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德弗罗坚信联邦调查局不会撤消他的“游隼计划”，但他还是为与柯林·弗莱明的这次针锋相对的会面而深感烦恼不安。他并没有低估对方的才智、影响或情感。但真正使他担忧的是耽搁了时间。

        “游隼计划”只有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和白宫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知情。对这个秘密计划掌管了两年之后，德弗罗已经接近，或者相当接近触发他精心设置的陷阱的最后一搏了。

        目标只被简称为UBL。这是因为华盛顿的整个情报界把那个人的名字拼写成Usama，即乌萨马，使用的首字母是“U”，而不是媒体所喜欢采用的“Osama”。

        在二○○一年夏天，整个情报界普遍深信拉登将发起一场针对美国的战争。百分之九十的人认为，屠杀会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的某个主要的美国利益机构；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认为会在美国领土上发动袭击。

        这种念头贯穿在所有的情报机关里，但主要是在中情局和调查局的反恐部门里。反恐行动的重心是要提前发现拉登的真正计划，然后去预防它。

        尽管总统第12333令禁止“终结”，但保罗·德弗罗的目标绝不只是阻止本·拉登，而且还要“终结”他。

        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这位从波士顿学院毕业的学者就已经明白，在中情局内的提升要依靠某种形式的专业知识。他的年轻时代是越战和冷战的时代，大多数新员工都选择了苏联部门。敌人显然是苏联，要学习的外语是俄语。因此学俄语的门槛都快被挤破了。德弗罗选择了阿拉伯语，钻研伊斯兰教。别人都认为他发疯了。

        他非常投入地学习，掌握了阿拉伯语，语言水平几乎可以被当作阿拉伯人；他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也达到了学者的水平。他的回报随着一九七九年的圣诞节而来临：苏联入侵了一个叫阿富汗的地方，在兰利的中情局总部，情报官们这才慌忙寻找地图。

        德弗罗表示，除了阿拉伯语他也会说不错的乌尔都语，也就是阿富汗的语言，还略懂巴基斯坦西北地区至阿富汗的部落族人说的普什图语。

        他的生涯真正起飞了。他是第一批站出来说明问题的人之一，他指出，苏联已经掉进了一个泥潭却浑然不知；阿富汗的部落是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国占领的；苏联的无神论触犯了他们狂热的伊斯兰教义；在美国的物质帮助下，他们将会在山区基地里形成强大的抵抗力量，最终把鲍里斯·格罗莫夫将军统领的苏联红军第四十军打得损兵折将，吃尽苦头。

        在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前，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狂热的穆斯林战士们确实让一万五千名苏军士兵躺在棺材里返回了家乡；尽管阿富汗人一直在暗处抵抗，尽管占领军对阿富汗人造成了极其残酷的重创，但入侵者已经军心动摇，士气低落了。

        正是阿富汗战争和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共同作用，最后使得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保罗·德弗罗已经从情报分析部转到了行动部，并与米尔特·比尔顿一起，把美国每年十亿美元的支持游击队的武器分发给那些“山区战士们”。

        在阿富汗山区艰苦的生活、行军和战斗期间，他见过从中东过来的成百上千个满怀理想的年轻反苏志愿者。他们既不说普什图语，也不说达利语，但愿意在需要他们的时刻在异国他乡战斗和牺牲。

        德弗罗很清楚他在那里做什么，他正在抗击一个威胁到他自己国家的超级大国。但这些年轻的沙特人、埃及人和也门人在那里做什么呢？华盛顿不理会这些中东年轻人，以及德弗罗所写的报告。但德弗罗对这些年轻人着迷。这位中情局特工会装作对阿拉伯语一窍不通的样子，连续几个钟头听他们讲话，欣赏着他们反对无神论的言论。

        而且，他们也同样仇恨和蔑视基督教和西方，尤其是美国。这些人中，有一个被宠坏了的生性狂热、喜怒无常的沙特巨富的后裔，投入千百万美元的资金，在巴基斯坦建立训练营和难民营，把食物、毯子和药品分发给其他狂热的穆斯林战士。他的名字叫乌萨马。

        乌萨马·本·拉登想成为一位像艾哈迈德·马苏德那样的勇士，但实际上在一九八七年暮春时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米尔特·比尔顿把他称作“被宠坏的小鬼”，但德弗罗密切地注视着他。这个年轻人除了喋喋不休地提及真主之外，还怀有一种强烈的仇恨，总有一天这种仇恨将会发泄到除了苏联人以外的其他目标上。

        保罗·德弗罗回到兰利，获得了一连串奖章。他已经选择了独身，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学问和工作上。他已故的父亲给他留下了巨额财富，在他位于老亚历山德里亚的那座优雅的房子里，收藏着令人羡慕的伊斯兰艺术品和波斯地毯。

        他曾试图告诫官方，要警惕苏军撤走后任由阿富汗陷入内战的愚蠢做法，但是柏林墙倒塌引起的欣慰导致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在苏联陷入混乱，东欧国家纷纷为自由而倒向西方的形势下，世界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了一潭死水，世界唯一余留的超级大国所构成的最后威胁，正像太阳升起之前的雾气一般在蒸发。

        德弗罗回国后还没来得及坐稳屁股，萨达姆·侯赛因就在一九九○年八月入侵了科威特。在美国阿斯彭，冷战的胜利者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商定，他们不能容忍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第一批美军F-15战鹰升空飞往阿曼的图姆莱特，保罗·德弗罗也踏上了奔赴美国驻沙特阿拉伯使馆的路途。

        节奏太快了，日程太紧了，要不然他肯定会注意到异常。一个同样是从阿富汗返回的年轻沙特人，领导着一个叫“基地”的组织，提出愿为法赫德国王服务，以保卫沙特阿拉伯免遭北方好战邻国的入侵。

        沙特的君主很可能也没特别关注这个小股武装的头领，所以忽视了他提供的志愿服务，相反允许由五十个国家组成的五十万外国战士，来把伊拉克军队撵出科威特并保护沙特的油田。这些战士百分之九十是异教徒，也就是基督徒，他们的作战靴行进在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同一片土地上。其中差不多四十万是美国人。

        对那个沙特狂热分子来说，这是对真主和先知默罕穆德的侮辱，是不可容忍的。他宣战了，首当其冲的就是针对许可外来入侵的沙特王室。更重要的是，德弗罗最初在兴都库什山区注意到的那种仇恨，现在已经找到了发泄的目标。拉登接着宣布对美国作战，并开始着手制订计划。

        假如在海湾战争结束和胜利之时，保罗·德弗罗就被调到了反恐中心，那么历史的进程也许会发生改变。但在一九九二年，反恐中心还是一个级别很低的部门；政权转移到了比尔·克林顿手中；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都进入了他们最糟糕的十年。先是中情局爆出丑闻，奥尔德里奇·艾姆斯在八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背叛祖国；后来又传出消息，联邦调查局的罗伯特·汉森也是个叛徒。

        在与苏联对抗了四十年之后，本应该是胜利的时刻，两个情报机关却都遭受了领导、士气和信任上的危机。

        新的领导崇尚一条新的原则：政治上的正确性。非法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伊朗门”丑闻经久不散，导致新领导不再崇尚勇气与胆量。精明能干的好员工大批离去；官僚主义者和阿谀奉承者被提到了中层领导的岗位上。具有几十年前线斗争经验的情报员们受到了冷落。

        在招待酒会上，当参众两院的议员们自鸣得意地宣称，至少阿拉伯世界还爱戴美国，保罗·德弗罗对他们报之以礼貌的微笑。这种爱戴只限于他们刚刚访问过的那十个王子。这位耶稣会会士出身的情报官曾经影子般地在穆斯林的街巷里穿行多年，在他的内心，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不，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四个阿拉伯恐怖分子驾着一辆租来的面包车驶入了纽约世贸中心地下第二层的停车场里。车上装载着大约五百到七百公斤的以化肥为原料的自制炸药，叫硝化脲。幸好对纽约人来说，它的爆炸威力还远远不够强大。

        尽管如此，它还是造成了一次轰动。那时没人知道，甚至都没有人去怀疑，这次威力不大的爆炸是为一场新的战争打响了第一炮。

        德弗罗当时是整个中东处的副处长，虽然在兰利的总部办公，但经常出差。部分因为他旅行时的所见，部分因为从中情局驻在世界各地伊斯兰国家的情报站涌进来的报告，使得他的注意力由阿拉伯的宫殿转到了另一个方向。

        他开始要求从驻外情报站获得补充报告，不是关于当地的部长们在干什么，而是关于大街小巷、农贸市场、宗教圣地、清真寺里的普通人，尤其是学校里接受过教育的穆斯林青年们的内心思想。他观察和倾听得越多，警钟就敲得越响。

        “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他内心的那个声音在告诉他。“他们只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协调人。”

        他自己花时间进行研究，再次拾起了那个沙特狂人奥萨马·本·拉登的线索。他获悉，那人因粗暴无理地指责君主允许异教徒踏上这块神圣的土地，被逐出了沙特阿拉伯。

        他还获悉，拉登先是安顿在苏丹，又一个原教旨主义的狂热的纯伊斯兰国家。喀土穆要把这个沙特的狂热分子移交给美国，但没人感兴趣。然后他又走了，回到了阿富汗的山区，那里的内战已经结束，政权落到了最狂热的极端宗教派别塔利班的手中。

        德弗罗注意到，这个沙特人带着巨额财富抵达阿富汗，给塔利班奉上了几百万美元的礼物，很快成了那里的知名大人物。拉登带着差不多五十名保镖抵达阿富汗，并发现他共同战斗过的几百名外国（非阿富汗）穆斯林战士还在那里。在巴基斯坦边境城市白沙瓦和基达一带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这位归来者已经开始了两项狂热的计划：一是在十几个地方精心挖掘复杂的山洞；二是建造训练营。营地不是为阿富汗军队建造的，而是给志愿恐怖分子使用的。消息回传到了保罗·德弗罗那里。伊斯兰对美国的仇恨已经找到了一个协调人。

        此时发生了美军突击队员在索马里遭到大屠杀的惨剧，这是情报不准所导致的。美国人不单低估了军阀阿蒂德的反抗，更没有意识到还有其他人在对美国人作战，不是索马里人，而是更为老练的沙特人。一九九六年，一颗巨型炸弹摧毁了在沙特阿拉伯达兰的科巴尔大厦，造成了十九名美国军人死亡，其他多人受伤。

        保罗·德弗罗去见局长乔治·特内特。

        “让我去反恐中心。”他要求说。

        “反恐中心已经满员了，而且他们干得很好。”中情局局长说。

        “在曼哈顿死了六个人，达兰死了十九个。这是奥萨马·本·拉登干的。拉登和他的组织即使并没实际去安放炸弹，也肯定是幕后策划者。”

        “这我们都知道，保罗。我们正在处理这事。调查局也同样。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乔治，调查局对本·拉登不够了解。他们没有阿拉伯问题专家，他们不懂心理学。他们对付歹徒很内行，但苏伊士以东地区是月亮的阴暗面，他们恐怕从没见过。我对这事有新的思路。”

        “保罗，我要你待在中东。我需要你继续留在那里。约旦的国王快要死了。我们不知道谁会是他的接班人。是他的儿子阿卜杜拉或者是他的弟弟哈桑？叙利亚的那个独裁者也快要倒台了，谁会去接管？萨达姆一直在阻挠武器核查专家，如果他把他们赶出去怎么办？整个巴以冲突问题正在向南扩展。我需要你待在中东。”

        德弗罗的调动在一九九八年才成为现实。八月七日，两颗巨大的炸弹在美国驻非洲的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两个使馆外面爆炸了。

        在内罗毕死了二百一十三人，另有四千七百二十二人受伤。死者中有十二个美国人。在坦桑尼亚的爆炸没有那么严重，炸死十一人，炸伤七十二人。死者中没有美国人，但有两个美国人受伤。

        很快就证实，这两起爆炸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本·拉登的组织。保罗·德弗罗把中东的事务移交给由他亲自提拔起来的年轻的阿拉伯问题专家，自己转到了反恐中心工作。

        他的职务是中心副主任，但没有替代原来的领导。这不是一项很体面的安排。他作为一名顾问游离于情报分析的边缘，但他很快就明白，克林顿政府只采用品德正直的人提供情报的做法是完全发疯了。

        正是这种疯狂导致情报完全不准确，美国对非洲爆炸事件的反击一败涂地。美国巡航导弹摧毁了苏丹首都喀土穆郊外的一座制药厂，因为他们相信本·拉登是在那里制造化学武器。结果那是一座真正的生产阿司匹林的工厂。

        另外七十颗战斧巡航导弹砸进了阿富汗，想炸死本·拉登。这些价值几百万美元一颗的导弹把许多大岩石炸成了小石块，但本·拉登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由于这些惨败，加上德弗罗本人的不断游说，“游隼计划”才得以开始。

        兰利的中情局一般认为，一个人的计划要得到接受、通过，他必须有几个监督员。但“游隼计划”非常绝密，只有局长特内特知道德弗罗的打算。在总部之外，这位耶稣会会士不得不吐露给另一个人：白宫反恐专家理查德·克拉克，他从老布什手下开始工作并延续到克林顿手下。

        克拉克在兰利不讨人喜欢，因为他惯于发表不留情面的批评，但德弗罗需要克拉克是有几条理由的。这位白宫的工作人员将会义无反顾地同意德弗罗心里的打算；他绝对会守口如瓶；而且他可以在白宫施加压力帮助德弗罗得到他需要的工具。

        首先，德弗罗获准把所有“不许杀死目标”的说法扔进垃圾桶，而且如果需要，他还可以跟任何人合作，哪怕是令人恶心的恶棍。这些恩准并非来自于椭圆形办公室。从那时候起，保罗·德弗罗就在他自己的极为隐蔽的钢丝上行走了，没人给他提供安全网。

        他获准建立他自己的办公室，挑选他自己的小组人员。他物色了他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员工，局长压下了其他部门的强烈抗议。这是他第一次组建一支团队，他要的是一个精干的小组，每一个人都是专家。他在中情局大楼的六层得到一套三间的办公室，透过白桦树和柳树面对着波托马克河，除了冬季树叶脱落时节，这里都相当隐蔽。

        他需要一个可靠的得力助手：一个可信赖的、忠诚的实干家，一个只按吩咐去执行而不会作任何猜测的人。他选中了凯文·麦克布莱德。

        除了都是职业情报官，都在二十几岁时加入中情局并都已经服务了三十年之外，这两个人在其他方面截然不同。

        这位耶稣会士身材瘦小，每天在自家的健身房里坚持锻炼身体。麦克布莱德的身体已经发福了，周末喜欢喝啤酒，大多数头发已经从头皮上脱落了。

        对麦克布莱德的年度“政审”记录显示，他与妻子莫莉的婚姻如磐石般牢固，住在贝尔特路边一个住宅区简朴的房子里。两个孩子已经成年并刚刚离开家。他没有横财，靠薪水过着勤俭的生活。

        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驻外使馆里度过的，从来没升上过情报站长的职位。他不会构成威胁，却是一个第一流的二把手。如果你要他做成某事，事就做成了。你可以依靠他，他不会卖弄假学问、大道理。麦克布莱德的价值观是传统的、爱家的、爱国的。

        二○○○年十月十二日，在“游隼计划”执行了十二个月时，本·拉登又发起了袭击。这一次，袭击者是两个也门人，他们为达到目的而进行了自杀性攻击，这是自一九九三年在贝鲁特针对美军的爆炸之后，第二次自杀性袭击行动。以往在世贸中心、摩加迪沙、达兰、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本·拉登并没有要求最高形式的牺牲。这次在亚丁，他这么要求了。他在提高赌注。

        当时，美国海军“科尔”号伯克级驱逐舰停泊在位于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亚丁港内。那里原是英国的煤炭码头，曾经也是美国警备区。也门是本·拉登父亲的出生地。美国人在那里的存在肯定是激怒了他。

        两名恐怖分子驾驶一艘装载着tNt炸药的充气筏，从供应船队中间呼啸着穿行过去，插入到驱逐舰与码头之间爆炸了。由于船壳和混凝土之间的压力，船舷上炸出了一个大窟窿。军舰内，有十七个水兵身亡，另有三十九个受伤。

        德弗罗研究过恐怖行动的产生和造成的伤害。他知道，无论实施者是国家还是非政府组织，恐怖行动总是可以分为五个层次。

        最高层是阴谋者、策划者、授权者和鼓动者；其次是组织者和协调者，他们负责招募、培训和提供装备，没有他们，计划就不能得到执行；第三层是实施者，这是些丧失了正常道德标准的人，他们去施放毒气、安置炸弹，扣动枪机；第四个层面是积极的配合者，引导杀手，造谣中伤邻居，透露隐藏地点，出卖旧时的同窗好友。最底层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迟钝、麻木，向暴君致敬，给杀人犯戴上花环。

        在针对西方，尤其是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中，本·拉登起到了前面两个层面的作用。拉登本人、二号人物埃及人艾曼·扎瓦赫里、行动部头子穆罕默德·阿蒂夫，以及拉登的国际使者阿布·朱拜伊德，都不需要亲自去安放炸弹或驾驶卡车。

        宗教学校能提供源源不断的年轻的狂热分子，被灌输了对非原教旨主义的整个世界的满腔仇恨，加上对的断章取义的曲解。再给他们配上几个成熟的改变信仰者，唆使他们认为，大规模杀戮能保证他们登上里所描述的天堂。

        本·拉登只是制订计划、招募人员、培训操练、供应设备、指导行动、提供资金和监督管理。

        在与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柯林·弗莱明激烈争吵过后，德弗罗在坐车返回的途中，又一次检验了一下他正在做的这件事情的道德正义性。是的，那个残暴的塞尔维亚人杀了一个美国人。但在另一个地方，有人已经杀了五十个美国人，而且以后还会杀更多。

        他回忆起多米尼奇·泽维尔神父曾经就一个道德上的问题逼问过他。

        “一个人向你逼近，想杀死你。他有一把刀，外伸距是一米。你有权进行自卫。你没有盾牌，但你有一支矛，外伸距是三米。你刺过去，还是等着他先杀过来？”

        神父让学生们结成对子，互相辩论。德弗罗毫不犹豫。行大善而容小恶。是那个持矛的人挑起这场战斗的吗？不。但他有权用矛去刺。不是反击，反击的前提是第一个回合之后依然活着。应该先发制人地攻击。在对待本·拉登的问题上，他问心无愧。为保卫祖国，德弗罗将会杀；而且他与之合作的盟友不管多么罪大恶极都无所谓。弗莱明错了。德弗罗需要季利奇。

        对保罗·德弗罗来说，世人对他祖国的感情，一直是一个持久的谜团，他相信他已经解开了这个谜团。

        大约从一九四五年，也就是他快要降生的时候起，历经此后的朝鲜战争，冷战开始的十年，美国不单单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而且还是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受爱戴、最受羡慕和最受崇敬的国家。

        五十年之后，前两个地位仍然保持着。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富裕，是唯一余留下来的超级大国，显然是能够俯视这个世界的霸主。

        但纵观全球，黑非洲、伊斯兰和欧洲的左翼全都仇视美国。到底怎么回事？这是困扰着国会山和新闻媒体的一个难题。

        德弗罗知道，他的国家远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它会犯错误，经常犯很多错误。但它的本意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良好，有时候比大多数国家更好。作为一个全世界到处旅行的人，他已经在近距离见过许多“大多数”，现实大都很丑陋。

        大部分美国人并不明白一九五一年至二○○一年之间的变化，所以他们假定这些变化没有发生过，把第三世界友善的假面具视作其内心真实的感觉。

        难道山姆大叔没有尽力宣讲反对暴政的民主吗？难道美国没有提供至少一万亿美元的外援吗？难道美国没在五十年中每年拨出一千亿美元用于增强西欧的防务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举行反美游行示威，打出反美标语口号，围攻美国使馆，焚烧美国国旗？

        六十年代末，当越战局势变得越来越糟，骚乱开始爆发的时候，一位年老的英国间谍头子在伦敦的一个俱乐部里向他解释过这个问题。

        “年轻人，如果你软弱，你就不会被人憎恨。如果你贫穷，你也不会被人憎恨。你没有那万亿美元是不会被人憎恨的；你之所以被人憎恨，就是因为那万亿美元。”

        那位年老的英国官员朝格罗斯文纳广场指了一下，在那里，左翼政治家们和留着胡须的学生们聚集在一起，朝美国使馆扔石块。

        “对你们国家的憎恨，并不是因为你们在攻击他们的国家，而是因为你们保护着他们国家的安全。千万不要去寻求普遍欢迎。你们可以拥有至高地位，或者你们可以被人所爱，但决不会两者兼得。世人对你们的感受是百分之十的真正反对和百分之九十的妒忌。”

        “千万不要忘记两件事。没人会去感谢他的保护者；再没有比发泄到恩人身上的仇恨更强烈的仇恨了。”

        这个老间谍早就过世了，但德弗罗已经在五十多个国家见证了他愤世嫉俗言辞的正确性。不管愿意与否，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很久以前，罗马人有过这种殊荣，他们曾对别人的仇恨报之以残酷的武力镇压。一百年前，英帝国曾称雄世界，他们对他人的仇恨的反应是：蔑视，不予理睬。现在，美国人结了仇，他们扪心自问到底在什么地方做错了什么事？这位耶稣会会士、秘密特工早就下定了决心。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他要去做他相信必须去做的事，并在某一天去见上帝时要求宽恕。到那时候，那些痛恨美国的人早就完蛋了。

        当他回到办公室里时，他的助手凯文·麦克布莱德正等着他，脸色阴沉严肃。

        “我们的朋友来联系过了，”麦克布莱德说，“很恼怒很惊慌。他认为有人在跟踪他。”

        德弗罗沉思了一会儿，不是想着提抗议的那个朋友，而是想着联邦调查局的柯林·弗莱明。

        “该死的家伙，”他说，“该死的下地狱的家伙。我还以为他不会那么做，至少没有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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