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扬是我堂哥，在国有企业，当秘书。这两年，经常是夹着个公文包在家里出出进进。以前我们是兄弟兼死党，现在好像越来越没话说。

        这天在二伯家吃饭，吃到一半，毛扬回来了。二妈要去盛饭，他就说，吃过了。我说，又是饭局吧，老哥，你都快成个官油子了。二妈就叹了口气，接过话去，这孩子，怕是走错了路。

        毛扬就说，今天老陶来了，我和他吃的饭。顿了顿又说，都快过年了，老陶还穿着单衣裳。大家都沉默了。我问：哥，老陶是谁？毛扬说：就是陶汇泉。我又问，陶汇泉是谁？二伯就说，先吃饭吧，吃了饭再说。

        吃了饭，我就把这事忘了。晚上跟毛扬睡一屋，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过了一会儿，又起来轻手轻脚地挨着黑点了根烟。我说：哥，睡不着么？毛扬使劲吸了口烟，火焰在黑暗中倏地闪烁了一下。他把烟头掐灭了，对我说，毛毛，你想听听老陶的事情么？

        我在黑暗中点了点头，毛扬不知道有没有看见，他只是自顾自地说下去。

        我第一次见到老陶，是一年多以前了，刚从分公司调到集团那会儿。那天快要下班了，外面说有人上访，闹到办公室来了。进来了一个人，穿了件绿军装，头有点儿秃，看上去四十多快五十岁了。一来就掏出个大袋子，拿出好几摞材料。看来，是个老信访。

        我大概翻了一下，全国人大的，中央军委的，省政府的，批转件一大堆。还没看出所以然，这人站起来，情绪挺激动的，指指点点：这么多年我都在信访，我的问题各级机构都有批示，为什么不给我落实？

        材料上的大红章，这么十几个盖下来，也是够触目的。毛毛，你知道，弄到这些批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当时，我也不知道，老陶为了这些大红章，已经走过了二十七年。

        有些上访的人，有天大的委屈，白纸黑字。苦痛艰辛，写得明明白白。老陶的事情，其实并不大。一件不大的事情，十几年没能解决。老实说，我当时心里纳闷，也有些义愤。头头脑脑，层层级级，实在是太拖沓了。

        据这人说，来了几次，没见到领导。我就把他介绍给了我们信访办主任老崔。

        崔主任见是他，眉头皱一皱，把我拉到一边，说，这个老陶，九六年前就来信访，毛扬你不懂，他的问题，没办法解决。我是公司的信访办主任。他不是我们的人，更不是市里的人，市政府的人都没办法解决。这个人信访这么多年，大家都厌了，说是出于义务，其实和他也没有关系。上头也是，动不动就推过来。

        听她这么说，我还是一头雾水。回头看一看，那个叫老陶的中年人，已经在拾掇东西。他走到电梯间，门打开了。我看他愣一愣神，走了进去。

        崔主任看着他的背影，说，他是知道在我这里没什么希望。该找的差不多都找过了。你想，市委书记都接待过他，都没办法解决。

        我就问她，这个老陶，当年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崔主任叹一口气，说，能是什么事。一丁点大的事，不过传说的版本多得很，说到底是个人恩怨。大概七十年代末，他在部队上的时候，为了点鸡毛蒜皮，得罪了一个连长。结果那个连长将他作为坏分子整治了。他人又犟，不肯服气。部队于是让他复员，回了原籍。

        人算不如天算，部队七九年开到S市，建设特区。这支部队翻牌成立了特区建设公司。跟着部队来的战士，也都集体转业。这个老陶，如果跟着部队转业，就该在三公司。三公司创业初期，也艰苦得很，经过了一段，后来慢慢好了。

        当时部队里很多人都不看好S市这么个荒凉的地方，主动打报告要求回家。后来见到公司好了，也后悔了，这是题外话。可这个陶汇泉，认准了一条理，走上了信访路，说，部队里处理我，属于“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你们要给我恢复名誉。他的意思，一旦恢复军籍，顺理成章跟着部队，就可以跟着集体转业，成为三公司的一员，拿工资、分房子都有份。这个逻辑，也简单。

        大家想想他的处境，同情，可也没办法。其他人处理就处理了，回家也就算了。偏偏他拗得很，到处找，找部队的老领导，三公司的领导。大家都认识他，觉得可怜，给他在三公司找个临时工的活，照顾一个房给他落脚，但是没有正式编制。打零工在计划经济时代，待遇和他的战友们差距是天上地下了。

        你也看到了，他这个信访搞的，吓死人。袋子里装得满满的，各式各样上访材料，市政府、信访办、建设局、省政府、建设厅、全国人大、国务院。在北京上访，人家还好吃好喝招待他，给他买张飞机票把他送回来了。没办法解决啊，多次上访，国家发火，说你们S市怎么搞的，连这个事都解决不了。市里也很冤枉，这个人，你要处理他，就应该军队翻案，又不是我们的市民，连户口也没有，我们如何管他。于是就把他遣送到原籍。每次遣送回去，又跑到S市里来，总之一句话，他是“文革”时的冤假错案。可是，老实说，他这事，又够不上格。事情就不尴不尬地走到这一步。到头来，当时那个处分他的连长，人也死了。真叫个死无查证。参与过处理他的几个人也说，确实没有大问题，确实可处理可不处理。好多人认个倒霉，就算了，回家安安生生过日子。偏偏他一根筋，非要讨个说法。

        毛扬说到这里，苦笑了一下：就为一个说法，他讨了二十七年。

        这事过也就过去了。过了十几天，我听见有人找。一看，又是老陶。这回老陶指名要找集团董事长。

        见了董事长，一句话不说，他就开始哭。让我吃惊不小。那么大年纪的人，穿着军装，布鞋，背着个包，头发花白了在你面前流眼泪，任谁心里也怪不是滋味的。

        这时候办公室主任进来。董事长赶着出去开会，皱着眉头，对主任说，处理一下，处理一下，老信访。老陶就盯着主任：我这么多年信访，工作也没了。钱也没有，来都是走过来的，眼看到中午十二点了，我还没吃饭。说到这一步，主任一听就明白了。说，这里是五十块，你先拿去吃个饭，你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老陶立马说，谢谢你了，主任，你是个大好人。说完拿过钱来，抽抽搭搭地走了。

        这时候老崔看见，就说，忘了跟你们讲了。市信访办已经跟我们交代过了，再也不要给这个人钱了。现在谁给他钱他盯着谁。下次他指名道姓就要见这个人，然后就落实到经济问题说是没有钱了，最后就给他一小笔钱打发他走。一旦有什么大的庆典啦，周年纪念啦，两会啦，他就出现了。没办法，他的问题，确实解决不了，但是他长期这样也影响咱们的形象。天知道，哪天来个中央领导，万一见到他，管他是不是S市的人，说一句，怎么这样的，到现在还不给他解决。最后都得打咱们的板子。

        当时，我觉得这话说得有点儿不近人情。后来才知道，也是话出有因。我曾经也在心里嘀咕过，这老陶，靠什么谋生呢。听人议论起，他随着部队来，原先还打点零工，后来老是上访，人家就烦了，也不给他弄了。再后来市政府也火了，说你们哪个公司给他这个地方住的，他又不是我们的人，该干的干，不能干的让他回老家去。再后来，转业到三公司的战友也厌了，也不想帮他了。他信访了这么久，还是个老光棍，快五十岁了。人家个个成家立业，孩子都在上学烦都烦不过来。偶然关心你一下，哪还能几十年如一日地操你的心啊。信访到今天，前前后后加起来二十几年了，人家哪有耐心长期地关心你啊。没有了，都厌了。他最后一个人，生活来源也没有了。怎么办呢，就靠有时候人家给他点路费，最后就到了这个程度。三天两头地到公司里来，上班似的。一来，就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等着几个领导出现，大家心里有个数，给他点小钱，他也就走了。几天的生活也就靠了这点钱着落。说起来，他那个装着各种材料的军绿挎包，就跟随身工具差不多了。

        有一天，我在一楼看见他，被保安拦住。他硬摽着，要坐电梯上去。这保安新来的，不认得他。看到我，也急了，说，毛秘书，你看这个人硬要上去，说要找董事长，董事长不在就找陈主任。老陶看到我，愣了，嘴里含含糊糊地，和我打招呼。这时候，已经是下午快五点了。我说，老陶，领导去外调没回来。有事么，跟我说。老陶将包挎上了，说，哦，那我先走了。这只泛黄的绿军挎，已经磨破了角。过台阶的时候，他趔趄了一下。我说，老陶，你先坐着，等我一会儿。到了下班的点，我下来，跟老陶说请他吃饭。

        我们就去了醉翁亭。毛毛你记得吧，就是绿岭路西那家徽菜馆，有小鸡贴馍，你还挺爱吃。老陶是合肥长丰人，信访材料上写着呢。

        我看老陶坐下来，不大自在。就要了菜单，让他点，说家乡菜，你熟。老陶也不打开单子，只是说，有李鸿章大杂烩吗？

        这道菜，你也记得。汤很鲜，里面卧着很多鹌鹑蛋的那个。

        嗯，老陶就点了这个。我心里也奇怪，没说什么，接过菜单，又点了几样。

        大杂烩上来，老陶舀了口汤喝了，皱一皱眉。我就问，怎么了？

        老陶又喝了一口，说：这菜讲究个火候，要的是冬笋的甘，松蘑的鲜和火腿的咸。这个其他都好，就是用的是陈菇，不够鲜了，味道就吊不出来。

        我见他讲得头头是道，说着说着，眼睛也亮了。就说，老陶，你像个行家呢。

        老陶不说话，过了老半天说，我以前是个厨子。这一道，我做得最好。

        我这才知道，老陶复员回家，在徽州他老舅的饭店里做过。做徽菜是个好把式，家传的手艺。他那时还是个三十未到的小伙子。

        我就说，在老家做，不是也挺好。

        老陶就说，要不是有个战友带了消息来，说团里的人都来了S市，兴许我现在还在做厨子。

        我说，你还可以做啊，S市就这点好，就像这道大杂烩。打哪来的人都有，想吃徽菜的人不少呢。

        老陶叹一口气，说，信访了这么多年，手早就生了。

        我见他半晌没说话，就说，其实这么多年，你又是何苦……

        他也不吱声，只是愣住了神，突然甩出一句，我就是要访下去，到现在也没给我个说法，我就是要讨个说法。

        隔了一阵儿，他说，毛秘书，我这样，是不是挺叫人瞧不起的。可现在，如果不信访，我还能干什么？

        那天晚上，老陶跟我说了他很多事情。

        这么多年，为了一个目的，没工作，没住房，没成家。问起来，原来他在安徽老家，是有一个没过门的媳妇的。他对人家说，要人家等，等到他上访成了，就接人家到城里来。人家等了一年，两年，五年，到了第八年的时候，终于嫁了人。谁也不知道他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他在乡下的外号叫陶疯子。老家人对他也厌了，连老母亲都不让他上门了。

        我就说，老陶，现在不比以前了，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机会多了。东方不亮西方亮，谁也不会太稀罕这碗大锅饭了。兴许有一天，我也下海了呢。你以前想要的东西，未必现在还想要。

        老陶又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还是那句话，我就是要个说法。

        毛毛，你想想看，一件事情，对于一个人，已经成为生活的惯性，就好像上了发条。他已经忘了目的，只知道要走下去。

        那时候，信访大概已经成为老陶谋生的手段。两三天能挣上五十块，看到可怜他的，就给百八十块的，度过一周。

        说回头还是个“钱”字，现在赔偿法也有了，要给他钱，数目还不小，可这钱又打哪里来。

        也许，就算他不想要这个钱，退一百步，要个说法。可是，碰到这样的事情，很多人就认了命，放弃了。中国人，没人愿意较这个真。

        老陶实在是个异数，他就是要访下去。其实，他的事情，说起来也小，可对他自己，却大到了半辈子。

        有人就议论，说，要是认了，回去了，说不定老婆孩子热炕头了。抗争个两年，认了，找份工作打工，现在说不定都做老板了。要不挣点钱，在股票风潮时候排个队，趁上S市的股风，多少人白手起家，说不定现在百万身家成了公司总经理了。

        以后，老陶还是来，雷打不动地，说要见领导。领导也习惯性地找个借口不见他。他就要见我。我知道，他见我，不是想要什么了，就是想找人说说话。有时候，到了快下班的时候来，我就和他吃餐饭。公司里的人都说，是我把他惯出来了。可是，逢到庆典，人代会，他倒是不来了。同事们就说，他是给毛秘书面子。你看，这话说的。

        毛扬在床上翻了个身，对我说，睡吧，不早了。

        过了一会儿，听到他又叹了口气。我想起二妈的话，我这老哥，也许真的不适合官场。

        我突然想，在这样的夜里，在每个白天的间隙，叫老陶的人，他在想什么？

        毛扬没再提起这个叫作老陶的人。

        没有想到，在一个月后，也就是这一年的除夕，我意外地见到了他。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这座中国最南端的城市，也遭遇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气温骤降。二伯和二妈去了澳大利亚，探望刚刚生完孩子的大堂姐，顺便越冬。家里只我们兄弟两个。我在网上订了年夜饭，准备等毛扬回来，吃上一顿，然后去零点酒吧新年倒数。可是快六点了，毛扬还没动静。我打电话，说老哥你真绝，站好最后一班岗。

        毛扬在电话那头笑了，说，辞旧迎新，善始善终。

        快七点的时候，我听见门铃响，一边想毛扬这个工作狂真的很过分。

        打开门，看见一个陌生人，穿了身军大衣，手里拎着个鼓鼓的红白蓝胶袋。他应该年纪不小。外面下了小雨。看他稀薄的头发，垂下了花白的几绺，有些颓唐。我问，你找谁？

        我，请问这是毛秘书家吗？

        我说，是，有什么事吗？

        毛秘书在家吗？

        还没回来呢。

        哦。他说，那我等会儿再来。

        转身就走了。袋子里的东西不轻，他拿得有些吃力。在进电梯的时候，还被夹了一下。

        快八点钟的时候，毛扬回来了。我把餐馆送来的年夜套餐放进微波炉，说，老哥，真有你的，害咱们吃回锅年夜饭。

        毛扬说，写年终总结，忘了时间了。

        我想起来，对他说有个人找他。

        他听我说完，想一想，说，是老陶。他说有什么事了吗？

        我说，没有。

        毛扬有些忧心地说，现在来找，别是有什么急事。

        我说，不是吧。大过年的，还来求人办事。

        话说着，门铃响了。我放下汤，开门一看，正是刚才那个中年人。脸冻得有些发红，手里还是拎着那只鼓囊囊的红白蓝胶袋。

        我赶紧让他进来，可是心里，多少有些奇怪。大过年的，这算怎么回事呢。

        毛扬在我背后喊了一声，老陶。

        老陶的眉头舒展了一下，嘴里轻轻地应，毛秘书。

        毛扬问老陶，你不是跟我说，回家过年了吗，怎么还在这里？

        老陶有些犹豫，终于说，回过家了，又回来了。

        毛扬也有些不得劲儿了，你说，这大过年的……

        老陶说，毛秘书，我，我昨晚回来的，就想，就想来给你做顿年夜饭。

        这话说出来，老陶勇敢了些：上次听你说家里人都出远门。大过年的，没人做年夜饭怎么行，我好歹也是个厨子。

        毛扬的吃惊可想而知。我也愣住了。

        老陶将红白蓝胶袋打开，变魔术似的掏出一只咕咕叫的黄毛鸡来。说，家里带来的走地鸡，比城里的好，滋养。毛扬赶紧过去，将鸡又塞回袋子里：你这是干什么，你手上可不宽裕。我们这有年夜饭，你不在意，跟我们一起吃，过年嘛。

        老陶摽着劲儿，又把鸡拿出来，毛扬又塞回去。来回几次，鸡都给折腾烦了，扑扇起翅膀。

        老陶突然间一屈膝，大声说，毛秘书，你这是不给我脸。

        我看见这中年人血红的眼睛，突然湿润。毛扬愣一愣，也松开了手。那只鸡落在地上，脚捆绑着，徒劳地挣扎了几下，也就老实了。

        老陶抬起袖子，在眼角擦了一下，吸了下鼻子，慢慢地说，毛秘书，我知道，这几年，是我不争气。人人厌弃我，不管我，就你还把我当个人。我老陶窝囊，可是不糊涂，识老赖人，也知道人的恩情。你就算给我个机会，让我报答一次。

        毛扬听了这话，理亏似的，轻轻地说，别这样，老陶，我也是举手之劳。

        老陶仿佛没听到，自顾自从胶袋里掏东西，成捆的蔬菜，腌肉，养在水笼里的一尾大鱼。甚至，他还从袋里拿出一只大铁锅和一把缺了口的铁铲，说，我使得惯自己的。这套家什，十几年没用了。

        并不止是炊具，老陶连佐料都带了来。我们眼看着他进了厨房，起了锅，下了油，叮叮当当忙活起来。我只在电视上，看过大师傅的颠炒烹炸。老陶一招一式，并不是十几年没掌勺的样子，让我开了眼。案板上切起菜来，也是干脆利落，手法娴熟到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他只管做他自己的，当我们不存在似的。看得我们兄弟两个，大眼瞪小眼，这是刚才那个窝窝囊囊的老陶吗？

        这样忙活了半个多小时，厨房里传出了香味，我嗅了嗅鼻子。老陶陆陆续续地将菜端上来了，端上一道，就报一个菜名。

        扒皮鱼，菊花冬笋，清香砂焐鸡，徽州圆子，腐乳爆肉，皱纱南瓜苞，纸包三鲜……

        最后一道，是“李鸿章大杂烩”。说完，老陶舒了口气，我们也知道他大功告成了。

        老陶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用热水在锅里荡一荡，洗净。就开始收拾东西，齐整整地，仍然放进胶袋里。不过这只胶袋是瘪下去了。

        毛扬嘴里道辛苦，赶紧让老陶入座。

        老陶看到摆在面前的一副碗筷，正色说，毛秘书，你这是开玩笑，哪有厨子上桌的。

        说完，将袋子往肩上一搭，说，我走了。就打开了门。

        这走得，算是雷厉风行。毛扬来不及说些挽留的话，我更是目瞪口呆。

        待到毛扬想起来，追到电梯间里，老陶已经不见了。

        他走回来，看着这桌热腾腾的年夜饭，愣一愣神，说，毛毛，吃吧。正宗的徽菜。

        年初八的时候，毛扬说要去瞧瞧老陶。老陶好喝上几杯，毛扬拎上了公司过年发的两瓶汾酒。见我百无聊赖，叫上一起去。

        路上说着，才知道，年前的时候，毛扬活动了一下，帮老陶在公司里安排了一个门房的差事。老陶不是没在这儿打过工，这几年，为了一个“说法”，公司上上下下的，其实有些怕了他，避之不及。毛扬又是拍胸脯做了担保，人家才接收下来。

        远远看到一排房，乌青的瓦，这是物业部给临时工安排的宿舍。毛扬找到门牌号，敲了门。半天，门咧开一条缝，探出个花白的头，是老陶。老陶见是我们，笑了，拢了拢衣服。这时早天光了，看老陶穿着内衣裤，披着军大衣。毛扬说，老陶，还睡着呢，我不进去了。这酒不错，悠着点喝。老陶眼睛亮一亮，嘴里感谢着，还是笑，笑得有些不自在。里面传出轻微的咳嗽声。老陶慌了神，侧身回头看过去，闪出一条缝。里面清清楚楚，一个女人坐在床上，引着颈子也往这边望过来。这回，老陶的脸红赤赤的，说，毛秘书……毛扬打着哈哈，说，老陶，晚上还要值夜班，别贪杯。

        老陶突然蹦出一句，毛秘书，我，不访了。

        这句话，蹦得突兀，却是承诺一样。其实，我至今仍不明白，也许毛扬也不晓得，是什么让老陶，放弃了走了二十多年的老路。

        老陶就这么顶了一个老门房的缺，管起了公司里的报纸信件收发。我去找毛扬，他会跟人说，这是毛秘书的博士弟弟，老给家里争脸的。过了一段日子，因为老陶的恪尽职守，有知道他之前一些典故的人，也对他消除了成见。有人玩笑地叫他一声老信访，他也不当回事。那身旧军装终于也脱下了，穿了身整齐的中山装。眼见着，老陶胖起来了，脸色也红润了。

        我赞了他两句。

        老陶呵呵一笑，很神秘地说，我是有个人给我滋补，你还年轻，不懂得的。

        逢到节假日，老陶总是送些家乡的土特产。让他不要送也不听。老陶是个有些犟的人，一根筋，对人好也有着某种固执。

        过了大半年，一天毛扬回来，叹口气，说，这个老陶，唉。毛扬原是那种最怕是非的人，对于老陶的麻烦，是始料未及。那个山东男人，铁塔一样竖在面前，对着老陶就是一顿海揍。恰巧有个领导下来视察，事闹大了。老陶挂着彩，被开除了。

        其实，老陶和那个机电房的女工同居的事情，在公司里是公开的秘密。在中国南方的大城市，这种事情，渐渐是你情我愿，不伤大体的。熟识老陶的，觉得他有了女人照顾，有个家，哪怕是个临时的，能拴住他的心，不让他乱跑，也是他前世积德。而这女人，在县城里是有老公的。这做老公的，从老乡那里听说了自己的女人在城里打工，不老实。当夜赶了火车过来，打了老陶算白打的，不知怎么竟还找到了毛扬，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他女人说成了个女陈世美。保安要将他架下去，他就耍了蛮，将自己卡在电梯上。那女人呢，却也是个烈性子，口口声声说自己和老陶是真感情，要和这男人离婚。两个人，就在楼下对打起来。这天，公司里头给这对夫妻闹得不消停。

        这个大家唤作彩姨的女人，还真是有血性，跟是跟她男人回了老家，当真就把婚离了。临来带了个男孩子，说老家待不下了。只要老陶要她，跟着浪迹天涯也成。就算是跟着他信访，也无怨无悔。

        这话旁人听来好笑，内里却很酸楚。毛扬问老陶的打算，老陶沉默了，张一张嘴，又合上，难以启齿似的。说自己除了会炒菜，也没别的本事。毛扬说，那要不就开一个徽菜馆，我以前跟你提过。老陶说，也这样打算过，就想在关外租下一个大排档，先做一做，地方都选好了。只是这几年，没点积蓄，头两月要预付的租金，还差将近一万。毛扬听明白了，说，老陶，你不用和我拐着弯子说话，你有困难，我当然要帮。当即就去了银行，取了钱来，对老陶说，要紧的，你别委屈了人家。老陶说，是是，毛秘书，你是个大好人，我不能不争气。

        这一年又到了立冬的时候，我收到一个朋友发来的邀请函，说在蛇口办了个装置艺术双年展。我就拉了毛扬去看，场地是个巨大的废弃仓库，破破烂烂的。这些年，国内的展览选址都兴起这个，好像越颓废越美丽。毛扬认真地在仓库里走了一圈，然后对我说，看不懂。我说，有什么不懂的。他说，看不懂这些东西想表达什么，都是你们知识分子的玩意儿。

        突然他说，不如去瞧瞧老陶，他的大排档，就在附近呢。老陶早先留过一个地址，让我们去坐坐。毛扬记在手机里了，在顺阳街。不过真找到还是费了周折，原来在码头附近。远远地，就看见彩姨麻利利地在收拾一张桌子。旁边已经有客人站着在等。这是午饭的时候，看得出，生意很不坏。摆在露天的台，张张都是满的。毛扬就有些高兴，说老陶这一步是走对了。彩姨看是我们，眼里都是欣喜，手却没闲着，沓起一摞碗碟，说我这就喊老陶去。毛扬说，没事，你们忙着，生意要紧。我们就跟她走进去，里面是厨房。老陶正在颠大勺，我们等着他烧完一道菜。毛扬喊一声，老陶。他看过来，赶紧用围裙擦了擦手，跟我们握一握，说，外面坐，里面烟熏火燎的。出来的时候，老陶叼了根烟，招呼我们坐定，嘴里含含糊糊地喊，来瓶“剑南春”。毛扬说，老陶，你嗓门可是大了。老陶抚一把自己的脸，说，毛秘书你看我，都有双下巴了。“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粗人哪能没个粗相呢。先坐着，我给你们整条苏眉去。毛扬就说，老陶，也做起粤菜啦？老陶说，那叫个什么，与时俱进，在这儿，徽菜可不如海鲜好卖。

        彩姨眉开眼笑地过来上酒。这是个勤快的女人，心也实在。凡她经过的地方，整整齐齐，是要好好过的样子。热热闹闹的，做的是这一带打工仔的生意。墙角的台，有人爆出一句粗口，周围就有人哄笑。有个客手不老实，在她臀上抓一把，彩姨手里拎着一箱青岛啤酒，脸上还要赔着笑。

        说是生意好，我和毛扬都看出这生意不好做。彩姨只是说好，似乎满足得很。突然她挂了脸下来，嘴里一句呵斥，是冲着远处一个玩耍的小孩子。那孩子七八岁的样子，最皮的年纪，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拎起桌下客人没喝完的酒瓶底子，扬起脖子就是一大口。老陶呵呵一笑，说，这小小子好酒量，倒是像我。彩姨说，是像他老子，他老子人再怎么孬，这小东西也是山东人的种，哪有不能喝的理。

        老陶进去小解，彩姨过来跟毛扬说，毛秘书，有个事，你帮我跟老陶说说。老陶这几天，跟那边码头上的工人打扑克，是来钱的。

        毛扬说，是吗？这个老陶，怎么又沾上了这个。赌可沾不得，是个无底洞。赌得大不大？

        彩姨说，倒也不大，每次也就十块八块的进出，他倒是赢的时候多。

        毛扬想了想，说，不大就算了。他也闷，小赌怡情。

        彩姨说，哦。

        她一边收拾桌上的碗碟，一边终于忍不住地又说，可是，破家值万贯，你还是跟他说说吧。

        毛扬说，行。

        临走毛扬就跟老陶说了。老陶应允着，一边呵呵笑着，说，这个女人，看她是个大手大眼的泼辣人，倒是也会打小报告。

        回来的时候，毛扬说，老陶早该做餐饮。有一技之长，早些年做，说不定都开分店了。

        五月的时候，毛扬接到一个电话。是榆木头收容站的。电话里的声音不客气，问毛扬，认不认识一个叫陶汇泉的。毛扬说认识。那边就说，行，那你带了罚款来把人领走。对G省的外来人口，榆木头是个不祥之地，专门收容三无人员，然后遣返原籍。电话那头说，前一晚，派出所连锅端了一个赌局。其他人都有证件，交了罚款走人了。这个陶汇泉，连个身份证都没有，直接就给送进了收容站。问起亲属，他只说得出毛扬的电话号码。

        二妈很生气，说毛扬你官还没当上，倒学会为民做主了。碰上这么个不省事的人，你自己收拾吧。

        我说，二妈。哥是好心。不是他，这个老陶还在没日没夜地上访呢。

        二妈就哼了一声。

        毛扬说，算了，我去一趟吧。他是把我当救星了。毛果，你去帮着看看彩姨，这母子俩，不知急成什么样了。

        我去了蛇口。大排档没开张，清锅冷灶的。彩姨拿着把塑料刷子，蹲在地上擦地砖。看到我，说，老陶不在家，进货去了。去了两天了，还没回来。

        我想一想，就把事情跟她说了，叫她不要急，毛扬正去了那边领人。彩姨听了，也不言语，愣愣地，半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坐在一边，看着她哭。倒是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说你这大老远的，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碗面去。说着就走进厨房去了。

        这天下了雨。雨水顺着大排档的石棉瓦棚子，滴滴答答地流下来。棚子里漾着一股霉味。我看雨住了，想走到外面去。推开帘子，一个女人拎着个扫帚疙瘩，正往里面探头探脑。见我出来，赶紧弓下身子，扫起地上的雨水。我看了她一眼，她就迎上来，脸上是似笑非笑的神气，小声问我，那个老陶，是给抓进去了吧。我心里奇怪，问，你是谁？她还是讪笑着，说，邻居，邻居。说着埋一下头，却又问我，是不是啊？我有些厌烦，说，这是人家的家事。

        她很不以为然地说，我早知道他要出事。什么家事。我是看我家老杨看得紧，要不也摸上他婆娘的床了。

        我一惊，说，你不要乱讲话。

        那女人嘴一噘，说，天地良心。我乱讲话？码头上的人都知道，那个老信访，不是条汉子。

        她见我定定地看着她，仿佛受了鼓舞，就一路说下去。

        原来，老陶沾上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起初是和四周围的码头工玩纸牌，后来是掷骰子，再后来就是一桌一桌地在大排档开麻将。也不知怎么的，他开始运气很好，或者说技术不错，玩什么总是赢。他就逢人便说，我信访了二十几年，最后输掉了。活该现在要我一点一点赢回来，这就是天理。

        可是好景不长，渐渐地，运气走了，开始输多赢少。和所有的赌徒一样，想扳回局面，老陶赌得越发凶了，几百几百的一局。再往后，就是上千块了。然而，大势已去似的，老陶成了大输家。他自然是罢不住手。近一年开大排档的钱，渐渐地都给他输了进去。每次找彩姨拿钱，彩姨不给，他就在外面借，让债主上门找彩姨讨。彩姨原是个爱面子的女人，性子又烈，就跟他寻死觅活，一点用也没有。他说，你跟我过不了，回头找你男人去。这是这女人的痛处，就任他去胡闹了。后来差不多输光了，这大排档的铺面是租的，没的输。他一狠心，就跟一帮男人说，赌他的婆娘。这急红眼的话说出来，收不回去了。他又输了，赢家是个打工仔，当真就跟着他回家。彩姨听清楚了缘由，冷笑一声，将老陶踹出了门，把打工仔拉进了屋，冲着院子喊，姓陶的，你有种，这倒是无本的买卖。老娘我跟谁睡不是睡，反正你也不是我正经男人。这倒好，你不用败家了。打那以后，赌赢了给他钱，下次又赌进去。赌输了，就把男人们带到他家里，跟他婆娘上床，有时候，是好几个男人。输得大了，那男人还能跟他女人过夜。

        女邻居撇了撇嘴，说，他还好意思把他家的男娃娃支到我们家来睡觉。邻里邻居的，倒是我们不好意思不答应。他就蹲在外面抽烟，来来回回地走。我们在屋里都听得清楚。你想，哪有不沾腥的猫。这码头上的男人，都争着跟他赌，为了赢他，还出老千……我是看我男人看得紧……

        这时候彩姨出来了，手上端着一碗打卤面。那女邻居咿咿呀呀地打着招呼，走了。彩姨狐疑地看着那人的背影，问我，她说什么了？

        我说，没，没什么。

        彩姨鼻孔里发出不屑的声音，故意放大声量，说，一张屄嘴，能说出什么好的来。这前跟前的，我无所谓了。

        我说，彩姨……

        这中年女人说，我就是无所谓了，我一个老娘们儿。突然她咬咬牙，我现在知道这个姓陶的，不是个人。她指指远处在玩的男孩子：不是带着这个拖油瓶没人要，我早就离开他了。

        晚上快十一点的时候，毛扬和老陶回来了。老陶脸上有伤，衣服也破了几处。看得出，是在收容站里吃了苦头。彩姨看他这样，脸上动一动，回过身去。

        老陶走过来，慢声轻语地说，自己是正正经经去进货的，只是受了一个同伴的蛊惑，顺便赌了一把。没想到才开局，警察就来了。

        彩姨还是不说话。

        老陶冲她“扑通”一声跪下了。

        毛扬拉了他一把，他不起身，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哪能说跪就跪，说起就起。

        毛扬说，大家一个让一步，给个台阶下。

        彩姨没有回头，终于很冰冷地说，你起来吧，我去做饭。

        老陶叹一口气，对毛扬说，毛秘书，我痛改前非，要不真不是个人了。

        老陶又开起了他的大排档。

        日子流水似的，转眼又过去了半年。入冬的时候，毛扬升了职，做了科长，晚上更是不着家了。

        这天晚上，来了个人，手里拿了个信封，说是要给毛秘书。看来这人有阵子没见过毛扬了。

        二妈打开信封，一看是一沓子钞票，赶紧合上，塞回那人手里。说，有什么事，到毛扬单位跟他谈。

        那人说，您误会了。我是陶汇泉的战友，他托我还钱给毛秘书。

        二妈只是一径将来人往外推，说，我不管，有什么事，你跟他本人讲。钱的事，我们做家属的担待不起。

        我说，二妈，老陶是找哥借过一万块呢。

        我走过去，接过那个信封，对那人说，老陶，他还好吧。

        那人叹口气，说，好什么，进去了。

        我说，啊，他，他又去赌了？

        那人摇摇头，说，这回不是，出了人命了。

        我和毛扬在看守所见到了老陶。

        远远地隔着玻璃，看守将一个头发花白的人押过来。老陶抬起头，见是我们，返身就要回去。看守顶了他腰眼一下，说了句什么。他只有老老实实地过来。

        老陶用手掌遮住自己的脸，许久才拿下来。对毛扬说，毛秘书，我……

        毛扬说，老陶，你怎么这么糊涂呢。

        老陶没说话，终于呜呜地哭起来。

        彩姨精神失常了，给她的山东男人领回去了。她只是喃喃自语：报应，报应……

        老陶说，是报应。自己在酒里掺甲醇的事情，她也知道。她想这些顾客，里头也有睡过自己的。这么一想，心里也就没什么过不去的了，还说，好歹喝出一两个肝硬化。

        老陶说，他只是太想补上店里的亏空了。这甲醇，附近的馆子，人人都掺。他想人家能，他为什么不能。都说这玩意儿能喝死人，几个月了，也没见有客人吃着吃着饭给撂倒的。

        老陶说，一大桶工业酒精，给他封得严严实实，塞到了床底下。彩姨那捣蛋儿子竟然还钻得进去，把盖子掀了喝。八岁大的孩子，发现得再早，也救不转了。

        老陶说，毛秘书，你说，这不是报应，是个啥。

        回来的时候，在长途大巴车上，毛扬没有说话。夜色浓重起来了，外面起了寒，车窗里头蒙了一层雾气。毛扬将头贴在椅背上，手指在玻璃上划来划去。他手放下了，我看见歪歪斜斜的三个字——陶汇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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