讨论莱因的研究，他在给予超自然力研究以科学尊严方面，作了比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的工作。

        应该不含糊地说，莱因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和本书所谈的大多数人有稍许相似之处，但显然不是一位伪科学家。他是一个非常诚挚的人，他工作认真，能力高强，不能轻易地加以抹煞，应该得到比本书这种粗略研究更为严肃的对待。本书讨论他，只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作为现代心理学中一个引起争论的新的“异端”，吸引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还因为他是一位两可的科学家的极好的例子，他的研究不能说是一时的怪念头，然而，他却是远远地处在正统科学的外缘。

        美国的多数心理学家显然都有一种很大的非理性的成见，比如说，要比英国的大得多，他们甚至对超感官精神力的可能性也要反对。作者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种偏见。读者阅读莱因的具有高度说服力的著作时，必须意识到他本人具有强烈的信念，同理，读者在读本书下面的议论时，也必须意识到本书作者的成见。

        莱因博士1895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沃特卢，但是他的童年时期大部分是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上度过的。他年轻时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两年，后来进入芝加哥大学，1922年毕业。他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并一度在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植物学。青年时期他曾想当新教牧师。就在那几年当中，他的正统信念消失了，他开始向别的方面寻找支持力量，以维系他保持至今的广泛的宗教观点。

        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和他的妻子在二十年代初听了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关于唯灵论的演讲。这次演讲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因写道，“……很明显，如果柯南道尔所相信的东西中有几分真理的话，尽管在细节上可能误入歧途，那也自有其非凡的重要性。仅仅这种可能性就是我多年来最感振奋的思想。”

        这种感情促使莱因和他的妻子长时期埋头于唯灵论的著作与实践之中。“超自然探险”一词，就是莱因用来说明这种早期探索工作的。1927年，他成为杜克大学的一名助理研究员，在威廉·麦独孤教授（原为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指导下从事各种超自然力的研究。1928年他加入杜克大学教师队伍，自1940年起担任该校心灵学实验室主任。

        莱因的第一份试验报告发表于1934年，题目是《超感官知觉》。其后又发表了《精神的新边疆》（1937）、《60年后的超感官知觉》（1940年与别人合著）、《精神王国》（1947）。他自1937年起编辑《心灵学杂忐》，这或许是科学的超自然研究史上最重要的杂志，同时他还为一些通俗杂志写了大量文章。

        莱因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提出，超感官知觉（简称ESP，包括传心术和天眼通）已经由几百万次FSP纸牌实验证明，不存在任何怀疑的余地。这些纸牌上有5种容易辨别的符号，即正方形、圆圈、十字、星形和几条波浪线。通常使用时每副25张，每种符号5张。近年来，莱因已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另一种所谓的Psi现象，他把这种现象叫做“心灵运动”，简称PK。这是精神控制物质的能力，例如借灵媒升空、信仰疗法、房中闹鬼等现象。让受试验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骰子的某一面上，用手摇或用机器掷骰子，让被试者集中精力于骰子的一面上。莱因声称骰子的这一面朝上的次数超过了机遇。

        莱因报告说，奇怪的是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都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例如，被试者和纸牌隔开很远的距离，超感官知觉仍起作用。被试者在洗牌之前就能叫出纸牌的花色次序，叫做“预知”。莱因写道，“……不论被试者是叫现在打的纸牌次序还是叫将来要打的次序，得分记录没有明显的不同。”预知现象使莱因很感头痛，因为这就很难设计一次纯粹的传心试验。受试者不是传递试验者的思想，而可能是通过预知的超常视力“看见了”试验的最后结果！由于每次试验最后必须以某种方式列表显示，因而要排除预知作用自然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

        由于超自然现象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因此就不可能用任何已知的自然理论来解释它们。莱因说，这就导至这样一种观点：至少精神的一部分是脱离物质世界的。这一事实给予灵魂、自由意志和人死后灵魂存在这些信念以支持。此外，假如超感官知党和心灵运动存在，那么在唯灵论明显的骗局和假话后面，就证实有一种真理的坚实核心。比如，莱因认为灵媒、灵应盘操作者和扶乩发出的信息，常常就是靠传心术、天眼通和预知得到的。

        莱因的著作还支持一般人认为动物有超自然能力的这种信念。他在1951年6月的《美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你的爱畜懂得你的思想吗？》。他这篇文章为上述观点提出了例证。莱因相信，弗吉尼亚州里士满有一匹名叫“女士”的专门用来窥测人意的马，就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他还讲到加利福尼亚有一只狗，嚎叫了一天，刚好在长滩发生地震时停止了嚎叫；还有一只大牧羊犬，在附近工厂爆炸炸死它主人之前钻到床下呜咽。莱因认为，在这两个例子中，狗对即将到来的事件具有预知为（参见他的文章《动物脑子的奥秘》，发表于1952年3月30日的《美国周刊》）。

        人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些惊人的报导呢？是莱因博士和他的同事们给超自然现象建立了一种合理的经验基础呢，还是以科学标准来衡量，他的研究大可怀疑呢？由于对他的研究成果有利的事例在他写的书籍和文章中比比皆是，而对他不利的事例则深藏在各种学术出版物中，因此本书将综合持怀疑态度的心理学家们提出的重要批评意见，加以概要介绍。

        对莱因最不利的事实是，能够证实他的实验结果的试验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和他一样强烈地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持怀疑态度的心理学家们也作过几百次试验，而得到的结果是相反的。莱因把这一事实归因于试验者的态度对被试者有显着的影响。如果这位科学家不相信超自然能力，那就会扰乱受试者超自然能力的微妙工力。莱因的批评者指责他是在实验控制不严密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的，而且只挑选了全部试验中的一个部分拿来发表。h.L. 肯归纳后一方面的批评（发表在1937年12月6日巴尔的摩《夕阳》报的一篇论述莱因的文章）说，“坦率地说，莱因教授是把那些猜牌连续走运的人分离出来，然后就引用那些好运气来证明他们具有神奇的能力……”

        这种所谓“选择”，并不是有意地进行的，而是微妙地、不自觉地进行的。举一个例子，让我们假定在一间教室里对100名学生进行测验，以便决定对哪些学生要进行复验。按照一般几率，这些学生当中大约有50人的成绩在平均数以上，50人的成绩在平均数以下。试验者断定，成绩好的人最可能有超自然能力，所以把他们叫去做进一步的试验。在第二次试验中，成绩低的人再次被淘汰，成绩高的人继续进行试验。最后，剩下一个人，他的成绩在连续6次或7次试验中都超过平均数。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例，这种情况是不大会有的，但是鉴于刚才描绘的选择过程，这样的情况却是意料之中的。

        一个能干的试验者自然不会象上面说的那样笨拙。这样举例不过是要说明选择的事是多么靠不住的。再举一个更好的例子，我们不妨设想全国有100位心理学教授读了莱因的著作，并决定分别对一个受试者进行试验。50位教授在分别进行的初试中没有发现超感官知觉，他们很可能感到沮丧而放弃试验，但是另外50位教授却受到鼓舞而继续试验下去。这50个人当中，更多的人在第二次试验以后又停止试验，而其余的人则将继续试验，因为他们试出了好的结果。最后，剩下了一位试验者，受试者在他面前连续作了6次或7次试验，获得了很好的成绩。不论试验者还是被试者都不关心里外99次试验的情况，因而双方都有一种强烈的错觉，以为超感官知觉是有作用的。出现这样情况的机缘本来是不大的。但是就全过程来说，这种机缘又是可能的（在爱尔兰抽彩获奖的机会甚至更少，但还是有人抽到了）。于是，试验者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寄给莱因，莱因在他的杂志上把它发表了，读者因而有了强烈的印象。

        在这一点上，人们不免要问，“如果这位试验者继续在他的受试者身上试验下去，难道他不会失望吗？”回答是会的。不过，莱因又告诉我们，受试者在他们最初取得成功以后，他们的能力几乎总是明显地减退。此外，他写道，“……试验者一次成功之后，也可能会遭到失败。有这样的情况，一些研究工作者在一次或几次试验过程中，发现有超自然能力的证据，而在后来的试验中，即使在同样的试验条件下，也不会那么顺利。这种失败，……是由于丧失原先的好奇心和最初的热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清楚地表明超自然现象是非常难以捉摸的。”人们应该补充一句，从几率来考虑问题，失败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对个人的试验成绩碰巧好或不好时，莱因也有许多“脱身之计”，利用好的成绩来支持超感官知觉，而不是用另外的使它处于不利地位。比如受试者猜中的不是那张牌（称为“靶子”），而是猜了前一张牌。这种现象叫作“前移位”。或者，他可能猜了后一张纸牌，这叫作“后移位”。越感官知觉的这种移位，甚至可能发生在前两三张或后两三张牌上！很明显，如果这些情况都可以算数的话，那么射中其中之一的可能性就会高于平均数。但是，如果算上移位也没有射中，那可能要归因于受试者的精神状态不佳。他可能对测试有顾虑，或者感到厌烦，或是被来访者弄得心烦意乱、对试验者生气、有病、疲倦、对试验有怀疑、智力商数低、神经过敏、或是在闹情绪。甚至试验者本人，如果处于这些令人遗憾的任何一种状态时，也会由于不自觉的心灵感应而干扰受试者。这一切因素都被莱因分别用来作为解释试验结果不佳的原因。据他说，在掷骰子试验中。效果不佳甚至可能是由于一个人“讨厌”某一副骰子（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在试验前还是在试验后表示他讨厌这副骰子的）。正如莱因所说，“最微妙的影响似乎都能干扰这些超自然能力的发挥。”

        当然，如果效果好，谁也不会去找“微妙的影响”了。但是如果效果降低，那就要开始寻找原因了。这当然是不难找到的。如果效果继续不佳，试验就会停止。如果效果极差，那就被认为是负的超感官知觉形式，这叫做“避靶性”。本书在前面谈到魔杖的一章里报导过亨利·格罗斯接受莱因试验时的可怜成绩。但是，最近莱因透露说（见1952年3月23日《美国周刊》），亨利根本没有失败！莱因写道，“他只是不自觉地回避。”他还补充说，“仅仅出于巧合他不会有那么多的失误。”

        “避靶性”甚至在挪骰子的试验中也可能发生。莱因写道．“在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中，转移目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一定条件下会有一种趋势，不仅避靶，而且有时会盯住靠近原来目标的靶子。我们不妨假定受试者想让骰子3点一面朝上。结果不对。但是仔细检查结果时，发现要的是4点的一面。4在某一方面靠近3，因为它是在3之后。同样，2也是靠近的，因为它是在3之前。或者掷出的是6点，这是受试者在前一次试验中想要的数字。这是一种“延迟作用”。自然，预知能力还可能使受试者掷出选作下次试验用的一个数字。有了这一套诀窍，谁还能失败呢？我自己就常常注意到，在芝加哥玩“26点游戏”时，骰子有一种令人发火的倾向，总是在你不希望出现的点子上掷出极高的比数。

        很明显，除非把所有“移位”的结果都平均计入总结果中去，那就会得到一个失真的统计结果。如果把一次试验公布出来说明受试者“射中了靶子”，而把下一次试验公布出来说明受试者击中了不是所要求的另一个靶子，那就根本不能证明什么。把全部结果合在一起看，失误的数字就接近于成功的数字。下面的话有力地表明了这个道理：“这种脱靶的现象，把成功的比率降低到平均线以下，而如果象在不少实验中常发生的那样比率一直下降，总的负差就会达到不能归因于机遇的一点。”一个赌徒会说得更简单些。他会说，他的手气常常会连着好极了，可是中间常常又会连着糟透了。

        下面是对一次超感官知觉纸牌试验的描述。“……当一个发牌人瞧纸牌时，移位既有前移也有后移，而当另一个人发牌时，就只有前移的；移一张牌还是移两张牌，这取决于试验的速度。”难怪莱因把超感官知觉说成是“难以置信地不可捉摸”，有一种“易变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因而成为一种“最变化无常的能力”。

        在评价杜克大学的试验时，除了数据选择之外，还必须注意“记录误差”。近年来在另外几所大学所作的多次试验，还证明了这样一种情况：相信超感官知觉的人容易在记录中出错，而且错误总是对于超感官知觉有利的。例如，在斯坦福大学用1000张超感官知觉纸牌做了一次试验。叫牌是由一个强烈相信超感官知觉的人记录的。根据概率，应该猜对200张牌。最后的成绩表明猜对的有229张。但是，这个人并不知道对这次试验作了正确的记录。当核对记录时，发现有46次猜中是假的。这就把成绩降低到稍微低于概率的水平。当重复这一比验，而这个人知道在做记录时，就只发现了两次错误。

        在莱因的全部研究工作中充满着记录错误的可能性。他的试验是在上百种极其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对试验条件的描述通常是很含糊的。很少明确说出谁在记录，怎样记录，或担任记录的人相信什么。只是到了后期，莱因才加强了控制，以防止这样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控制越严格，越感官知觉发现得就越少。他写道，“……煞费苦心的预防措施造成了损失。在这个领域里长期工作的试验者发现，由于试验搞得复杂、庞大和进行得缓慢，成功率受到了影响。各种预防措施本身往往使人精神不能集中。”

        总而言之。煞费苦心的预防措施干扰了受试者的超自然能力。只有试验是在漫不经心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是在对超自然能力坚信不疑的试验者的监督之下进行，越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才能被发现。虽然莱因发现许多他认为具有高度超自然能力的受试者，但是却找不出一个受试者能够向其他大学的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们证明超感官知觉。当然他对这点也有解释，但是“正统的”心理学迟迟不承认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已得到证实，这难道不令人诧异吗？

        关于莱因的掷骰子试验，克莱顿·劳森指出（见《斯卡尔恩论骰子》，1945年），要使一个转动着的骰子转到另一面（莱因说过，骰子的大小和重量不影响结果），必须有某种相当大的心灵运动推力。劳森写道，这样一种力量是很容易证明的，办法是在一个真空罐下放一只轻轻保持平衡的箭，受试者可以靠意念力使它旋转。如果说灵媒能够靠心灵运动举起沉重的桌子，那么灵媒肯定也能使这样一种简单的实验装置转动起来。劳森和斯卡尔思想知道，为什么莱因会忽略这样明显的试验，反而去搞掷骰子的试验。这种试验象猜纸牌试验一样，在易陷入统计错误和不自觉的选择这个陷井中去。

        还有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芝加哥人多年来喜欢在酒巴间和酒馆里玩“26点游戏”。从一个杯子里把10个骰手摇出来，玩骰子的人打赌，摇13次当中，某一个点子至少会出现26次。疲乏而厌倦的摇骰子姑娘，在每次摇出骰子记数时，显然井不关心摇出的是什么点子。赌钱的人则显然拼命要摇出打赌的点子。为什么年复一年这些记数单表明获胜人数的百分比恰恰是概律所允许的数字呢？人们本来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心灵运动会起很大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写道，有时不可能的事也有发生的可能；或者象查理·钱说的，“奇怪的事情偏偏就是容易发生的事情。”考虑到莱因已监督过几百万次猜纸牌和掷骰子试验，而已绝大多数试验没有采取防止记录错误的适当措施，如果他竟然没有遇上惊人的好手气，那才真是怪事呢。在一些早期的事例中，受试者甚至可能有意作假，因为他们往往是花钱请来的，而只有显示出超自然能力的受试者，才能再次受试（在一副用来试验超感官知觉的纸牌中，只要在3张牌上做点记号，比如用指甲在纸牌边上划一道印，就能使一个猜这副牌的受试者得到7以上的平均成绩）。由于把好手气作为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的证据来看，并且给偶然的和效果差的试验我出似乎合理的借口，莱因是否可能已成为一场自欺欺人的大骗局的受害者了呢？

        超感官知觉的支持者们指责正统心理学家们忽视超自然现象，对这一指责的回答只能是：那不符合事实。人们已经作了很多认真的试验，结果都是否定的。举一个突出的例子，斯坦福大学的约翰·库弗教授，作了大量经过严格控制的试验。这些试验于1917年详细发表在一本600页的著作《心灵研究试验》中。最近，莱因和其他一些人把库弗的统计表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想找出前移位和后移位等。他们坚持超感官知觉就隐藏在这些数字之中。但是其他统计学家把这看作类似于培根—莎士比亚学者们想要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挖掘出奇妙的密码信息的过程。

        尽管根据已有的证据远不足以作出结论，但是许多有才华、有声望的现代人物却已接受了超感官知觉。在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中，突出的有威廉·詹姆斯、亨利·小西克威奇、威廉·麦独孤、亨利·柏格森和汉斯·杜里舒。作家当中，可以举出柯南道尔、奥尔德斯·赫胥黎、杰拉尔德·赫德（他的《祈祷文前言》一书探讨在祈祷中充分实现超感官知觉的作用）、朱尔斯·罗曼斯、h. G. 威尔斯、莫里斯·梅特林克、吉尔伯特·默里爵士、厄普顿·辛克莱、阿瑟·凯斯特勒和其他许多人。凯斯特勒在他最近出版的《洞察力与观点》一书中，说莱因的研究掀起了一场新的“哥白尼革命”。

        听说精神分析学家方面有接受超感官知觉的强烈倾向。这可能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弗洛伊德本人曾就这个题词写了几篇文章，指出借传心术作的梦通常会走样的，算命人可能偶尔获悉当事人内心的愿望；一个在睡榻上胡思乱想的病人，可能由于与精神分析家的心灵感应而产生思想混乱。荣格和斯特克是另两位承认传心术的著名精神分析家。一些当代的弗洛伊德学派的人，象纽约市的精神分析家南多尔。福多尔，要把精神分析学与彻底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结果是怪诞绝伦。福多尔1949年出版的《寻找所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书讨论了一位母亲通过传心术对尚未出世的婴儿身心产生的影响，甚至推测胎儿的精神状态有可能通过超感官知觉传给母亲。福多尔还为古老的胎记迷信辩护，他认为母亲受惊的经历能由传心术传给孩子。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美丽女人脖子上有一块咖啡色的色斑，因为她母亲在怀孕时曾把滚烫的咖啡泼在自己身上了。”就是这个有胎记的女人却生下一双没有胎记的孪生姊妹，但是这一事实也没有使福多尔感到为难，他指出，“……我们对于双胞胎的相对感受性，还一无所知。”

        这本书是由后来出版《意念说》的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有意思的是，福多尔预见到哈伯德的许多研究成果，他也强调未遂的流产对于未出世的婴儿的思想所能产生的损害。不过，在福多尔看来，这种损害主要是由于母亲想把孩子打掉的愿望通过传心术造成的。他在该书“未出世的爱情生活”一章中，把慕男狂、色情狂和其他心理失常现象的起因，追溯到母亲的性生活对尚未出生的婴儿的影响，这无疑是弗洛伊德学派各种文献中最奇怪的一种。福多尔给许多著名的精神分析学杂志都写过稿件。

        厄普顿·辛克莱的《精神无线电》一书也值得评述一下，因为它是近年来超自然现象著作中介绍天眼通的最著名、最引人注目的记录。该书1930年出版，爱因斯坦曾为它的德文版作序。这是辛克莱的第二个妻子所作的一系列超常视力试验的记录。她试验默画出290幅简单的图画，这些画大部分是她丈夫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况下画的。她那时正处于情绪低沉的时期，对神秘现象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是因辛克莱与罗曼·奥斯托贾的友谊引起的。罗曼·奥斯托贾是一个能猜透别人思想的职业表演者，在该书中以“简”代称。这位年轻的巫师身怀多种绝技，人们很难理解辛克莱夫妇怎么会认真相信他。比如，他能够在一只密封的棺材里呆上几个小时。他表演魔术行业所谓的“大力士”。有一回在一次降神会上，他把一张34磅重的桌子升起来悬在辛克莱头上8英尺高！辛克莱夫妇认为这些力都是真的。

        从《精神无线电》一书介绍的情况来看，天眼通试验的环境条件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辛克莱一生，总是受各种灵媒和巫师之骗。他20岁时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投给了一家通神论杂志。他最近的著作是讲伦尼·巴德的10部小说。这套小说通篇充塞着超自然一类的东西。最后一本《啊！牧师讲话了！》，充满了对莱因博士的颂扬。它还描写了由伦尼表演的一次信仰疗法和几次降神会，伦尼在降神会上对伯格森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亡灵讲话。这本书的书名得自罗斯福降神会。在这次降神会上罗斯福为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而道歉，这无疑是辛克莱所有小说中最令人难堪的一个场面。

        辛克莱和他妻子在试验中使用290张图画，他确认其中的65张被她默画对了，155张“部分画对”，70张失败。书中对照地印出的这些图画，表明辛克莱夫人的速写和她丈夫的画非常相似，不过，有的画需要颠倒过来才象。其实，用不着搬出什么天眼通来解释这些试验结果。首先，一个具有直觉的妻子，对她丈夫非常熟悉，能够相当准确地猜到他可能画什么，特别是当这幅画是新近想到的，而且跟他们共同经历有关的事情有关，就更容易猜中了。最初，画的可能是椅子和桌子一类简单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画过之后，选择的范围就狭窄了，再画可能就是从最近的一些经历联想到的。

        “部分画对”的画印出来的很少。它们是否象辛克莱说的那样象呢？据说在各次试验中共画了290张画。能否肯定这是所有试验过的画的确切总数呢？找一个“不算数”的借口是容易的，比如头痛、有件事烦心，或其它什么。如果画得不对，总不免要找点借口，而且辛克莱肯定有办法取消它们并且忘掉这码事。画对的，当然会仔细地保存起来。无意识的选择过程可能正是这样进行的。

        人们只希望这些试验能受到有资格的心理学家的监督，他们熟悉那些把实验引入歧途的一些巧妙办法。在论述超自然问题方面，辛克莱和柯南道尔同样是有说服能力的，但是，对于在控制条件下进行试验所必须的防范措施，他也象柯南道尔一样非常天真。因此，不可能信赖辛克莱对关键性细节的记忆，正如不能信赖柯南道尔对诸如精神摄影术研究情况的叙述一样。后来，当辛克莱夫人的健康状况好转时，威廉·麦独孤教授在采取较好的防范措施情况下对辛克莱夫人又作了试验，结果远不能令人满意。由于辛克莱1934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她就不再做超感官知觉的试验了。不过她偶尔本能地表现出明显的超自然视力，仍使她的丈夫大为吃惊。

        托马斯·爱迪生是自命心灵学专家的另一个例子。他不仅相信传心术，而且有一次上了职业江湖骗子伯特·里斯医生的当。这个江湖医生透视人心灵的能力，并不比邓宁格这些现代舞台上的心灵主义者更高明。邓宁格那套方法是魔术师们很熟悉的。但是，爱迪生获得很深的印象，他写信给纽约市的《晚画报》，说他相信里斯是一位真正的超自然能人。后来出版的《爱迪生日记和观察札记》，透露了他的一种看法，认为人类的思想与艾尔弗雷德·芬森的智能形成体和智能破坏体（见本书第六章——编者）惊人地相似！爱迪生表示深信，在人类的大脑里有几百万普通显微镜下看不见的“情报员”，他称之为“小妖”。他们为完成各种智力功能而奔波，受着“居于布罗卡皮层里”的“统主”的控制。爱迪生1931年逝世之前还在研究一种敏感件，以便与亡灵通讯。

        爱迪生的朋友卢瑟·布尔班克是另一种类型的例子。这种人尽管在实用科学的一个领域里取得重大成就，却有着奇怪的神秘观点。布尔班克常常通过传心术和他的妹妹通讯，还能见到他过世母亲的幻象，而且还坚信植物有一套敏感的神经系统，能够对爱憎作出反应。印度人约吉·帕拉姆汉萨·约加南达在他的自传中引用他的朋友布尔班克的话说，“是的，我常对自己的植物谈话，以便创造一种爱的振动，……一个人种一株花，细心照料，而这株花却枯死了。但是另一同样精心照料，却能养出一株茂盛的植物。这个秘密……就是爱。”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一本书是《奇迹背后的神秘故事》。该书为马克斯·朗所著，1948年由洛杉矾的科斯蒙出版社出版。朗是休纳研究基金会的主任，专门研究波利尼西亚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卡胡纳人的神秘传说。该书论述了思想活力（卡胡纳人称为“魔力”）对物质的影响。朗近年来用生长中的植物来试验这种魔力。他发现如果象布尔班克那样对植物谈话，给它们爱和关心，它们就会比被冷落的植物长得快，长得茂盛。莱因博士最近在《美国周刊》（1952年4月20日）上透露，一位法国医生和他的妻子能够用精神力量刺激植物生长。本书第十章介绍的利特菲尔德医生用蒸发盐水溶液所做的研究，可以说是另一种心灵运动的现象。

        查尔斯·福特本人的试验虽然不太成功，但他相信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他在一个月内作了1000次尝试，想在走到能看出商店橱窗中商品的距离以前，凭借超人的视力“看见”橱窗里的东西。他的尝试只有3次获得成功，最惊人的是第一次。他在沿西42街走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前面的橱窗上，立刻想到“红雪地上的火鸡足迹”（红雪是福特当时最感兴趣的东西）。他在《野性的天赋》一书中报道说，事实证明，橱窗里在粉红色纸板的背景上，有几条用自来水笔画的象足迹似的黑色线条。

        另一次，福特进行心灵运动的试验。他写道，“我一生最想作到的一件事，就是向椅子和桌子发号施令：‘集合！向前看！开步走！’让它们服从我的命令。我试过让桌子椅子服从我，……但是，那是一堆缺乏军人气质的家伙。”

        不过福特仍然认为心灵运动是一种“野性的天赋”。他用的术语是“远距离传物”，这个术语现在在科学幻想小说中已很普遍。物体、人、船只，任何东西都能够由拥有这种能力的人远距离移动（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远距离传物”可用于商业上运输货物。宇宙飞船可以从一个星球远距离传送到另一个星球上去。福特认为别的星球上的情报人员常常捉人，或许是为了研究的目的，捉了就用远距离传物的办法把他们弄走。他写道，“我想，我们的人是被捉去提供情报的”。他的著作中充满了男男女女神秘失踪的新闻消息。1910年，一个女孩在中央公园里失踪。同一天，福特发现在第79号街附近公园里的湖面上出现了一只天鹅。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得克萨斯州的安布罗斯·比尔斯失踪了。加拿大的一个安布罗斯·斯莫尔也失踪了。福特问道，“难道有人在收集安布罗斯家的人吗？”

        福特认为，不只是地球上的人被远距离地弄走，也许其它星球上的居民也被远距离传送到地球上来了。他们一定是返祖性人，即受到我们原始风尚吸引的人。“他们将会入我们的教会……他们会放下架子，来当大学教授。一经堕落，便会自甘暴弃，最后会成为我们的国会议员。”

        “捉狭鬼”是一种恶作剧的鬼魂，据说他们在闹鬼的房子里造成种种骚扰（1952年达顿图书公司出版的南多尔·福多尔和赫里沃德·卡林顿所著《鬼魂缠身的人》一书，是弗洛伊德学派关于捉狭鬼及其有关现象的研究成果）。福特还“相信”捉狭鬼是具有远距离移动物体能力的儿童，或许在战争时期可以利用他们的。莱因博士曾在他的著作中推测，不断增加的超感官知觉足以废除战争（因为已无保守军事机密可言），但是他的这种臆测还比不上福特的想象力：

        姑娘们在前线，正谈论着家常琐事。警报：敌人进攻了。捉狭鬼姑娘们受命施展魔力。她们把口香糖粘在椅子下面。一个团燃烧起来，士兵们烧成一个个火炬。马匹从燃烧的内脏里喷出烟来。从落矾山脉远距离摄来一片悬崖峭壁，敌人增援部队在峭壁之下摔得粉身碎骨。尼亚加拉大瀑布也被搬来，向战场倾泻而下。

        捉狭鬼姑娘们伸手取下了她们的口香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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