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门前，驻足望了眼天空。

        苍穹深处仍然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极其平静。

        他们将我的头罩住。交谈声远了，我像是一个人被留在车上。车越来越快地奔驰，直到它猛然停下。窗外鞭炮拥挤着炸开，一个领导发表简短讲话，我被推下车，一路走。照相机咔咔地拍个不停。所有物体长着尖角，要撞向我，但前路始终空荡，我又感觉像是被推向黑夜的孤塘。

        布罩揭开后，我看见四周是墙，一扇铁门和一扇小窗紧闭。他们出示一张纸让我签字画押，随后将我铐在吊着的铁环上。这样我就被迫总是踮着脚站着。我大声抗议，他们便给我装上脚镣。我决定不再提什么要求。

        因为肉身不断下沉，我痛苦地分配休息权，有时委屈手让腿脚得到松弛，有时反过来。我曾经喊“我要撒尿”，门外传来嗡嗡的声音：“撒吧。”我便撒了，尿液沿着裤子、大腿冲下来，从脚趾缝溢出，像一瓶热牛奶被打翻了。我正在被观看，一定有隐秘的摄像头。我索性放了几个屁，将痰射到墙上，有时还唇语。我始终不能睡着。我开始羡慕吊在梁上或被打倒在地的人。

        光阴沦陷时，他们解开手铐，我瘫倒了。他们将我拖进一间漆黑的屋，安放在低矮的椅子上，然后隐身不见。我正要睡去，一盏灯在面前啪地打亮，我吓了一跳。它就像照相用的背景灯，要将脸烤焦，迫使我眯缝着眼。墙头日光灯跟着亮起来，但瓦数很低，弱光如瀑布，落于一头茂密的银发上。我看见对方只有一个轮廓，高高在上地坐着，吃一样东西，舌头啧啧有声，不时吮吸着手指。烤翅应该趁热吃，一冷，油凝滞了，色香味尽失。我有些同情他。

        热意像电流不时袭上脑子，汗却出不来。我真想死掉。有几次我试图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但这样很操蛋，就像女人不能对罪犯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强奸我啊。

        他一共吃了十二只（晚上回去一定腹泻），才慢悠悠地说：“姓名。”接下来是出生、籍贯、住址、学历，简短的问话像钟一次次敲响。差不多了，他又问：“出生。”我重新说了一遍。

        “你确定？”

        “确定。”

        后来我清楚他纠缠于此是怕我还不满十八周岁。他用牙签剔着牙齿，直到我要栽倒了，才说：“你应该清楚顽抗是没有用的。”

        “我知道。”

        “那你知道我们找你为什么吗？”

        我感到没有比这更愚蠢的问题。他们兴师动众，筹划良久，请来经验丰富的老警察，按照心理学设计审讯环境，安排审讯细节，以为只有这样我才会顶不住压力，却不知只要是问，我便会交代。我愤恨地说：“我杀了孔洁，残忍地杀了，杀了很多刀，血流成河。”

        “记下来。”他说。我才知墙角还有一名警察。我根据笔沙沙游走的声音，判断出他们有着压制不住的兴奋。为了早睡觉，他们从此问什么我都抢着回答，包括怎么诱骗、怎么杀、怎么处理、怎么逃亡等等，就像财主倾其所有施舍佃户。然后我说：“水。”

        “为什么杀她？”

        “水。”

        “你回答了，我们就给你水。”

        我忽然感觉这是一桩可耻的交易，变得有尊严起来。他们说“请讲”，我偏过头，待水送来，看也不看。他们便揭开瓶盖，要喂，我将头高高仰起。老头儿说：“即使我们没有你一句口供，但只要证据充分，照样可以定你的罪。”

        “那就快些定吧。”

        老头儿尴尬地敲了一会儿笔，挥挥手。旁边警察拿着笔录过来，翻给我看。我说不用。我签字画押了，他说还是要看看，我就在上边写：都已看过，准确无误。

        不久我被带回军校家属院。警察拉了很长的警戒线，还是架不住围观的人。我走到哪里，他们便拥到哪里，就像我是一只被捕获的野兽。我露出笑容，扫了一遍。这个姿态惹怒了一位中年男子，他越过人群，举起枝条，以前所未有的道德感来抽打我。我猛烈挣扎，试图朝他迎去。眼前的人像潮水般退缩，他则僵住。

        树叶黄了。

        在过去，我不知道树叶的生树叶的落，现在树叶黄了。这应该是它最后一次黄掉。邻居何老头儿无声而矫健地走在前头，脚下像有尘土飞扬。遇有拐角或楼梯，他便亮出右手，提醒后头。他在完成治安积极分子的使命后，仍然没走，而是跟着望着，好像随时还有什么事会请教到他，但其实就是这事，也不用劳烦他的。

        我走到门前，驻足望了眼天空。苍穹深处仍然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极其平静。我想这就是死亡就要发生的征兆。

        在我住过的房内，两边窗帘紧闭，洗衣机被搁置门边，透明胶则撕开，粘在墙上。他们拉亮电灯，给了我一个塑胶模特和一把塑料匕首，说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开始，他们便说开始杀人。由于没有裤兜，我将匕首插进裤头，然后从后抱住模特，捂住它的鼻子、嘴巴。我僵立在那里，他们说“继续”。

        “它应该挣扎，很用力。”

        “你自己晃它。”

        我晃它，对它耳语，松开手，扯下透明胶，粘了一会儿它的嘴又撕下，然后猛烈地叫喊。他们十分震惊，围上来捉住我。我说：“这是它在尖叫。”

        “这个步骤可以省掉。”

        “省不掉的。”

        我重新尖叫一声，像演员一样表现得极其慌张，捂住它嘴巴，抽出匕首，刺向它的腰腹。很遗憾，它像阳痿一样滑向一边。但我还是连刺了几刀。我拖着它走到窗前，用刀拨开窗帘，又放下模特，在墙边干呕。然后蹲下，划它的脸，又朝它身上扎去。就是这会儿，我感到迷离（就像洗衣妇举着棒槌发呆）。我看见墙上有巨大的影子，接着是疯狂的扎刺，就像真的扎她一样。影子不停地复制这个场面，我的记忆深处不停抽搐。

        软绵绵的匕首断了。

        然后我将它抱起，倒放于洗衣机内，说：“我觉得应该是一把弹簧刀，我记起来了。”我以为还要去那座充满鱼味的城市指认另一处现场，但他们说不必。那个摔下车的警察命大，已经没多大事。

        第二次讯问换到会议室，红桌反射着上午的光芒，一位女警给我泡茶。他们拿着本子、架着摄像机坐在对面，好像要开会。我看清老头儿的脸像块重石，皮肤坑坑洼洼，器官窝在里边（特别是鼻子只有两个外放的鼻孔）。也许他曾是一个麻风病人。就是这么丑陋的人长着一双寒光般的眼睛，几乎将我的五脏六腑捣烂。我想头一次讯问他就这样，我笃定会把一切交代掉。

        我低下头，握住茶杯，看手铐之间的链子。

        “抬起头来。”

        我抬起头。

        “看着我。”

        我被迫看他的眼，觉得自己正在熔化。就像一堆干柴烧着那样，我的身体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接着杯子晃动，热水溅出，烫了我一下。我很难形容这种遭遇，说出来你们也许不信。我感觉正走进一个隧道，他一边向光明的洞口退去，一边招手，我默然跟着走，就像这是唯一必要的事情。如果他在此时重复上次的问题，我一定和盘托出，但他只是要求我重复作案的细节。我便又将那些事讲了。短信，耳语，挣扎，透明胶，弹簧刀，窗帘，洗衣机。他不时点头，旁边的警察则隆重地记录，他的眼神跟着温柔起来，像是鼓励我往下说。但我感到厌烦。我讨厌把一件事说上几遍。

        他说：“还有呢？”

        我说：“没有了。”

        我觉得我完成了任务，便扑在桌上睡觉。一名警察过来捉头，我恼恨地甩来甩去。老头儿摆摆手：“我们讲道理。”接着又说，“你说你将她倒放在洗衣机里，我想问你，为什么这样？”

        “不为什么。”

        “好，我再问你，当你在窗口前放下她时，她是不是已经死了？”

        “应该死了。”

        “你确定？”

        “不能确定，但我觉得她应该死了。”

        “既然她都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在她身上再捅三十七刀？”

        “不为什么。”

        “你知道吗？我们的老法医出现场从来不呕吐，也从来不流眼泪，但看完这个现场后她担惊受怕，住院了。孔洁的血流满了半只洗衣桶。老法医说，她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这么大的仇恨。”说到这里他揉搓眼皮，“你到底和她有什么仇恨？”

        “没有仇恨。”

        “不可能。”

        “真的没有。”

        “既然没有，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地杀害她？”

        “不为什么。”

        他将茶杯猛然掷在地上，他的同事吓了一大跳。他倾过半个身子，敲着桌子，对我咆哮：“什么叫做不为什么？”

        我低下头，感到一丝不安，但我知道，他无论是在气势上还是在技术上都输了，他很明显走进了一条错误的轨道。“你说呀。”他继续敲着桌子。

        “没什么好说的。”

        他走过来，提起我的衣领，抡起拳头要揍我。我一点也不害怕。如果他揍了左脸，我还会将右脸送上去，胜利者是不会气急败坏的。他的同事劝住他。很久以后他才平静下来，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和别人闲聊，说到他有一个像我这么大的儿子，高考考得不好，不敢回家，在外鬼混，被他找回来狠揍，但是揍一下对方就是揍一下自己，“揍完了，我就觉得没什么不可以原谅的，人生也没什么过不去的事。”

        他陷入自己的情绪里，泪眼汪汪地看着我：“我们应该一起渡过这难关。孩子，你真就和她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心结？”

        “没有。”

        “没有为什么还在她死后扎上三十七刀？”

        “你不懂。”

        “是不是你喜欢她，而她不喜欢你？”

        “不是。”

        “是不是她曾经无情地羞辱过你？”

        “也不是。”

        “那是为什么？”

        我直视着他，说：“我也很想知道。”

        血液蹿上他的脸，使那里变得像炸药桶一般阴沉。他战栗着走向电视柜，取来相框。他的手不停地颤抖，口吃着说：“告诉我，他是谁？”

        “我爸爸。”

        爸爸眼神枯竭，皮瘦进骨头里，彼时他正处于癌症晚期，却对着镜头摆出一个巨大的笑容。我想到他的一生，长大，读书，挖煤，结婚，生子，得病，死亡。甚至可以更简单点，出生，死亡。每个人都是这样，正陷入审讯僵局的老头儿是这样，他旁边的我也是这样。

        他摇动相框，激动地说：“你知道是谁供养你长大的吗？”

        我没有回答。

        “是他。”接着他又说，“你知道为了供养你他遭了什么罪吗？”

        “癌症。”他又回答了自己，接下来还讲了一通可怜天下父母心之类的道理，最后以一句话总结：“你对得起他吗？”

        “挺对不起的。”

        他将脸转向与席的众人：“你们说是不是？谁没有父母，干出这样的事情对得起他们的在天之灵么？”那些人愣着，接着此起彼伏地应承。我觉得这游戏太低级了。随后他把遗像端端正正地摆在我面前，要我悔过，并说：“你是不是多少可以和他掏掏心窝子？”

        “不可以。”

        我感觉除他之外的所有警察都很满意这个答案。我又微笑着强调了一遍：“不能。”这个二级警督倒向座椅，像蒸汽机一样冒气，不停地说，畜生，畜生。我知道审讯快结束了。不久他果然站起来，手一挥，以极大的愤怒冲我喊：“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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