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伦纳德·乌登拥有伟大诗人、诺贝尔奖得主等众多头衔。他回忆着过去，说道：“嗯，我最大的成功，我的意思是，给我最大满足感的成功——年轻的朋友们，人们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不会对荣誉、喝彩、女人及其他疯狂的事情感兴趣了，如果他们自己已成为陈年往事多年，就更是如此。年轻人却要享受这一切，如果没去享受就是犯傻。唯一的问题是，人们年轻的时候没钱享受。人生真应该反过来；一开始就应该处于老年期，勤恳地做许多有益的工作，因为这时候做别的事情都不合适；之后才是青年期，这样才能享受漫长人生的丰硕成果。你们看，老人家说话就是这样东拉西扯。我要说什么来着？对了，我最大的成功。好，我来告诉你们：我最大的成功不是我任何一个剧本，也不是我任何一部著作，虽然我的著作曾经真的很火。但这些都不是，我最大的成功是赛尔文的案子。

        “当然，你们肯定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二十六年前——不，是二十九年前的事情了。没错，二十九年前的一天，天气晴朗，一个瘦小的白发老太太来找我。

        “我这个人一向谦恭有礼，这一点广受赞誉。在我礼貌地开口询问她之前，她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放声大哭。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看着女人哭，我真是于心不忍。

        “我安慰这位老太太，她稍微平静了一些后对我说：‘您是诗人，我求您，看在都是诗人的份上，救救我的儿子吧！您肯定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弗兰克·赛尔文的新闻——’

        “我想我那时候看起来一定像个长着胡子的婴孩。虽然我看过报纸，但我丝毫没有留意有关弗兰克·赛尔文的新闻。尽管如此，从她的哭诉中我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弗兰克·赛尔文是她的独子，二十二岁，不久前因谋杀和企图盗窃他姑妈苏菲的财产而被判处劳役监禁终身。让陪审团觉得情节更严重的事情是，他拒不认罪。

        “赛尔文太太一边痛哭一边说：‘但是他是清白的。我向您发誓，他真的是清白的。在那个可怕的晚上他对我说：妈妈，我头痛，我要去外面走走。因此他没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那个晚上谁会注意到这么一个小伙子呢，哪怕只是碰巧看到他？我家的弗兰克是个莽撞的孩子，但是您也年轻过。想想看，他才二十二岁啊！他们怎么能这样毁掉一个年轻人的一辈子？’

        “她还说了许多许多。我跟你们说，如果你们看到那位满头白发、心痛欲绝的母亲，你们就会觉得最折磨人的事情之一是同情你无力帮助的人，而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不管怎样，我还是向她许诺说我会不遗余力地帮她，直到弄清真相。同时我也表明我相信她的儿子是清白的。当那位可怜的老妇人开始为我祈祷时，我只差没在她面前跪下了。你知道吗？当别人感激你就像感激神灵一样时，你看起来就像个傻子。

        “也好。从那时候起我就全身心扑在弗兰克·赛尔文的案子上面。当然，首先我仔细阅读了审讯的报告。我告诉你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草率的审讯。这件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丑闻。其实这个案件本身不复杂：一天晚上，苏菲姑妈的佣人，即现年五十岁且有智障的安妮·索拉听到苏菲姑妈的房间里有脚步声。她去看为什么她的女主人还没有睡觉，进入卧室时她看到窗户敞开着，并瞥见一个男人的身影从窗户跳到花园里去了。她拼命叫喊，当邻居们提着灯赶来时，他们发现苏菲躺在地板上，已被人用她自己的手帕勒死。苏菲放钱的衣柜已被砸开，一些亚麻布四处散落，但钱还在原处。显然那时候佣人干扰了凶手的行动。这就是这个案子的情况。

        “第二天弗兰克·赛尔文就被捕了。好像佣人记住了跳窗户的那个年轻人的长相。警方已经查明赛尔文那个时候并不在家，他是半个小时之后才回家的，一回家就直接上了床。此外还发现这个年轻人负债。还有某个嘴碎的老太婆出来添乱，说案发之前，苏菲姑妈曾私下跟她说自己的侄子弗兰克曾来找她借钱。顺便说一下，苏菲姑妈是个相当吝啬的人。当她拒绝借钱时，弗兰克说：你留点神，会有让人们震惊的事情发生。事情就是这样，弗兰克被卷进去了。

        “现在来说说审讯。审讯从开始到结束持续了一天。弗兰克·赛尔文只是说他是清白的，他散步后就直接回家睡觉了。审讯中没有盘问证人。弗兰克的辩护律师没有收取律师费，因为赛尔文太太付不起。这位律师是个随和的老糊涂虫，他只知道说这位莽撞的当事人太年轻，还泪汪汪地恳求陪审团的好心人放过当事人一马。检察官也是草草了事，他指出就在审弗兰克·赛尔文的案子之前陪审团已经无罪释放两名犯人。他质问道，如果每一宗罪行都因陪审团的宽松和仁慈而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那这个社会是不是就完蛋了？陪审团似乎对这番说辞很敏感，试图证明不会有人会投诉他们宽松和仁慈。所以他们以11比1的投票结果裁决弗兰克·赛尔文谋杀罪成立。这就是整个案子的经过。

        “现在我告诉你们，当我弄清楚这些细节时，我真是绝望透顶。虽然我不是律师，或者说恰恰因为我不是律师，所以这件事简直让我怒不可遏。你们看啊，原告证人有智障，不仅如此，她都快五十岁了，明摆着快到更年期，在这种情况下，她说的话不是那么可信。她是在晚上看到跳窗的人的影子的；后来我发现，当天晚上很暖和，但天色很暗，所以她根本不可能看清那个人。在黑暗中并不能准确辨识一个人的身高，对此我自己认真做过试验。更糟糕的是，这个女人讨厌弗兰克·赛尔文这个小伙子，而且她的这种厌恶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而原因是弗兰克曾经取笑过她，在她看来那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还有一点，苏菲姑妈不喜欢她的妹妹，也就是赛尔文太太，实际上她们彼此不说话。那个老女佣曾给弗兰克的母亲起过各种各样的诨名。如果苏菲姑妈说弗兰克曾经威胁过她，那也许是这个老女佣为诋毁弗兰克的母亲而在苏菲姑妈面前讲的坏话。说到弗兰克，他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年轻人。他在某个公司做职员，有一个女朋友，他为女朋友写过一些肉麻的信件和糟糕的诗句。他负债也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为此他变得非常脆弱，开始酗酒。他的母亲是个可怜的女人，但也是好人的典范。她罹患癌症，贫穷和不幸的遭遇更是让她的生活雪上加霜。这就是我做过进一步调查后所了解的情况。

        “当然，你们不知道当时处于全盛时期的我是怎么样的。只要我发起脾气来，任谁也拦不住。后来我给报纸写了一系列题为《弗兰克·赛尔文案件》的文章。我逐条说明那些证人有多么不可信，尤其是原告证人。我分析了明显的矛盾之处以及某些带有偏见的笔录供词，证明了认为原告证人能认出罪犯有多么荒唐，还指出法官不称职的表现以及检察官不文雅的煽动之辞。但是我认为这么做还不够。我动真格了，开始攻击整个司法行政体系、刑法典、陪审制度以及无情和自私的社会秩序。别问我这引起了多么大的反响。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个名人，年轻人都站在了我这一边。事实上，一天晚上在法院门前还举行过一次有秩序的示威活动。后来赛尔文的辩护律师急匆匆地跑来见我。他认为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因而心乱如麻。他说他已经对判决提起上诉，赛尔文一定会减刑，改判为数年的监禁。但是现在上诉法院不可能向民众屈服，因而会驳回他的上诉。我跟这位值得尊敬的律师说，我不只关心赛尔文的案子，我还要维护真理和正义。

        “赛尔文的律师预料得没错。上诉被驳回了，但法官被迫退休。哎呀，接下来我就发起更猛烈的攻击。我告诉你们，即使在今天，我仍然认为当时我的所为是一场神圣的正义之战。噢，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从那时候起已施行了多项改革，你们必须承认我有那么一点儿功劳。当时全世界许多报刊都报道了赛尔文案件。我曾在酒吧给工人演讲，也曾在国际会议上面对各国代表团发表讲话。

        “在那个时候，‘改判赛尔文案件’就像‘杜绝战争’、‘争取妇女选举权’等国际性口号那样流行。赛尔文的母亲去世时，有一万七千人跟着那位干瘦老太太的灵柩为她送行。在她下葬之前，我做了一番对我而言空前绝后的演讲。你们知道吗？灵感是一种神秘而奇妙的东西。

        “这场战役持续了七年，它是我成功的因素。为我赢得世界声誉的不是我的著作，而是赛尔文案件。我知道，我有‘良知代言人’、‘真理骑士’等这样或那样的名头。这些东西中会有一部分留在我的墓碑上。毫无疑问，在我死后，学校读本会传颂伦纳德·乌登的真理之战，这样的传颂会持续十四年左右，再往后恐怕就没有人记得这件事了。

        “在这场战役的第七年，原告证人安妮·索拉去世。她在去世之前说了一番话，她泣不成声地承认了自己的良心不安。她说她曾在审讯中做了伪证，其实她并不能确定那个跳窗的杀人犯就是弗兰克·赛尔文。好心的牧师把这些话告诉了我。那个时候我更老道了一些，所以没有在报刊上披露这件事情，而是把那位善良的牧师带到司法当局。还不到一周就有指令下来说要重审弗兰克·赛尔文。还不到一个月就安排了新的陪审团来审理弗兰克·赛尔文案件，最有名望的律师免费为赛尔文辩护，将诉状驳斥得体无完肤。检察官建议陪审团宣判弗兰克·赛尔文罪名不成立，陪审团最终也一致判决弗兰克·赛尔文无罪。

        “是的，这就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胜利。我的其他成功都不能让我这般喜悦，同时又带给我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实话说，我开始想念赛尔文的案子，它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个缺口。那天审讯结束后，佣人过来告诉我说有位先生想跟我谈谈。

        “那位先生站在门口对我说：‘我是弗兰克·赛尔文’。当时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是我是有那么一点儿失望的，这位赛尔文先生看起来就像个——嗯，像个人工草皮代理商，身材相当粗壮，脸色苍白，而且已经开始谢顶了。他大汗淋漓，显得再平庸不过。他身上还有啤酒味。

        “弗兰克·赛尔文口齿不清地说：‘伟大而杰出的艺术家（想想看，他称为我‘伟大而杰出的艺术家’，我简直想踢他一脚！），我来感谢您，您是我最大的恩人。’他好像把他说的话背熟了。‘我一辈子都欠您的。所有感谢的话都不足以表达我对您的感激——’

        “我急忙对他说：‘不用客气，那是我的责任。当我确定法院误判你的案子时——’

        “弗兰克·赛尔文摇了摇头。他悲伤地说：‘不，先生，我不能对我的恩人说谎。我的确杀了那个老太太。’

        “我大声喊叫：‘我的天哪！那你到底为什么不在法庭上这么说？’

        “弗兰克·赛尔文带着责备的神情盯着我。他说：‘不，先生，我有权这么做。被告有权不认罪，不是吗？’

        “我不得不说这件事太让我震惊了。

        “我对他喝斥道：‘那你现在想让我怎么样？’

        “‘我只是来感谢您的崇高慷慨。您还在争执中站在了我可怜的老母亲一边。上帝保佑您，崇高的诗人！’赛尔文先生说这些话时不胜悲哀，很明显他认为这是他应有的恰当的情绪。

        “我大发雷霆，对他吼叫道：‘滚出去！’那个家伙一溜烟跑下楼去。三个星期过后，他在街上拦住我。他有点醉了。我无法摆脱他，我很长时间都没弄明白他到底想要什么，直到他硬拖住我向我解释。他说我把事情搞砸了，如果我没有写关于他的案件的文章，那上诉法庭会准许他的律师申诉，而他也不会白白在大牢里待七年。他说我至少应该考虑一下他悲惨的处境，对此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干涉了他的审讯。为了堵住他的嘴，我只好塞了点钱在他手里。赛尔文两眼泪水汪汪，最后对我说了一句：‘感谢您的仁慈，愿上帝保佑您。’

        “第二回他找上我就更有胁迫的意味。他说我之所以能获世界声誉都是因为他的案子。我就是靠了他才赢得声望，为什么他就应该一无所获？我完全说服不了他，他始终认为我对他有亏欠。我只好给他更多钱。

        “从那以后，他越来越频繁地找我。他会坐在沙发上，感叹自己一直后悔杀死那个老太太。他沮丧地说：‘我打算自首，但是这会让你相当难堪。我仍然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的内心得到平静。’我告诉你们，他的这些忏悔真够厉害的，我一直给他钱，他就一直在我面前忏悔。最后我给他买了一张去美国的机票。他是否在那里得到内心的平静就不得而知了。

        “好了，这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功。年轻的朋友们，当你们给伦纳德·乌登写讣告时，就写‘赛尔文案件让他名垂青史’诸如此类的话吧！我永远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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