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讲述道：

        布恩·霍根贝克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要是他的像张贴在墙上，好似一张贝蒂荣图或警署布告，那就会成为他的墓志铭；密西西比州北部的任何一名警察只要瞄一眼日期就能将他从人群中逮出。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十点左右。我和父亲在办公室里，父亲坐在桌边合计着帆布袋里倒出的钱，并把总数与我从街心广场周围收集来的运费清单进行核对；我呢，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等着中午快点到来好领取我星期六一毛钱的工资，然后我们会一起回家吃午饭，我总算有空闲赶上打棒球。而他们从早饭后在没有我参加的情况下一直在打——这么做依据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作为一个男人，即使才十一岁，他为自己在世界经济中（至少在密西西比州杰弗生镇经济中）占一席之地付出代价并承担责任也已经应该有一年的历史了。所以每星期六早晨，我和父亲一吃完早饭就出门了，而街上所有其他的孩子正戴上手套举着球棒拿着球准备打棒球呢——我的三个弟弟更不用说了，他们比我年幼矮小，因而也比我幸运，他们想当然地以为父亲的一套逻辑是：既然任何称职的成年男子都能在经济生活中平衡收支，能应付四个孩子的生计，那么，孩子中的任何一个，当然是个子最大的那一个，能在必要的经济活动中担起责任就足够了。既然这样，我就得干活。工作日里，我们家的黑人车夫从火车站接来一箱箱、一盒盒的货物，再分送到杂货店、五金店、农具店的后门，到了星期六上午我就挨门逐户上这些店收款，然后把装着钱的帆布袋带回代养马房让父亲清点核对，然后在上午剩下的时间里，坐在办公室里装模作样地接接电话——这便是我一周一毛钱的工作，我的生活开支被认为限定在这个范围内。

        布恩跳进门来时，我和父亲正在做的就是这些事情。没错，跳着进来。从走廊进办公室的门槛真不能算高，即使对十一岁的孩子来说也不高（不过，马夫领班约翰·鲍威尔已经让年纪最轻的马夫桑·托马斯不知从哪儿找来了或者是借来了也可能是拿来了——反正是搞来了——一个木块，给我垫了一步），布恩完全可以像往常那样以他六英尺四的步幅跨进来。可这回不一样：他是跳进屋来的。平时他的脸从没有显得特别温和和安详过，而此时此刻，由于激动、急切或别的原因，这张脸好像即刻就会从双肩之间蹦出来，他一边朝屋子这头的办公桌跃过来，一边已经在向父亲嚷嚷开了：“小心，莫里先生，让开，”他越过父亲，朝下面那只放着马房手枪的抽屉伸出手去；我弄不清是布恩扑向抽屉时推了椅子（这是一把装着小脚轮的转椅），还是父亲为了后退一些以踢掉布恩伸过来的手而往后推了椅子，一叠叠整齐的钱币飞出桌子那一边，滚得满地皆是，父亲也开始嚷嚷起来，脚下还使劲地踩着不知是那只抽屉还是布恩的手抑或同时踩着两者：

        “该死的，住手！”

        “我要毙了鲁达斯！”布恩大叫着。“没准他现在已经穿过广场了！小心，莫里先生！”

        “不行！”父亲说。“滚开！”

        “你不让我拿枪？”布恩问道。

        “对，该死的！”父亲答道。

        “好吧，”布恩说着已跳回门口，跃出门去。父亲却只是坐着。我相信你常常注意到过了三十或四十岁的人有多么无知。我不是指健忘。，他们不过是上了年纪，他们已经不记事了。这样说似乎有理，也不费力，实在是毫不费力。但有些事，一些生活中的确凿事实，无论你年龄多大都不会忘却。譬如有一道壕沟或陷窟；孩提时你踩着垫脚木从那上面走过；到了三十五或四十岁时，你蹒跚着缓缓回到那里，垫脚木已无影无踪；你甚至会不记得有过那块垫脚木；但至少你不会踩到原来那垫脚木架在上面的陷窟。父亲当时正是这种情形。布恩贸贸然跳进办公室差点把父亲的椅子和别的所有东西都撞倒，还想拉开放手枪的抽屉，直到父亲踢着踩着还是怎么的好歹挡开他的手，他才转身跃出办公室。显然无疑，父亲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出于行为原则，他甚至停止了咒骂，就好像不存在任何紧急情况，他把椅子蹬回桌边，看到那些零星散落的钱币得重新清点，便又开始大骂起布恩来，他甚至也不为了手枪的事，只是因为布恩是布恩·霍根贝克而咒骂，一直骂到我告诉他布恩的去向。

        “他去向约翰·鲍威尔借手枪了，”我说。

        “什么？”父亲说。随后他也——我们两人都——跳出了办公室，沿着走廊奔向马房后的那块场地，约翰·鲍威尔和拉斯特正在帮铁匠加布给三头骡和一匹套了挽具的马上蹄铁，此刻父亲已顾不得咒骂，只是一个劲地叫着，三步一嚷：“约翰！布恩！约翰！布恩！”

        但这次他又迟了一步。布恩耍了他——耍了我们。约翰·鲍威尔的手枪在马房中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感情问题。这是一支0.41口径的短管左轮枪，很旧但很好使，因为约翰满二十一岁那天从他父亲那儿买下这支手枪后就一直很好地保养着。只是，他照理是不应当拥有这支手枪的。我的意思是，这支枪是未经法令认可的。根据跟马房一样古老的法令，这里唯一合法的手枪应是办公室桌子右下方抽屉内的那支。而主仆双方达成的君子协定则认为，马房雇工从来干活时起到回家之前这段时间甚至都不能拥有枪支，更不用说携枪干活了。可约翰已经向我们大家作了解释并得到了我们一致的同情和理解，当想象不到的危机一旦出现，这种同情和理解便是对抗世界甚至对抗父亲的一道坚不可摧的联合战线，而要不是因为布恩·霍根贝克，这危机是不会出现的。约翰告诉我们说为了拥有这支手枪，他利用自己空余的时间干外活，用的是在农场帮助他父亲干活外的时间，是本该用来吃饭、睡觉的时间，直到二十一岁生日那天他把最后一个子儿交到他父亲手里买下了这支手枪；约翰告诉我们这支枪是他成年的生动象征，是他成为二十一岁男子汉的不可磨灭的见证；他说他从没想过，甚至拒绝想象会在什么情况下对任何人扣动扳机，可他必须随身携带这支枪；他绝不会把枪留在家中自个儿走开，正如他来干活时不会把身上的男人气概远远地留在家中的壁橱或抽屉里。约翰还说，一旦他被迫在留枪在家与丢掉饭碗间作出抉择，那么对他来说只会有一种选择。

        所以一开始他的妻子在他工装裤上部的里面缝了一个匀整结实的口袋，正好把手枪插在里面。但约翰自己马上就意识到这样不行。倒不是担心那枪有可能从口袋里滑落出来，结果无可补救，而是因为隔着布层枪的形状一目了然，一看就知道是枪。一目了然并不是对我们这些人而言：我们当然都知道他那个部位有枪，从马房的白人工头巴洛特先生，他的助手布恩（他晚上当班，所以白天这个时候他本应该呆在家睡觉的），再往下到所有的黑人车夫和马夫，直到最低下的马厩清洁工，大家都清楚此事，就连我也不例外，虽然我只是在星期六收收运费接接电话而已。就连老丹·格林纳普这个胡须被烟草熏得污渍斑斑的脏兮兮的人也知道约翰身上有枪，丹从没有酩酊大醉过，在马房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差使，这可能跟他嗜酒有点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名字，其实他根本不姓格林纳普，而姓格列尼尔：县里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后来走了下坡路——当年独立战争后，休格诺特·路易斯·格列尼尔一家从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翻山越岭，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来到了密西西比州，建立并命名了杰弗生镇——他在何处栖身无人知晓（他没什么亲人，只有一个白痴侄子或表亲之类的仍然住在法国人弯道过去的河边丛林帐篷中，那儿原先是格列尼尔家族种植园的一部分）。不过他总能及时赶到马房，把出租马车赶到火车站（他从没有醉到赶不了车的地步）接晚上9∶30和凌晨4∶12的火车，然后把旅行推销员送到旅馆，逢上歌剧院有舞会、滑稽说唱或戏剧演出，老丹就整晚值班（喝酒的当儿，有时他会头脑清醒不无自嘲地说起格列尼尔家的人当年是约克纳帕塔法上流社会的领袖；而如今格林纳普家的人成了这个上流社会的车夫），有人说老丹之所以能摊上这份活是因为他女儿是巴洛特先生的第一个老婆，可我们马房中的人都认为是因为父亲小时候常随老丹的父亲在法国人弯道猎狐的缘故。

        的一目了然不仅是对我们而言，父亲本人也一清二楚。因为父亲也知道这事。我们的企业小而紧凑，精细复杂，父亲没法不知道这事。因此父亲与约翰·鲍威尔面临着同样的道德问题，他们俩也都明白这一点，并都按照绅士互助的行为准则来处理这个问题：一旦父亲迫不得已承认这支枪的存在，那他就得告诉约翰第二天或是把枪留在家中或是干脆别来上班。对此约翰心里明白，他也是有身份有教养的人，他本人是绝不会惹出乱子使父亲不得不承认这支手枪的存在的。所以约翰的老婆没有把口袋缝在工装裤的上部，而是缝在了茄克的左手腋下部位。这样无论茄克是穿在他身上还是天暖时挂在马具房他的专用钉上，里面的手枪都隐而不露。约翰就是以这种方式保管着他的手枪直到布恩——按说他收了人家的钱这个时候应该躺在家里，他在某种意义上也保证过会这么做，而不是在广场上东荡西逛，在那儿会很容易受到使他冲回马房那种事情的刺激——一分钟前跳进办公室，从而断送了父亲与约翰间心照不宣的君子协定，挑明了他们两人都在说谎。

        只是父亲这次又晚了一步。布恩耍了他——耍了我们。布恩也知道马具房里挂茄克衫的那只钉子。他很精明，实在太精明，取到枪后没再折回走廊因为那样的话他就必须经过办公室；等我们赶到场地上，约翰、拉斯特、加布正注视着那扇还在摆动的边门，布恩拿着手枪刚刚消失在这扇门外。约翰与父亲面面相觑约有十秒钟，两人间的君子协定刹那间化为尘埃。可是君子与责任还在。

        “他拿的是我的枪，”约翰说。

        “是啊，”父亲答道。“他在广场上看到鲁达斯了。”

        “我去逮住他，”约翰说。“把他手里的枪夺掉。您发个话吧。”

        “去个人截住鲁达斯，”加布说，加布虽然是个矮个子，但粗粗壮壮，身子骨比布恩还大，干铁匠行当受过伤，伤愈后一条腿扭曲得厉害。他常常把马或骡的后脚提起来锁在自己变形的膝关节后，（只要有柱子之类的东西他可以抓扶）那马或骡往往只挣扎一下就不乱蹦了：它既无法将那只被锁的脚挣脱出来，又无法使自己站稳用另一只没锁的后脚去踢他蹬他。此刻加布嚷着：“嘿，拉斯特，快去抓——”

        “没必要为鲁达斯操心，”约翰打断道。“他可是那儿最安全的人。我看见布恩·霍根贝克以前开过枪。莫里先生发个话吧。”约翰在布恩·霍根贝克后面省去了“先生”两字，他知道父亲听到了他对布恩直呼其名，在任何他认为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白人听得见的范围内，他都这么做，因为他自己是绅士。而父亲也颇有大家风范：他清楚需要计较、不可饶恕的是布恩手中的那支枪。

        “不行，”父亲回答道。“你快去办公室给汉普顿先生打电话。”（对，那时一个姓汉普顿的是镇上的治安官。）“告诉他我发话让他尽快抓住布恩先生。”父亲说着向大门走出。

        “跟着他，”加布对拉斯特说。“他可能需要人替他跑跑腿。把门闩上。”

        于是我们三人沿着小巷往广场走去，我一路小跑地跟着。我们与其说想追上布恩，不如说是想隔开约翰与拿枪的布恩。因为约翰自己说过，鲁达斯是不用费心的。因为布恩的枪法我们都清楚：布恩开枪打鲁达斯的话，鲁达斯本人是不会有危险的。他一直是我们家的一名车夫，直到上个星期二早晨出了麻烦。根据布恩、巴洛特先生、约翰及部分鲁达斯本人的陈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两个星期前，鲁达斯新找了一个姑娘，是离镇子六英里外一个农场佃工的闺女（也可能是老婆，我们不太清楚）。星期一傍晚布恩来接替巴洛特先生上夜班时，除了鲁达斯外所有的马车、骡车和车夫都在。巴洛特先生吩咐布恩待鲁达斯回来之后打电话给他，然后便回家了。以上是巴洛特先生的证词。以下是布恩的证词，一部分已由约翰·鲍威尔证实（父亲自己已在早些时候回家了）：巴洛特先生刚从前门出去，鲁达斯就从后门进来了，是徒步进来的。他告诉布恩他车子的一个轮胎松了，他在我们家停了一下，父亲让他把车赶到牧场的池塘里，让轮子的辕木浸涨后与轮胎重新契合，然后再把骡子赶到场地上的牲口棚里喂食，第二天早晨再来把骡车驾走。你完全可以预料连布恩都相信了鲁达斯的这番话，而约翰当即就表示怀疑，因为凡是了解父亲或鲁达斯的人都应该知道，无论父亲对骡车在晚上作出怎样的安排，他都会叫鲁达斯把那组骡子带回到养马房的牲口棚里，那样它们可以得到妥妥帖帖的清洁与喂食。可布恩说鲁达斯当时就是那样跟他解释的，所以布恩没有打电话通知巴洛特先生免得打扰他吃晚饭。布恩觉得只要父亲知道骡子和车子在哪里就行了，毕竟骡车主人是父亲而不是巴洛特先生。

        接下来，约翰·鲍威尔开始不太情愿地叙述事情的经过；要不是布恩把他对事情真相的缄默渲染成道德问题而不只是对自己种族的忠诚，他是绝不会说出事情经过的：巴洛特先生留下布恩一人负责牲口和车子自己便回家了。他刚出马房前门，鲁达斯空着手从后门走了进来。约翰见状甚至懒得费神去听鲁达斯编派故事。他只是往回穿过走廊和场地走进小巷，一直走到巷子尽头站在那辆骡车边，这时鲁达斯也回到骡车边。骡车上装着一袋面粉、一加仑罐装汽油，还有五分钱一袋的薄荷糖。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因为虽说在马房内，凡涉及到牲口约翰的话便是不可违抗的法令，其权威性甚至超过布恩，仅次于巴洛特先生或父亲本人，而此时此刻在马房之外的无主地带，他只是莫里·普利斯特代养马房的另一名雇工，这一点他和鲁达斯都清楚。鲁达斯可能还对他作了提醒，可我也说不准。因为鲁达斯只需这样说：“要是让莫里·普利斯特知道我今晚借走了这车和骡子，那你茄克衫里缝着那玩意儿的事没准也会传到他耳朵里。”

        可我想他连这话都没说，因为他和约翰对此都很明白，正如他们都明白如果鲁达斯等约翰去向父亲报告他所谓的“借”骡子和车子的事，那父亲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事；而如果约翰等鲁达斯（或无论是马房还是镇上的任何一位黑人）去告诉父亲关于那支枪的事，那么父亲同样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所以当时鲁达斯可能什么也没说，而约翰可能只是说：“好吧。但是这些骡子必须在明早巴洛特先生到达前足足一小时回到牲口棚，身上没有汗渍也没有鞭痕甚至也不能看上去睡眼惺忪。”（你肯定注意到了鲁达斯和约翰两人在这件事上完全将布恩撇在了一边：鲁达斯没说：“布恩先生知道这些骡今晚不回骡棚；巴洛特先生明早回来之前他不是这儿的头吗？”约翰也没说：“谁要是信了你今晚来骗取骡子的那套胡编乱诌就根本不够格当什么头。而且我还吃不准这人是不是布恩·霍根贝克。”）否则莫里先生不但会知道昨晚骡和车不在那里，他还会知道它们去了哪里。”

        事实是，约翰什么也没说。虽然鲁达斯第二天天亮前足足一个小时就把骡子带回了牲口棚，但巴洛特先生六点赶来上班，一刻钟后把鲁达斯叫去说他被解雇了。鲁达斯说：“布恩先生知道昨晚骡子不在的。他自己叫我去给他弄罐威士忌来，我早上四点左右给他弄了回来。”

        “我哪儿都没叫你去过，”布恩说道。“他昨晚回来一派谎言说骡子在莫里先生的场地上，我听都没听。我甚至懒得费口舌问他车子究竟在哪，更没打听他昨晚干吗这样急巴巴地要用骡车。我只是跟他讲，今天上午把车拉回来时，在麦克·温布什那儿拐一下，给我捎上一加仑的卡尔·布克赖特大叔威士忌。我把钱也给了他——两块钱。”

        “我是把威士忌给你带回来了呀，”鲁达斯接话道。“不知你怎么处置那酒的。”

        “你带回了半罐蹩脚威士忌，都是些碱啊、红辣椒什么的，”布恩回答道。“你的骡子一晚上没回来，我不知道莫里先生会怎么处置你。至于这威士忌，我要是拿去给卡尔文看看告诉他你口口声声说是他酿的，那可就有你好看的了。”

        “温布什先生那儿离镇上足有八英里，我得半夜三更才能从那儿赶回来——”鲁达斯打住了。

        “是啊，所以你需要辆车，”布恩说。“你居然干脆在镇外找女人鬼混，你现在得搜遍乡下的角角落落才能再找到一扇后窗爬进去。那好吧，你现在有的是时间了；唯一麻烦的是，你得两条腿走着去——”

        鲁达斯面露愠色打断了他：“你说要罐威士忌，我是给你带了罐——”

        “半罐都没满，”布恩说。他又对巴洛特先生说：“作为惩罚，你甚至没必要给他一周的工资。”（当时车夫一周的工资是两块钱，别忘了那是一九○五年。）“他已经欠了我买威士忌的两块钱。还等什么？等莫里先生亲自来开除他？”

        如果巴洛特先生真的准备开除鲁达斯，他们就会给他那一周的工资的。可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就表明他只是因未经允许擅自让骡车彻夜不归而被扣除了一周的工资；下星期一早晨，鲁达斯又会跟其他车夫一起准时出现在马房，而约翰·鲍威尔会照常为他准备好骡车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只是天道命运——闲言碎语——街谈巷议总要让事情节外生枝。

        所以，尽管我一路小跑跟着父亲和拉斯特穿过小巷匆匆赶到广场，还是为时过晚。还没等我们赶到小巷尽头就传来了枪声，一共五下：嗖嗖嗖嗖嗖，就这种声音，随后我们到了广场就看见了一切（出事地点不远，就在艾克·麦卡斯林表舅公五金店前的角落里）。人很多；布恩的确挑了个不乏证人的日子；因为早在那个时候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就已经是大伙赶集的日子了，即使是在五月份，你以为人们会在田里忙着耕种。但约克纳帕塔法县不同。大家都去广场赶集，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有一群人中，汉普顿先生（小鬼怪的祖父，小鬼怪是现任县治安官，明年或许会连任）和边上两三个看热闹的人正在跟布恩搏斗。另一群人中，副治安官把鲁达斯挡在二十英尺之外，鲁达斯看上去想跑不跑、呆若木鸡。还有一群人围在艾克表舅公五金店的窗边。布恩的一颗子弹（谁也不知道另外四颗子弹飞到哪里去了）擦破了一位黑姑娘的屁股，又把那窗户打得粉碎，黑姑娘这会儿躺在路面上大呼小叫，直到艾克表舅公从店里跳了出来用他的怒吼声盖过了姑娘的尖叫声。他对着布恩大发雷霆，不是因为子弹打碎了他的窗户，而是（艾克表舅公当时虽然年纪轻轻，却已是县里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林区人和猎手了）因为布恩在区区二十英尺距离之内五发子弹竟击不中目标。

        一切都进行得很快。彼鲍迪医生的诊所就在街对面克里斯蒂安杂货店的楼上；汉普顿先生提着约翰·鲍威尔的手枪在前面带路，拉斯特和另一名黑人抬着受伤的姑娘上楼，那姑娘屁股还在流血，嘴里还在不停地叫喊，像头被刺了一刀的猪，父亲跟在布恩的后面，我和副治安官则跟着鲁达斯，围观的人群尽量往楼梯上挤直到汉普顿先生转身把他们喝退了。斯蒂文斯法官的办公室就在彼鲍迪医生诊所那条走廊的这一头；我们上楼时他正站在楼梯顶上。于是我们——我指父亲、我、布恩、鲁达斯还有副治安官——就到他办公室等汉普顿先生从诊所出来。没过多久他来了。

        “好了，”汉普顿先生说。“子弹没怎么擦着她。给她买条新裙子”（姑娘被打坏的旧裙子里什么也没穿）“再买袋糖果，给她父亲十块钱，那样布恩跟她就可以了结了。不过他怎么跟我了结，我倒还拿不定主意。”他朝着布恩喘了会儿粗气：一个身材粗壮的人却有一双目光犀利的灰色小眼睛，他的身材跟布恩一样粗壮，只是没他那么高。他对布恩说，“说吧。”

        “鲁达斯他糟践我，”布恩说。“他跟桑·托马斯说我是狗娘养的尖屁股蛋。”

        汉普顿先生转向鲁达斯。“该你说了，”他说。

        “我从没说他是尖屁股蛋，”鲁达斯说。“我说过他是尖脑袋。”

        “什么？”布恩问道。

        “那样更恶劣，”斯蒂文斯法官说。

        “当然是更恶劣，”布恩大喊起来。“大家看见了吗？我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我，一个白人，却不得不站在这儿听凭一个该死的黑鬼骡倌对我的屁股说三道四，听他在五个证人面前说我没头脑。你们都看见了吧？我没有选择因为一切都无可挽回了，无可挽回了。连纠正一下都不行了，因为不管是尖屁股蛋还是尖脑袋，现在一切都没法补救了。”布恩说到这里都快哭了。那张核桃般粗糙坚硬又红又丑的大脸此刻像孩童的脸一样歪七扭八。“就算我从什么地方再搞到一支枪来打桑·托马斯，八成还是打不中。”

        父亲轻快地站起身来。刚才只有他坐着；连斯蒂文斯法官都叉开双腿站在冰冷的壁炉前砖地上，双手插在燕尾服的后摆下就好像现在是冬季，壁炉中生着火。父亲说：“我得回去上班了。那句古谚语是怎么说不务正业的人来着？”他接着又自言自语道：“我要他们俩，布恩和这孩子，立下付款保证书来保证和睦相处。每人一百元怎么样？我来起草。不过我要两份相互作用的保证书，要两份。这两份保证书会一并失效，只要他们两人中随便哪个做出那种——那种让我——。”

        “那种让您不满的事，”斯蒂文斯法官说。

        “十分感谢，”父亲回答道。“他们中只要有一个破坏安宁，契约即刻失效。我不清楚这样做是否合法。”

        “我也不清楚，”法官道。“我们可以试试嘛。如果这样的保证书都不合法，那也该是合法的时候了。”

        “非常感谢，”父亲说。随后我们——父亲、我和布恩——一起向门口走去。

        “我现在就可以回去上班，不用等到星期一，”鲁达斯说。“如果您需要我的话。”

        “不用了，”父亲说。然后我们——父亲和我还有布恩——一起下了楼梯，走到街上。依旧是五月第一个星期六，赶集的日子，不过现在一切仅此而已——那就是说，除非又有一个叫布恩·霍根贝克的人又搞到一支手枪，情况才会发生变化。我们三人沿街往马房方向走着，父亲，我和布恩；布恩越过我的头冲着父亲的后背说：

        “一周一块钱，一百块钱就得干一年加四十八周。艾克的窗我琢磨着要十到十五块钱，还有那半道上杀出的姑娘。我说呀得干上两年加三个月。我已经差不多有四十块钱了。如果我给你这些钱作现款定金，我想你就不会把我、鲁达斯和桑·托马斯关到空马厩里，哪怕只关十分钟，对不？”

        “对，”父亲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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